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模式选择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镇化论文,中国农村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就地城镇化是我国农村必须经历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小城镇是中国推进城镇化的一条现实有效的途径。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但不同时期政策着重点有所不同，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重提小城镇问题时，侧面应用了“大战略”的概念。2004年2月8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标志着国家重新把“三农”问题放入了国家战略目标。而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以城乡统筹、产城互动、和谐发展等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又把战略重新调整为“城镇化”。随后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突出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重要作用，指出“增强产业集聚能力和要素吸引能力”、“培育发展若干新的城市群”，以及松绑“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支持城镇化建设。 中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加快期，国情决定部分农民必然就地城镇化。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关键时期，也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机遇期和问题凸显期。2014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但户籍人口比重却不到3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水平，我国人口城镇化还任重道远。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造成城市中的“新二元结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从2000年的10.5个百分点扩大到2013年的17.7个百分点。同时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 894万人，比上年的26 261万人增加633万人，增长2.4%。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很可能将有3亿农村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现有城镇数量和城市容纳能力都远不能满足如此巨大的人口转移要求，国情决定部分农民必然就地城镇化。 中国复杂多样的区域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必然造成城镇化的差异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就地城镇化既要借鉴国内外建设经验，也要立足当前农村现实，选择适合当前农村发展的科学模式。当前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差距太明显，表现在区域上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或不协调，而区域不平衡表现在城镇化上就形成多元城镇化模式。在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问题上，不能强求一致，而应该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具体分析资源状况、产业基础、人口和其他要素聚集现状、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等，进而针对区域特点选择各自适宜的城镇化模式。而大项目驱动、外资带动、社会慈善、产业发展、人口流动等城镇化的动力和诱发因素，都可能混合和组织进城镇化发展模式中，何种方式的组合产生更好的整合效益是我们必须重点研究的。 “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模式选择研究”至少包括两重含义，第一是研究中国就地城镇化战略，第二是探索就地城镇化的模式选择。对于第一重含义，以往的研究涉及比较多，鉴于大批量农民工城市的无法融入，本论文认为中国国情决定部分农民必然就地城镇化。而对于第二重含义，以往的研究并不多，本人认为实际情况决定了一些具体的就地城镇化模式，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条件应采取多种的、有差别的城镇化模式。本文共五部分，第二部分为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模式选择的相关文献综述，系统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提出了主要研究内容；第三部分为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条件，对就地城镇化相关概论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就地城镇化模式的多元化性质，论证了就地城镇化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基本条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面临机遇和挑战；第四部分为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不同模式的比较分析，以中国农村自然环境及经济社会背景为基础，科学划分了农村就地城镇化模式，分析了各模式的动力机制和行为特征，并分别选取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第五部分为结束语，包括基本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 一、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模式选择的相关文献综述 欧美工业化和城镇化起步远远早于中国，国外大多学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于19世纪就已开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西班牙工程师塞达(A.Sedra)在其1867年出版的《城镇化的基本理论》，首次提出“城镇化”概念。刘易斯通过大量的调研研究建立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在其1989年出版的《二元经济论》中。托达罗在批判刘易斯模型缺陷的基础上建立了托达罗模型。拉尼斯-费景汉对劳动力流动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建立了农业劳动力流动的三阶段论(谭崇台，2005)。二是关于城乡统筹和一体化的研究。城乡统筹的研究最早源于19世纪，西方国家社会经济依靠的主线即城乡一体化思想。霍德华用“城乡磁石”概念，主张用新社会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旧形态。道格拉斯·诺斯以非洲与亚洲为对象描述了城乡空间发展过程。三是关于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区位理论如杜能、马歇尔等认为，人们经济行为是理性的，空间区位及经济活动的最终组合会促进城镇的出现和发展壮大。而佩鲁、弗里德曼等非均衡增长理论学者指出，城镇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不可能同时进行，而必须率先发展。新经济地理学者如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等引入新贸易理论，从报酬递增、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路径依赖角度剖析了城镇形成和发展。总之，国外上述理论对本文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基于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国内学者对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城镇化与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间关系研究也越来越多。一是关于城镇化内涵和路径的论争。曹宗平(2005)认为城镇化内涵分广义和狭义，广义指城镇化的目标、战略、速度、实现途径及相关方针政策的总称，而狭义指城镇化途径。杜闻贞(1987)认为城镇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物化的城镇化和无形的城镇化。二是关于城镇化评价指标和方法的论争。倪鹏飞等(2013)在其出版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丛书中，构建了特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中国各城市进行了系统评价和排位。魏后凯等(2013)从城市质量、城镇化效率、城乡协调等维度，对中国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三是关于城镇化动力机制的论争。大多数学者都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角度进行概括(张庭伟，1983)。从自身动力和外力推动研究了外向型经济推动，包括外资带动型、外贸激发型、旅游促动型等(薛凤旋、杨春，1995)。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一直是政府导向的(陈甬军等，2001)。四是关于城镇化影响因素的论争。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动态的现象，其发展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其也是多种因素互动的演进过程。全越敏(1998)认为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在城镇化中共同作用。五是关于城镇化模式选择的论争。早期普遍认为，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益有着客观联系，并形成了大城市模式、中小城市模式、小城镇模式等。后来学者们逐渐关注小城镇的发展缺点，柯淑娥(1996)认为小城镇战略是城乡隔离制度的产物，主张以大城市为主导，大中小城市全面发展。李强、陈宇琳、刘精明(2012)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和发展趋势，划分了开发区、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中央商务区等城镇化模式。 迄今为止，对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还缺少清晰的理论分析，缺少模式选择的理论或范式总结，虽然学界试图对就地城镇化做出划分，但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和小城市论只不过是从规模上做出的分类，农业推动、工业推动和服务业推动等也是从产业视角做出的分类，等等，对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模式选择的特殊性明显不足。农房改造集聚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从“农房改造集聚”视角剖析模式选择的独特性，更加尊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效促进了政府、企业、民众等的良性互动，以实现农村发展和城镇化的公平正义。 二、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条件 (一)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 对就地城镇化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和界定，剖析出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为中国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模式选择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和依据。 1.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并不等同 “城市化”还是“城镇化”存在分歧，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化”即“城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观点，但大多持前者看法，且认为叫“城镇化”比较准确。国内权威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和许多政府文件多用“城镇化”，近期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也用了“城镇化”而非城市化。而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城市化与城镇化是不同的概念，并从农村研究视角出发，以我国当前“市”和“镇”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为依据，认为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化”到城市里去，而城镇化是将农村人口吸引到小城镇，城镇化有矮化农村、农民之意。本文认为，城镇化就是乡村变成城镇的一种复杂的过程，城市化与城镇化其实是同一概念：一是镇与市都是城市型居民点，发展规模和水平高低差异不是区别。镇的发展历程是人口的非农化和经济要素地域的聚集，这与市的发展历程一样，只是镇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域上；二是城市化或城镇化是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新的城镇，已有的城镇不断发展壮大向市挺进，发展规模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壮大。镇在中间起到了传递作用，将城市的带动作用传递给农村地区，因而不能忽视镇在其中重要作用这一环节；三是城市化并不是要消灭农村，而忽视建制镇的作用，也不是指将所有农村人口转移到市里面去，而是要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 2.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相对应 城镇化本质就是农村传统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转变，进而促进城镇空间结构逐步优化、城镇体系逐步完善、城乡关系日趋协调。就地城镇化是相对于异地城镇化而言，即农村农民不向大中城市流动，而是以中小城镇为依托，在原住地一定空间半径内，在原有的居住地或附近区域，通过传统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就地”的另一层含义是“就近”，包括本乡镇或本县范围，城市近郊的农民迁移到就近城市，但一般情况是指前两种情况。农村就地城镇化打破了以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按照城市化的生产性、规划性、多元性、包容性特征，建设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生产生活设施等，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民职业非农化，创造城市文明和农村文明融为一体的新型城市文明，农民享有城市相近公共服务和医疗社会保障，过着现代化而又具有乡村特色的新生活。中国传统城镇化道路不重视农民利益，大量土地、农村生产要素被少数人垄断，大批量农民流入城市但却无法融入，虽然城市化率显著提高，但造成了更多生活在痛苦边缘的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传统城镇化道路是不合适的，我们必须倡导就地城镇化，重点体现人的城镇化内涵。 3.城镇化模式分类的多元化性质 一是按照作用主体分为政府主导、集体推动和农民自发模式。政府主导模式，指以政府作用为主、市场作用为辅的开发模式。集体推动模式，指集体经济组织充当中介，鼓励农民流转出部分或全部宅基地使用权。二是按照土地开发分为联合、开发区和国有用地整合模式。土地开发公司与村集体通过协议方式组建股份公司，获取租金作为管理费，村民分红统一支配，而集体土地转为国有用地的，将以股份公司为中介，部分作为征地款返还给各管理区和村民。三是按照产业发展分为乡镇工业、旅游、地产、外资等模式。乡镇企业到城市中去开拓自己的市场要花更高的成本，乡镇企业便依托小城镇自己建造市场。旅游产业带动模式，该模式的建设实践遍布全国并取得很好成效，城市腹地的普通村镇也有“农家乐”的旅游资源。四是产城互动关系分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超前和滞后模式。欧美国家同步型的城镇化模式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重视市场机制作用。拉美、非洲等国家长期受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城镇化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水平，但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五是按照规模分为小城镇、大城市和多元化模式。通过小城镇以及使农村剩余人口就地转化从事非农活动提高城镇化水平，也可以说是分散型城镇化模式。六是按照空间布局分为紧凑多中心、项目带动、生态主导模式。有效限制城市蔓延的弊端，通过密度控制可以减少出行、实现城市的紧凑发展，进而提出了紧凑多中心空间结构模式。 (二)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模式选择的必然性 就地城镇化对落后农村地区显得至关重要，而恰恰这种模式的城镇化，是比较符合现阶段中国农村特点的。就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是互动的，两者有效结合才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性措施，才能更好促进城乡一体化。 1.就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相互关系 中国的城镇化不能走欧美国家道路，13亿人口的庞大数量也决定了短时间内无法把大部分农民集中在城市，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必然也只能就地城镇化。农村和城市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两大地域，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必须注重两个实体的协调发展(佟志华，2008)。新农村建设和就地城镇化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具体表现如下几点：一是新农村建设为就地城镇化提供最基本的物质动力。就地城镇化推进农业人口逐渐转为城镇人口，农业生产逐渐提升为非农产业，农村地域成为城镇区划范围，城镇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不断增加，同时对农产品的需求随之大力增加，为满足城镇的需要，必须大力提高农业生产率；二是农村教育投入提供合格的劳动力资源。教育基础设施向农村倾斜，提高农村知识文化和职业技能水平(张文成，2005)，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大量高素质劳动力，满足了城镇化建设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高的要求；三是就地城镇化为农村提供支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加强了城乡联系促进城乡资源有效流动，客观上带动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刘红利，2012)；四是就地城镇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中国国情决定部分农民必然就地或就近城镇化，而城镇化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返乡创业带来了城市生活理念、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等，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经济基础。 2.异地转移的局限及就地城镇化意义 异地转移的局限。一是我国农村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都较低，选择职业的范围受到限制；二是人口流动的不确定性最强，不利于流入地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也给社会宏观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三是剩余劳动力虽然从农业转移出来到非农产业，并没彻底脱离农业，往往具有农与非农产业兼有的特点(黄季焜、Scott Rozelle、解玉平等，2002)；四是当今我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城市就业情况不容乐观，大批工人下岗分流，城市失业严重；五是就业信息不对称，农村劳动力获得信息能力较弱势，不利于保障劳动力的合法迁移；六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平衡性极大地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异地流动，不利于城市迅速找到自己满意的职业岗位。 就地城镇化的作用。一是就地城镇化带动乡村工业和乡村人口由分散走向集中，为农业产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张朝武，2006)就地城镇化有利于将规模巨大的农村市场变为现实；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是当前农村城镇化的着眼点，但只通过异地转移促进我国城镇化是不现实的；三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造成城市和农村日益分化，城乡发展失衡，协调发展难度加大。户籍制度及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的系列相关福利制度改革存在巨大阻力；四是传统进城城市化的影响，就业、住房、交通、上学、医疗、社会保障等使得城市不堪重负；五是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农民工进城无房住、农村房子无人住、农村土地资源浪费问题凸显。就地城镇化让农民工就地成为市民，避免“空心村”的进一步恶化(宋学宝、孙方凯，2013)。 3.就地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和可行性 一是现代交通设施高速发展，通信技术迅速普及。国家财政支农支出额不断上涨，加强了对农村基础设施财政支持。2013年农村宽带接入用户4 737.27万户，同比增加近660万户，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交通通信消费支出796元，同比增加144元。二是城市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向农村区域广泛传播。农民工是城市的弱势群体，经常遭受不公平待遇，迫使他们开始寻找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利，返乡创业农民工传播先进的政治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改善了农村社区政治环境。三是农业产业化不断推进，农民职业非农化加快。乡村就业人员数第一产业比重逐渐降低，农用机械总动力显著提高，2012年达到10 255.9亿瓦，同比增加了482.4亿瓦，其中大中型拖拉机增加了445 929台，联合收获机增加了165 113台。四是农村投入增多，农村基础设施、文教卫等完善。2013年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机构)学校数89 014所。延长了农业产业链条，实现了农业产业发展的合理分工。返乡农民工具有更多的技术优势，促进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返乡创业农民工将小农户与大产业、小生产与大市场进行有效的对接，有利于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促进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拓展了农村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空间(巩前文、李瑾、孙国兴，2008)。 (三)农房改造集聚视角对城镇化模式选择的引入 1.农房改造集聚视角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一是有利于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农房集聚改造压缩道路、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占地面积，实现了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曹世海，2011)。利用建设用地指标将城镇和农村建设用地进行置换，加快了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康国晓、张永庆，2011)。二是规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管理。加快所有权变更，促使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国有建设市场，规范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土地资源的紧缺成为制约流转的主要障碍，农民享受城市化进程成果的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康国晓、张永庆，2011)。三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利用城市资源、盘活农村土地，引导劳动力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四是基础设施均等化、改善民生。分散居住的现状造成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城市公共服务很难向农村延伸，农房改造集聚从源头上避免资源财富的浪费，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加快现实资产转变为创业创新资本(陈德荣，2009)。五是加快实现农民城市身份的转变。通过宅基地换房，脱离农村住宅，住进城市新居，变成城镇居民。在建筑功能上，保留原生态景观；实施垃圾不落地管理，注重维护城镇环境卫生；加快医院、老年公寓、幼儿园、文化广场等配套设施建设(曹世海，2011)；合理布局居住、服务、就业功能区。 2.农房改造集聚促进城镇化的现实条件 一是农村空心化严重。农村宅基地面积超标和“一户多宅”现象大量存在，劳动力转移后原有的宅基地或出租或废弃，“空心村”现象则更严重。不外出打工难以得到高收入，成为城镇居民又达不到城镇的平均水平，而且默默承受城镇的高消费。二是公权和私权的矛盾。宅基地是由集体所有并分配与集体成员使用的一类土地，集体可以无偿地将之收回，地是福利、房是私产，二者的实物形式又无法分离。缺乏统一的和明确的管理，大部分村落的布局呈现点状分布的自然状态。三是宅基地被大量闲置。农村迁徙到城市居住就业，导致当前农村居住情况的结构性变化，原有的农村聚落尽管已无人居住，却并没有自然消亡。我国建设用地分割为城市和农村两个相互独立的市场，宅基地隐性市场日渐活跃。在利益的驱动下，许多农民对原有农宅进行新建、翻建，城中村现象已经出现。四是住宅财产功能的提升。将农村居民整村搬迁公寓式住宅，提供城市拓展的空间。住房已成为城市居民最重要的私有财产，宅基地政策是福利政策，对农民来说却是一种财产性权益的制度损失，极易形成两地都不好的局面；五是全国先行经验借鉴。自中国2004年宅基地置换工程实施以来，各地纷纷积极参与实践(田莹莹，2013)。2004年7月上海开始实施郊区宅基地置换试点，共包括15个试点镇(张正芬，2008)。 三、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不同模式的比较分析 实际情况决定了一些具体的就地城镇化模式，而实施农房改造集聚建设是城乡统筹的切入点。以农房改造集聚为视角将农村就地城镇化模式划分为房地产商开发模式、企业发展带动模式、集中居住或项目统筹模式、村集体筹资建设模式、政府保障性住房模式、偏远农区(中心村)建设模式和慈善组织资助模式七种类型，另外，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导模式，也存在混合模式，并分析了各模式的动力机制和行为特征。 (一)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的七种模式 一是房地产商开发模式。城镇化离不开房地产，房地产业不是孤立的，一定程度上受到城镇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房地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也促进了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地产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拉动内需、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生活和消费能力(王鹏，2012)。但当前中国房地产表面的虚假繁荣并不能够掩盖规划缺失、土地滥用、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不足，地产的社会负效应正在不断凸显。 二是企业发展带动模式。企业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从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转移，发达地区大型企业纷纷将企业分部向周边农村地区迁移。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给我国农村城镇化带来了重要影响，而很多农村地区基于这种影响纷纷采取优惠政策以吸引企业的入迁。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重新集聚和变化，表现为农村城镇化规模的扩张和发展。 三是集中居住或项目统筹模式。农民集中居住即把分散在农村居住的农民集中到新型社区居住，新建居民小区或对原始居民点进行整合(田秀美，2012)。农民集中居住起源于2001年苏南发达乡镇解决“空心村”的尝试，此后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纷纷开展尝试。各地因自身条件不同在建设方式、建设主体等存在较大差异。 四是村集体筹资建设模式。国家出台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但房价上涨依然过快、供应结构不合理、住房保障体系不健全、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与住房需求过度、供应方式单一、地方政府投入不足及调控执行不力等相关。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实现居者有其屋，集资建设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安排。 五是政府保障性住房模式。政府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满足其最基本生存需要，依据相关的政策法规，向这些特定人群提供具有限定的居住标准、购租条件和支付水平的住房(曲玉国，2009)。保障性住房是与商品性住房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但一些地方政府在大力推行城市住宅市场化的同时，出现地方政府在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的行为。 六是偏远农区(中心村)建设模式。基于经济、社会、人口等因素的发展要求，在现有自然村分布的基础上，将几个村落合并具有居住、商业、服务和基础教育等功能的村落。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农村居民点分布以姓氏或宗族聚居方式为主，随着70年代“农业学大寨”的展开，许多地方开始新农村建设。当前乡村人口转移并未与农村居民点用地缩减相挂钩，“一户多宅”现象非常突出。 七是慈善组织资助模式。慈善事业是现代人类社会文明体现，是发扬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是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蕴藏着巨大的慈善潜力，加快完善中国农村慈善事业动力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慈善事业运行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慈善事业政府职能履行所遭遇诸多困境，同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慈善事业也有相当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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