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议程设置与政治参与：基于一项调查实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程论文,政治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新闻来源的多元化、信息沟通的更加便捷以及自媒体的蓬勃发展，议程设置模式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过去媒体主导议程设置的局面转变为由媒体和大众共同设置议程，从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网络舆情事件。而预测网络舆情事件的爆发是困难的：无论是政治类的反腐败、高官落马，国际性的马航失联、乌克兰危机，或者是社会类的环境污染乃至明星爆料等新闻，都有可能迅速引爆舆情，形成全民关注的焦点。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事件能够成为民众焦点，民众对事件的热情和关注如何传递到现实生活之中，会给政治稳定、社会管理等工作带来什么样的挑战?这是政府和学界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被广泛应用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下的政策过程①及政府回应性研究②中。在中国，尽管议程设置在实质上已经深刻影响着现实政治，但相关研究仍然稀缺，使得舆情管理缺乏针对性。因此，在中国语境下探讨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是拓展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范围，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在西方选举制国家展开，集中探讨媒体行为如何影响选民的政治态度或观点，但缺乏对非西方国家议程设置效果的考量。其次是在网络时代议程设置的新要素上，中国互联网发展迅猛，民众网络使用热情和深度不断高涨，各种网络舆情层出不穷，这为探究网络时代的议程设置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空间。 相较于议程设置研究传统上对大众政治态度的关注，本文拟将研究进一步推进到对大众政治参与行为的考察上，这是非西方国家民众更广泛的政治行为，也是政府舆情管理重点。具体的研究目标有两个：一是比较不同类型的议程对大众政治参与影响的差异，主要选取政治类、国际类、社会类三个舆论热点事件，比较分析其对民众政治参与热情的不同影响。二是考察议程设置的属性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这里主要纳入两个要素：一是议程设置的传统要素，即议题属性；二是网络时代议程设置的新要素，即交流方式的互动性。在研究方法选择上，本文采用了调查实验方法，具体方法选择及原因详见后文介绍。 二、网络议程设置与政治参与：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是传播学的重要概念，用于探讨媒体传播对大众观点的影响。相关研究首先集中在其对大众思考主题的影响上，是议题显著性(issue salience)从媒体向大众的转移。1968年，McCombs③首次将议程设置理论引入到政治传播研究中。他访谈了100名没有明确党派偏好的受访者，让他们从议程列表中挑出他们认为重要的，并将排序结果与当地主要媒体(电视、报纸、杂志等)所报道的重点问题相关联，发现这两者高度相关，从而验证了媒体塑造大众议程的重要性。此后不少研究都从这个角度展开，将新闻文本分析与大众认知数据相结合，来验证议程设置的效果大小。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议程设置效果研究从探讨大众“想什么”拓展到“怎么想”层面，这被称为二级议程设置效果④或属性议程设置(attribute agenda setting)，即媒体对事件或人物报导的“属性显著性”(attribute salience)选择也会影响议程设置效果；这主要通过两个机制来产生效果：一是框架效应(framing)，即媒体报道方式、词汇选择以及态度倾向等会潜在地影响大众态度；⑤二是启动效应(priming)，即对事物某一属性诸如候选人意识形态、身体等状况的强调会影响大众做判断的维度或标准。⑥ 议程设置理论开始议程关注对大众政治行为的影响，而这也是议程设置研究最为本质的目的。⑦当前对政治行为的关注主要有两个领域：一个是政治投票行为，关注议程设置对大众投票行为的影响；⑧另一个则是政治参与行为。 (二)议程设置与政治参与 相较于投票或选举研究，政治参与行为更为多元；相关研究也能够突破西方民主体制的场景限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类研究关注于媒体使用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聚焦于议程设置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 Moon⑨提出了议程设置激发政治参与的“CAB”等级效果模型：首先，议程设置会激发大众对总统候选人的关注(Cognitive)；随后，这种关注会激发大众对总统候选人生成态度(Affective)；进而由这种强态度激发大众多样的政治参与(Behavior)。他利用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新闻媒体文本分析和调查数据，考察了议程设置与四种政治参与行为即投票、政治讨论、政治集会以及政治捐献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议程设置在大众媒体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的调节作用。Camaj⑩利用科威特的新闻文本和问卷调查数据，也验证了议程设置效果的显著性：大众对新闻报道中不同议题属性的讨论，会显著提高大众政治参与的可能性。 (三)网络时代的议程设置 互联网时代，议程设置研究又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议程设置效应以大众的信息接收为基础，而互联网时代随着大量新媒体及自媒体的出现，大众信息选择性增强，信息接收倾向和偏好也从传统媒体更多转向互联网，(11)使得过去由媒体机构把持新闻来源的局面发生根本性变化，新闻媒体受众变得日益碎片化；(12)其次，各种网络平台的出现使得大众与媒体新闻以及大众之间的互动变得可能和便捷，这种互动使得大众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议程。(13)这就打破了议程设置由媒体议程向大众议程转移的传统模式，也给议程设置研究带来了新的要素。 人际交流或非正式交流是影响议程设置发挥效果的重要因素，(14)它有助于大众理解新闻含义，形成对该议题的认识和观念，从而达到强化或者稀释议程设置效果的作用，充当着联结议程设置宏观层面与个体层面效果的“桥接作用”。(15)与他人就特定的新闻进行交流的人会比不交流的人更加重视这个议题，也会在交流过程中发生对问题重要性的认知改变，产生“会话效应”。(16)互联网时代，各种网络新闻平台的出现使得这种讨论变得异常的便捷和普遍，点赞、转发、跟帖、新建专题贴吧或讨论群等方式，使得民众有着充分的手段来对某个特定话题进行讨论，形成自己的观点。而这种交流方式的改变，也势必会影响议程设置效果。 (四)中国语境下的网络议程设置与政治参与：分析框架 议题属性是议程设置的核心要素，围绕一个议程，媒体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挖掘和报导，而议题属性的选择则倾向于内化为大众评判事物的标准。而哪些属性容易引发大众关注?肖唐镖(17)发现宗教纠纷、国际争端和现实社会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最多；孟天广(18)通过对网帖的统计分析发现，农村农业、就业、贪腐、企业事务等议题上的公众诉求最多。就舆情管理而言，对议题的本质理解和把握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弄清其背后的意义建构，(19)它往往会超乎具体议题本身，而是上升到更抽象的层面，激化人民内部矛盾，(20)激励政治参与。就当前各种网络议程来看，如下四种议题属性更容易引发民众激烈情感： 第一类是关于社会矛盾的讨论。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中，新旧体制、新旧观念、新旧阶层的碰撞不断增多，新的社会矛盾会借助具体的事件而得到民众的关注，吸引与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网民的注意。诸如2009年夏俊峰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背后所反映的小贩和城管之间的深刻矛盾。这样的讨论，一方面反映了网民理性程度的上升，注重对社会问题和基本矛盾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容易激发网民的同理心，促成集体行动。 第二类是关于阴谋论的讨论。引发网络舆情的事件往往是具有一定的不透明性，再加上信息传播中的扭曲或夸大，使得对事件的讨论容易转向对其背后阴谋或“内幕”的猜测。这种话题常常会因为缺乏现实证据却又迎合民众的猎奇心理而受到追捧并得到进一步的夸大，容易引发集体不满情绪，酝酿着现实参与的导火索。 第三类是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网络往往具有偏激性的特点，尤其是在国际事件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讨论也较容易吸引注意力。这种讨论往往能够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引发集中讨论和参与，并发展成为街头抗议活动，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中抵制家乐福事件就是一起典型的从网络讨论转向现实参与的案例。(21) 第四类比较重要的就是关于政府治理能力的讨论。当前对于许多事件的讨论都容易出现“泛政治化”的倾向，(22)即将许多与政府治理没有直接关系或者只有微弱关系的事件都会归结到政府不作为或者能力不足等问题上，引发民众的政治不满情绪，推动相应的政治参与活动。诸如在北京“7·21暴雨事件”中，不少讨论转向了对政府能力的质疑。 同时，基于上文对网络时代特点的考量，本文在分析框架中还纳入了议程讨论方式要素。根据大众在议程中是否与他人发生互动，本文将讨论方式分为“围观式”和“集体式”两种。围观式讨论以个体信息接收为主，形式以新闻浏览、点赞、转发、评论等为主，主要是通过“关注”来对事件形成压力。尽管它距离由共识产生的决策和实际行动还非常遥远，但这样的围观中也蕴藏着政治参与的机会。陆斗细(23)等总结了围观引发参与的过程：情景共享与围观动员、政治议题博弈、形成集体认同感、多方互动和政治输入、议题延伸与分蘗等等，显示出围观式讨论在推动现实参与方面的潜力。而相较于个体范围内的围观式讨论，集体式讨论则以网民之间的互动和组织为特点，形成对事件的分析、争论，相互分享信息和观点。这容易引发群体成员间对共同的群体规范的考量和对重要成员的认同，(24)使得本来没有想法的网民也很容易在这种言论的引导下盲信盲从，(25)引发现实的参与活动。 三、实验设计 (一)调查实验 2014年发生了若干起声势浩大、舆论焦点集中的事件：首先是3月8日发生的马航失联事件，由于其神秘性、跨国性得到众多网友的讨论，并随着新线索的不断出现而持续发酵(以下简称为“马航”事件)；3月31日，一向被视为典范丈夫的演艺明星文章出轨事件曝光，引发全民关于家庭伦理等的讨论，并随着与文章相关的各方不断表态而持续升温(以下简称为“文章”事件)；而同年也是新一届政府上台加大反腐力度、查处多起重大贪腐事件之时，受调查的官员级别之高、贪腐金额之大令人瞩目，也引起了民间热烈的讨论和关注(以下简称为“反腐败”事件)。本文拟利用这三大议程，利用问卷调查方法，来探测不同议程设置对网民现实政治参与的影响。 2014年5—8月，我们设计了“互联网与社交媒体调查”，作为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公共媒体使用行为”调查的一个部分。这项调查采取“GPS辅助的区域抽样”与分层多阶段相结合的方法(26)来抽取样本，可以有效地解决传统户籍抽样中存在的难以覆盖流动人口、户籍资料不精确、人户分离等问题。调查共覆盖24个省级单位，70个区、县级市和县等县级单位，实抽样本5 960个，其中符合调查资格样本5 654个，完成样本3 747个，有效完成率为66%。考虑到本文要考察网络议程设置的特点，本次研究只纳入其中的网民样本1 953个，占全部样本的比例为52.12%，稍高于全国网民的比例48.8%。(27)考虑到本调查的抽样对象是18岁以上人口，这个比例合乎现实的情况；同时，当前网络政治研究大多基于方便样本或自愿样本，本文基于全国代表性网民样本进行统计推论具有方法论优势。表1描述了样本的基本分布。
从表1可以看到，三组的样本在性别、教育和年龄上的分布基本一致，总体上都是男性、高中及以下学历、年轻人偏多，这也与已有的大多数网民身份特征调查结果相一致。 (二)干预设计：议程选择 实验法在政治学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一般有实验室试验、田野调查、调查实验以及自然实验等几种形式。(28)其中，调查实验在舆论研究中有着良好的适用性以及广泛的应用面。它一般是把不同的信息作为干预手段，来看不同说法(wording)对受访人回答特定问题的影响，(29)以此作为因果分析的手段。但这种方法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种测量的结果只能是受访者对该文本刺激的即时反应，而很难测量出某一事件持续性的、稳定的影响；另一个主要局限就是用来做干预的事件很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发生过，受访人可能已经接受过这方面的信息且程度不一，使得干预的实验效果和现实效果很难做出区分。(30) 为了测量不同类型的议程对网民政治参与的不同刺激影响，我们选择了马航失联、文章及反腐败三项议程，来看国际事件、社会事件以及政治事件的不同影响。同时，为了解决实验法中所存在的上述问题，增强因果推断能力，本次调查实验采取了如下措施，来消除短暂的文本刺激的影响，而专注于探测不同的议程设置对网民现实参与活动的影响。首先，本次调查时间发生在上述事件正在得到公众充分讨论之时，时间点上可以较好探测出事件影响；其次，实验首先测量受访者当前的政治参与倾向，随后再询问受访者对于事件的关注和讨论情况，这样就使实验的刺激因素从单纯的文本描述转移到现实的事件冲击之上；第三，在调查中询问受访者对此事件的了解和讨论情况，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受访者对此事的现实接触(exposure)情况，只保留现实因素的影响效果而过滤掉文本信息的影响。 结合第二部分有关议题属性以及事件的具体讨论情况，我们总结了每个议程在社会矛盾、阴谋论、民族主义以及政府治理能力四个议题上的主要讨论点，询问受访者是否讨论过相应的议题。具体的选项设置如表2所示。
(三)变量 1.因变量：现实政治参与倾向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试图影响政府政策的行为，根据受现有制度约束的不同，一般分为制度内参与(institutional participation)和制度外参与(non-institutional)两种：前者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的政治参与活动，后者则是突破现有制度的政治活动。(31)但这个国际通行的分类方法并不能囊括中国更为复杂的现实政治参与情况，Shi(32)在问卷调查中纳入了18种政治参与形式，包括“给报纸写信”“通过社会组织表达意见”“通过贸易联合会或组织表达意见”等情形，并将他们归入政治参与的“申诉”类别。Guo(33)把这个分类方式简化为三类，并把申诉归入正式渠道参与。但就本质而言，通过媒体、社会组织等第三方组织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来获取政府的关注，是试图通过社会关注来获取政府政策影响力的参与行为，是制度内参与和制度外参与行为之间的“缓冲”。尤其是在网络时代，通过向媒体或者相关社会组织“爆料”“揭发”等方式来获取关注，是部分网民的典型选择。因此，这种参与形式应该作为一种独立的参与模式而存在，本文将其归入“社会式参与”类型。 鉴于我国实际政治参与水平很低，本文利用受访者“将来是否有可能做下列政治参与活动”这一政治参与倾向作为测量，其中的六项活动分别是：参加与政治相关的会议、向上级政府领导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社会组织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请愿书上签名、游行/静坐/示威/群体性事件等。前两者归为制度内参与；中间两种归为“社会式参与”；最后两种归为制度外参与。(34)由此得到一个四分类的变量：0代表三种都不参与，1代表制度内政治参与的可能，2代表社会式参与的可能，3代表有制度外政治参与的可能。0到3的参与比例分别为73.9%、10.6%、10.7%和4.9%。 2.解释变量：议题属性与讨论方式 本文研究的解释变量选择有两组，一组是所讨论的议题属性，这是议程设置的传统关注要素。对于三个热点事件中有关社会平等、阴谋论、民族主义和政府治理能力的讨论，受访者讨论过为编码为1，没讨论过为编码为0。这样就得到了议题属性讨论状况的四个虚拟变量。 第二组是讨论方式变量，根据网民之间是否发生互动，将点赞或关注、转发、发言/评论这三种行为合为一组，归入“围观式”；而将与网友争论/讨论、组织群/论坛/圈子、倡议/组织/参与一项网上行动、倡议/组织/参与一项实地行动这五种归为一组，归为“集体式”。两者都是采用“类别内有一项参加”即定义为1、一项也没有定义为0的编码方式，得到两个虚拟变量。 3.控制变量：人口统计学与政治信任 既有调查常常表明，年轻群体、男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容易参与网络议题的讨论。(35)本文也将这三者纳人为人口统计学因素，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以二分类变量的形式出现，(36)年龄以定比变量的形式出现，以受访者在2014年的年龄为准。 同时，本文还纳入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感作为控制变量，这是影响政治参与的传统要素。(37)一般而言，低水平的政治信任更容易引发动员式(制度外)政治参与，而高水平的政治信任则会提高制度内政治参与水平。(38)Camaj(39)的研究也将政治信任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模型之中。本文选择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作为衡量指标，因为已有多个研究表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政治体制的信任，能够较好的代表受访者的政治信任水平。(40)政治效能感也是影响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一般而言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四)干预分配及平衡性检验 实验法首要强调的是研究对象的随机性。本次调查随机干预的操作方式如下：把干预1、干预2和干预3的调查问卷顺序循环排序，分别对应着马航失联、文章和反腐败事件，然后将排列好顺序的问卷依次发放给研究对象。调查实验采集的三种类型的问卷数量分别为637份、661份、655份，而三组之间在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核心控制变量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3)，表明实验在样本分配上实现的是完全随机分配，样本选择有着较好的平衡性。
四、实验结果与分析 (一)调查基本结果 首先就实验结果的整体来看，受访网民对三个事件的知晓度都非常高，其中马航失联事件的知晓度最高，达到91.4%；其次是反腐败事件，也得到了87.7%的网民的关注；而文章事件的知晓度较低，为73.3%。而对于该事件的关注情况，也呈现出显著的议题间差异。其中，马航失联事件和反腐败事件都得到了网民高度集中的关注，非常关注和比较关注的比例之和分别为62.1%和42.1%，而文章事件网民关注度则较小，两者之和只有22.7%。这显示出网民并非传统所认识的那样，更喜好关注娱乐八卦事件；相较之下，他们对国际和国家政治事件都表现出高度的关心，具有较高的政治关注热情。 从议题属性来看，四个属性在三个事件上都得到了广泛讨论。如图1所示，马航事件讨论主要集中于中国政府对此事的应对能力上；文章事件主要聚焦于对社会矛盾的讨论，集中议论的是名人社会责任问题，而话题较少会转移到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质疑上；反腐败事件的讨论分布较为均衡，对于社会矛盾议题——社会风气问题讨论最多，其次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讨论。总的来看，阴谋论和民族主义并未在讨论中占据主流，这也与传统所感受的网络言论比较偏激的观点相悖，也进一步证实了网民的客观理性。
图1 三大热点事件讨论重点 在议题讨论方式上，如图2所示，参与方式最主要是点赞或关注、转发和发言评论，而在网上与网友争论、组织论坛圈子以及组织集体行动的讨论方式则比较少，显示出以“围观式”为主的讨论方式。
图2 受访网民对三大热点事件的关注行为分布 (二)分组分析及结果 利用上文准备的变量，我们构建了一个议程设置与政治参与倾向的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见，议程设置与现实政治参与倾向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模型解释力都比较高，其中解释力最高的是受访网民在国内事件中的网络行为与其现实政治参与倾向的关系，文章和反腐事件两者的伪
分别为0.260和0.226；对国际事件的解释力稍低，但也有0.218。 就人口统计学变量来看，教育水平对制度内参与显示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群较之于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更倾向于制度内的参与方式，其发生比率在三大事件中分别是后者群体的2.981倍、6.307倍和2.746倍。这显示出高教育群体制度内参与程度较高，这一方面可能是高教育群体有着更高的政治参与意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正式的制度内参与渠道对高教育群体有更高的可及性。同时，年纪较大者的制度内参与倾向要显著高于年轻人，而在社会式参与和制度外参与上则没有显著差异。 议题属性和讨论方式在不同议程中显示出对政治参与类型的不同影响。在马航事件中，集体式讨论方式对三种类型的参与都有显著影响，有过这种经历的群体其在制度内参与、社会式参与以及制度外参与倾向，较之都不参与群体的发生比率分别是没参加过集体式讨论群体该比率的3.557倍、5.659倍以及5.027倍；相较之下，具体话题的讨论则对不同参与类型的发生比率没有显著影响。这显示出集体式讨论方式在激发国际性事件的政治参与热情上的显著影响，而无关乎讨论的是什么议题属性。 文章事件对网民政治参与行为影响较小，只有社会矛盾和政府治理能力的讨论对社会式参与的发生比率有显著影响，有过这两者讨论的受访者社会式参与较之不参与的发生比率分别是没有过这种讨论群体的2.385倍和5.467倍，但对制度内和制度外参与倾向都没有显著影响。这显示出社会性事件对社会式参与的显著影响，尤其是对社会性事件所涵盖的对社会矛盾和政府治理能力问题的讨论上。同时，对社会性事件的围观式讨论方式对制度外参与有显著影响，其相对于都不参与的发生比率是没有围观式讨论行为群体的7.602倍。 在反腐败事件中，关于政府治理能力的讨论对受访者制度内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其发生比率为没有讨论过这个议题属性群体的2.792倍；关于社会矛盾的讨论容易激发受访者的社会式参与，其发生比率是不讨论这种议题属性群体的2.866倍；而关于阴谋论的讨论和围观式讨论方式则容易激发受访者的制度外参与倾向，两者发生比率分别为没有过这种讨论群体的2.405倍和4.608倍。这显示出政治类事件激发政治参与的复杂性，它可能有着多种触发机制。
总的来看，议题属性对政治参与的作用发挥主要体现在国内议程事件上，对社会矛盾和政府治理能力议题属性的讨论更容易引发社会式参与。讨论方式影响也区分为国际事件和国内事件，对前者集体式的讨论方式很容易激发三种类型的政治参与，而后者对制度外参与的促进主要依赖围观式讨论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际事件引发政治参与的主要机制在于集体式讨论所产生的动员和组织，而国内事件促进政治参与的主要机制则可能主要在信息和态度获取上。 整体来看，政治信任对社会式参与显示出普遍的正向影响，政治信任水平每提高一个层级，受访者在马航、文章和反腐败事件的刺激下发生社会式参与的发生比率分别是较低政治信任水平者的3.348倍、2.007倍和4.027倍；同时，在反腐败事件上，政治信任也显示出对制度内参与水平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当前我国政治信任水平整体处于较高水平，由此政治信任会促进制度内和社会式参与，对制度外参与则影响不明显。同时，政治效能感也在国际性事件中显示对政治参与的显著正向影响，对社会性事件的政治参与效果则没有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互联网时代，传统议程设置方式发生改变，过去媒体主导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的局面被打破，大众在议程设置中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媒体为了获得更多受众，也开始有意识地报道大众所关心的议题，由此引发议程设置的主体从媒体向大众转变的局面。这使得互联网时代的议程设置会更多地与大众的需要和诉求相结合，更能反映大众需求，使得对网络议程设置的研究也更为迫切。 在西方语境下，议程设置的研究视角是自上而下的，主要关注议程设置影响大众政治态度的程度，探求某项议案或政治候选人之胜出原由。但就中国而言，议程设置研究更主要的目的则在于发现大众在议程中所反映出来的诉求并及时做出回应，避免泛政治化讨论的过度所形成的针对政府的压力，将社会问题推演成为政治问题。(41)但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民众依然表现出对政治类事件的高度关注，社会八卦类事件的知晓度和关注度都不及政治类事件，显示出网民较高的理性化程度与政治关注热情；社会性事件仍然集中在社会领域范畴内讨论，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讨论虽然有所涉及，但影响也主要是在通过媒体、社会组织等制度内社会式参与行为上，并未刺激制度外参与行为，显示出泛政治化现象并未到达严重的程度。 同时，在中国的变革背景下，关注大众政治参与诉求的重要性要远高于在西方体制下的研究。区别于西方体制下议程设置对投票、集会、献金等政治参与行为的关注，本文重点关注了中国语境下与政治稳定相关的制度内参与、社会式参与和制度外参与等模式。结果发现，不同类型议程所激发的政治参与的机制有着显著差异，国际类事件激发政治参与的机制主要存在于议题讨论方式上，互动方式更容易激发民众的政治参与，而其原因可能在于互动所产生的组织和激情。相较之下，政治类事件引发政治参与的机制更为复杂，议题属性和讨论方式都有可能激发政治参与：对政府治理能力议题属性的讨论会提升其制度内参与倾向，对社会矛盾议题属性的讨论提升其社会化参与倾向，而对阴谋论的讨论则更容易带来制度外参与行为。这反映出政治事件与网民政治参与的关系可控性较差，议程管理难度较大，需要密切关注民众讨论的议题热点及讨论方式并做好应对措施。 从议程设置理论发展的角度看，本文研究表明，互联网时代的议程设置研究需要纳入对大众互动方式的考量，这是影响议程设置效果的重要因素。个体利益诉求一向被认为是个体政治参与的动机，但由于个体影响政治结果的可能性很低，会使得个体倾向于成为政治参与中“搭便车者”而非直接行动者；事实上构成个体政治参与动机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利他主义，(42)即个体会为了全社会福利的优化或者特定群体福利的增加而选择参与。互联网时代各种社交平台飞速发展，信息来源更加便捷，使得个体对他人和全社会福利的关切更加便利，而多元化的讨论也很容易将本来关涉他人利益的事件发展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议程。这就使得政治参与的动力和刺激因素远远超出于个体本身的诉求，而是泛化投入到更加广泛、多元的问题上，使得议程设置的可控性大大降低。而且，这种局面会催生公民的公共意识，激发泛政治化的讨论，带来公民对政府和社会不切实际的诉求增长，也使得对大众政治参与诉求及其趋势的把握更为困难，给政府治理和社会稳定带来更大的挑战。而要应对这种局面，不仅要大力加强政治信任建设，吸纳制度外参与诉求，而且要扩大制度内政治参与渠道，增强制度内参与的可及性；还要适当注意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倡导理性客观地看待各类事件之本身，防止对事件所反映的社会矛盾和政府能力的过度解读。 最后，本文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本文针对调查实验研究中存在的话题引起式刺激较弱且持续时间较短的问题，尝试将结果变量放在前面，着重测量现实的议程刺激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由于测量时间恰值事件发生过程之中，事件并未完全平息，这使得测量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即时性的效果。如果要对事件效果的长期稳定效应进行研究，显然还需要在事件之后再做一次调查，比较观察事件的刺激效果是弱化还是加强，这样才能更好地探测出事件的稳定效果。就此而论，本文与其说是一项研究的结束，毋宁说是新的研究的起点。 ①参见Eissler,R.,Russell,A.,Jones,B.D.,New Avenues for the Study of Agenda Setting,Policy Studies Journal,2014,No.S1。 ②参见Gilens M,Affluence and Influence: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Americ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5。 ③参见McCombs,M.E.and Shaw,D.L.,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72,No.2。 ④参见McCombs,M.,Llamas,J.P.,Lopez-Escobar,E.and Rey,F.,Candidate Images in Spanish Elections:Second-Level Agenda-Setting Effect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997,No.4。 ⑤参见McComby,M.E.,Setting the Agenda:The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Malden,MA:Blackwell,2004.pp.79-95. ⑥参见Kim,S.H.,Scheufele,D.A.,Shanahan,J.,Think About It This Way:Attribut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s Evaluation of a Local Issue,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02,No.l。 ⑦参见Kiousis,S.,Agenda-Setting and Attitudes:Exploring the Impact of Media Salience on Perceived Salience and Public Attitude Strength of US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from 1984 to 2004,Journalism Studies,No.3,2011. ⑧Chow,R.M.and Knowles,E.D.,Taking Race off the Table:Agenda Setting and Support for Color-Blind Public Policy,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16,No.1。 ⑨参见Moon,S.J.,Attention,Attitude,and Behavior Second-Level Agenda-Setting Effects as a Mediator of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Communication Research,2013,No.5。 ⑩参见Camaj,L.,The Consequences of Attribute Agenda-Setting Effects for Political Trust,Participation,and Protest Behavior,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2014,No.4。 (11)参见马得勇、王丽娜：《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一个实证的分析》，《社会》2015年第5期。 (12)参见Takeshita,T.,Current Critical Problems in Agenda-Setting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2006,No.3。 (13)参见Roberts,M.,Wanta,W.and Dzwo,T.H.D.,Agenda Setting and Issue Salience Online,Communication Research,2002,No.4。 (14)参见Erbring,L.,Goldenberg,E.N.,& Miller,A.H.,Front-Page News and Real-World Cues:A New Look at Agenda-Setting by the Media,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80,No.1。 (15)参见Weaver,D.H.,Zhu,J.H.and Willnat,L.,The Bridging Function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Agenda-Setting,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992,No.4。 (16)参见Vu,H.N.N.and Gehrau,V.,Agenda Diffusion:An Integrated Model of Agenda Setting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10,No.1。 (17)参见肖唐镖：《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概念、类型与性质辨析》，《人文杂志》2012年第7期。 (18)参见孟天广、李锋：《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性》，《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19)参见高恩新：《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4期。 (20)参见王金水：《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机制研究》，《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4期。 (21)参见李婷玉：《网络集体行动发生机制的探索性研究——以2008年网络事件为例》，《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22)参见彭兰：《现阶段中国网民典型特征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3)参见陆斗细、杨小云：《围观式政治参与：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2期。 (24)参见郭茂灿：《虚拟社区中的规则及其服从——以天涯社区为例》，《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25)参见王扩建：《网络群体性事件：一种新型危机形态的考量》，《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26)参见Landry,P.F.,Shen,M.,Reaching Migrants in Survey Research:The Use of the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to Reduce Coverage Bias in China,Political Analysis,2005,No.1。 (27)数据资料来自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8)参见Druckman,J.N.,Green,D.P.,Kuklinski,J.H.and Lupia,A.,Experimenta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Druckman,J.N.,Green,D.P.,Kuklinski,J.H.,and Lupia,A.,eds.,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29)参见Barabas J,Jerit J.,Are Survey Experiments Externally Vali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0,No.2。 (30)参见Gaies B J,Kuklinski J H,Quirk P J.,The Logic of the Survey Experiment Reexamined,Political Analysis,2007,No.1。 (31)参见Welzel,C.,Inglehart,R.and Deutsch,F.,Social Capital,Voluntary Associations,and Collective Action:Which Aspects of Social Capital Have the Greatest "Civic" Pay off? Journal of Civil Society,2005,No.2。 (32)参见Shi,T.,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1。 (33)参见Guo,G.,Organizational Involv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7,No.4。 (34)只要受访者在每种类别里面有一项选了“会”，即将该类定义为1，否则为0。 (35)参见操学诚、牛凯、赵曙光：《热点事件的网民浏览、搜索、发帖与网民行为引导研究》，《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年第6期。 (36)性别是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受教育程度也处理为虚拟变量，大学及以上学历赋值为1，高中(含中专)及以下学历赋值为0。 (37)参见Seligson,M.A.,Trust,Efficacy and Mod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 Study of Cost a Rican Peasant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80,No.1。 (38)参见熊美娟：《政治信任，政治效能与政治参与——以澳门为例》，《广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39)参见Camaj,L.,The Consequences of Attribute Agenda-Setting Effects for Political Trust,Participation,and Protest Behavior。 (40)这里的政治信任水平利用“1-非常不信任”“2-比较不信任”“3-比较信任”“4-非常信任”来衡量，分值越高表明信任水平越高。 (41)参见彭兰：《现阶段中国网民典型特征研究》。 (42)参见Fowler J H,Kam C D.,Beyond the Self:Social Identity,Altruism,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Journal of Politics,2007,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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