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政治哲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经典解释的一个侧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洋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侧面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12-0044-05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经典的解释历经了一个特异的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经典解释特别强调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相互关联；另一方面，这种对中国经典之“政治性”的强调深受日本扭曲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对中国经典的种种误解。在种种解释之中，以东洋政治学或者东洋政治哲学的名义对中国经典进行解释的路向似乎早已淡出历史，为人们所遗忘；然而重温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种种观点及其局限，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经典思想在日本的境况仍然不无裨益。本文试图以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两位解释者——滨薰明和五来欣造为核心，对上述特异时期的特异解释进行阐释和分析。滨薰明曾自诩自己的作品为“东洋政治学之父”；而五来欣造对儒学思想的理解则构成了与滨薰明不同的另一种解释类型。 一、作为“新科学”的东洋政治学 滨薰明是天皇的崇奉者。他以元田永孚为同道，称元田在大学里开设讲授的东洋政治讲座乃是因为拜受了明治天皇的圣谕，而他因为信奉明治天皇的圣谕，所以才选择了特立独行、力排众议、建构东洋政治学的道路。昭和六年(1931年)四月，滨薰明受小林照朗之托，在立命馆大学以政治为中心讲授中国历史。昭和七年(1932年)四月，他与大东文化协会会长小川平吉一起谋划创立东洋政治学讲座。同年九月，在大东文化学院开设东洋政治学讲座，任教授。在滨薰明看来，这一讲座的开设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空前的大事件。昭和八年(1933年)正月，滨薰明在床次竹二郎的宅邸进行了演讲，这是他第一次面对政界人士的演讲。同年六月，滨薰明的著作《东洋政治学》由立命馆大学出版部出版。昭和九年(1934年)，滨薰明进行了面对普通民众的第一次演讲。此后，他所主张的东洋政治思想开始成为日本政界的指导原理，诸学校也开始开设关于东洋政治学的讲座。昭和十三年(1938年)，新民学院东洋政治学讲座开讲的事情被当时的报纸报道。昭和十四年(1939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开设了有关东洋政治思想的课程。同年，滨薰明的《东洋政治学》一书由严松堂书店再版[1]3-4。 在《东洋政治学》一书中，滨薰明强调，他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尤其对孔子的学说情有独钟。在他看来，孔子学说的核心就是“治平”，而他所提倡的东洋政治学正是这样的“治平学”。与此同时，他又强调，东洋政治学并非对往昔思想进行陈列式的历史铺叙，而是将其发展为一门新的“科学”。东洋政治学并非是简单地使用西洋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将其研究对象扩展延伸到东洋的结果，也不是把东洋古代思想中与政治相关的部分挑选出来进行品评批判之类的东西，而是有着自己完整、独立的学问体系和哲学基础。换言之，东洋政治学是与西洋政治学、以往的东洋思想研究完全不同的一门新的“科学”。“所谓‘东洋政治学’就是对这一事情，即通过政治以完整地解决人生问题进行研究的一门新的科学。”[1]序1在滨薰明看来，东洋政治学在促成“全体性”的生成方面有其独特奥妙之处。 《东洋政治学》分为序论、本论、政策论和皇道论四个部分。 在序论中，滨薰明首先指出，他的东洋政治学就是“治平学”，即“治国平天下”之学。因为古代中国在“治平学”方面最为发达——尤其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核心问题即是治国平天下——并且这样的“治平学”到汉代以后基本上停止了发展，所以《东洋政治学》主要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说为研究对象。 在本论部分，滨薰明将春秋战国时期的“治平”论说分为十二种类型，分别阐述其理论特质和优缺点，并在结论部分指出，关于“治平”学的最正确的答案见于儒学。 滨薰明认为，关于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其答案可以向心外亦可以向心内寻找。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治平”论说可以分为心外说和心内说两个部分，而心外说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心外人为说和心外无为说。所谓心外人为说，即强调人的作为对于达致“治平”的重要性；与之相反，心外无为说，则强调无为对于达致“治平”的重要性。 按照这种划分，滨薰明提出了心外人为说的四种类型：经济力说、武力说、法律说和言论说。(1)经济力说强调经济对于“治平”的重要作用，其代表人物为管仲、商鞅。在滨薰明看来，这一派学说虽然主张“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篇》)，但其只触及了“治平”的一个侧面，先经济后道德构成了其理论的根本弱点。(2)武力说顾名思义就是主张以武力来实现天下治平的目的，代表人物为老子、为孙子、吴子、项羽等。尽管武力是平定动乱的最有效手段，但是滨薰明认为，通过武力建立起来的“治平”并非真正的治平，因为武力从其根本性质来讲是与“治平”相矛盾的。(3)法律说是将天下治平之道求诸法律，代表人物为韩非。滨薰明指出，虽然法律在禁止为恶、命令从善、形成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多体现为法律制定者的意志而非一般人民的个人自由意志，因而并不能使人民真正地发自内心地向善[1]47-51。(4)言论说涵括辩论说和论理说。辩论说如苏秦、张仪，以言辩疏清事理，贯彻意志，随机应变，合纵连横。论理说如邓析、惠施、公孙龙，追求天地间名实之理，通过正名以求达致“天下治平”。在滨薰明看来，言论说虽有益于辨清事理，但很难在现实政治中发挥真正的原理性作用。 滨薰明把心外无为说分为三个类型：社会自然说、个人自然说和小说主义。(1)社会自然说主张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皆源于自然。因此，治平的要道在于去除人为的轻重尊卑、大小之别，返归太古之时人类的自然纯朴本性，其代表性人物如为老子，老子曾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第三十七章)。在滨薰明看来，社会自然说虽然力图避免“人为”所造成的混乱纷争，但同时也抹杀了人的本质性特征，即“意志的自由发动性和个人的独立性”。因此，经由这样的自然无为所达到的治平并非真正的“治平”[1]67-70。(2)个人自然说在顺从自然、去除人为方面与社会自然说有相同的主张，但是其在程度上更进一步，彻底否定了“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这一观点，其代表人物为庄子。经由这样的顺从自然、去除人为虽然能达致个体的自足，但是这种逍遥的个体却是与天下国家无关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所达到的治平也非真正的“治平”[1]76-78。(3)小说主义也遵从万物皆自然所产、人世亦应遵从自然的想法，但强调过分放任人的自然则会造成纷乱。因此，按照滨薰明的解释，小说主义就是“小小地说”，亦即不要把自己的意见过分扩大张扬以造成纷争，其代表人物如《汉书·艺文志》所列举的周、秦、汉时代的小说家者流。小说主义虽然肯定了个人的独立性和意志的自由发动性，但这样的个人独立和意志自由是缺乏自觉的，在现实政治中只能构造暂时性的策略而无法形成关于“治平”的真正原理[1]95-98。 如果说心外说强调外在于人的力量的重要性，那么心内说则强调人之内在——心本身的重要性。滨薰明把心内说分为爱心论和人欲论两个部分。 爱心论又分为自爱说、兼爱说、差等爱说三种类型。(1)自爱说认为天下混乱的原因在于人人皆不知自爱，因而强调人人自爱自乐，天下自然就会达到治平，代表人物如杨朱。滨薰明认为，仅仅自爱自乐无助于作为整体的天下之形成，甚至有时还会起到妨碍的作用，因此并不能真正达致治平[1]112-115。(2)兼爱说的代表人物为墨子。这一派学说虽然强调兼爱天下万人万国，但却忽视了个体之间的个性和差异，因此也不能在现实中达致真正的“治平”[1]120-122。(3)差等爱说在滨薰明看来，是关于“治平”问题的最正确最重要的答案，也是东洋政治学的精髓，即王道论说，其核心思想是将爱心由己及人、自亲至疏、从近到远，按照若干差等渐次波及，从而实现自己与宇宙的合一以及天下一家的真“治平”。滨薰明认为，孔子、孟子和荀子是差等爱说即王道学说的代表性人物，其中，孔子的仁爱之说最为圆润淳厚，而孟子和荀子各以其性善、性恶之论成为这一派学说之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代表[1]124-129。 在论述了王道之后，自然不能不谈与之相反的霸道。这也是人欲论中的核心内容。滨薰明分人欲论为霸道论和杂家论两个部分。前者如汉高祖刘邦，后者如吕不韦、淮南王刘安，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将天下治平的原理建立在人的不合理的私欲之上，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不同点在于前者在实力上、势力上更为强大。无论怎样，这种建立在不合理的私欲和物力基础之上的霸道不可能达致真正的“治平”[1]157-179。 综上所述，滨薰明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按照他所建立的东洋政治学的标准进行分类整理，得出了关于治平之道的十二种类型。在他看来，古今东西的治平之策——政治学说都可以涵括在这十二种类型之中。而关于治平的最完善最正确的答案则是王道。在接下来的政策论和皇道论部分，滨薰明进一步指出，王道政策的核心无非是敬天和爱人，而王道国家的主权属于天子一人。王道政治可以克服个人主义、门阀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世界主义政治论说的种种弊端，实现真正的人类正义和公平。在滨薰明看来，王道政治的理想虽由孔子集大成，但却从未在中国而恰恰是在“皇国”(日本)得到了实现。不仅如此，“皇国”之皇道甚至更胜于王道——“皇国是万世一系之国体。臣民以忠、孝、友、和、信、修身，举国一致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君臣以义，父子以情。皇道如斯，乃翘楚于世界之政治之道。”[1]220 由以上论点不难看出，滨薰明创作《东洋政治学》的根本意图是想在深入探究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统序的基础上，理解王朝差序政治文明的正当性，以对抗西洋现代政治学说，借此，日本作为“皇道”国家的正当性与优越性才能找到理论性根据。他更多是在治乱的意义上理解政治的，也正因如此，相对于道本身，相对于仁爱、礼义、善恶本身，他更为关注的是个体、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他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将个体、部分按照等级差序整合到作为整体的“皇国”之中去；而更进一步，又如何将这样正确的“皇国之道”推广到全世界，即天下。当然，这样的天下必然是整齐划一地以一人天子(天下若以日本为中心，则天皇位为天子)为主权的“天下”。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虽然在理论上声称自己的东洋政治学可以克服国家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的弊端，但实际上却沦为了为其等级差序政治进行论证的工具。 二、沟通东西之东洋政治哲学 如果说滨薰明的东洋政治学渗透着与西洋对抗的强烈意愿，那么五来欣造的《东洋政治哲学》则主张在东西比较的视野下对中国的经典、尤其是儒家的经典进行重新理解。 五来欣造(1875-1944年)接受的是明治—大正时期典型的精英教育。他先后毕业于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的预备校)和东京帝国大学，不仅对社会、政治、法律颇为关心，而且擅长文学、体育，在艺术方面也有很好的修养和鉴赏力。自1904年起，五来欣造先后留学英、法、德等国，专修政治哲学和法学。归国后，五来欣造曾任《读卖新闻》主笔、明治大学图书馆主事。1916年，出任日本当时的首相——大隈重信的秘书，开始涉足现实政治。1919年，作为随员出席在法国召开的巴黎和会。五来欣造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长达10年的欧洲留学经历塑造了他观察政治、文化的独特视角。他也热衷于教育，从1918年起正式担任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教授，直至去世。1929年，五来欣造凭借《儒教对于德意志政治思想的影响》一文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1934年，他在此论文的基础之上写作出版了《东洋政治哲学》。同年，此书以《儒教政治哲学》为名被胡朴安、郑啸崖翻译介绍到中国，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五来欣造认为，中国的经典浓缩了中国人五千年间的宝贵经验，是优秀的理性的头脑的结晶。其不足在于，这些经典的表现多为断片性的格言警句，缺乏现代学术所重视的逻辑性、系统性。而他写作《东洋政治哲学》就是想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中国儒家经典中所体现的真理进行系统性把握，使之成为人们阅读四书五经之前的入门导读[2]序1。 对于五来欣造而言，政治哲学就是关于政治理想的学说，而中国在这方面是十分繁盛的国家，所谓诸子百家学说多为政治哲学。在他看来，除老子、列子、庄子比较偏重形而上学的讨论外，孔子、孟子、管子、荀子、商子、韩非子、墨子等人都各自持有独特的政治理想论说，其中，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学者首推孟子[2]3-5。 五来欣造的《东洋政治哲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论述儒教作为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第二部分具体分析儒教的国家观和君主观，第三部分讲述儒教国家的政策和社会组织。 首先，五来欣造从理性之发达的角度论述了儒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种哲学。在他看来，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先驱者，像孔子这样的圣人所做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一方面排除了迷信，另一方面则确立了明确的正义观念。前者为人们点燃智慧之光，后者则启迪人们追寻德性。无论是对《书经》的编纂、还是对《易经》系辞的写作，孔子始终秉持着理性主义精神，将思索的对象限定在日常实践的范围。什么是人应该做的、如何践行义务、如何把政治搞好等等，构成了孔子思索的核心问题，而孔子的努力也奠定了儒教理性主义的基调[2]8-10。 其次，通过对“天”的观念的发展变迁史的梳理及其与基督教的比较，五来欣造指出，儒教的“天”是天子之神而非人民之神，因为天子必须是理性的哲学家，所以儒教的“天”也就成为哲学家的神。从祭仪上禁止人民对“天”的宗教性礼拜反过来促进了“天”成为哲学家思索的对象。因此，天子虽有祭天仪礼，但是将纯粹的道德通过理论和身体力行教给民众却是天子的首要责任。在民众看来，天子祭天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性行为，不如说是一种道德性行为[2]24-26。儒教相信人类理性的普遍性，因而认为人的命运完全是由人自身的行为决定的。正因如此，儒教不是基督教那样的启示宗教，儒教里没有预言者、没有圣徒，只有圣人。而圣人的使命是依靠自己的理性、通过哲学思考发现天地间的道德法则，并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和典范作用将这样的道德法则教给民众。 最后，儒教的最根本的特征还在于，它不仅仅推崇理性最发达的哲人——圣人，而且这样的圣人通常也是君主或政治家。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孔子不是历史上的天子，就是出众的政治家，这充分表明儒教的理想人物是具有政治性的人物[2]28-30。儒教的圣人不仅在理性方面最发达，而且在道德方面也是最高尚的。只是这样的道德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圣人的言行同时也是天下的律法，因此，在儒教中道德和政治是不可分离的，而且从根本上讲儒教是一种政治哲学[2]48-53。 在五来欣造看来，儒教具有自己独特的国家观和君主观。具体而言，其独特之处在于儒教国家所推行的政治既不是纯粹的神意政治，也不是纯粹的民主政治或君主政治。一方面，尽管君主的正当性和神圣性源自于“天”，而且君主的统治反映了“天”的意志，但“天”的意志也是民的意志，顺从“天”的统治同时也是顺从民的统治。并且由于儒教的“天”具有理性的道德性的特点，所以顺从天意的统治也就具有了理性的道德性特征，并且这样的统治本身就包含着民主的成分。另一方面，真正的民主政治指的是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但儒教的顺从民意是顺从那些理性的、神圣的、道德的民之意愿，至于那些放纵、利己的民众则被安排在接受统治的位置上。因此，儒教的民主是由神(天)进行监督、由理性的君主(天子)进行统治的民主。君主自民那里获得进行统治的权力，显示了儒教政治的民主性质，但其在形式上采取的却是君主统治的形式，只是君主也不能独擅权力。因为其权力的正当性源自于民，所以君主必须以民为本，接受民的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幸福献身[2]66-68。正因如此，儒教国家实行的是神(天)与人民、与君主之间的三权分立，其在根本上追求的是一种理性的政治。与此同时，儒教国家重视德行与教化，厌恶战争和武力[2]71，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文化的、道德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相对于制度，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更受重视，因为儒教的国家论相信，实现正义的关键并不在于制度而在于创造和执行制度的人。培养正义的人、让他们去实现正义的国，正显示了儒教国家的理想是圣贤政治，是权力与圣智的结合[2]86-88。 作为权力与圣智结合的终极代表者，天子承担着两项重大的使命：其一是使人民获得幸福，其二是保持社会拥有良好秩序。因此，王道政治也要推行两项重大政策：其一是社会政策，以带给人民物质的幸福，实现分配的正义；其二是教化，以带给人民精神的幸福，培养人类的理性。前者指君主要实行仁政，与人民共苦乐，使鳏寡孤独各有所养；后者指君主要以身作则，发挥典范作用，培养良好的民风习俗，同时建立学校，开启智慧，培养政治人才[2]123。 儒教不是主张像欧洲那样把社会(Society)和国家(State)分开进行理解的二元论。儒教的社会是一大有机体，它由个人、家族和国家三部分组成，而三者同样都具有政治性质，遵循着同一政治原理。换言之，修身齐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儒教社会的构成呈金字塔形状，所有的个人按照尊卑贵贱、命令与服从、保护与尊敬的原则形成了一种有差等的位阶关系[2]130-133。同时，儒教社会特别强调以德为本、义务本位，尤其强调为上者所应尽的义务。因此，儒教社会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专制主义的，但在其君主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背后，却暗含着为上者必须竭尽义务，以表率的作用和仁爱之心对待为下者的社会连带主义原理。在五来欣造看来，强调上下阶层对社会的共同义务，而尤其强调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所应尽的义务，也是东洋社会的共同特征，所谓东洋社会与西洋社会的重大差异也正存在于此[2]187。 在《东洋政治哲学》一书中，五来欣造不断指出，东洋的儒教政治理想对于欧洲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莱布尼茨、沃尔夫等哲学者对儒教的政治理想推崇备至，而普鲁士国家的建立则备受儒教政治思想的影响。五来欣造甚至认为，这一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他写作此书之时的当代德国。在他看来，因为儒教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德国更为尊重政治家与学者的相互合作，而这种合作特别体现在：“没有不伴随实践之目的的思辨，没有不伴随德性的博学，没有不伴随博学的高贵之事。”[2]196 综上所述，无论滨薰明还是五来欣造，都试图从政治的角度对中国的古典思想、特别是儒学思想进行重新阐释。他们对儒学政治思想的推崇暗含着对日本当时从神学的角度对天皇制国家进行正当性论证的“国学”意识形态的对抗。正因如此，滨薰明特别强调他的东洋政治学的科学性，而五来欣造则始终褒扬儒教政治哲学的理性精神。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儒学政治思想的归宿推演到了王道论。但这显然是很不同的两种王道理论。滨薰明的王道侧重的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即如何把个人、部分按照一定的等级秩序整合到以天皇为核心的全体国家中去是他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他对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解释并未超越日本江户时代“忠孝一致”“大义名分”论所坚持的一贯思路。五来欣造的王道论则塑造了一个开明专制而又仁爱无私的哲人王形象，他所主张的理想国家是在“哲人—王”领导下的自由的、同时也是以民为本的国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国家里，哲思和政治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无论是滨薰明还是五来欣造，都对中国的古典政治思想、特别是儒学政治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且认为这样的政治思想是克服西方近现代政治根本弊病的一剂良药，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在现实中，他们也都曾积极地投身于政治实践，希望自己的上述政治理想能够催生更为成熟、更为幸福的日本政治。滨薰明在政治生活上的“积极用世”，使东洋政治学为日本帝国扩张意识形态所曲解和利用。五来欣造则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很早就选择了退隐。如果说在此后的历史中滨薰明式的东洋政治学使日本人在面对中国儒学、特别是将其与政治相关联时常常出现重大误解，并表现出一种讳莫如深的态度，那么五来欣造的退隐反而使事隔多年的今人可以获得一种更为冷静的比较文明的视野。因此，五来欣造对中国儒学政治思想的理解及其所提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儒学在面对现代政治之时的可能性。标签：政治论文; 儒家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政治学理论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国学论文; 东洋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