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窘境中的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窘境论文,中国论文,持续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发展理论的研究将发展的社会变迁阀限定位于社会现代化阶段，即由手工农业社会进向现代产业社会的发展过程：对现代化发展的内涵的理解已由个别（如工业化）扩大到特殊（如“四个现代化”），又进而上升到了全面系统化的整体性认识，即确认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大子系统在内的全面系统工程（大科学的现代化涵于这一系统工程的各个因素之中）；对现代化的实际操作化研究，则使对现代化的目标体系的理想性描绘逐步进向对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过程的理性把握。
中国的现代化从上一世纪中叶被动启动以来，已历时一个半世纪。在这一个半世纪中，由于新旧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矛盾和冲突，使中国饱经沧桑，现代化的发展历经坎坷曲折，直到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才进入在实事求是的探索中推进的新阶段，至今已18年了。
18年来，中国保持了令世人惊叹的年均9%的经济增长率。无论就发展的规模和发展的速度看，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这都是创纪录的：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正经历着亘古未有的深刻变化，并以其巨大的份量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而作为这一发展主体的中国人民和发展的领导者、主持者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也深切地体验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并不断被克服的种种矛盾窘境：经济方面，发展经济与资源和环境的矛盾问题，经济增长与分配的不平等问题；政治方面，中央集权与大众参与，社会政治稳定与民主自由的关系问题；社会方面，社会的分化与整合、社会失范与规范的问题；文化方面，传统与现代、中与西、汲取与扬弃等诸多矛盾。从改革、发展一开始，这些两难矛盾就相依相存地相互作用着，既推动着又困扰着发展的事业，只不过各个时期突出的侧面不同罢了。然而，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却正是在种种两难窘境中突进的。今后中国现代化的持续发展，也只能在不断克服这些此起彼伏的矛盾和困难中推进，不会有无困扰的轻松时日。但是，我们已经从改革和发展的“硬道理”和18年的成功实践中得到了启示和宝贵的经验。
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是与发展俱来的三大全球性问题。由于中国人均生存空间和总和自然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量的三分之一，现在正处于工业化高速推进的阶段，而经济发展的水平又尚处于低下的粗放型水平，所以，这三大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紧迫。在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一些理论家对这些问题所持的悲观论曾经在西方颇有影响。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学者的著作和观点被介绍进来，也曾为一部分中国学者所接受，并产生了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前景的善意担忧。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向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环保技术的长足进步和社会经济承担力的增强，消极悲观的担忧逐步转化为解决持续发展中的资源和环境问题的积极努力。近年，随着经济、信息及其他各方面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源和环境的利用、保护和优化事业正向国际化拓展。
中国的人口现已超过12亿，相当于欧洲、北美、日本和大洋洲的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12亿人的发展动力和发展势头正旺。值此世纪之交、仟僖之交，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型和发展都进入了关键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矛盾，也已发展到接近极峰的程度，即人口膨胀、经济粗放发展与资源消耗量的迅猛增加和环境破坏加剧的恶性互动的恶化程度已临近顶点。作为基本国策之一的环境保护已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逐步强化全民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动的力度，力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到2000年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进而继续努力，以求在2010年左右使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在总体上达到良性转化。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既是12亿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势不可挡、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而且，下述条件还决定了这个发展必须持续足够长的历史时间才能达到现代化水准。
1、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空间展开看，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发展起点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必须经过长期持续发展（按“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要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从1980年算起需70年）才可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国发展的历史积累，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到现在为止，已进入现代化发展的地区和人口，主要还是在沿海、沿江、沿主要交通线的城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从宏观大区域看，正在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逐步推进，由城镇向农村逐步推进和扩散。空间上的梯次推进，体现为发展上的水平差和时间的延续。发展水平的质的提高比量的扩张更难，耗时更多。即便是现代化已启动的地区，如果能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顺利的话，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也还需30来年。而更广大的三分之二的发展滞后地区，从创造发展条件，发展启动，到基本达到现代化水准，至少还得50年。
2、从作为发展主体的人的因素看，中国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计划生育的推行，自1988年以来不仅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连续稳定下降，而且在人口基数仍不断扩大的前提下，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亦开始逐年缓慢下降，1995年人口净增数已降到1271万，比1987年的净增人口1793万少增522万。1995年中国人口的年增长率已降至10.55‰，接近英格尔斯10‰的人口增长率的现代化指标，它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平均增长率，而且低于世界人口平均增长率约5个千分点。这是中国人口数量控制的阶段性转折，保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成果不至被人口的增长“吃掉”或抵销（1991—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11.7%，而人口平均每年仅增长1.2%，前者高于后者10.5个百分点），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与人均国民收入得以接近同步增长。这是突破人口膨胀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保障这个全球第一人口大国持续发展的重大成就。
在人口素质尤其在体质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上，中国既已取得的成果也是显著的。但是由于中国百余年的战乱和社会动荡，尤其文革的破坏，加上城市化滞后，广大居民特别是占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居民的总体教育水平和社会化、现代化的程度还相当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前经济上的粗放低效益（包括对资源的掠夺、滥采及对环境的破坏）和经济结构的落后，政治上民主法制意识的淡薄和腐败的猖獗，社会失范、缺乏公德及犯罪率的迅猛上升和犯罪手段方式的残忍野蛮，文化品位低下及各种粗鄙、庸俗甚至恣情纵欲的非理性享乐方式的流行，凡此种种，归根到底，还是由于经济、教育水平的低下决定了公民整体社会现代化水准的低下，部分人还处于无奈的痞子状态，尤其享乐和犯罪的低龄化，更令人堪忧。它说明了作为发展主体的人文素质的提高还异常艰巨。仅从树人之本的教育来看，本世纪末只能基本做到消灭青壮年文盲，相当多的人口还只能受完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的普及要到2010年左右，而使大部分国民享受到高等教育当然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换句话说，作为发展主体的人自身首先需要持续发展。
3、就现代化的内涵而言，如上所述，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在内的庞大系统工程，从理论和理想化的要求看需要全面同步协调发展。但事实上，从作为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规律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一方面呈现出显著的、不可避免的连带关系和互动作用，另一方面，人们对这些因素的认识不尽相同，这些因素的启动条件。也是各有各的特点。这就很难避免这些要素推进的不平衡引起的摩擦、矛盾甚至冲突，使现代化在这样那样阶段出现各要素推进的不协调。即使比较有序的发展战略，也只能不断总结经验，力求科学地分析各要素的特性和功能及各要素之间的互动作用，分清各要素的轻重缓急，统筹兼顾，因势利导，逐步理顺关系，适时地将各方面的发展排上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一就而就，要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既要力求高速度，又要力戒浮躁，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否则，哪一步踏空了，返起工来，更费时、费力，这就是我们多次经验过的欲速不达的教训。
西方内源性先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如恩格斯所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的启动，是受传播影响的作用，具有现代化发展意识的人掌握了政权或者至少能对执政者起到决定性影响时，就会促使政府凭借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种资源的控制和支配权，自上而下地动员全体国民创造发展的条件，并集中整体的国力，实施基础性创业工程，从而得以与从自由资本主义起家、已经过长期发展具有先发展优势的先发达国家进行竞争、抗衡，并在竞争中崛起，后来居上。所以，从东亚和拉美的经验（从19世纪中叶的日本到最近的缅甸）来看，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都是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其中许多是组织化程度比一般政党和民间社团组织化程度高得多的权威人物为领袖的政党控制的政府或军政府）直接领导和组织下推进的。其历史和现实作用显而易见——在东亚各国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功能曾经并仍在发挥着轴心和主导作用。
同时，东亚尤其中国现实的发展还证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不是如某些国外发展理论家预设的那样，仅仅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单向发动过程，现代化的真正社会化大普及和提高，更有赖于广大民众自下而上的积累和提高。近代以来既往的多次上下往复的互动过程且不说，仅以最近的一次为例。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又自创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开创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产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和具体模式。自古未有的农村社会经济基础性变化，现在才仅仅开始，而经济生活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农村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如农民从业结构的分化，作为农村社会基层单位的村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等等。尤其村民委员会的现代法人地位的确立，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和任期制，正是中国农村社会走向现代民主法制的奠基性开端，即从传统的宗法社会和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进向现代民主法制社会的开端。而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农村农民社会，要通过逐步积累，上升到上下贯通，城乡一体，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半陌生人社会，再到陌生人大社会，都得以直接或间接沟通，使全国性现代民主法制体系得以建立并达到良性运行，没有几十年的组织建设和公民意识的培养是不可想象的。
可见，从中国的实际和历史经验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只能是长期的，必须持续进行，如果“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推进得顺利，不出现大的曲折，也还要半个世纪；如果出现大的不测情况，发生大的曲折，那么可能还会耽误和延长更多的时间。
4、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供给和环境保护，也只能纳入现代化整体性持续发展的实施中去分析研究。
如前所述，中国不可再生的人均总和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大约只占世界人均量的三分之一，为了保障持续发展，必须做到下述两点：
（1）尽可能采用能耗物耗小、污染物产生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以节能降耗，提高单位资源的利用率，保护环境，并尽可能采用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这都须通过科技进步尤其是大力发展环境科学和环境产业来实现。资源利用上的科技进步又应以本国科技进步与吸取国外的有关先进科技成果相结合来实现。这种科技的进步和实现又取决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即现代化的全面推进。
（2）推进经济国际化、全球化进程，通过贸易互通有无，调济余缺。中国传统的男耕妇织的小家庭自然经济的微观自给自足和“地大物博”的国家宏观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现都已为国内国际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打破。尤其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强化，突破了传统资源意识的局限。当今世界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正从一时一地一国的范围向跨国区域和全球规模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拓展。在发达国家，随着科技、经济和包括环境意识在内的人文意识的进步，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自然资源的可供性转向了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保护。从发展的观念和全球视野看，可持续发展中的资源和环境因素正日益社会化、国际化。
所以，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看，正处于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窘境中，而从发展的前景看，中国的持续发展又是可行的。故，纵观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可谓窘境中的乐观。这里既包括历史上欲速不达反受挫的屡屡教训（如康有为1898年就断言“变法三年便可自立”，孙中山1917—1919年撰写的《建国方略》认定“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毛泽东1958年提出两三年超英，10年或15年赶美，并向共产主义过渡），也具有中国和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后来居上加速度发展的历史根据〔如工业革命启动后人均产出翻番的耗时：英国58年（1780—1838），美国47年（1839—1886），日本34年（1885—1919），巴西18年（1961—1979），韩国11年（1966—1977），中国19年（1977—1987）〕，既积极考虑到了国内国际各方面有利于发展的种种条件，也谨慎地估计了已经和可能碰到的各种困难和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