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古越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南论文,中华民族论文,贡献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是秦汉以后历史形成的我国各民族的总称。夏商以后的华夏族和秦汉以后的汉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汉代以后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国内各民族，均部分或全部接受华夏和汉民族文化，大都尊华夏和汉民族的祖先——炎帝与黄帝为共同的祖先，广义上称为炎黄子孙，共同缔造中华文明（注：参阅黄崇岳：《中华民族形成的足迹》，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
秦汉以前居住在长江下游及其以南广大地区的古越族（越与粤通），在我国南方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内部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支系繁多的民族共同体，故历史上有“百越”之称。正如《汉书·地理志》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它们在中华民族形成中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百越”者因其所处地理位置和社会习俗的不同，历史上各有称谓。自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以至云贵地区，分别称作于越（杨越）、东越（东瓯）、闽越、南越、瓯越（西瓯）、骆越（今越南北部）和滇越等。他们之所以共称为“越”，是因为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使用双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器，从事稻作农业和渔猎，住“干栏式”房屋，尚铜鼓，精于剑，熟水性，善舟船，有凿齿和断发纹身习俗等等。这是在古书中有记载并为考古学资料所证明了的。“百越”尽管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社会发展水平却有很大差别，一般是北方的越人比南方的越人先进。古越族中最先进的代表是曾经雄踞长江下游，春秋战国时敢于抗衡强楚并争霸中原的越国（属于越），但终被强楚所吞并。后代或被同化，或迁徙南方。而在华南两广地区的南越族，是“百越”中较后进的一支，直至春秋战国时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和铁器时代过渡阶段，南越族的民族共同体才逐渐形成。
根据文献和考古学材料，南越族及其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尧舜时代就与中原华夏族有交往。《大戴礼记·少间篇》云：“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在《逸周书·王会解》中，就提及商王朝东边的断发纹身的“沤（瓯）深”和“越沤”向商王进贡鱼制品和利剑。这是指江浙和东周沿海一带的越人。又讲到“正南瓯、邓、桂国……，以珠玑、玳瑁、象齿……短狗为献。”这“瓯”、“桂”人应是指岭南地区的南越、西瓯和骆越人。考古学上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中出土有南方几何印纹陶，而华南地区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中的夔纹陶和一些青铜器和铁器，受中原文化影响也十分明显，其文化交流情况学术界已作过充分探讨（注：参阅百越民族史研究汇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的有关论文。）。
秦始皇统一岭南，建立了番禺、桂林、象郡，大大加速了华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汉初，大致在秦代三郡的范围内，以南越族为主体（包括今广西西南部的西瓯和越南北部的骆越），由中原汉人赵佗建立了臣服于汉中央王朝的南越国。这就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全面推动汉民族与南越族的融合，促进了南越族主体的汉化，南越族及其后裔自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通过历史、考古和民族学家的综合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以南越族为主的华南古越，在衣、食、住、行等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均对中华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贡献。在衣着方面，华南古越族及其后裔今海南岛黎族等南方少数民族，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纤维织布的发明者（注：容观琼：《释‘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兼谈南方少数民族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贡献》，载《文化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第169至17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钦食方面，古越族“饭稻羹鱼”，是栽种稻谷（早稻、水稻）的先行者；在居住方面，古越族是“干栏式”住房的创造者；在交通方面，古越族是舟船的初创者。由是可见，华南古越族对中华民族文化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现略述于后。
一、创造出目前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我国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但迄今仍未见八千年以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明显的缺环。这一情况，只能作两种假想：其一是尚未有发现的机会，寄希望于未来；其二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确是不存在，成为永久的缺陷。无论如何，只能等待历史的检验。
华南地区自旧石器时代就有“马坝人”、“柳江人”等古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现已发现多处可靠的新石器早期洞穴文化遗址。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上文化层，出土贝壳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14900±300年（注：丘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突破了一万年大关，令人瞩目。与此年代相近的有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注：丘立诚等：《广东黄岩洞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3年第1期。）， 广东英德（原属翁源）青塘墟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黄门岩等遗址（注：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翁源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在广西则有柳州白莲洞遗址上文化层，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12900±150年（注：周国兴：《白莲洞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史前研究》1981年第4期。）， 亦在万年以上。这些遗址的共同特点是叠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之上，打制砍砸器与磨制石斧、石锛并存，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仅及刃口，有大量的螺丝壳和兽骨堆积。其中英德青塘遗址还发现火候不高的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片，手制，施绳纹、编织纹等纹饰。时代再往前发展就到距今八、九千年前的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等：《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 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等：《石灰岩地区碳14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和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注：江西省文管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 2期。《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12期。）。值得注意的是甑皮岩与仙人洞遗址相距数千里，而文化内涵却颇多相似之处，如打制与磨制石器并存，均有火候不高的夹砂粗陶片，有穿孔砾石，有螺丝壳堆积等。这表明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全新世之初，我国南方已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其过渡的动因是人类从采集经济向早期的园圃和刀耕火种农业过渡，开始了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华南古越族的先民，得天时地利，成为步入新石器时代的先驱（注：黄崇岳：《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领先性与滞后性初探》，载《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版。）。目前中原地区尚未发现距今上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
二、产生了稻作文化和几何印纹陶文化
在中华民族远古历史上，传说“神农区耕而作陶”（《太平御览》卷833引《周书》）。这把发明农耕与制陶连在一起的古史传说， 正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象征。
考古材料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至珠江流域，都逐渐孕育出农业文化。农耕与制陶是中华民族先民的发明创造，也是后来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使中国成为农业之国、陶瓷之国和丝绸之国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发展的是粟作文化，如仰韶文化遗址所见然。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则发展稻作文化。这些地区正是古代楚人与越人活动的地区，也是农史界确认的最早从野生稻发展到人工栽培稻的稻作农业起源地。在七十年代初，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七千年前的稻谷遗存，还有“干栏式”房屋遗迹和木船桨等遗物（注：浙江省文管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 期。）。这正是古越族先民对早期稻作文化的重要贡献。1988年秋，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又发现了距今八千多年前的稻谷遗存（注：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 期。）。湖南是传说中“三苗”活动地区，以后的楚人和越人与三苗均有渊源关系。
华南古越族地区，无疑也是稻作文化的起源地。早在四、五十年代，华南农学院院长、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就提出中国稻作起源华南说（注：丁颖：《中国稻作之起源》，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1949年第7期。）。 据农学界的调查，华南地区从更新世晚期到现在，都有全国最丰富的野生稻分布（注：全国野生稻资源考察协作小组：《我国野生稻资源的调查与考察》，《中国农业科学》1984年第6期。）。 这些野生稻成为古越族先民在新旧石器时代交替时期从事采集经济的重要来源，进而发展为刀耕火种和锄耕的稻作文化。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粤北曲江“石峡文化”遗址中下层，发现有大量石斧、石锛、石铲等农耕工具和稻谷遗存（注：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7期。）， 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进入较发达的锄耕稻作农业阶段。在广东佛山、博罗等地汉代遗址或墓葬中，出土不少“井田”式水田模型及耕牛模型，表明从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华南古越族地区的稻作文化，一直向先进的犁耕农业发展。
陶器的发明与发展，是农业民族的重要历史贡献，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器适应了农作物熟食和农业民族的定居生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丰富多彩的陶器，如仰韶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而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具特色的是几何印纹陶，其兴盛时间约距今3500—2200年间，即商周至汉初，陶器上各种几何形图案花纹达五、六十种之多。经解放前后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几何印纹陶与双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共存，分布范围自长江下游至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正与古越族及其先人的活动地区相吻合，可以说几何印纹陶正是古越族及其先人创造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几何印纹陶与原始釉陶和原始青瓷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曾给中原地区华夏族的商周文化以有力的影响。关于几何印纹文化问题，引起我国历史、考古和民族学家的广泛兴趣，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其中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博物馆馆长彭适凡先生的《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堪称力作。书中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对南方几何印纹陶的起源、发展、分类、衰退、传播和工艺均作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他还把几何印纹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论证了南方古越族是几何印纹陶文化的主人。我们基本同意他的观点，无容赘述。
三、 发明了适应华南高温多雨地区生活的“干栏式”住房
居住形式与各民族生活的自然与经济条件有密切联系。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多住便于迁徙的帐蓬，中原农业民族多住窑洞、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平房，而南方古越族则住类似巢居式的“干栏式”房子，即竹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下层饲养牛、猪等家畜，上层住人。这样可以防止南方气候的潮湿和避开各种凶恶的野兽虫蛇。正如《博物志》云：“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暑也。”
原始的“干栏”房的建筑遗迹或模型，在南方古代“百越”族分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或在汉代墓葬中均有所发现。如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有大面积长条形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遗址，这大概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干栏”房。在江西清江营盘里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则发现有陶塑“干栏”房屋模型（注：江西省文管会：《江西清江营盘里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2年第4期。）。在广东高要茅岗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发现有“干栏”房遗迹（注：广东省博物馆：《广东高要县茅岗水上木构建筑遗址》，《文物》1983年第2期。）。在广州西村皇帝岗西汉墓中， 发现有“干栏式”陶屋模型（注：广州市文管会：《广州皇帝岗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 由上述可见南方古越族地区“干栏式”房屋发展的一斑。直至今天，我国南方黎、壮、傣族等古越族后裔和苗、瑶等兄弟民族，仍然居住传统的“干栏式”住房，可见其生命力所在。“干栏”房是后世楼房建筑的先驱，在建筑史上有重大影响，无疑这是南方古越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又一贡献。
四、古越族善舟船，在开发海外交通史上有特殊的贡献。
南方古越族人民，生活中多和山水打交道。《越绝书》说“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之常性也”。《淮南子·齐俗训》载：“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汉书·严助传》又云：越人“善于水斗，便于用舟”。这是古文献中对古越人善于舟船的公认。考古发现，则从实物上证明了这一点。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曾出土六件木桨，与“干栏”房遗迹共存，表明它是古越族先人的遗物。在江苏武进淹城距今二千多年的战国遗址，先后发现独木舟四只，其中最大的全长11米、中间宽0.9米，两头小而尖， 船体呈梭形，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最大、最完整的独木舟（注：谢春祝：《淹城连江发现战国时期的独木舟》，《文物》1959年第4期。）。 在福建连江则出土西汉时期的独木舟，其形制与淹城出土的战国独木舟相似（注：卢茂春：《福建连江发现西汉独木舟》，《文物》1979年第2 期。）。1956年广州西村皇帝岗西汉木椁墓中出土有木船模型。广州东郊东汉砖室墓中发现陶船模型（注：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市东郊东汉砖室墓清理纪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1976 年广东化州石宁村东汉遗址发现6艘东汉独木舟（注： 湛江地区博物馆：《广东化州县石宁村发现六艘东汉独木舟》，《文物》1997年第12期。）。此外，在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西汉墓中，发现两个铜鼓，鼓胸饰有几组羽人划船纹（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4期。）。船体狭长， 船底基本平直，船头尾曲翘，与上述各地出土的木、陶船有相似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幅双身船纹，该船刻划成双首双尾，有6位羽人划桨。 双身船在《越绝书·卷三》中称为“方舟”，“方”字作“舫”。《尔雅·释言》称“舫，舟也。”晋人郭璞注说：“舫，并两船”。双身船有浮力大、行驶平稳、快速等优势，是南方古越族人重要交通工具，也可能是他们的航海工具。直至今天，在南太平洋地区还有与古越族相似的用桨或帆行使的双身船，从中也透露出历史上南方古越族与南洋群岛之间可能存在的经济文化交流。
关于我国南方古越族及其先民与南洋群岛人群间的关系，早已引起考古、民族和人类学家的注意。林惠祥教授在深入研究古越族特有的有段石锛后指出：“有段石锛是出自亚洲大陆，然后流传至台湾、菲律宾和玻里尼西亚。”（注：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吾恩师梁钊韬教授对玻里尼西亚水神Tangaroa的历史来源作了研究，认为这个水神名字与广州方言“蛋家佬”读者颇为接近，是古代东南沿海的“但”人之后，属古越族的一支。他推论玻里尼西亚的水神“应指闽越沿海的越族蛋（但）人”，可能在西汉至南北朝期间迁移到南太平洋群岛，“他们航海的工具便是双身船。”（注：梁钊韬：《西瓯族源初探》，《学术研究》1978年第1 期。）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一个青铜提筒，器腹中部饰羽人船4只，每船羽人5个，船身修长呈弧形，首尾高翘。有羽人高立于船台上，左手持弓，右手执箭；有羽人左手持靴形钺，右手执首级；有羽人右手持短剑，左手执俘虏；还有坐在鼓形座上，左手执棒击鼓者；舟尾一人划桨。船上插有羽毛旌旗，船下饰以水鸟、海龟、海鱼（注：广州市文管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册第50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再见下册彩页25。）。从人物活动及周围环境看来，纹饰的主题杀俘祭河（海）神图，或是海战胜利归来图。结合南越王墓还出土有经鉴定产自非洲的大象牙，属西亚地区的银盒和金泡花，出于红海地区的乳香。可见当时同海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秦汉之际的番禺（今广州），曾是南越国的首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基地。华南古越族发达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为海外交通和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贡献。时至今日，来往于广州、深圳、珠海、香港、澳门之间的现代化双底的水翼船，可以视为历史上古越族双身船的发展，或者说是世界造船技术的“殊途同归”。
五、南越国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应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
在西汉初期的华南古越族地区，于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建立的南海、桂林、象郡的基础上，由河北镇（正）定人、秦龙川县令赵佗建立起来的臣服于汉中央王朝的南越国。自汉高祖四年（前203 年）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南越国历五王九十三年， 统治华南地区近整个世纪。这是我国南方古越族在战国时期长江下游的越国灭亡后，在华南地区以南越族为主体建立的又一个古越族王国。
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南越国既不同于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又有异于同时代在今福建地区由中央王朝分封的由越人为王的闽越王国。南越国是一个在南越族分布地区，以南越人为基础，由中原汉族人割据中央而又臣服中央建立起来的封建王国。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特殊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首先，它沟通了中原汉族与华南越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直接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如果说秦始皇统一岭南，只是以军事力量推开南越地区的大门，而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则是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辅之以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在南越族的中心地区，自上而下进行全面的改革，加速了汉越民族的融合。这有利于汉王朝的最后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
其次，南越王赵佗因地制宜，推行“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推动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进步。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民族政策上，具有重大意义。在秦统一岭南前后，中原汉人与岭南越人民族隔阂很深，秦军南下遭到越人的顽强抵抗，使秦军“伏尸流血几十万”，三年不敢“解甲驰弩”，越人逃入丛林与野兽相处，“莫肯为秦虏。”（注：《淮南子·人间训》。）可见军事征服只能占其地，而不能夺其志、得其心。赵佗身为秦龙川县令，深入越族地区，了解越人民情，总结了历史经验，称王后采取“和集百越”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自治政策。他在依靠“中国人相辅”，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大胆吸收越族首领参加王国统治。如任用有威望的南越领袖吕嘉为丞相，封吕嘉弟为将军，吕氏宗族中为长吏者七十余人。这样就使南越国中心区最主要的南越族稳定下来。另还“以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注：《史记·南越列传》。）以西瓯和骆越的首领友好相处。对远处的交趾（今越南北部）一带，只派官员去“典主”，近乎“自治”。这种分不同层次，区别对待的民族政策，是合乎实际和得民心的。更为难得的是赵佗带头“越化”，自称“蛮夷大长”，在会见汉高祖特使陆贾时，“尉他（佗）魋结箕倨见陆生”（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即赵佗脱下汉服，穿着越人服饰，采用越人礼仪。同时，赵氏王朝还提倡汉越互相通婚，如第三代明王婴齐就娶越女为妻，生子建德。丞相吕嘉连相三王，其家族中“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注：《史记·南越列传》。）。王室中的汉越通婚，起了一个表率作用，带动了整个南越国的汉族与越族在血缘上的互相融合。这反映在考古材料上，广州至今未发现越人的专门墓地，所有的只是按地位区分的汉人和越人共葬的墓群，同一墓中的陪葬品，中原汉式与当地越式的器物兼而有之（注：见麦英豪、黎金《汉代的番禺——广州秦汉考古举要》，载《穗港汉墓出土文物》。）。1983年在广州发现的第二代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以汉式器物为主，同时也有越式和少量楚式器物，是民族融合的象征。赵佗在南越国实行“和集百越”的政策，得到汉高祖刘邦的赞许：“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注：《汉书·高帝纪》。）带来了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富有历史意义。
第三，南越国时期华南地区社会相对安定，生产力迅速发展。历史证明，民族融合的趋势是文化水平高的民族同化文化水平低的民族，这是主流，同时也不排除文化逆向吸收的，是支流。赵佗在位67年，占整个南越国历史的四分之三，是南越国稳定发展时期，中原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得到广泛传播，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华南古越族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可以延续到春秋战国，到了秦汉以后青铜器和铁器才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应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500 多件青铜器（武器、工具、乐器和生活用具等），其中不少带有“蕃”、“蕃禺”等铭文，证明青铜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生产。出土铁器140多件， 其中农业工具有臿、锄、等，手工业工具有锤、锛、凿、铲、削、锉、镊、刮刀等，兵器有剑、矛、铁铤铜镞等，炊具有鼎、三脚架、挂练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只高48、口径30.5、腹径47.5、足高22.5厘米的越式鼎（注：广州市文管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册第50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再见下册彩页25。），为目前岭南仅见的最大的铸铁鼎，证明南越国时期冶铁业的发展。当时南越国的都城——番禺（今广州）已成为海外贸易的集散地，全国著名的都会。
以上是华南古越族对中华民族文化历史贡献的简略回顾。汉武帝推行“削藩”政策，今福建的闽越、两广的南越王国，均在被削之列，中国走向空前的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国内各民族互相融合，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又一高潮。与此同时，黄帝也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