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社会——休闲体育的社会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体化论文,社会学论文,基础论文,社会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9154(2013)02－0001－08
1 个体化社会：总体性社会的突破与超越，开拓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场域
改革开放，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和社会分化日益加深，致使“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逐步从‘总体性社会’转向‘个体化社会’”。[1]个体化社会来临的社会变革，开拓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场域，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在体制上由传统的“国家体育”向现代的“社会体育”转变，也加速地促进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在机制上由有组织的“群众体育”向尊重个体意愿的“休闲体育”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式，我国采取了“强国家、弱社会”的发展模式，形成了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中心高度重合的“总体性社会”。在这种总体性社会的框架下，国家垄断着全国重要的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掌控着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从而使国家拥有了极强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无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为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扭转“东亚病夫”的民族形象，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充分肯定总体性社会历史功绩的同时，也不能不正视其固有的局限或弊端。其一，资源的高度垄断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国家对几乎全部的社会生活实行严格而全面的控制。事实上，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已不复存在一个自治的社会。长此以往，必然导致：社会结构僵硬凝滞，整个社会生活不得不依靠国家机器来驱动，并在“单位体制”的条块分割中被组织化；社会阶层壁垒分明，个体发展不得不依赖国家的资源配置，并限定在国家“给定”的有限空间。其二，维护高效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需要持续不断地放大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以消解或消融个体意识；需要持续不断地强化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以抑制或扼杀个体主义。因而，在总体性社会，不仅是“有国家、无社会”，而且是“有集体、无个体”，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难以得到真正的体现和发挥。其三，从总体性出发的社会政策建构，“表面上是为了满足大多数人的愿望，而实际上是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整体建构服务的”。[1]如此建构的社会政策，不可能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很难维护不同群体的权益，很少关注更多个体的诉求。个体的存在长期不被重视，个体的需求长期不能满足，个体的权界长期不能明晰，不仅会使个体的发展丧失动力和活力，也必然导致社会的发展失去应有的动力和活力。
在总体性社会的框架下，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纳入了国家直接管理、依托单位组织的“举国体制”，优先发展代表民族形象和体现国家利益的竞技体育。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极不发达，健身意识极其薄弱，体育水平极端落后，凭借以计划经济为支撑的“举国体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实施竞技体育优先的发展战略，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事实证明是卓有成效的，使我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崛起为世界的体育大国。
“在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个体化的转型。”[2]“个体化社会”的出现，“主要是个体主义解脱共同体束缚的过程，是对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反叛”，“是对传统‘总体性社会’的突破和超越”。[1]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而深刻的转变。现代社会注重契约的法理精神和社会互动，动摇了传统社会人治的社会根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垄断；国际社会“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思潮，削弱了集体主义文化的价值判断。由此，造成了我国“总体性社会”的解构，社会阶层逐渐分化，社会结构趋于复杂，社会流动逐步加快，社会价值趋向多元，社会个体开始从国家和集体的庇护关系中脱离出来，形成了不可逆转的社会群体成员个体化的结构性变迁。
相对于“总体性社会”的个体存在，“个体化社会”在以下向度上有较大的突破和超越，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场域。
(1)个体在积极的社会流动中逐渐从单位体制中抽离出来，逐步强化了个体的人格意识与独立意识。在总体性社会，个体的存在是同质的、无区别存在，混同或混迹于国家和集体的共同体中。个体化社会尊重和重视个体有个性的、特立独行的存在。这种尊重和重视，不仅表现为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肯定，更体现为个体在所属群体内被其他成员的积极认可和欣然接受。因此，“个体化社会”的个体存在是异质的、多样性存在，个体的情感表达不但不受压抑，反而为其广开渠道；个体的个性张扬不但不被压制，反而为其提供场所，使社会生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鲜活。
(2)个体在积极的自我肯定中逐渐从单位束缚中解脱出来，逐步彰显了个体的自主意识与能动意识。在总体性社会，国家通过对资源的高度垄断和资源的计划配置，对几乎全部的社会生活实行着严格而全面的控制，个体的生存和发展都不得不依赖所属的单位或集体。步入个体化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方面，个体积极摆脱对单位或集体的依附，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单位和集体的诸多职能，要么严重削弱，要么完全终结，已丧失了对个体“大包大揽”的庇护能力。个体化社会，自己决定自己人生的自主性，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动性，使社会生活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3)个体在以消费为基础的社会互动中逐渐从传统权威中解放出来，逐步培植了个体的公民意识与法律意识。在总体性社会，个体与单位或集体的关系十分密切，生活的空间十分狭小，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对国家的认同和接受，直接转化为对单位或集体领导个人的服从，彼此间通过阶级情感、同志情谊、革命情结相维系，形成了以身份、地位、职权为基础的传统权威。而个体化社会，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法理社会，推崇的是法理权威。“传统权威是一种人对人的关系，法理权威则主要体现为人对制度的关系”。[2]个体化社会中，国家的统治直接面对公民个体，个体权益的维护和保障依赖法制的健全，在由法治取代人治的国家管理过程中，使社会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性。
(4)个体在争取赋权和明晰权界的过程中逐渐从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逐步确立了个体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总体性社会，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体的切身利益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国家的权力大于一切，个体的基本权利没得到应有的伸张和行使。步入个体化社会，一方面，个体积极争取赋权，通过“赋予和落实法律规定给予他们的权利”，[1]确保行为的长久合法性和权益的不受侵犯；另一方面，个体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形成了基本权利不容侵犯、私人领域不容践踏的权界意识。所谓“权界意识”，即认识到任何一个人都天然地拥有一些基本权利，这些权利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和侵害；同时，个体间相互承认彼此拥有的基本权利，强制自己恪守权界，不去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这种权界意识之发端，乃是个体化社会形成的前提”。[3]在权界的范围内，个体自我认同，自我管理，自我决断，既敢于追求和维护自身的权益，也勇于面对和承担行为的责任，使社会生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秩序。
个体化社会的出现，对我国“举国体制”的体育事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尤其是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新时期，工作的重心已由“为国争光”的竞技体育转向了关注民生的社会体育，在总体性社会框架下建构的体育管理体制和形成的体育发展模式，既难以适应建设体育强国的需要，也与个体化社会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必须在个体化社会的场域下，重新认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学基础，重新探索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新路径。
2 休闲体育：群众体育的突破与超越，赋予了我国体育个体化社会的新特质
伴随着个体化社会的出现，我国也逐渐步入了休闲时代。我国在2008年实施新的休假制度，使居民全年的各种休假时间之和约占全年天数的1/3，为国民提供了较充裕的自由支配时间；我国的GDP持续增长，国民生活不断改善，使人们不仅有“闲钱”也有“闲情”，对生活资料进行消费；2009年，国务院明确了国家旅游局承担“引导休闲度假”的职能，使休闲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正式纳入了行政管理的范畴。由此，一方面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休闲热情和休闲需要，以及为满足休闲需要的休闲产品的生产和休闲服务的提供，推动了我国休闲业的兴起；另一方面，如何正确地引导人们进行休闲，如何有效地满足人们的休闲需要，如何适宜地构建休闲方式，如何合理地分配闲暇时间，推动了我国休闲学的兴起。
从“无闲社会”到“普遍有闲的社会”，[4]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尽管我国因发展的不平衡尚未达到“普遍有闲的社会”，但人们普遍乐于接受休闲观念，积极尝试休闲体验，不仅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对社会的传统行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休闲在现代社会生活的融入中，呈现出“行业方式休闲化”和“休闲方式行业化”的相互交织。行业方式休闲化，就是不拘一格，广泛接纳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行为方式，大量移植各行各业中业已成熟的操作方式，使之成为达成休闲目的的手段，由此衍生出林林总总的休闲。在《2010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中，被大致分为消遣旅游类休闲、文化娱乐类休闲、体育健身类休闲、怡情养性类休闲、社会交往类休闲和其他休闲6大类。休闲方式行业化，是指用休闲的理念消解传统的行业规范和工具理性，使之不那么勤勤恳恳(如休闲农业)，不那么刻板认真(如休闲教育)，不那么崇高严肃(如休闲文化)，不那么科学教条(如休闲体育)。休闲的前提是个体拥有较充裕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但个体拥有的自由支配时间不可能全部用于休闲，还必须用在自己感兴趣的其他社会活动中，以提升自身的价值，谋求自我的发展。休闲方式行业化，是在自由时间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性质规定，由于不是谋生所必需，应持休闲“无为而为”的超然心态，由于是兴趣所使然，应重休闲“重在参与”的过程体验，从而在活动中更多地感悟生命的本真、生存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由行业方式休闲化产生的“体育休闲”与由休闲方式行业化产生的“休闲体育”，是两个虽有关联却又不同的概念。在“体育休闲”中，“休闲”是目的，“体育”是实现该目的的具体路径、手段和方法。在“休闲体育”中，“体育”是对人类相对独立的一项社会活动的具体指称。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社会活动，体育的活动目的、活动主体、活动客体、活动方式、活动结果是达成共识的，故“休闲”对“体育”的限定，不是作为具体的方式介入，而是作为抽象的理念置入或情感的心态投入。
在个体化社会架构下，休闲体育的提出和践行，为新时期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赋予了休闲的时代特征和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突破了总体性社会下的群众体育的组织模式和行为范式，为全民健身的全面实施和有效落实提供了新思路、开辟了新路径。
(1)休闲体育淡化了群众体育的政治化色彩。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生的政权和恢复凋敝的国民经济，国家采取了权力高度集中、政府统揽一切的强制性手段，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的高度重合，不仅使国家权力直接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也使代表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年代，群众体育的开展，充满了革命热情，具有明显的政治取向。群众体育的“群众”，本身就是政治学术语：“群众”相对于“干部”，有政治地位之区分；“群众”相对于“党员”、“团员”，有政治身份之区别。因此，总体性社会下的群众体育，在认识上存有“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下位意识，在行动上具有明显的响应号召和执行政策的顺从倾向，在形式上表现出“群众运动”所惯有的不稳定的“热潮”特征。休闲体育以人为本，注重个体的自身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因此，休闲体育立足于“生活世界”而远离“上层建筑”，关注于生命的本真而逃避“意识形态”，使之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2)休闲体育淡化了群众体育的行政化色彩。在总体性社会，我国的体育事业也无一例外地纳入了国家统一的行政规划中，由国务院组成部门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实行统一领导、全面协调、严格监督和促进发展。“全国一盘棋，思想一贯制”，使群众体育在组织管理上形成了“单位化”的行政模式。这种高度集中和统一的体育制度，虽在特定的时期发挥了特殊作用，取得了特殊效果，但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其结构僵硬而缺少弹力，机制凝滞而缺乏活力。休闲体育以个体为主体，尊重个人意志、个人情趣、个人需求。虽然在休闲体育的开展中，也会形成团体或协会，但这些团体或协会，就性质而言属于社会自治的非政府组织，就构建而言属于“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组织，具有较强的亲和力。
(3)休闲体育淡化了群众体育的功利性色彩。在总体性社会，群众体育的开展不仅与党的历次“政治运动”相呼应，也与国家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相配合，在掀起一波又一波“新高潮”的同时，也使其发展大起大落，始终不能维持一种平稳的、可持续的发展态势。群众体育在其发展中，承担了太多的政治期望、社会责任、经济任务、国防压力，经常在顾此失彼中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在左右为难中造成不必要的机遇丧失。休闲体育以自我为中心，在重视生存需要、发展需要的同时，更强调享受需要。
(4)休闲体育淡化了群众体育的福利性色彩。总体性社会下的群众体育开展，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很容易滋生“福利体育”的依赖思想，形成“政府花钱，个人出汗，为国家锻炼”的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在行动中要么表现出被动听话的顺从心理，要么表现出抗拒抵触的逆反心理，让国家为“群众体育”的发展背上了日益沉重的包袱。休闲体育以消费为前提，注重个体自我需求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休闲体育“花钱买健康、花钱买快乐”的发展理念，逐渐被人们普遍接受，由此推动了休闲体育在我国的蓬勃开展。
个体化社会逐步取代总体性社会，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既成事实和发展趋势。在个体化社会的架构下，休闲体育是传统的群众体育模式不能满足社会个体化发展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新兴的社会体育范式，具有鲜明的个体化特质。
(1)休闲体育是个体遵循自我意愿为满足自身需要的体育参与，既不屈从于国家意志，也不受制于集体主义，在自我认同中彰显了个体的人格意识与独立意识。
(2)休闲体育是在自由时间、因兴趣使然的体育参与，既不为谋生所困而不得不为之，也不因人情所累而不得不从之，在自我发展中彰显了个体的自主意识与能动意识。
(3)休闲体育是面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以个体消费为前提的体育参与，既不期待“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也不期求“免费午餐”的施予，在自我肯定中彰显了个体的公民意识与法律意识。
(4)休闲体育是实现自身利益和维护自身权力的体育参与，既不为实现集体利益而放弃个体利益，也不因尊重国家权力而牺牲个体权力，在自我管理中彰显了个体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
3 个体化社会与休闲体育：开创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图景
3.1 个体化社会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
休闲体育是在自由时间、以休闲的心态从事的运动实践。要持有休闲的心态，不仅要从劳动状态或工作状态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还需要有宽松的社会环境。
个体化社会是一个“轻巧”且“液化”的社会。[5]个体化社会的所谓“轻巧”，相对总体性社会沉重的压力，可解读为社会个体不再直接承受太多的国家使命和太重的社会责任，其生存状态因如释重负而变得轻松，其行为方式因无所顾忌而变得灵巧。个体化社会的所谓“液化”，相对总体性社会僵化的体制，可解读为社会个体的聚合如同液体，具有盆满自溢的流动性、顺势而为的取向性和相互交融的包容性。正是个体化社会“轻巧”、“液化”的特征，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
(1)社会的普遍流动性，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宽广的社会空间。在总体性社会，由于国民经济相对落后，国民生活相对贫穷，国家资源相对贫乏，以及国家对资源实施计划经济的严格控制，对人口实施户籍管理的严格约束，使社会个体忙于解决“温饱”问题。面对沉重的生活负担，逼仄的社会环境，紧张的工作压力，社会个体有“休息”无“休闲”，有被组织的“群众体育”无自主性的“休闲体育”。随着我国一系列改革举措的实施，改善了国民的生存环境，方便了国民的社会流动，特别是身份证的发行，摆脱了传统家庭登记系统对个人的束缚，解除了农村集体户口和城市单位户口对个人的限制。“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个体化社会的普遍流动性，在为社会个体开创和拓展社会空间的同时，也为休闲体育的兴起提供了相应的公共空间，使休闲体育的发展，不再因个体生活空间的逼仄而压抑，也不再因单位体制的条块分割而封闭。
(2)对社会个体的认同，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独立的社会主体。社会流动性增强，不仅摧毁了将个体限定在既定群体中的集体边界，打破了之前在个体、群体和国家间达成的结构平衡，使个体在社会中拥有了更多的“自我决定”的权重，促成国家和单位在公众生活中主导角色的逐渐隐退，个体作为社会生活中独立单元的认知不仅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也取得了国家的正式认可，由此，使休闲体育以个体为主体的自觉参与具有了现实的社会支撑。
(3)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消解了传统的社会压力。在总体性社会，由于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机器来驱动，这就决定了体育事业的发展也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和民族意愿，使群众体育成为“负有责任”的集体行为或“带有指标”的“单位”行动。《体育运动国际宪章》中明确宣称：“参加体育运动是所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个体化社会立足于维护自身的基本权利，着眼于努力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更新了体育的发展理念，放下了体育的历史“包袱”，卸掉了体育的时代“责任”，使休闲体育的发展不仅具有“轻巧”的特征，也才可能使个体的休闲体育参与持有“休闲”的心态。
(4)彼此承认、相互尊重的人际互动，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和谐的社会关系。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革命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每个人都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任何话语都要进行姓“社”姓“资”的判断，任何行为都有进行上纲上线的甄别，不仅使“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成为主流的社会风尚，也使“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成为主导的社会语境。处在如此的社会风尚和社会语境中，“休闲”的提出显然是不合时宜、不识时务的，理所当然被斥之为“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列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范畴。在人人自危，彼此防范，人际关系高度紧张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休闲避之唯恐不及，更遑论产生休闲的情致和雅兴。即使在群众体育轰轰烈烈开展的“高潮”期，人们也大都具有爱国的热情和革命的激情，而缺乏放纵自我的“闲心”和放松自我的“闲情”。个体化社会对个人基本权利的认可和尊重，以及个体“权界意识”的形成，彻底改变了总体性社会中个体、群体和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个体一扫过去的压抑和拘谨，在不妨碍或损害他人权益的前提下，最大化地发现自我、实现自我。因此，在相互承认彼此拥有的基本权利并恪守各自权界的基础上，个体化社会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从而保证了个体在休闲体育的开展中，能相互尊重、平等互动，无所猜忌、友好交往。
3.2 个体化社会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理性的经济环境
休闲体育不仅体现了迈过“贫困”、解决“温饱”后的一种积极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以个体兴趣爱好为驱动、以体育消费为支撑的行为方式。
我国个体化社会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一系列对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等进行的改革，促进了国民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大幅提高，为个体参与休闲体育的消费提供了理性的经济环境。
(1)货币的“脱域”机制，使个体能更理智地分配自己的自由时间和达成自己的休闲意愿。个体化社会是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商业化公共空间中以消费为基础的互动性社会。随着个体化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结构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货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货币经济的发展给作为货币拥有者的个体带来了极大的自由，货币使个体行动不再受到特定地域、特定利益群体的直接人身联系或交往的束缚。用吉登斯的话来说，货币是一种重要的‘脱域’机制。”[2]货币的“脱域”机制，使个体由总体性社会的政治化公共空间进入了个体化社会的商业化公共空间。随着个人收入分配比重急剧上升，一方面，让城乡居民普遍分享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调动了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了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总量提升，进一步促进了全社会“共同富裕”。这不仅使个体拥有了较充裕的自由时间——闲暇，也使个体持有了较宽余的非谋生货币——闲钱。休闲体育既是对“闲暇”的时间消费，也是对“闲钱”的货币消费。但休闲体育并不代表个体业余生活的全部。在商业化公共空间，个体虽有自由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不必顾忌他人的看法和群体的期望，但却必须对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对自己的消费承担“埋单”。因此，在休闲时代，如何分配自己的自由时间需要理智；在休闲体育中，如何花销自己的真金白银也需要理智。
(2)“契约”的法理权威，使个体能更审慎地用“体育法”来约束自己的休闲体育行为。个体化社会就经济基础而言，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契约型社会。“契约主义的兴起割裂了个人与家庭、社区之间的密切联系，人们被引入一种以陌生人之间的个人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2]契约关系的缔结和维系，有赖国家的法制建设和法治管理，进而使每一个公民自觉地遵纪守法，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损害他人的利益。我国“体育法”的颁布，标志着体育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法治化管理的新时期，同时为休闲体育的开展提供了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法理环境。个体的休闲体育参与，尽管是在自己闲暇的时间、用自己的闲钱进行消费，也是有条件的而不能随心所欲，更是有限制的而不能为所欲为。
(3)休闲业的兴起，使个体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休闲体育需求。休闲时代的到来，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休闲需求，推动了个体化社会休闲业的快速兴起和蓬勃发展。“休闲业这个产业部门的基本任务，是满足人们对休闲和消遣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休闲业当然要取得经济效益，否则休闲业就不可能扩展起来，但休闲业之所以能够取得经济效益，就是它能满足休闲、消遣这种社会需要。”[4]为满足不同个体参与休闲体育的多样性需求，有赖休闲业提供相应的场地和设施；为满足不同个体参与休闲体育的层次性分化，有赖休闲业提供不同档次的经营和服务。因此，休闲业的发展，为个体的休闲体育参与扩展了选择空间，营造了消费环境。
(4)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多元的投资渠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打破了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结构，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满足个体化社会需要的重要力量。一方面，以市场为基础对资源进行配置的市场经济造就了多元化的所有制形式，在以需求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的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驱动下，“普遍有闲的社会”所带来的休闲需求高涨，有力地刺激和调动了各利益主体投资、生产和销售各类休闲产品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休闲体育获得了资源配置优化的机会；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秩序不断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固有的平等性、法制性得到加强，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在休闲经济活动中的平等竞争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休闲经济获得了健康发展的机会。面对休闲体育诱人的发展前景和商业价值，各利益主体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作为，进而为休闲体育的发展营造了多元的投资环境。
3.3 个体化社会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开明的政治环境
休闲体育是遵循自我意愿、实现自身利益和维护自身权力的体育参与。它既不屈从于国家意志，也不因尊重国家权力而牺牲个体权力；既不受制于集体主义，也不为实现集体利益而放弃个体利益。
我国个体化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强国家、弱社会”到“小国家、大社会”，继而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开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开明的政治环境。
(1)对私人领域的尊重和保护，为个体参与休闲体育提供了政治空间。个体化社会，一方面，因国家主动向社会放权、让权，解构了政府过去管得太多、统得太死的管理模式，使个体不仅有较大社会流动的自由，也有较大选择工作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的自治日益强化，社会的力量日益强大，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不仅培植了个体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也确立了个体对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划分。私人领域是以个人独立人格为基础的私人活动与私人交往空间，是个人所能享有的自由权利空间，在此空间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生活习惯等进行自由、自主的活动和交往，不牵涉任何政治因素，也不涉及任何外界压力。个体化社会，尊重和维护个体的私人领域，以保证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生存状态的改善。在个体化社会中，即使对于一个乞丐的陋室，个体也要有“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的做人底气和人格尊严。休闲体育既是个体的休闲需要，更是个体的发展需要，属于个体私人领域的范畴，应赋予个体较大的选择自由和较多的活动自主，让生活热情取代革命激情，让人生感悟取代思想觉悟，让生命意识取代政治使命，让“生活世界”取代“上层建筑”，从而使休闲体育由公共领域回归私人领域。
(2)“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为休闲体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用胡锦涛的话讲，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个体化社会，休闲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休闲生活正迅速成为人们普遍的生活常态。如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休闲需要，如何推动休闲方式的不断改进，如何在休闲中提升人们的生活情趣和文化品位，已成为个体化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因此，在个体化社会，党和国家坚持科学发展观，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使休闲体育的发展，不仅没有“上纲上线”的政治顾虑、“好逸恶劳”的道德顾忌、“游手好闲”的人伦担忧和“不思进取”的社会压力，反而为其洞开大门、保驾护航。
(3)国家政策的社会包容性，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在个体化社会，国家的基本制度趋向于个体而非群体，并“不断增强社会政策的包容性，以关注更多的个体或少数群体。”[1]面对市场经济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现状，尤其针对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越过国际警戒线的事实，国家的包容性社会政策建构就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社会政策的包容性，提倡社会包容，倡导机会平等，兼顾公平和效率，使不同个体公平合理地分享社会和经济发展成果，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在个体化社会，休闲体育的参与虽然是个体的自主行为，但休闲体育的发展却是面向全社会的每一个个体；休闲体育的参与虽然是个体的消费行为，但休闲体育的发展却必须建立在每个个体的基本体育权利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因此，坚持“社会包容”，反对“社会排斥”，使每个个体享有平等的体育权利和参与机会，才能使休闲体育不会沦为“贵族的运动”，不会成为“地位的象征”，不会变为“身份的标志”，而走上健康发展的正道。
(4)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政治生态。“社会包容”政策，不仅意味着要进一步发展国家的公共服务事业，也意味着应该构建适用于全体公民的、全新的公共服务体系。所谓公共服务，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由政府公共部门为主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全体公民共同消费与平等享用。公共产品的“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特征，使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不仅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而且对底层群体及弱势群体予以更多的关注，使社会的每个个体的基本自由得到保障，体现了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新思路，也标志着我国的政治生态环境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构织了不可或缺的安全网，不仅保证了个体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也为个体更大的自由、自主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无忧无虑”的政治生态环境，使休闲体育的参与因“无所牵挂”而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普及度。
3.4 个体化社会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人性的文化环境
休闲体育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肯定自我的存在方式。在个体参与休闲体育的自由、自主活动中，集中表现了个体的生命状态、生存状态和生活状态。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在《个体化社会》一书中阐述了“文化”与“秩序”的新涵义：“‘文化’表达为一种生活意义与准则的存在和发展；‘秩序’则作为对生活准则的强势控制。两者均衡和谐才呈现了社会的稳定。”[6]个体化社会，一方面，因资本的植入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衍化出各种形态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秩序对生活准则的强势控制日趋弱化，使个体有可能对自身存在方式做出新的选择。因此，个体化社会立足个体自身的存在方式，对生活意义的重建和生活准则的重构，为休闲体育发展提供了人性的文化环境。
(1)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为休闲体育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从根本上讲，人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归宿点。然而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常常背离了这一基本准则，犯“以物为本”、“以资本为本”、“以GDP为本”的方向性错误。个体化社会重新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把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作为衡量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尺度，为休闲体育满足个体的休闲需要和发展需要奠定了文化基础。
(2)“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为休闲体育的发展设置了文化底线。鲍曼《个体化社会》的基本立论是：“社会的‘个体化’，是后现代社会形态的现代性表现。”。[6]后现代社会对“技术至上”、“工具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人是万物的尺度”和“生命的圣神”。为此，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坚持以敬重生命、珍惜生命、关爱生命为价值判断原则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处理一切与生命相关联的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7]以“敬畏生命”为原点的生命价值观的提出，唤醒了人类社会对自身所作所为的反省和检讨，在对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人生存在的“终极意义”的不断反诘与追问中，重新恢复了敬重生命、珍惜生命、关爱生命的价值尺度。休闲体育就本质而言，既是消费生命的过程，也是享受生命的过程，更是发展生命的过程，而这一切都必须以“敬畏生命”为底线。
(3)大众文化的流行趋势，为休闲体育的发展营造了文化氛围。大众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是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通过现代传媒传播，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以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个体化社会下大众文化的流行，是对总体性社会世俗生活贫乏和情感欲望禁锢的反动，营造了一种具有世俗性和娱乐性的感性文化氛围，在人性的回归和个性的张扬中，释放欲望、本能、无意识、想象、激情等感性力量，使个体焕发出无限的生命活力，为个体日常生活的丰富与升华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同时，大众文化的开放性、宽容性，彻底打破了传统社会生存方式的封闭性、狭隘性、单一性，消解了传统的文化边界和文化规则，使人人都有可能参与、享受、消费文化，激发了大众强烈的参与愿望和体验热情。休闲体育的发展，也应该在大众文化的氛围中，回归“生活世界”，使个体在参与休闲体育的过程中，感悟生命的真谛，提升生存的价值，享受生活的美好。
4 结语
由于个体化社会与休闲体育都处在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尚未具有完备的形态，因此，以上对个体化社会与休闲体育关系的论述，多从积极的方面展开，且不乏理想的成分，而对个体化社会自身的弊端和休闲体育发展自身的不足，没有涉及，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或遗憾。“发展才是硬道理”。个体化社会的发展趋势不容置疑、不可逆转，休闲体育的发展势头不容置辩、不可压制，相信当下存在的诸多矛盾、诸多问题，会在它们的发展进程中一一化解。
收稿日期：2012－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