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政治信息与沟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政治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政治信息与沟通体现了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总体状况与程度，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的政治信息与沟通以民主政治建设为构架，体现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建立政治信息与沟通机制、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构建政治信息分析处理系统三大特色与优势。但由于全能政治、政务活动透明度不够、制度不到位等政治实践中的非正常因素，我国的政治信息与沟通不够理想，尚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政治信息就其内容而言，是人类的精神产物，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但政治信息的载体却基本上属于物质形态，或者属于精神产品的物化形态。并且政治信息与政治沟通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化过程，只有运动当中的也就是沟通着的信息才具有实在的意义，而无论是政治沟通的体制或机制，还是政治沟通的通道，都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故而也都是物化的形态。因此，一个政治系统的信息与沟通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物化形态的政治）与政治文化（精神或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建设，甚至就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建设状况的缩影。用一个政治学的术语，那就是政治信息与沟通体现了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总体状况与程度。
一百年的云遮雾障之后，20世纪中叶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人民开始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实验。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设计、创新出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中国也开始了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的建设。这就是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信息与沟通的基础和背景的主体方面。由于在一个十分贫穷落后并有着两千年封建专制集权历史的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加上二次大战后东西方的冷战、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封锁和围剿所造成的险恶的国际形势对我们形成巨大的压力，使我们在包括战略设计等方面的艰苦探索中产生了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失误，这一点也构成新中国政治信息与沟通的背景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我们正是将当代中国的政治信息与沟通放在这样的一个复杂背景下加以分析的，总结经验，找出问题，以便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包括政治信息与沟通在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理论的基础。
以民主政治为构架的政治信息与沟通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为了保证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意志的充分体现，必须对政治制度进行系统的设计，这就是说，我国的政治制度应该理解为一个庞大的系统，既包括国家性质的规定，也包括国家形式的选择。这就意味着从物化形态上讲，当代中国的政治信息与沟通属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
同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还标志着新质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开始，这一崭新的政治生活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标志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的根本性变化和政治生活的内容与形式的革新。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来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这就意味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国家政权作为人民意志的代表和执行机关，由人民选举产生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作为政治生活主体既可以是“个体”形式，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根据宪法与法律行使政治权利与承担政治义务，也可以是组织的形式，如阶级、政党、政治性团体、利益集团乃至群众自治性组织等，而后一种形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更为重要。从政治生活的内容与形式来看，由于政治生活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因而政治生活的内容即围绕着民主政治的建设而展开。公民关心政治、认同政府、遵守法律是政治生活的内容，参与政治、行使政治权利与履行政治义务也是政治生活的内容。至于说形式就相当广泛了，最基本的形式要算是选举政府、监督政府，这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主要渠道。其他如热爱社会主义，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从事政治理论的研究、政治思想的教育与宣传，积极参加各种政治组织与团体的活动等等都是政治生活的形式。政治生活中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和内容是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明建设的另一个主要方面，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信息的内容和政治信息的传播。
从总体上讲，我国的政治信息与沟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是一体化的过程，这是我国政治信息与沟通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最根本特点，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当代中国政治信息与沟通的第一大特色。
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很重视政治信息与沟通，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现代化传播媒介的出现，在技术和工艺方面更为先进。问题是政治信息的信息源很多，表征的内容亦不同，一样地重视政治信息，却因为政治统治的目的不同导致侧重点不一样。从政治制度的运转机制可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似乎更为重视各政党之间的关系，重视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大众传播媒介大量报道的都是有关这些方面的内容。然而，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保持的联系是最密切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般的执政党，而且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一方面要管理国家、对人民负责，必须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非常重视来自于人民群众这一政治行为主体的信息；另一方面，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党还担负着引导、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重任，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成为我国政治信息与沟通的一大重要内容。所以，对于政治信息与沟通的重视，我们国家与其它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一是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武装全党。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点，我们国家在这一方面尤为显著。党和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甚为关注，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与理论，成为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政府行为。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学校内，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单位里，国家都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青少年一代、教育广大民众的重要手段。应该看到，政治思想教育、社会主义思想与理论的宣传与灌输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信息与沟通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是十分重视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向人民群众报告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和重点，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方面工作的开展一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进行宣传，二是通过各级政府和政治性团体加以传达。由于我国政治系统的控制功能较强，自上而下的政治信息的传递以效率高、速度快著称，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较好地了解和掌握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并进行有效的贯彻执行和监督。
三是十分注重从人民群众中收集政治信息。政治生活的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信息源（这一点与国家的政权活动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因而也是最大的政治信息源并不矛盾，因为宪法规定，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从本质上讲，国家政权的活动是人民群众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首先考虑的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集中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这决不是说党就是先知先觉，能够洞察一切。其实，我们的党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正在于我们的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时刻与人民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因此，政治信息收集主要体现在对人民群众利益与要求的重视、对人民群众疾苦的关心。我们党一直把是否关心群众、是否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作为衡量领导干部的重要标准，并将此通过制度具体落实到政治实践之中。
我们党重视从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中收集信息，还表现在信息收集方法的创造上。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长期坚持的领导干部下基层，干部“蹲点”，干部群众一对一、一帮一活动，以及从基层选拔那些了解民众、熟悉情况的优秀人才进入干部队伍的种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与制度等。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是我们的表率，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伟大的政治家，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对中国国情的熟悉，在于他深入民众之中进行广泛细致的社会调查和研究。他创造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联系群众的模式已成为我党的光荣传统。
——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建立政治信息收集、分析、处理及沟通的机制是当代中国政治信息与沟通的第二大特色。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独创，其实质和核心内容是人民的议政机关和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基本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人民群众政治权利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集中代表人民的意志，集中行使人民的权力”。我们国家正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体和核心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信息的收集、分析、处理、沟通的制度与机制：
通过人民代表与选民的联系制度，及时了解民众的意愿和要求；通过选举或罢免政府人员、提案制度、定期或不定期的视察活动、听取政府的工作报告等，掌握政府运行的基本状况并沟通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必要的补充。历史上形成的各民主党派代表着特定的群体，能够集中反映所代表的那一部分民众的意愿、意见和建议。作为参政党，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以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主要组织形式和沟通共产党与各阶层民众关系的重要渠道，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政治信息与沟通的一大特色。
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的作用，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事实上不存在利益集团。一方面与过分强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有关，另一方面也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管理制度加上社会资源的缺乏使得利益分配在低水平上平均化。代替利益群体的正是各人民团体（当然，人民团体与利益集团并不等同，但在某种意义上将人民团体视为利益集团的一种形式是可以的），主要有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如今还有青年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这些团体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同时，又是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的纽带和桥梁，因而成为我国政治信息沟通的重要通道。
建立人民来信来访制度，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直接联系。人民信访制度作为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具体内容，成为中国政治的特色之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专门设立了人民信访办公室，各级司法机关也设立了人民群众监督举报的专门性机构。中国共产党党章还规定，党员拥有向上级党组织或越级直至向党中央反映情况的权利。从党的中央总书记做起，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都有亲自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义务。
——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建构政治信息的分析处理系统是中国政治信息与沟通的第三大特色。
民主集中制是我党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创造的组织原则，与“议行合一”的政治统治原则相一致。在国家政权的建构上，权力分配以“议行合一”为原则，即由人民的代议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和报告工作。在统治与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过程中，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党和政府的一切行为主要是决策行为，均实行民主基础之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既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求，又保证国家统治与管理的统一性。民主是政治系统充满活力的基础，集中则是政治系统自控机制和保证政治系统有序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
民主集中制的主体是民主，为保证国家政权活动能准确完整体现人民的意志，必须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如果说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兼听则明”的治政之道仅仅是一种统治术，那么，人民民主则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内在规定性，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所在。然而，民主并不仅限于此，如果没有一定程度上的集中，没有一个能够整合民众利益的权力及其机构，也就不存在任何民主。民主基础之上的集中正是一种必要的利益整合机制，也即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信息的处理系统，这本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
我国的民主集中制在处理政治信息的过程中其具体的做法和基本的制度有：
第一，集体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中心，党的领导体制与原则是政治信息处理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党一直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即党委内部有分工，但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则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之上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这样，既集思广益，充分占有政治信息，又在集体的讨论过程中对政治信息进行科学的分析与处理，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决议能够最大程度上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二，协商制度。协商制度是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外化形式，也即在党内集体领导，在党外政治协商。举凡重大决策，我们党都要广泛征求各个阶层的意见，包括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等，其中尤以与民主党派的协商为要。通过政治协商这一环节，进一步收集政治信息，并对从各种渠道获取的信息进一步分析处理，以确保政治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参谋咨询制度。科学的决策系统总是离不开参谋咨询，我们党的组织以及国家政权组织中这一类型的机构很多，如各级党的机构中均设有政策研究室、政府机构中则设有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等。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除设有政策研究室以外，还设有专家顾问委员会。许多国家机关内部根据具体需要也设有各种政策研究机构。这些中国式的智囊团和思想库在分析处理政治信息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并在党和政府的愈益重视下不断趋于完善。
政治信息与沟通因政治实践中的非正常因素而不够完善
我国在政治信息与沟通方面由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决定具有众多特点和优势，但是，与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方面还需要不断的探索；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影响了政治现代化进程；传统政治文明的惰性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影响不可小视等等。为适应政治现代化的挑战、加强政治信息的管理、完善政治沟通体制，需要对我国政治信息与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一些必要的剖析。
——全能政治或政治的泛化，使政治信息总量太大，除可能出现信息多余和信息泛滥之外，还可能会影响政治系统控制。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一个全能政治的国家，这一方面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混淆的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影响，一方面是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过分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还应加上长期战争岁月的惯性力和我国一直处于一个严峻的国际环境之中等等因素。全能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的一切都被纳入政治的轨道，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文化生活和其他私人的活动，都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而当时的政治又被曲解为仅仅是阶级斗争，于是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成了阶级之间的斗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除了政治信息几乎没有其它信息的存在，使得政治信息的总量趋于无限大，这种状况仅仅用一个极“左”是难以涵盖的。一切都成了政治信息，造成政治系统无法判定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信息，结果在铺天盖地的“政治信息”面前无所适从和判断失误，政治系统控制出现导向性误差。我们就曾经作出过资本主义即将在中国复辟、中国最高层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等错误的判断，使中国失去了一个发展生产力、大搞经济建设的极好机会。全能政治并不是政治信息本身的问题，但对政治信息与沟通，乃至对政治系统控制却是致命的威胁。
——政务活动的透明度不够，导致政治信息量严重不足。一方面是非政治信息的政治化造成信息拥挤和过剩，另一方面却因为政务活动的透明度不够导致政治信息量严重不足。过与不及是性质相同的两极表现形式，社会的政治生活需要一定量的政治信息为中介，否则政治生活就会出现不正常现象。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政务活动由于体制的原因和“人治”的因素，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半封闭的状态。所谓半封闭，指的是国家的政务活动变成少数人的事，一项重大政策是怎么制定的，权力又是如何分配的，领导者的产生要经过哪些程序，整个政治系统的运作又是如何进行的，等等，对广大老百姓来说，几乎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模型一般是一个“黑箱”。但因全能政治的社会中政治是生活的中心甚至全部，人们不得不对国家政权活动表现为一种少有的关心（当然，这种关心并不是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热情、政治责任感的表现，仅仅是因为国家政权活动可能对自己造成的利害得失），社会对政治信息的需求量特大。在这样一个政治信息供需矛盾突出的状况下，人们只能想方设法四处搜集信息，于是小道消息便不胫而走，社会上到处流传着五花八门的未经证实或永远也无法证实的小道消息，导致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
——政治信息沟通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根据宪法与法律的规定，我国的政治信息沟通体系是相当完备的，但由于实践中一些环节出了问题或是某些方面没有到位，导致政治信息沟通并不理想。起码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深思：一是信息沟通网络不健全。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至党委和党委的第一把手，由于只强调群众团体是党的助手的一面而忽视了他们的自治性质的一面，由于政治与行政体制方面的缺陷，等等，事实上我们并未能建构起一个科学的政治信息沟通网络，整个政治信息沟通体系基本上还只是单向性沟通为主和垂直性沟通为主。横向信息因为地方主义的原因或者政府部门间的各自为政和职责不明引发的相互扯皮而难以沟通，自下而上的信息也因为信息传递通道经常被人为割断而无法沟通，整个政治系统的信息沟通基本上还只是层层传达最高领导层的指示为主。二是政治信息沟通渠道经常受阻。政治信息通道堵塞的影响往往是双向的，一方面中央的政策、政令得不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即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一方面中央亦得不到正确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从而使得本来就不太畅通的上行通道更加难以发挥作用。造成政治信息通道堵塞的原因很多，主要有地方保护主义、小团体主义、官僚主义及腐败行为的蔓延等。地方保护主义从地区利益出发，对于中央或上级的政策、指示往往采取有选择的传达和贯彻，具体做法是对一些政策或法令的内容加以分割，取有利于自己者而舍不利于自己者，从而使政治信息失去完整性，这就是日常工作中经常看到的“走样”。更有甚者索性对某些政策不贯彻不执行。这种筛选式的信息沟通使政治信息出现“肠梗阻”，对整个政治系统控制极为不利。小团体主义最常见的是阳奉阴违，或者是软抵制，采取拖延政策，或者有贯彻无执行，我行我素。官僚主义的危害在于使信息延滞，政治信息的时效性极强，一旦延滞就会失去效用。严重的官僚主义会形成一个信息“黑洞”，无论是什么信息，从何而来，一到这里就悄无声息，泥牛入海。至于说腐败给政治信息的沟通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更大了，这种非理性化的政治行为会使政治系统控制失灵，政治信息的沟通混乱。三是政治信息通道不规范。除了政治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信息沟通渠道因为行政层级的有序具有法制因素外，政治系统与其环境的交流包括政治系统内部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都因缺乏法律依据而非规范化，也即关于这些通道的设立没有硬性的规定，软约束成分较多，说到底还是一个“人治”的问题。由于政治信息通道的非规范化因素，政治系统控制中心难以获得充分的信息，往往是等到问题发生了再总结教训，而不能预先控制，结果不仅增大行政成本，也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政治信息的真实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科学的合理可行的政治决策是建立在真实可靠的信息基础之上的，虚假的政治信息或许比没有信息危害更大。过去发生一些重大的决策失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不真实所造成的。除了前面所分析的几种情况都可能成为信息虚假的因素之外，还有三个方面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首先是我国的干部体制不健全，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干部考核制度。毋须讳言，我国的干部体制至今依然是“向上负责”型，也就是干部任免升降和考核的权力主要掌握在上司手中，于是，能否获得上级的好感成为升迁的关键。这样一种事实上的干部升降机制使得一些人除竭尽“拍马”奉承之能外，大施报喜不报忧的手法。报喜不报忧甚至无喜报喜制造了大量的虚假信息，严重干扰了政治系统的信息收集与处理。其次是大众传播媒介尚不能在政治信息的传播方面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强调和坚持党对新闻媒介的领导、管理与控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可以不遵循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控制，而是如何控制。再次，咨询机构的非独立性增加了政治信息的非客观性成分。我国的参谋咨询机构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但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无论是党内的还是政府内的或是司法机关内的咨询机构，独立地因而较为客观地分析、处理政治信息的能力太弱。一方面这些机构作为内部组织都必须首先服从本政治系统的指挥，另一方面“长官意志”的痕迹还随处可见，对咨询系统的压力较大，加上意识形态的控制等因素，参谋咨询工作缺乏独立性也缺乏动力。很多咨询机构逐渐演变为领导的办事机构和秘书机构。如此，必然导致政治信息的分析、处理过程主观偏好的渗入和非科学性成分的增多及咨询参谋功能的丧失。
除了以上所列，还有诸如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民众的主人翁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权利与义务观念等与现代化的要求差距较大，以致在政治信息与沟通中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政治信息接受系统在没有有效的监督保证下，主观需求价值与客观效用价值发生冲突时对真实政治信息的排斥等也都是影响政治信息与沟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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