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重构：读《体育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构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历史比较法，研读了《体育之研究》，以求反映20世纪初，毛泽东对现代体育的认知和对中西体育文化的态度。青年毛泽东在全面论述体育的基础上，就体育的功能、体育在人生中的地位、体育锻炼原则等发展了前人的认识；在中西文化冲突的情况下，他选取了求同存异的文化取向，以时代精神为纲，广泛而有选择地吸纳中西体育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进行了文化重构的努力。《体育之研究》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文化启蒙与文化重构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体育之研究》 启蒙 重构
1 《体育之研究》对体育的几点新认识
《体育之研究》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超越了前人。
1.1 提出了体育功能递进论
20世纪初，相当一部分教育家受二元论的影响，将身心关系人为地一分为二，提出了“静的体育”健心，“动的体育”健身，把健身与健心机械地割裂开来。《体育之研究》指出：“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以下未注明出处引文均引自《体育之研究》）指出了体育具有强健身体、增加知识、调适情绪、磨砺意志的作用。作者使用了“至于……因而……因而……因而”的语言结构。”这表明青年毛泽东把“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视为一个发展过程。以强筋骨始，以强意志为最高境界或最终追求目标（体育之大效益由在此也）。“强筋骨”与“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不是本质与非本质的关系，也不是相互独立、并列的等同关系，而是一个递进发展的辩证关系，这一认识把对体育的理解，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当今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提出了“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
青年毛泽东没有停留在教育学的范畴内去认识理解三育关系，而是从人的发展和追求人生价值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去认识理解体育在人生中的地位。从而提出了“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他认为，意志品质是确定人生事业的前提，而“体育之大效”在于“强意志”，各种意志品质“皆可于日常体育”打下基础。不仅如此，他还说：“实现自我，即充分发达自己的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者。”[1]这反映出青年毛泽东不仅把体育视为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还把体育视为个人修养的过程与实现人生理想的基础。同时，也反映出青年毛泽东不仅仅把体育视为教育、生活的一种手段，还把它视为完善人格或完善人生的过程，强调了体育是伴随人生的一种生活方式，超越了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单纯手段论。
1.3 提出了“应诸方之用与锻段一己之身不同”的重要命题
《体育之研究》在论述选择体育锻炼方法时，强调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由是，针对个体的身体锻炼，毛泽东主张“运动之方法贵少”。他说，体育锻炼的效果不在于眩人眼目的花架子，而取决于踏踏实实的一招一式，取决于将一种方式的练习持之以久。如果今日一法，明日一式，而不相承接，其效果必将受到影响。从而提出了“应诸方之用者方法宜多，锻一己之身者其法宜少”的体育运动方法的选择原则。这里涉及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应诸方之用与锻一己之身不同”。文章指出：“浪桥所以适于航海，持竿所以适于逾高，游戏宜乎小学，兵式宜乎中学以上，此应诸方之用者也。”即把各种专门技能培养和体能发展概括为“诸方之用”，以区别于以强健身心为目的的体育锻炼。这一命题表明青年毛泽东已经将个体的体育需求与社会的体育需要作了区别，将个人的身体锻炼与职业或专门的体能技能训练作了区别，将实现个人修养的体育生活与服务大众的体育社会活动作了区别。
《体育之研究》在我国体育由以军国民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德日体育体制占主导地位向以自然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英美体育体制占主导地位转换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启蒙意义。它反映出中国人对体育的认识跳出了练兵、尚武的直接功利观念的束缚，从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上去理解体育的本义和作用；反映出中国人已经以体育本身为研究对象，开始探讨体育自身的特点与发展规律，体现了中国人对体育这一社会现象的新的理解与新的认识。其基本观点，至今仍不乏其现实意义。
2 《体育之研究》对中西体育文化的整合
面对体育界“全盘西化”与“体育国粹化”相对立的极端主张。青年毛泽东一方面指出东西方文化传统对体育理解的差异，同时也指出东西方体育在本质上的一致，将其视野投向寻求中西文化的兼容性，在时代精神的引导下，整合中西体育文化。这在《体育之研究》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2.1 对传统道德模式的改造
毛泽东称体育为“人类自养其生之道”（注意：是生命的“生”，而不是身体的“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养生之道的“生”，决不仅仅是指单纯的生物体，即人的身心，而是涵括了生命、生活、人生之意义。“养生”被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他继承了这一传统的命定，不仅把体育视为改善体质、延续生命的手段，而且也视为一种健康的生活，视为完善人生必不可少的过程。这显然与当时西方所理解的体育存在一定的差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既是人们追求的人生目标，也是完善人生道德的自我超越过程。这一传统形式在青年毛泽东那里得到了充分的继承，但他却依据人文主义的道德原则，赋予这一道德范式新的内容和新的评价标准。他曾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使无个人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也。”[2]因此，“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3]“实现自我，即充分发达自己的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者”。[4]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得出了“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的结论，主张实践由强身进而强国，由个性解放进而民族解放的道德式。“克己复礼”的封建道德内容和以“仁学”为核心道德评价标准，被人文主义主张的个性解放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原则所取代。反映了他用人文主义精神，赋予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模式以时代新意。此后他又发展和修改了这一观点。
2.2 对“身心并完”主张的扬弃
“身心并完”（或“身心俱健”）是毛泽东对体育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摒弃了传统文化中的禁欲窒忿、乐静致寿的“静”的修身养性原则，张扬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等体魄锻炼方式。而这一扬弃，则是基于“天地盖有动而已”的进化论思想。毛泽东认为“运动”是宇宙万物不变的法则，“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他申言，作用于人类自身而有规则的“运动”就是体育。他正是依据这一原则，批判了中国传统体育中“固精宝元”的健康观念。他说：“愚昔尝闻，人之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今乃知其不然。人之身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虽六七十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他运用“进化论”思想，否定了“天命论”和“先天决定论”的传统观念，强调了经过体育锻炼可以改善身体状态，运动可以强身的观念，赋予传统的“身心俱健”的主张以现代意义。
2.3 对中西教学原则的采撷
青年毛泽东依据自然主义教育原理，对当时的学校体育教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张实行愉快教学。他认为“凡科学皆宜引起多方之兴味，而于运动尤然”。他还说，兴趣，是坚持参加体育锻炼的动力，它产生于运动过程中；快乐，是引起兴趣的重要诱因，它产生于运动的结果。因此，学校体育教学必须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的生理与心理特点，分别开展适合他们的体育活动，“以之为学则胜任愉快，以之修德则日起有功”，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锻炼学生体魄的教学任务。在体育锻炼中，毛泽东十分强调个体差异与个人的领悟，他提出的“应诸方之用者其法宜多，锻一己之身者其法宜少”的原则，正是基于此。他主张每个人根据自身的条件和情况选择适于自己的锻炼方法。他创编的“六段运动”就是结合自己锻炼的心得，因人而异，通过自己的体悟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又源于中国传统教育学说的“因材施教”。由是可见，在对“尚武”教育的批判中，青年毛泽东既吸收了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原则，又继承了传统教育学理论。
2.4 对“求诸己”原则的发煌
毛泽东认为，无参与体育锻炼的自觉心与“以运动为羞”，属主观认识，是内因；重文轻武的社会习俗与提倡体育不得其法，属客观条件，是外因。毛泽东指出，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他说：“内断于心，百体从令，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强调主体意识是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要前提，因此将“无自觉心”列为诸原因之首位。从而提出，在推广体育活动，组织民众参加体育锻炼时，要“动之以情，然之以智”，即讲明体育在人一生中的重要意义，启发其参加体育锻炼的自觉意识与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的修养或自身的完善，强调的是一个“内省”的自我超越过程。毛泽东所主张的自动、自觉、求诸己等都体现了这一原则。
2.5 对传统锻炼理论的修正
中国传统生理学认为，“气”是人类生命体的物质元素，也是维持生命运动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则依据现代生理学中的新陈代谢原理批判了传统的健康观念和锻炼原则。他指出，体育运动改善体质的机理，“不外使血脉流通”，促进新陈代谢。“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而又引起明日之运动”，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积累发展过程，体质的改善正是这一过程所产生的作用长期积累的结果。由此，他提出了“有恒、注全力、蛮拙”的身体锻炼原则。认为体育锻炼必须要有一定的运动强度与运动量，才能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才能培养吃苦耐劳的品质，达到锻炼意志的目的。在传统锻炼理论中，虽然也重视保持机体气血的通畅，但为了防止“元气”的泄漏，只主张轻微的活动，称之为“小劳术”，而反对剧烈的运动。毛泽东的“蛮拙”原则显然是对传统理论的修正，而修正的依据则是由西洋传入的现代生理学。
学习自然主义体育原理，并用其批判当时的学校体育与阐释传统体育形式，是大有人在的。青年毛泽东与之最大的区别则在于他所选择的不是简单的改良，而是重构。这就是他所说的：“真欲使家庭社会进步者，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以‘创造其新’为志而后有济”。[5]重构就是不简单地比附，或用现代科学知识对传统形式进行简单的诠释，不是修补过去，而是发展创新。尽管《体育之研究》充斥了大量的传统体育文化素材，然而全文提纲挈领的则是反映整个时代精神的进化论与人文主义原则，传统素材被赋予新的、时代的意义，成为批判旧文化的武器。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没有采用全盘照收的态度，也是有所批判，有所扬弃（如对当时学校体育和兵操的批评）。青年毛泽东实行的是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他以“进化论”为纲，将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之道”中的积极修养功夫与西方英雄主义中的体魄锻炼，有机地统摄起来，企图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下，吸取东西方文化的养料，浇铸新文化的基座。在其体育主张中，既存在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也注入了西方“新学”的文化元素。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与新学的取舍，不是一种半斤八两式的平衡法，而是根据其基本任务，选取了以求同为视角，以创新为准的文化方向，贯彻了以时代精神为纲，广纳中西体育文化元素为目的文化重构原则。
在中西文化撞击中，青年毛泽东选取了求同存异的文化取向。这充分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在文化建设上所持的开放的心态、批判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与创新的精神；反映了他结合中国实际，批判地继承或吸收中西文化遗产的文化选择；反映了他用进步理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和用时代精神统摄文化建设的思想方法。因此，《体育之研究》的意义，决不仅仅在它的体育文化启蒙作用，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体现出来的：以时代精神为“矢”，以中国问题为“的”的方法论和用时代精神统摄中西文化的文化学意义。
1996—12—26收稿，1997—02—20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