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发展趋势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长江论文,发展趋势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呈现较快发展势头。这一地区新一轮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发展和跨省市合作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就有关问题作一些宏观思考，期望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和跨省市合作有所裨益。
一、1990年国务院向全世界宣布了上海浦东开发政策，1992年沿江开发战略全面实施，沿江地区经济增长成效显著，进一步推动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的发展和跨省市合作，是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需要，是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希望所在。
1.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是继沿海经济带之后，正在兴起的支撑我国经济的又一发展主轴。区域经济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空间系统，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区域经济是我国跨世纪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格局。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促进全国经济布局的合理化，是十四届五中全会《建议》和国民经济跨世纪发展规划确定的今后15年我国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随着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包括我国在内的亚太地区转移，横贯我国东、中、西部长江经济带的崛起，将成为我国跨世纪经济发展的脊梁。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这一地区自然资源更加富集，工业物质技术基础更为雄厚，区域腹地更为广阔，发展后劲更加强大。该地区国土面积约占全国的3.4%，人口约占全国的15%，但国民生产总值所占比例高达20%以上。1990年国务院向全世界宣布了上海浦东开发的政策，1992年沿江开发开放战略全面实施，近几年来，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各省市以三峡工程建设浦东开发为契机，在对外开放、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举世关注的成效。在我国宏观区域经济格局中，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海内外投资者、理论学术界、新闻舆论部门关注的热点地区。在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和“九五”计划起步的宏观背景下，这一地区以上海为龙头的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将有利于区域整体优势的发挥，建成一条我国辐射东西、连接南北的经济带；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对世界开放的政策，加上广阔的市场腹地和巨大的市场潜力，通过更高层次的合作，将带来更大的市场期望，从而推动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和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推进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跨省市区域合作，是这一广大区域的迫切需要，也是关系到全国生产力优化布局和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大事。
2.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对于缩小东、中、西部差距将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和示范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发展中日益加大。地区差距问题已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五中全会《建议》指出：“国家要采取有力措施，支持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开发，支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都强调，从“九五”开始，要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这个问题的力度。五中全会《建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表明，缩小地区差距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也给今后区域经济合作指明了方向。缩小东、中、西差距，关系到我国发展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要缩小东中西差距，不可能降低东部地区的发展，只能是加快中西部的发展来延缓差距扩大。中西部要加快发展也不可能齐头并进、遍地开花，只能是重点推进、重点突破。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将全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连为一体，长江中上游正好对应中西部地区。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基本上是东、中、西部差距的一个缩影，但与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相比，这一地区现有基础较好，地区差距相对要小得多。加快这一地区的开发开放与区域合作，将不仅有助于使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培育新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率先成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更有助于中上游地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普遍兴旺和共同富裕。为全国缩小地区差距增添信心、摸索经验，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3.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对于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和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区域联合的排头兵。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较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这一地区跨省市区域合作，企业之间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以资本为纽带，依据规模经济和合理布局的客观要求，建立起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具有较强技术开发能力和区域优势的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改变小型分散、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状况，有利于将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有利于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更好地搞活整个国有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巨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优势，但长期以来，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资源配置基本上是以省为单位各自进行考虑和安排的，各省市自求平衡、自我封锁、自我保护，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市场体系形成与发展。加强这一地区跨省市区域合作，将利于冲破区域封锁、市场分割、自成体系的状况，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考虑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促进省市之间相互开放，建成区域性大市场，并推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促进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就这一地区现实情况而言，产业趋同、设施滞后，开放程度不一等问题都需要在跨省市合作中去解决。三角洲地区有加工业、机器制造业、化工和纺织业，中下游地区有纺织、机器制造和建筑业，上游地区有重工业如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等，产业存量不低，不少产业在全国都占有很大份额，但作为一个“产业带”来考虑，问题就出来了，主要问题就是沿江产业趋同，大城市工业结构都差不多。再一个问题就是基础设施不连贯，长江黄金水道不畅通，沿江公路、铁路也未连成一体，有的省在省内是高级的，一到省界就成了“断头路”。对外开放也是各自为阵，各打各的牌，各念各的经，没有形成整体活力。这些问题都是在发展中的问题，通过区域经济联合开发与跨省市合作，这些问题将会得到有效解决，从而形成经济快速增长，国际贸易和吸引外国资本较大增长，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高效运转以及市场发达的崭新的区域经济格局。
二、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建设现代化的沿江城市体系和“长江商贸走廊”，促进长江经济带的形成与发展。
1.城市与区域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城市与区域不仅表现为点与面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其形成中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任何城市作为经济中心，都有其吸引和辐射范围；任何经济区域，也都应有相应的经济中心。区域经济是城市发展的支撑，腹地大小与发展潜力不仅是城市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制约城市有无发展后劲的主要依据。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广阔的区域腹地和区域市场，是这一地区市场发展的基本条件，今后沿江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发展，也必须充分认识区域优势，发挥区域优势。反之，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集中表现的场所，是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中心，是区域经济网络的枢纽，它在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国民经济以城市经济为主体，利于建立起开放型的经济区域系统。没有逢勃发展的大城市经济，就没有兴旺发达的国民经济。城市化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强有力，持续时间最长的发展潮流。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仅城市化加速，而且出现在地域上连片分布的大城市带或大城市群，这对推动区域经济的联合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现代化、国际化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加快，而且注重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中心城市是区域市场的载体，中心城市与区域市场体系相互依存，与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紧密相连。区域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主要依赖于中心城市托起的市场网络这个纽带。因此，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不仅可以促进区域经济体制的转变，还可以建立起国家依托中心城市传导和实施区域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的机制，从而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加以宏观地正确引导。《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的、网络型的经济区域。”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中心城市作用进一步引起高度重视。五中全会《建议》明确地指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以及地理自然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进一步形成若干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自东向西在长期形成了20多个大中城市，并产生了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四个特大城市。抓住发挥沿江大中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作用这个关键问题，将能够有力地促进整个沿长江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作，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效益。
2.上海通江达海，区位优越，实力雄厚，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联合发展需要上海这个特大中心城市充分发挥龙头作用。经济区域有不同的层次，经济中心也有不同的等级。一个跨省市的大经济区域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一个辐射能力波及整个区域的特大中心城市作为它的发展极，为区域发展提供导向。九十年代初，中央作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推动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开发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如今，不仅上海经济取得突破性发展，而且沿江地区也因沿江开放战略和上海龙头辐射而获得新的发展契机。上海是沿江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推进区域合作的龙头。历史发展是这样，今后发展也必将是这样。浦东开发、上海振兴，其速度、效益均以一个前所未有的势头迅猛发展，并通过沿江城市和经济发展迅速波及整个沿江地区。沿江地区要发展，要走向世界，必须要借助上海这个“龙头”的带动。可以说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区域发展与区域联合的优势之一就是有上海这个特大城市的存在。我们常说抓住机遇，上海龙头辐射就是一种机遇，机不可失。另一方面沿江地区资源与市场腹地是上海发展的基础，上海要建成远东地区的金融、贸易、经济中心，上海要建成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也必须要跳出上海，拓宽视野，理直气壮地承担起龙头辐射的历史重任。上海在融资、商贸、信息辐射，技术、产业扩散，以及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区域大市场培育、浦东政策传递等方面，既要坚持市场原则，又要有相应的鼓励、支持措施。国家重点扶持上海、沿江各省市支持上海，上海要当仁不让地扮演好龙头辐射的角色。比如，上海工业的出路，我们认为，只要放在区域经济联合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去，就会越走越宽，上海工业通过优先发展服务业，调整工业结构，发展高科技来促进自身的发展，又可以以此带动区域产业的优化升级和工业经济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其他省市也应同样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做出成效。
3.在充分发挥龙头辐射作用的同时，要加快沿江城市体系建设，注重发挥沿江地区南京、武汉、重庆三大中心城市和其他大中城市的作用，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城市体系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不同等级、各具特色的一组相互关联相互结合的城市群体。规模等级合理、空间布局科学、功能配合协调的城市体系是发挥区域整体优势，提高“龙头”辐射效果的基本保证。一个跨省市的大经济区域，大中小经济中心并存，总是以特大经济中心为依托，以其他有实力的次级经济中心为纽带，对周围地区产业起辐射集聚作用。长江开发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以开放促发展的战略，也可以说是一个以中心城市为据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战略。宁、汉、渝三个中心城市与上海联系历来紧密，在充分发挥上海龙头辐射作用的同时，注重发挥沿江地区南京、武汉、重庆三个中心城市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南京、武汉、重庆三个特大城市经济不断积累，在产业基础、资金融通、商品流通、技术开发及信息交流等方面都已达到相当高的规模和水平。这三个城市以其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分别成为沿江下游、中游、上游三大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在充分发挥龙头辐射作用时，充分发挥南京、武汉、重庆三大中心城市的作用，能够促进龙头辐射功能向沿江地区特别是三峡地区延伸，利于推动长江三角洲、下游、中游、上游四大经济圈相互交融、连为一体。以沿江中心城市和其他大中城市为点，以长江及沿江快速通道为轴，点轴结合，建成现代化的沿江城市带，以此展开重大生产力布局，形成点轴辐射为带状推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对内联合的新格局。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内地中心城市开发开放对促进长江欠发达地区直接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作用，又可以扩大上海龙头辐射的力度和广度，从而带动整个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因此，南京、武汉、重庆三大中心城市是龙头辐射的中继站和助推器，建设长江经济带和商贸走廊，应切实注重发挥这三个城市和其他大中城市的作用。重庆市作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全市经济社会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在区域联合与协作方面，重庆先后参与了重庆经济协作区、西南五省七方经济协作区、四川三峡经济区和长江沿岸二十六城市经济协调会。沿江高等级公路重庆段（重庆—长寿）已经动工。事实上，南京、武汉、重庆三个中心城市和其他大中城市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合作的重点已经转向沿江地区。沿江线性基础设施有的已在规划设计之中，有的已动工。沿江中心城市之间的冶金、建材、机电、化工、汽车、摩托车等产业方面的协作有一定基础。互办连锁商业和其他投资活动日益活跃。据沿江各省市资料测算，仅“八五”期间，沿江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已达1500多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50%以上。三个中心城市在制定“九五”规划中，都把不断增强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带动和辐射功能作为跨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之一，将市场要素集散功能、产业协调配置功能、区域综合服务功能予以重点培植。可见，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开展更高层次的区域合作，是大势所趋，沿江中心城市和其他大中城市在这一历史潮流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4.要为中心城市进一步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重点是：①建立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国家有关部门应支持沪、宁、汉、渝中心城市按照市场经济要求与国际惯例，建成区域金融中心；允许外资银行在沿江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加快建立中上游中心城市证券交易所。②在继续实施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政策的同时，鼓励宁、汉、渝等沿江中心城市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逐步提高宁、汉、渝等中心城市利用外资进行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老工业技术改造的审批权限，放宽外资控股限额，可以考虑中外合资开办零售商店的城市扩大到宁、汉、渝等沿江中心城市，允许外商投资于商业零售行业。③在中心城市建成区域性的日用工业品、生产资料、农副土特产品的批发市场，建成面向全国开放的沪、宁、汉、渝四大要素市场和商品交易中心。④建立起国家依托中心城市传导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和区域政策的决策支持体系，支持沿江中心城市发展“高、精、尖、新”的制造业和辐射能力强的第三产业。
三、坚持共兴共荣、联合发展，将长江上游和三峡地区的发展提上区域经济和区域合作的重要日程。
1.长江是一个整体，上游是整个地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龙头”、“龙尾”经济发展的互补性是十分明显的。上游的发展有赖于三角洲地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三角洲地区的发展也离不开上游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应把振兴上游地区经济放在区域合作的重要地位，通过资金、技术、物资、人才和信息的合理流动，形成首尾呼应、东西联动的开放开发的格局。上游地区水能、矿产资源具有区际意义，经过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较强工业生产能力，“三线”工业具有一定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上游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国家对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开发力度都大大增强，国家有关部委和其他省市对这一地区的对口支援也初见成效。上游地区区域合作的基础是比较好的，对龙头辐射的承接力也是较强的。共谋振兴长江上游，是区域联合的需要，更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全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快上游地区的发展，关键是要联合建设上游沿江综合运输体系。沿江综合运输体系包括长江沿江的整个地区，上游地区交通是区域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到宜昌的长江上游地区交通不应是单一的水运，同样也应该是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理等各种运输方式所组成的综合运输体系。加强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充分发挥综合运输整体优势，解决江海联运，水运和公路、铁路联合运输问题，是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近期重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联合推动沿江高等级公路建设。加快建设国家东西公路主骨架，重庆——长寿段已动工，“九五”末应延伸到宜昌，并与东段相接，尽快形成横贯整个三角洲和沿江地区的沿长江公路运输大通道。②联合推动从上海到重庆的沿江铁路建设。建议“九五”期间建设渝怀（重庆—怀化）铁路，这是长江上游地区向东出川的又一重要通道，对于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物资外运，改善区域对外开放条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十五”期间建设渝汉（重庆至武汉）铁路，并与中下游沿江铁路接轨，形成完整的沿江铁路。③联合推动长江航运干线通道的建设。水运在长江经济带的综合运输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快长江航道整治和沿江港口建设应成为航运建设的重点。解决上游航运问题，一是结合三峡工程建设将带来库区水位变化，对上游港口进行改扩建，并在沿江布局建设新的港口；二是在中上游沿江口岸共建共用出海港口，解决上游“借船出海”的出路。④加快沿江干线机场建设和航空网络联结。进一步改善沿江通讯条件，在现有基础上，应以沿江大中城市为依托，建设沿江“信息高速公路”。
2.三峡工程建设和三峡地区开发开放为区域联合提供了新的机遇。三峡工程是一个跨世纪的超大型宏伟工程，三峡工程巨大的防洪、发电、航运综合效益，将为沿江地区开放和联合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峡工程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工程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发展为三峡工程服务的产业，满足工程建设的设备、机具、建材和有关技术人才的大量需求，是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开发和产业调整升级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三峡地区是长江上游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我国沿江战略中处于由东向西、由三角洲向沿江内地推进的关键地带。由于多种原因，三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贫困县至今仍有17个，涉及1000多万人，是全国少有的成片贫困地区，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三峡地区是长江上海——重庆城区之间经济上最落后、最贫困的一段。若这段上不去，沿江开放战略和区域合作就会在这里中断，长江这条巨龙的龙首、龙身、龙尾就不能连贯一气。三峡百万移民安置更是一项事关三峡工程成败，库区长治久安的大事。三峡工程建设，最大的难题在移民，难在使移民走上富裕之路。据测算，三峡库区最终需要搬迁安置的人口将达到113万多人，其中城镇人口占54.15%，农村人口占45.85%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已经动工，大量居民已陆续搬迁，移民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保证三峡工程顺利建成和百万移民妥善安置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的光荣的历史使命。我们认为，抓住三峡工程建设的契机，将配套建设、移民安置和库区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库区人民在付出一定代价的条件下，加快脱贫致富步伐，进而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的协调发展，是一条可行之路。因此，应把三峡移民问题放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去统盘加以考虑。根据三峡地区特殊情况，可以采取一个重大的政策措施，即利用三峡地区充裕的劳动力资源进行大规模劳动积累，展开上游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把移民安置和大规模以工代赈结合起来，除了移民安置经费足额到位外，加大以工代赈资金的投入，这样可以有效地增加库区人民收入，加强脱贫致富步伐，为移民安置增添新的途径，也有利于启动工业过剩的生产能力。
3.三峡地区经济发展，百万移民安置，需要国家、地方、区域共同推进。首先，需要国家大力扶持。①在基本建设投资和大中型项目布局上予以倾斜。发挥国家投资政策在优化地区布局和支持经济不发达地区从事国家鼓励发展的项目建设方面的调控作用。特别是在库区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的布点上，应实行同等优先的政策，并在投资补贴、地方匹配资金比例等方面给予照顾。国家应在三峡库区有计划地安排一批高耗能、高耗水、大运量的原材料项目和重大加工工业项目。②在政策性贷款和利用外资方面给予优惠。对长期优惠的国外贷款，如世行、亚行、日本海外协办基金贷款等，引导重点投向三峡库区。加大中央财政对这一不发达地区的支持，逐步增加中央转移支付数额。进一步落实三峡移民和扶持政策，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鼓励区域合作项目重点布局在三峡库区。③加快库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将库区城市环境地质灾害整治，水污染防治，水土流失治理等，提上国家议事日程，末雨绸缪，最终实现三峡地区乃至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对于区域合作的重点，可以考虑放在发下几个方面，一是联合推动三峡库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在前期工作，开发投资等方面协调行动。二是配合沿江产业调整和长江产业带建设，推进三峡地区优势资源的开发和优势产业的形成。在区域合作中，可以探索在三峡地区联合建立“三峡联合产业园区”，产业园区承接各地的产业转移，在产业转移中提高产业的层级和技术含量，在产业转移中提高污染治理力度。三是继续加强移民和扶贫方面的对口支援，将对口支援与区域经济技术合作结合起来，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帮助三峡贫困地区发展。
四、积极研究探索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为区域经济发展和跨省市合作创造良好的政策法制环境。
1.研究重大问题，并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和跨省市合作的典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为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舞台。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的区域联合开发与合作，必须要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决策导向，立足于国民经济跨世纪发展的宏观背景，立足于共同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并力争尽早与国际接轨的长远目标，共同探索研究带有共性的涉及区域整体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区域发展扫清障碍，包括传统的管理方式、传统思想定势、传统的封闭地域观念的障碍。一个大的经济区域联合开发与合作的成功，一要有组织保证，二要有规划落实，三要有政策支撑。体制转轨过渡时期，还要有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些问题若重视不够，处理不好，处理不当，就会降低合作的成效，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至于各省市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应自己尽力解决。本着平等合作、互利互惠、共谋发展的原则，求同存异，共商良策，方能取得实效。
2.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应成为区域合作的当务之急。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发展能源通讯等基础产业，已成为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各省市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时空跨度大，单靠各省市自身的力量，难于有根本的改善。唯有跨省市合作，协调行动，打攻坚战，才能有较大进展。长江流域基础设施建设，首要是交通、通讯、水利、能源和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跟上来了，自然资源才会得到有效开发，区位优势才会发挥作用，经济发展的后劲才会充足。
3.加快产业调整，力克长江产业趋同问题，建设现代化的长江产业带。长江流域产业趋同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广泛的注意。长江产业的调整，既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又包括空间布局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是优先发展农业和能源，完善纺织和机器制造业，帮助建立化工和动力基础，大力发展服务业。产业布局的调整，一是可以考虑将三角洲及上游一些产业逐步向中上游转移，为商贸、金融等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腾出空间；二是在中上游地区要按规模经济要求开发优势产业，避免新的低档次的重复和简单搬迁；三是开发长江市场，共建长江商贸走廊提高第三产业的关联和协作度。
4.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共同肩负起保护流域环境的重任，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持续的环境保障。1992年联合国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全球21世纪议程，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世界各国认同，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坚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也是“九五”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长江的可持续发展，首要的是要加强环境保护，减少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控制空气和水环境的恶化，逐步提高环境质量。要做到开发与保护相结合，流域上、中、下游相结合，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地方经济的振兴不以牺牲区域整体利益为代价。还世人一个清洁的长江，留给子孙后代一个清洁的长江，这样的区域合作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迈向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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