论1940年代中国文坛的“纪德热”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境遇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0-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6425(2006)03-0021-07
安德烈·纪德(Andre’Gide,1869-1951)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作为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纪德一生著述颇丰。其《背德者》确立了他在文学界与思想界的地位，《地粮》是他影响最大的作品，《伪币制造者》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此外还有《窄门》、《田园交响乐》、《刚果之行》、《乍得归来》、《访苏联归来》、《偶感集》等。纪德的一生以“对真理大无畏的热爱和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与处境”，他的思想影响了西方整整三代人，成为在现实的压抑下痛苦地追求真诚和自由的一个代表。
1920年代初，纪德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国文坛。《小说月报》的14卷1期“法国文坛杂讯”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到纪德的文字，其后的一些研究法国文学的文章中，也有一些关于纪德生平和创作的简单介绍。但纪德的作品已经开始被翻译成中文。据赵景深《现代文坛杂讯》可知，至少在1925年前，穆木天就已经译出了纪德的《窄门》和《牧歌交响曲》[1]。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穆木天翻译的《窄门》和《牧歌交响乐》。
进入1930年代，纪德开始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较为熟识的名字”[2] 454，纪德的作品大量翻译到中国。据粗略统计，约有如下几种：1931年，王了一翻译了纪德的《少女的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5年，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丽尼(郭仁安)翻译的《田园交响乐》。1936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卞之琳翻译的《西窗集》，收入了纪德的《浪子回家》。这一年5月，王林翻译的《浪子回家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邢桐华翻译的《文化拥护》由东京质文社出版，其中收入了纪德的《文化拥护》。1937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林伊文翻译的《从苏联归来》。是年5月，黎烈文的翻译集《邂逅草》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收入了纪德的《论古典主义》，《一件调查的材料》和《邂逅草三则》。此外还有两篇论纪德的文章：法国玛洛尔的《纪德的“新的粮食”》和苏联爱伦堡的《纪德之路》。1939年，施宣化翻译的《田园交响乐》由上海启明书局出版。1940年，上海长风书店出版了绮纹翻译的《刚果旅行》。
除了单行本译著之外，在《文学》、《译文》、《世界日报》、《光明·文坛情报》、《小说半月刊》等刊物上刊登了纪德许多作品的短篇翻译以及外国研究者对纪德的研究文章。如黎烈文译纪德的《论古典主义》、《诗》、《今年不曾有过春天》等；乐雯(鲁迅)译纪德的《描写自己》以及日本人石川涌著的《说述自己的纪德》；陈占元译纪德的《哥德论》、《论文学上的影响》、《戏剧的进化》、《艺术的界限》；徐懋庸译纪德的《王尔德》、《随笔一则》；沈起予译纪德的《我所喜欢的十种法国小说》；卞之琳译纪德的《菲洛克但德》；王然译的《纪德论普式庚》、《纪德与小说技巧》等等。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研究纪德的论文，如沈宝基的《纪德》，盛澄华的《纪德》，允怀的《纪德的生平及著作》等等。1931年留法学生张若茗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作为《中法大学丛书》之一在北平出版，可以说是1930年代纪德研究的最好成绩，然而该书用法文出版，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反响。总体而言，这些文章多数还停留在介绍纪德的生平和创作以及他的最新动向的阶段，对其思想和艺术涉及不多。概括而言，在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纪德被定位为法国“现代一流的老作家”[3]。他们指出，纪德的性格一方面深沉持重，另一方面又有充满明朗阳光的法国南部人的真诚、热情，两者的综合决定了纪德在面对现实生活时的“不安定”和“善变”。在思想意识方面，大家公认了纪德的“个人主义”本质。在艺术思潮上纪德被归入了象征派①，认为他善于表达个人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可以说这些论述大体上把握住了纪德的基本特征。
进入194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纪德热”。这种“热”不仅表现在对纪德的作品的大量翻译，更重要的是人们开始认真研读纪德的著作，纪德的人生道路和艺术创作以及他对生活、对文学的思考对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产生的深刻影响。1940年代的“纪德热”首先出现在抗战时期的大西南。1941年卞之琳为重印的《浪子回家集》撰写译序，次年写作了长文《纪德和他的〈新的粮食〉》。1943年，盛澄华翻译了纪德的《地粮》由“新生备出文具公司”出版，这个译本后来分别在1945和1949年再版。同年，桂林明日社出版了卞之琳翻译的《新的粮食》，他翻译的《窄门》则先由桂林文汇书店出版。1944年纪德的《少女的梦》又有了两个译本，分别是桂林明日社出版的由陈占元翻译的《妇人学校》和重庆作家书屋出版的由金满成翻译的《女性的风格》。1945年重庆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盛澄华翻译的《伪币制造者》。在大学校园里，纪德的作品也引起了不少关注，汪曾祺在回忆西南联大生活时说“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4]。而他自己则“成天挟着一本纪德的书坐茶馆”[5]。
抗战胜利后，“纪德热”进一步扩大了。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纪德。消息传到了国内，各媒体迅速作出了反应，各大报刊的国外新闻版都为这一消息留出了版面，并对纪德其人其事多有概说，不少普通读者给刊物写信要求进一步了解纪德。《益世报》、《大公报》等报纸的文学类副刊则刊发了瑞典皇家学院的颁奖评语和纪德的得奖感言，同时还以大版面介绍和研究纪德的文章，并配有多幅图片。《中国作家》等杂志专门邀请了盛澄华、李广田等研究者和评论家撰文介绍和讨论纪德及其作品。有关纪德的讲座在高校里举行，吸引了不少大学生的视线②。很快，一些出自普通读者和业余文学研究者之手的纪德作品读后感，开始在报纸上出现。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一头衔大大提升了纪德在中国的知名度，进一步推动了1940年代的中国文坛的“纪德热”。
一方面，纪德的作品继续翻译和出版。盛澄华译的《尼日薇》、《幻航》、《答客问》、《意想访问》、《萨加斯海上——幻航之一章》；施蛰存译的《拟客座谈录》；陈占元译的《纪德日记钞》；卞之琳译的《浪子回家集》、《窄门》等都被重印。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大量有关纪德的研究和评论文章，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如卞之琳的《纪德的〈窄门〉》、《纪德的〈浪子回家集〉》，李广田的《说纪德的〈浪子回家〉》，张若茗的《纪德的介绍》、《小说家的创作心理——根据司汤达(Stendhal)、福楼拜(Flaubert)、纪德(Gide)三位作家》，王锐的《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盛澄华的《忆纪德》、《试论纪德》、《关于幻航》、《纪德的艺术与思想的演进》、《安德烈·纪德》、《纪德的文艺观》等等。其中盛澄华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沈从文曾经在给读者的回信中，对盛澄华的纪德研究及其在读者中造成的反响给予积极的肯定[6]。1948年12月，盛澄华将他有关纪德的文章结集为《纪德研究》，由上海森林出版社出版。专集中包括了《安德烈·纪德》、《地粮译序》、《试论纪德》、《新法兰西评论与法国现代文学》、《普鲁及其往事追踪路》、《纪德艺术与思想的演进》、《纪德的文艺观》、《介绍一九四七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纪德》9篇文章和《纪德作品年表》、《纪德书简》两个附录。这部著作可以说代表了1940年代中国文学界纪德研究的最高成就。
纪德之所以在1930年代成为文坛一大热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这众多关注的目光源于纪德的两次所谓政治态度的“转变”。1927年，纪德出版了记述殖民地黑人悲惨生活的《刚果纪行》。该书产生了极大反响，引来了无数非议，同时也得到了倾向社会主义的人群的同情。之后，纪德开始阅读马恩著作，参加左倾青年的集会，并且发表了不少支持共产主义的言论。因为这些言论，纪德成为苏联人的朋友，在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心中占有一席之地。1936年，纪德应苏联之邀以贵宾身份参加高尔基的葬礼。这次实地考察使他对苏联非常失望，回国后他写了《从苏联归来》，对苏联的集权主义、形式主义给予严厉批评。这一次的“转变”又为纪德招来了左右两面的夹击。右派指责他不该去苏联，左派则批评他，认为他诋毁了苏联，是一个“玩弄诚意”的“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是“国际法西斯与托派的很好工具”[7]。但在另一些人的眼中，纪德却是一个试图超越党派纷争，“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8]。他那种“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成见”[9]，完全忠实于自我的思考，令人敬佩。
黎烈文在《邂逅草》的“序”中曾这样评价纪德，他说：“这位忠于自己良心的老人，最近在一本小书里，对于他所寄予同情和怜悯的国家，有着若干苛责，因而引起了许多反感，看清醒像要倒霉的样子；但我读纪德的著作，既远在世人哄传一时所谓‘转向’以前，现在也就不能因为这再度哄传的另一‘转向’而失去对他的钦敬。”这种心态可能反映了大多数纪德作品翻译者的心声，而他们翻译纪德作品的初衷，大约正如鲁迅所说的“作者可靠的自叙和比较明白的画家和漫画家所作的肖像，是帮助读者想知道一个作家的大略的利器”[2]。正因为这次的“纪德热”是由政治原因引起，所以尽管有一些成果，但整体而言还是处于浅显介绍的阶段。
比较1930年代与1940年代“纪德热”的重点便可以看出，1930年代的“纪德热”还处在翻译和介绍阶段，1940年代“纪德热”中，研究的整体水平比1930年代的纪德评论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已经开始了对纪德的创作、理论的消化和借鉴。1930年代的翻译和介绍纪德的参与者身份颇为复杂，既有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有左翼作家。但是，1940年代在对纪德的创作、理论的消化和借鉴中，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更加突出。这些细微的变化向我们暗示了当时中国文坛的“纪德热”的出现并非偶然。“纪德热”在1940年代的出现自然与纪德获得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有关。像纪德这样的作家能够引起众多普通阅读者的关注，应该得益于他此时如日中天的名望。但更重要的是，进入1940年代，中国社会现状以及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存思考和精神境遇，使人们对纪德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纪德热”在1940年代中国文坛的出现，正是因为纪德的人生道路和艺术创作以及他对生活、对文学的思考，为处在1940年代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思考和精神境遇提供了某种启示和借鉴。
首先，作家对纪德的两次“转变”经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果说1930年代人们主要从抽象的政治意识角度来看待纪德的转变，那么这一时期，作家们不得不直面自己“决断”和“转变”的选择时，纪德的经历与他们个人的具体精神生活遭遇到的困境产生了共鸣。
卢沟桥爆发激起了全中华民族的愤慨，人们前所未有地理解了国家命运与个人机遇的休戚与共。在当时国家积弱、日寇嚣张的情况下，积极组织抗日的延安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目光。丁玲、艾青、曹葆华等有着不同文学追求和社会理想的文艺界人士不约而同地走向延安，而后又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有的留在了延安，有的作出了其他的选择，走上了另外的道路。以卞之琳为例，1938—1939年，他从成都转道延安，然后又追随着八路军进入太行山。这一次的延安之行留给他的是《慰劳信集》和《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可是，他只在延安待了约半年，1940年前后，就离开了延安，回到四川。
在许多人眼里，卞之琳的这次行动便是一次“转向”。四川大学校方在获悉卞之琳去过延安之后，便决定将他解聘。其实，卞之琳在1939年底香港《大公报》发表的诗集《慰劳信集》中，是站在民族的、国家的而不是某一个党派的立场上，本着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国共双方的抗战实绩都给予了肯定。对于这一点，曾经热情接待过他的共产党方面也不太满意。但是对于卞之琳来说，无论是去延安还是回到西南后方，他的选择都忠实于自己，是真诚的，只是遵循着个人的情感，没有那么多的政治斗争的偏向。在《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初版(1939年11月)“前言”中，卞之琳说：“去年夏末离开了成都，老远地出去走了一年，主要的也是为的想知道。当我经过西北走到华北去的时候，知道我从前是怎样一个人的都不免惊讶；当我回到四川的时候，忘记了我从前是怎样一个人的就又不免怀疑。其实来去都在我预定计划之内，纵然时间有了长短，路线有了出入，结果也有了歧异。可是我还是我。我坐既未改姓，行又未改名。在抗战观点上来说，则我还是一个虽欲效力而无能效多大力的可愧的—国民。”然而，在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卞之琳承受了来自各方的压力，这时的卞之琳从纪德身上获得了启示。
在《〈新的粮食〉译者序》、《〈浪子回家集〉译者序》、《〈窄门〉初版译者序》等文中，卞之琳反复讨论了纪德的“转向”问题。他认为，从《刚果纪行》到《苏联归来》，在旁观者看来，纪德是在不断“转向”，但是对纪德而言，这却是他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特色。他用“超越前去”的观念解释纪德的“转向”，认为纪德用一种“基督教忏悔式的什么都无隐的精神”，固执地忠实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不断地向着自己的“梦想”前进。因为纪德坚持以自己的内心感受，而不是某一种确定的政治或社会理想为标准，所以他的每一步变动，常常都会“表面上又自然会常常显得前后互相抵触”。对于纪德来说，这种“否定自己”却是“超越自己”，最终得到“对自我的最高肯定”的必由之路。不断“超越前去，这样的进步，不断修正，不断扬弃……本就是新陈代谢的条件”。但是对于那些“立下了确定的标准”的人来说，这样的行为就是“转向”。卞之琳将纪德的思想进程称为“一条螺旋式的道路”，后来又将其概括为“螺旋式进步”。看似不断地改变方向，实际上是走在一条“曲线”上，而且“走快了一点而已”。回过头来再来看看纪德在《苏联回来》和《苏联回来补》里对苏联的评说，卞之琳说纪德“并没有什么恶意，他不过还是取了宗教的忏悔精神、科学的一切公开(tout ouvert)的态度”，是根据一个天真的童心而采取的“真挚的行动”[10]。
卞之琳为纪德的辩解，既是在解说纪德，同时也可以说是夫子自道。他认为纪德的所谓“转向”问题，不过是“某一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某一历史阶段的现实问题”相互交叉的结果。纪德为了“追求光明”的理想走向了苏联，然而当他在苏联看到了存在的诸多问题之后，他那颗“忠于自我感受”的心便促使他不得不把这一切公布出来。他在主观上没有抹杀“寻求光明”的共产主义阵营的企图，尽管在客观上可能引来社会对于共产主义的误解。由此，卞之琳得出了一个结论：艺术家如果要参与现实的政治活动，必须“沉下心来专心一意地追随或领导政治、政策、战术、战略”，如果“还是根据了一颗天真的童心或者相反的一种超然的艺术态度，在现实里若不是全然无用就是出乱子”。换句话说，如果无法放弃“天真的童心”或者“超然的艺术态度”，艺术家便最好放弃参与现实的政治工作。对纪德“转向”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卞之琳的生活道路。离开延安后的卞之琳将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获得的新的理念表现到他的创作中，真诚地拥抱着祖国大地，努力要将“小我”融入到“大我”之中。在小说《山山水水》的一章《海与泡沫》中，卞之琳以两个相互对立的意象“海”与“泡沫(浪花)”的关系来说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海”是“集体操作”、“没有字的劳动”，是集体的象征；“泡沫(浪花)”则象征着知识分子的“个体”的思想。思想“是漂浮在海面上的浪花”，但“海统治着一切”，“浪花还是消失于海”的。崇尚“集体”的价值和意义，压抑个人化的思考，构成了小说主人公的自觉追求。尽管有着“寻求光明”和“进步”的心，却也无法抹杀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对艺术的“真诚”。因此在努力将“小我”融入“大我”的同时，他始终醉心于对抽象诗性的追求，无法摆脱艺术家“表现自我”的冲动。这时的卞之琳面临着与纪德相近的处境。纪德在两次“转向”后招来的政治和舆论上的压力众所周知，在政治和军事斗争日益激烈，文学“一体化”进程渐趋紧张的情势下，卞之琳将会遭遇到的命运我们似乎也由此可以预知。于是他最终选择了退让，1950年代初期，在更为彻底的思想改造之后，他亲手焚毁了小说稿《山山水水》，将他的后半生投入到了外国文学的翻译、教学和研究中。
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外，纪德在文学艺术上的探索同样吸引着人们的目光。193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阅读的是纪德前期的作品，如《浪子回家》、四种《解说》、《窄门》等。到了1940年代，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纪德后期的作品如《新的粮食》等，并对纪德的文学理论也给予了关注，对于纪德作品的认识也出现新的取向。193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把纪德列入象征主义作家的范畴，关注的是纪德作品中对完满的观念世界的寻求和马拉美式的神秘和晦涩③。到了1940年代后期，历史进入了一个光明和黑暗决战的关键时刻，“把握整个时代的声音在心里化为一片严肃”概括了整个时代的氛围和精神[11]。超越境界狭小的象征主义，走出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更多地把握现实，走向大众成为人们新的追求，正如刘西渭所说“用文字曲曲折折把事物拟出，因而陷入晦涩的微妙阶段，究竟不是中国这个茁壮的时代(我们直着嗓子喊还来不及，如何可以磨着性儿兜圈子)所能够允许的”[12]。这时，后期纪德走入人们的视野，纪德也由“象征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超越象征”的探索者。
卞之琳反思象征主义，认为“象征的过失是偏重自己而不显示真理，即以辞害意”。他批评纪德早期的著作以“遗世独立的马拉美式的隐逸主义”，把“美学与伦理学的说法打成了一片”[13]。冯至则节录了纪德批评象征主义的一段话，作为他对诗歌将来的发展提供的建议之一：象征主义者“对于人生太少好奇心……诗在他们变成了避难所；逃出丑恶的现实的唯一去路……他们只带来一种美学，而不带来一种新的伦理学”[14]。可以说，对纪德作品的认识，从关注象征主义因素进入到重视超越象征主义因素的阶段：
“纪德初期的作品是浓重地受着象征主义派的影响的。但纪德始终认为象征主义的天地太窄。象征主义派不够对生命发生惊奇，因此它徒有新的美学观，而无新的伦理观……象征主义派作家由于反抗写实主义而同时也反抗巴那斯派(Parnasse)乃以叔本华(Schopenhauer)作为他的哲学背景，而把生活中的五光十色都只认作是偶发事件，因而他们是背向现实的。他们的作品中缺乏某种人性的感动。美则美矣，但美中永远脱不了某种苦味。因此《地粮》的另一企图是想把文学从当时‘极度造作与窒息的气氛中’解放出来，‘使它重返大地’。”[15]
盛澄华用“重返大地”一词准确地概括了纪德从象征主义的超验和玄想中清醒过来，开始正视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标志着纪德彻底摆脱临水自鉴、自我观照的情绪，获得了全新的自我。联大学生汪铭竹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于是从憧憬之高塔跌下了，/纪德深深诅咒，自己着了魔。/眼光失却了新奇的感觉，忘了蝶。/忘了长柄的捕蝶。/终于他冲出谎言的黑屋”[16]。
然而，在走向现实、进入“社会化的时代”的同时，纪德并没有彻底抛弃自我，丧失自我。纪德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和斗争，他思考、观察和尝试，以无比的勇气实现了社会和个人这二者的转化：
他索性抛开自己，毅然决然地走入于千回百折的人生迷途；并能乘兴之所至，偷着窥看他人的生活秘密。然而当他认为已经离开了自己，并且忘掉了自己的时候，他却很惊讶地发现出来，与他自己相同的人物亦是好的，原来他与他们，本具有同样的志趣，嗜好，性格，热情和处世的方略。又因为在此时期，他的经验已经更为丰富了；他的学识已经更为渊博；他的眼光，也因此而更加锐敏。所以他能看见别人所从未注意过的事实，他能发现人生中所隐藏着的意义。他还能寻出一切人生必然的法则与认清社会的复杂的背景。因此，他的宇宙观比着往昔更为扩大，而他的生命也得到一个雄厚的表现[17]。
象征表现与现实视域有机综合，获得了最丰富和多元的自我。“唯有把个人从他的小天地中解放出来始能完成个人最高的人性”，在“否定自我”的过程中完成“自我肯定”，在“弃绝自我”之后“充实了自我”[15]，纪德的个人主义深深植根于大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卞之琳称赞说纪德“不仅是代表了而且是启发了一个时代”。这种综合了美学观与伦理观、艺术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的理想，也正是1940年代后期这批自由主义作家的追求。纪德启发人们去思考在时代与艺术之间建立谐和的关系的一种可能：“惟有表现时代的艺术品才有永久性，不错，可是也就在它表现到时代的深处，不再表现了瞬息万变、朝三暮四的浮面，而在表现现象，以意识到本质的精神”[10]。
此外，纪德的“思想必须与表达它的形式有一种完美的配合”[15] 的平衡理论与“纯小说”观念被引介进来。“思想必须与表达它的形式有一种完美的配合”的平衡理论，在他的文体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他用象征派的音乐流动式方法来组织字句，这些字句“像浮在水流里的木片，被一浪折下去，过了一程，又出现了，也就像编制的阿拉伯花边，意象相依相违，终又相成，得出统一的效果，有些字眼与意象显得是重复的，可是第二次出现的时候，跟先一次更不一样，另带了新的关系，新的意义”[18]。另一方面，这种流动式的字句组合方式与思想曲线的流动性相合，恰恰展示出了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种表达方式既体现出人性的真实，又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和思考。盛澄华总结说：“纪德作品大体可说是刚性的思想配合了柔性的艺术。他的艺术中并无咆哮和呼号，自然更无口号。他以纤净峻严的文笔道出了人生的诸问题。他作品所发挥的力量是内在的。它引起你的饥饿，引起你的焦渴；引起你的不安，使你发生疑问，从而进一步激发你去作进一步的探究与思索。假定一般作家的作品着重于‘解答人生问题’，纪德的，则是‘提出人生问题’。他的每一作品几乎都代表一个问号，‘使你苦恼，正是我的本务。’他曾说。从否定作出发的纪德，其精神却是勇往地肯定的……”[19] 纪德这种富于“灵性的热烈与感官的富丽”的文体，对卞之琳等作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直到1980年代卞之琳在谈到纪德时，仍然对纪德的文体表示了极大的赞扬。而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小说家汪曾祺，则在纪德的要求取消小说中的情节、结构等一切非小说成分的“纯小说”观念的启发下，构建了他的短篇小说理论，提倡建立一种将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的文体优势有机综合，全面呈现生命个体真正的生活状态的新的小说结构方式[21]。
1940年代中国文坛“纪德热”的出现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可以说他既与处于抗战背景和国共斗争的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困境相契合，同时也与这一时期文学界探索新的文学表现方式，努力追赶世界文学发展脚步的追求息息相关。1940年代，中国文坛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出现了一个全面复苏的阶段。了解和认识当时西方世界的文学发展前景，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状况为潜在背景自觉地去思考和理解这些创作，是这一时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引进的一个重要思路。1945年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卞之琳便是怀着这样的希望，来组织学生翻译6种英文小说的④。尽管卞之琳说自己的目的是要“藉此在国内翻译界多少树立一点严正的标准与风气”[22]，但他为每一个译本所作的序言却表明了他的目标在于要为中国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参考，促进小说表现方法的“多样性”[23]。纪德与里尔克、艾略特、奥登、吴尔芙、卡夫卡、契诃夫等正在西方文学界发生重大影响的文学家，吸引了大家的眼光。这些关于西方现代作家作品的译介和评论，几乎与当时的世界文学艺术发展潮流相平行，显示了中国知识界对于世界文学艺术发展趋向的高度敏感，而这些译介和评论也为中国的文学家们提供了更系统也更明晰的参照系，启发他们去尝试文学创作的各种可能。
左翼文学界对1940年代“纪德热”的出现并不满意。他们基本上延续了1930年代的政治意识角度，给“纪德热”泼冷水，同时也对所谓“纪德的信徒”提出批评。他们分析纪德的“个人主义姿态”，认为他所反抗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市侩的颓废，特别是文化概念上的，所谓社会的伪善，所谓文明的丑恶，所谓宗教的堕落”，然而他不能也不愿看见“出现代替着要不得的一切”的力量[24]。思想根源上的问题也使他的文学思想有了错误，他“把生活上升转化为观念，然后再用他的观念编造成艺术，……掉进了知识分子的传统，游离了生活”[25]。归根结底，纪德只是资产阶级中苦闷的知识阶层的代言人，推崇纪德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是有害的。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凸现，左翼文学界加强了对文艺界、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在文学“一元化”进程中，1940年代的“纪德热”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批判，其“办刊方针、指导思想”代表了“至少是中共主管文艺的一级党组织的意志的”[26] 刊物《大众文艺丛刊》，于1948年7月的第3辑刊登了灵珠的《论纪德》。在这篇文章里，纪德被称为“寄生在那都市里许许多多招摇撞骗的江湖文人”中的一个“典型”，“投合了享乐的、纵欲的、堕落的巴黎布尔乔亚社会的胃口”，而纪德研究者和评论者也受到了同样严厉的指责：“在今日人民翻身，开始清算法西斯的余孽的时代，像纪德这类作家，就早该给时代的洪潮淹没，无声无息的灭亡了。但是居然还有些人要替他捧场，要利用这些伪自由的甚至是堕落的思想，好去麻醉别人，于是借了这奖金事件，大肆渲染一番。”[27] 这篇文章如同一个风向标，向我们昭示了纪德在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所处的命运，而1957年《译文》第9期中刊登的《揭穿纪德的“真实”》一文则是这一命运的一个具体展示。
注释：
①如发表在《文艺月刊》1936年第9卷第4期的刘蓥的文章《法国象征派小说家》，就明确地将纪德划入了象征派小说家的范畴。
②如1948年初，盛澄华就曾为北京大学文学社举办题为“纪德的文艺观”的讲座，讲稿刊登在1948年2月1日和8日的《华北日报》“文学”副刊上。
③参见卞之琳的《纳蕤思解说·译者附记》(《文季月刊》，1936年1卷1期)、刘蓥的《法国象征派小说家纪德》(《文艺月刊》，1936年9卷4期)、沈宝基的《纪德》(《中法大学月刊》1936年4月刊)等文章。
④卞之琳组织翻译的六种小说包括班雅明·贡斯当的《阿道尔夫》，亨利·詹姆斯的《诗人的信件》和《螺丝扭》，大卫·加奈特的《女人变狐狸》，桑敦·槐尔德的《断桥记》，凯瑟琳·坡特的《开花的犹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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