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攀[1]2003年在《英国侵藏的最后十年（1937—1947）》文中研究表明1937—1947年是英国侵略西藏的最后十年。此期间，英国出于殖民利益和亚洲战略形势的考虑，在所谓“麦克马洪线” (以下简称麦线)以南地区，构筑印度东北边境防御体系，策划和侵占了“麦线”以南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在西藏政治地位问题上，英国提出有条件承认中国拥有西藏的“宗主权”，以此破坏西藏的主权归属；此外，英国还鼓动西藏分裂分子进行独立活动，阻碍国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正常化。以上叁方面，即构成了英国最后十年侵藏的主要内容。因此，本文以专题形式，通过大量中英文档案资料，着重剖析了英国侵藏最后十年的政策变化。全文共为叁部分： 第一章论述了英帝国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的密谋及其活动。第二章论述了中英关于西藏政治地位的交涉及双方在拉萨的外交斗争。第叁章论述了英国对国民政府改善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干涉与破坏。结语部分简述了1947年8月，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的侵藏政策。
丁柏峰[2]2017年在《民国时期青海西藏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认为青海省与西藏自治区两省区的辖境共同构成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主体,由于地域相邻、自然环境相似、主体民族相同、文化上的趋同等原因,这两个地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联系紧密,互动频繁,对两地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地缘角度来看,对于内地而言,青海是连接西藏的边疆;对于西藏而言,青海又是沟通中原的内地。对青海的治理始终是历代中原王朝控制西藏的的一个重要环节,青海、西藏两地之间的互动一方面受青藏高原区域地理环境及民族分布格局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控制能力及统治政策。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基本处于一种不能驻军,不能派驻机构,政令不能畅达的不正常的状态。受这一大的时代背景影响,青海、西藏两地的互动关系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内容,体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本论文以民国时期青海、西藏间的重要政治互动为主线,重点探讨了以下问题。首先探讨青藏关系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演进的舞台,任何区域的历史发展都有受制于地理环境的一面。因此,研究青海、西藏两地的历史发展与互动往来,首先必须分析了解青海、西藏所在的青藏高原这一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区位特征。民国时期的青海、西藏关系是古代青藏关系的延续,因此也对民国以前的两地互动关系进行了简单概括。其次,对西姆拉会议前后青藏间的互动、青海建省及青藏战争、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的活动、在青海寻访十叁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等重大历时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西姆拉会议上英方代表所提出的“内外藏划分”既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也直接触及青海行政当局的具体权益。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回复北洋政府外交部的“艳电”,是在青海玉树地区被划入内藏,青海行政当局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情况下发出的。但“艳电”全文站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高度,有理有据地力争主权,表明了马麒等人对于青藏一体、唇亡齿寒特殊地缘的清醒认识。西姆拉会议以后,在马麒建议及组织下,甘青使团成功入藏,这是民国建立以来第一次派员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入藏沟通,成功突破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不正常关系的僵局。朱绣、古浪仓等青海籍人士入藏后与西藏各界进行了有效沟通,在某种程度弥合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隔阂,密切了双方的关系。1929年青海建省既是青海行政当局多年追求与谋划的结果,也是中央政府实施的重大治藏措施。青海建省以及西康建省,使得西藏与青海、西康等地的行政边界在国家层面得以明确划定,西姆拉会议上以划分内、外藏来分裂中国的图谋得以彻底破产。青海建省是青海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青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青藏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内容。“欲挽回藏局之危亡,当必自青海入手”成为执政者的共识。青海成为国民政府在制定治藏方略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青藏关系也成为当时政治时局的晴雨表。九世班禅返藏受阻后在青海的活动以及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世班禅的寻访与认定等这一时期青藏间政治互动的重大事件均反映出青海对于中央政府治理西藏所发挥的作用。第叁,探讨了民国时期青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青海与西藏之间,地域毗连、部落交错杂居,加之宗教上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历来商旅往还,和睦相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青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藏族与其他民族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一个缩影。青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实现了两地间的物资互补,丰富了两地的文化内涵,双方在交流中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推动了各自区域内的发展。
彭沛[3]2012年在《印度对华政策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49-1965）》文中指出本文主要对1949—1965年间印度对华政策中的美国因素进行历史考察,对其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估,并从中得出某些有益的经验或启示。成为“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和确立在南亚次大陆的领导地位,是印度独立后对外战略的总目标。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印度推行不依附于任何大国集团的不结盟政策,并试图组建美苏之外以印度为首的第叁势力。而在两极世界格局下,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从其冷战的全球战略目标出发,曾经试图影响印度的对华政策,但是战略目标的差异和基本政策的不同使印美两国在对华政策上分歧严重,美国影响印度对华政策的效果相对有限。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朝鲜战争问题上都积极对印度施加影响,试图促使印度与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站在同一阵线,但是收效甚微。印度不仅拒绝追随美国,而且及时承认了新中国,并与新中国正式建交;印度还积极推动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度反对美国将朝鲜战争与台湾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联系起来;中国参战后,印度积极进行调停,尊重中国的意见,并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一定程度支持中国的立场。印度的对华友好一方面加强了新中国对印度的好感,促进了中印友好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引起美国对印度的不满,制约了美印关系的发展,并一定程度推进了美国与巴基斯坦的结盟。西藏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美国对华遏制的重要棋子。美国积极插手西藏问题,并极力争取印度与美国合作。尽管印度不希望中国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并曾经试图阻止西藏的和平解放。但是,印度与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利益并不一致。印度不仅担心美国的插手将使中印的双边分歧上升到冷战的层面,从而损害印度的利益和安全,而且美国从“遏制共产主义”出发介入西藏问题也有悖于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因此,印度反对美国插手西藏问题,并拒绝与美国合作。1954年,美国不顾印度的强烈反对与巴基斯坦结成军事同盟,客观上使巴基斯坦在南亚的地位得到加强,极大地抑制了印度的战略空间。为抗衡巴美结盟,印度决定与中国谈判解决西藏问题。通过与中国签订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印度放弃了英国在西藏遗留的殖民特权,并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印度的对华友好政策由此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随着美国更深入地插手西藏问题,获得美国支持和援助的西藏分裂势力于1959年3月公然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中国政府迅速平定叛乱,并加强了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控制。印度试图使西藏长期享有“高度自治权”、在印中之间充当“战略缓冲区”的幻想彻底破灭,印度认为其国家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西藏叛乱之后,印度对西藏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在美国的影响和推动下,印度收留了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分裂势力,并准许其在印度从事分裂中国活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更是与美国积极合作,共同军事援助西藏分裂势力。同时,印度在联合国的立场也发生重大变化,由原来反对(至少是中立)联合国干涉西藏问题,转变为积极推动联合国通过干涉西藏问题的相关决议。1959年西藏叛乱之前,由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还不突出,美国并未有意识地试图影响印度的对华边界政策。但是,美国亚洲政策推行所造成的印巴对抗、中美敌对、美巴结盟、美印关系恶化的客观战略格局,一定程度促使印度以对华友好寻求中国承认(至少是默认)印度的边界主张,以借助中国抗衡巴美结盟。1959年西藏叛乱后,随着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矛盾的日益突出和激化,美国大规模增加了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并开始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力图借机加剧印度与中国的对抗,并推动印度与巴基斯坦建立针对中国的“联合防御体系”,最终将印度拉入西方阵营。美国的积极支持一定程度推动了印度“前进政策”的实施,最终导致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印度政治上的支持、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助长了印度与中国的对抗和对华政策的强硬。但是,美国试图将印度拉入西方阵营的政策目标未能达成。总体而言,1949—1965年间,美国因素一定程度影响了印度的对华政策。但是,这种影响相对有限。印度和美国在战略目标上存在的巨大分歧、美国南亚政策所面临的困境、印度国内政治经济的现实,以及中国采取的外交行动等制约了美国因素对印度对华政策的影响力。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制约,美国政策的推行通常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有时甚至向美国期望的相反方向发展。通过对这一时期美国因素在印度对华政策中影响的研究,说明印度的对外政策和印中关系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美国即使在其霸权的高峰时期,其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仍然受制于各种因素,有其限度。有关国家如何排除干扰,妥善处理彼此的关系是决定性的因素。
邓红英[4]2016年在《国内中印边界争端研究综述》文中提出50多年来,中印边界争端一直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有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且涉及众多领域。立足于多种理论视角和日益增多的中外文文献资料特别是外交档案,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质量不断提升。但是,已有研究成果也存在质量参差不齐、历史反思和现实针对性不足以及需要加深和拓宽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等等问题。
参考文献：
[1]. 英国侵藏的最后十年（1937—1947）[D]. 张永攀. 西北大学. 2003
[2]. 民国时期青海西藏互动关系研究[D]. 丁柏峰.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3]. 印度对华政策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49-1965）[D]. 彭沛.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4]. 国内中印边界争端研究综述[J]. 邓红英. 东南亚南亚研究.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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