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长篇小说一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宫阙论文,时代精神论文,长篇小说论文,中国论文,所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长篇小说创作的勃兴和提 高是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尤其是从1995年以来，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片繁茂、斑斓 的景观。产量的逐年怒长，反映生活面的空间开阔和多样，探掘历史的深长和多面，作 品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的千姿百态，作品文学水平的日渐提高；出类拔萃之作的历历可 数，对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之探讨、对长篇新作之评论、对长篇创作实绩估量之讨 论的日趋活跃，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长篇小说创作的产量和规模远远轶出了读 者和评论界的阅读容量和视野的情况下，对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的实绩和面貌作出精细 而准确的描绘是有些困难的。但是，对这一风起云涌、方兴未艾的文学景观作一番寻根 探源、梳理脉络、指点精彩、催生优秀的工作，却是必要的。
一、热风吹雨洒江天
文学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能不是 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人文景观、一种精神花朵。长篇小说，作为一种擅长于“有头有尾 地描绘了生活的长河”(茅盾语)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鲁迅语)的文学体载 ，它的勃兴与发展，就更是一种时代现象，一种集纳着大时代的群体众生的思想、情绪 ，反映着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特殊的精神现象。它归根结底，总是社会生活变 化和发展的精神衍生物。探寻它繁茂勃兴的根源，不能不把它放到我们所生活所呼吸的 大时代的变动中去考察。
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展开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如同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 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江泽民语)。这幅现实生活的画卷， 为中国当代文学，也为长篇小说的繁兴，提供了丰饶的生活土壤。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 后，生活的长河有如冲出三峡的江流，变得流深浪平、水阔天高；有志于大规模地描写 社会现象的长篇小说作家，获得了较为平静地观照生活整体的流向、较为广阔地吸纳生 活丰富的印象，进行艺术熔铸的客观条件，长篇小说创作的数量在不太为人注目的情况 下，开始出现了逐年增长的势头。据有关部门统计，这一阶段长篇小说的数量是：1992 年，出版了370部；1993年，出版了420部；1994年，出版了450部。这一增长的势头， 也推出了一些有影响的优秀作品。但从总体上看，应合时代精神节拍，直面现实生活进 行深沉而有力的艺术概括的力作较少，它所获得的社会关注和推动也较平弱。
生活的土壤里，天然地接纳着、孕育着大量的文学的良种。但这些良种的生根发芽， 长叶伸枝，还有待于适宜的节气天候，有待于热风的吹拂、阳光的照临、雨露的滋润， 一句话，有待于这一切所形成的精神气候。
一贯把文学艺术的发展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全局予以关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抓住了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新的契机，为长 篇小说的繁茂吹来了阵阵热风，送来了遍洒江天的时雨。
早在1991年3月，江泽民在首都元宵节文艺界座谈会上就表达了他对文艺界的一个殷切 的希望。他说：“历史上每一时代都孕育并且产生了与这一时代相应的精神产品。…… 现在，我们处在人民自觉地创造自己新生活的伟大社会主义时代，更应该出现伟大的作 家、艺术家，更应该创造出与这一伟大时代相称的精神产品。”他认为，这是“文艺界 为国家大局作贡献的表现”。
1991年10月，江泽民在浙江视察工作时更加具体地指出：“我们的重点应放在现实主 义作品的创作上。要写出反映现实的好作品不容易。……就是要运用文艺作品反映广大 人民群众推进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创造活动和创新精神。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旦创作出 来，就会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人民更加奋发地创造自己的新生活。”
1993年3月，江泽民在与政协文艺界委员座谈时再次表达了他对文艺界的希望：“希望 作家、艺术家投入到时代生活的激流中去，反映新时代，发现新题材，塑造新人物，开 拓新领域，创作出更多内容健康向上、具有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同时，还要注意雅俗 共赏。”
1995年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要重点抓好长篇小 说、电影和儿童文艺的创作。这一指示简称抓好“三大件”。在“三大件”中，长篇小 说的创作，不仅对整个文学创作的全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可以为一部分影视作 品提供进行二度创作的丰富的文学资源，促进儿童文学创作中较大型、较完整的作品的 产生(如少儿题材的长篇小说)。抓好“三大件”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文学艺术工 作的组织者、创作者，大大加强了组织、规划、促进长篇小说创作的力度，使长篇小说 的创作迅速形成了一个有声势、有后劲的热潮。
1995年7月，中国作协在长沙召开了全国文学创作工作会议，具体部署、落实抓好“三 大件”的指示。会议制定的创作规划中，各省市报上来的长篇小说创作选题即有624部 之多。同年10月，中宣部关于繁荣长篇小说、电影、少儿作品“三大件”座谈会在上海 召开，提出了少儿题材长篇小说100多部的创作规划。同时在中国作协提出的600多部长 篇选题的规划中，确定了50多部重点作品的选题。1996年4月，中宣部出版局和新闻出 版总署图书司在福州召开了有12家重要文艺出版社参加的繁荣长篇小说出版专题研讨会 。会上披露的统计资料显示，抓好“三大件”的指示提出后，1995年长篇小说的产量迅 速攀升到600多部。会议提出繁荣长篇小说的当务之急是提高作品质量的看法，对长篇 小说的出版加强了总量控制。此后至今的每年，长篇小说的产量大致保持在500部上下 。汇拢起来，这仍然是一个惊人的产量。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勃兴和提高，正是在 这样一个“庞大的作品堆积”的基础上实现的。在这里，由长篇小说的产量的巨大所显 现出来的文学生产力的高涨，文学创作资源的开掘之广，文学大军的动员和组织之得力 ，都是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的。没有相当的数量就不能结晶出较高的质量，没有创作规 模的形成就推衍不出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新的局面。一道洪流，撇去浮沫，滤却泥沙，还 有供龙潜鱼跃的丰沛的活水在。对我国当代长篇小说这种爆炸性的数量膨胀，不妨以比 较乐观的态度估量之，以辩证的观点评析之。
为了引导长篇小说创作按照艺术规律健康而坚实地发展，文学评奖和评论作为重要的 环节被紧紧抓住了。近13年间，分别于1991年、1997年、2000年揭晓的第三、四、五届 茅盾文学奖共推出了15部优秀长篇小说，它们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凌力的《少 年天子》，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霍达的《穆斯林 的葬礼》。萧克的《浴血罗霄》与徐兴业的《金瓯缺》(这两部为荣誉奖)；王火的《战 争与人》，陈忠实的《白鹿原》(修订本)，刘斯奋的《白门柳》，刘玉民的《骚动之秋 》；张平的《抉择》，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第一、二部；王安忆的《长恨歌》，阿 来的《尘埃落定》(以届次和每届获奖作品排序排列)。中宣部举办的“五个一工程”奖 ，从1996年开始，在图书类获奖作品中，增添了长篇小说项，每届都有作品获奖，其中 较彰著者，有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柳溪的《战争启示录》，王旭烽的《南方有嘉 木》，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邓一光的《我是太阳》，蔡敦祺的《林则 徐》，姜安的《穿过硝烟的女神》，向本贵的《苍山如海》，殷慧芬的《汽车城》，曹 文轩的《草房子》，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全传》等等。此外，1999年建国50周年献礼作 品、2001年建党80周年献礼作品、2002年向党的十六大献礼作品中，都有一批优秀的长 篇小说被遴选入列。对这些作品的评论，有关方面还组织了有奖征文，出现了一批有一 定深度的评论文章，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各个重要的文艺出版社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具体的组织者和推介者。除了大量分散出版 的作品之外，各出版社竞相推出各种名目的长篇小说创作丛书，努力以整齐的阵容，富 有艺术特色的标识吸引读者的目光。如人民文学出版社除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人民文 学奖获奖书系外，还设有“探索者丛书”、“行人系列”等长篇小说新作丛书。作家出 版社设有“作家珍藏版”长篇小说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设有“小说家文库”长篇小说 系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设有“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设有“红 宝石长篇小说丛书”。华夏出版社设有“中国当代作家文库”。各个地方文艺出版社所 设的这类长篇小说丛书，更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从内地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山西作 家长篇小说丛书”、“大槐树丛书”到特区海天出版社的“特区前卫长篇小说系列”； 从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新支点长篇小说丛书”到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布老虎”丛书、长 江文艺出版社的“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黑龙江文艺出版社的“火狐狸”丛书；从长 春出版社设立的“新生代长篇小说丛书”到经济日报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新生代都市爱 情小说”丛书……这些长篇小说丛书，有的是一次性推出，闪亮登场，有的是常年出版 ，蔚为大观(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文库·长篇小说系列”已出版一百多部)，虽不 能说入列者皆佳作，但相当多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由此而出，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下，我国长篇 小说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滋茂的时代契机和精神气候。“热风吹雨洒江天”的培 育，已经催生出“喜看稻菽千重浪”的景观。
二、应和着时代精神的节拍
在我们的文学长河中，长篇小说创作正出现百舸争流，锦帆耀彩，水平风正，虹烂霞 明的喜人景象。如果有人觉得这样的描绘近乎美文学的虚辞，那就请看下面在列举评述 作品中呈现的实证吧。
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也是最鲜明的特色是时代精神的强烈。一般地说， 长篇小说并不便于迅捷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流向、敏锐地应和时代精神的节拍的体裁。但 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一般”却被“特殊”突破了。和同时期中，短篇小说 创作中直面现实、振聋发聩之作相对萎缩的情况相反，长篇小说创作中却出现了一批追 踪现实生活变动，充满强烈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把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波尽摄笔端， 使立于时代潮头的弄潮儿的各种姿影即时显现。这样的作品，往往是甫一问世，就使广 大读者心弦立应，形成很大的心灵冲击波。
在这些执着于现在，为着中国人现在的生存、温饱、发展而奋斗、而呐喊的作家中， 张平、周梅森、陆天明无疑处于最突出的位置。他们用自己大量有影响的作品，显示了 自己作为人民的赤子、时代的尖刺、正义的木铎的战斗热忱和敏捷、犀利、明快地剖析 社会现象的艺术才能。他们的创作，承继了鲁迅倡导的“文学，是战斗的”现实主义传 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予以发扬。张平的《天网》《抉择》《十面埋伏》等广受读者欢 迎的作品，以敢于触及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展开正义与邪恶的曲折而悲壮的斗 争，并在紧张的冲突、激烈的碰撞中写出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心灵之光见长。代表作《抉 择》把笔深入处于矛盾漩涡中心的市长李高成形象的心灵世界中，步步紧逼、丝丝入扣 描写他在大义与私情对决的关头怎样作出了艰难而正确的抉择，给读者以灵魂的震撼。 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等广有影响的作品，“ 几乎是一种年鉴性的写作”，“反映出社会发展进程最新的动态和思想脉络”(贺绍俊 评语)。这些描写领导着城市改革、开放进程，以执政兴国为己任的领导干部的活动和 思考、奋斗和追求、业绩和挫折，同时展开了城市现实关系、人民生活的广阔而斑驳的 画面。《人间正道》气势磅礴、沉雄悲壮的打开因循滞后旧局的开拓精神，《天下财富 》艰难纡曲、跌宕起伏的经济改革进程，《中国制造》成熟稳健、敏锐深邃的政治体制 改革的思索，《至高利益》对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兴国之本的形象的探索和切迫 的呼吁，都说明了周梅森是一个思想严肃的作家。他先天下之忧而思，使自己的作品始 终站在时代的思想制高点上。而且，他的思想才能结合着艺术才能，结合着对人民生活 的体验，并不是凌虚蹈空的。他的小说，具有情节和细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结构精致 而严谨，落笔很有气势又能控驭自如，的确是一个思力与才禀兼备的作家。陆天明的《 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则善于摄取现实生活中与改革、开放伴生的腐败 现象对人际关系的渗透，对人的灵魂的锈蚀，从而编织出富有启示性和戏剧性的人生故 事。像他那样贴近地描写党的较高级别的干部，努力塑造出真实可信的活的人物形象的 作家，在创作界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说他的作品(尤其是近作《省委书记》)在丰富当 代小说人物画廊方面具有别一种探索意义或先锋性，大概也不算过誉吧?
以一系列富有现实感和生活气息的中、短篇小说在文坛上形成了“现实主义冲击波”( 雷达评语)的河北作家谈歌、关仁山、何申，号称“三驾马车”，也颇有声势地驶入了 长篇小说创作的领域。谈歌有《城市守望》《家园笔记》之作。无论是对当前城市改革 “支点”的探寻，还是对农村家园历史积淀的开掘，谈歌都表现出他对现实关系的较深 的理解和与民族精神相通的骨梗之气。关仁山有《风暴潮》《福镇》《天高地厚》等作 品，倾注着他对农村、农业、农民在现在的发展方向和未来远景的关注，显示着他对30 年来农村改革全程的逐步深入的思考和日益广阔的反映。改革大潮冲击中的几代农民命 运的浮沉，人和土地、人与人关系的微妙变化引起的悲剧感，农民变更生存状态和生活 方式的现实可能性所带来的理想的光照，都并存在关仁山的小说中，形成了他特有的历 史感。何申的《多彩的乡村》则以他一贯的旷达风趣的笔调，描绘出一幅90年代北方农 村绚丽多彩的民情乡风图。在一幅幅生活气息浓郁的、明快而清新的村居图的深处，流 动的仍是乡村改革、前进的脉息，浮现出来的则是有智慧、有公心、有毅力的乡村英雄 形象。
同样执着于从改革、开放的大时代着眼，从现实生活的丰饶的土壤取材创作长篇小说 的作家还有柳建伟、向本贵、侯玉鑫，他们的创作视野和文思显得更加开阔，具有一笔 并写城乡的特点。柳建伟的“时代三部曲”包括描写北方小县及乡村的改革进程的《北 方城郭》，反映军队内部现代化进程中思维方式更新的《突破重围》，刻画城市国有企 业改革攻坚战中具有智慧风貌和坚忍毅力的改革者形象的《英雄时代》等三部长篇。作 者纵横历览于乡村、部队、城市三个不同的生活领域，分别构筑起颇可观览的长篇小说 建筑物，吸纳时代风云，感受共时温热，使这些不同材质、不同结构、不同形貌的建筑 物彼此勾连贯通，显示了不俗的才力。向本贵的《苍山如海》《盘龙埠》《遍地黄金》 或写正处于走上现代化的艰难路途中的县城与乡村，或写一时陷入困境的矿山，不管作 家的笔触伸到哪里，我们都能感到他的心和正承受改革带来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的基 层干部和底层民众的心一起跳动。在朴素切实的生活流程的绘状中，在那些忘我地、无 私地工作着、奋斗着的普通干部身上，时代精神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侯玉鑫的《好 风好雨》《好爹好娘》也同样把描写的重点放在县、乡普通干部的形象上，但他更倾向 于把内地偏僻山村和东南沿海特区城市这两种反差巨大的生活，作大的空间跨度的对接 ，造成小说兔起鹘落、悬念迭起的奇特结构。如果探寻到作者想引入改革前沿的现代观 念，来冲击、改革、丰富内地干部相对封闭的思维方式这一潜伏的文心，那么理解这样 的艺术结构也就比较容易了。而且，更深入地看，小说所提出的县、乡、村基层党组织 和基层的政权的建设问题，也就获得了一种现代的、与时俱进的观照，变得有新意了。
描写处于深刻而广泛的改革进程中的中国现实生活而又能注入时代精神，揭示社会生 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提出人们关注的社会课题，并对决定改革命运、流向、前途起重要 作用的先进的社会力量予以较充分、较有力的表现的好作品，还有很多。如反映上海汽 车工业的发展进程，关注普通工人的命运的《汽车城》(殷慧芬)；抒写南方特区改革、 开放前沿的生活故事并展示其荜路蓝缕的艰辛历程的《大风起兮》(陈国凯)、《傍海人 家》(李兰妮)、《走出边缘》(张黎明)、《顺流逆流》(燕子)；描写珠江三角洲城乡在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相互激荡，揭示乡村城市化的艰难进程和讴歌处于改革前沿的共产 党人风骨神采的《大江沉重》(吕雷、赵洪)与《红莲·白莲》(赵江、朱榜明)；讴歌核 电站建设者的英雄业绩和奉献精神的《蓝蓝的大亚湾》和礼赞为国有企业改革呕心沥血 、作出悲壮的牺牲的纺织工人的《走进夏天》(蒋杏)；刻画公正执法、刚直不阿，具有 现代化法治观念的大法官形象的《大法官》(张宏森)和表现基层检察院干警的斗争生活 和高尚品质的《天平谣》(阿宁)；透视乡村改革者从苦土中挣扎出来却又陷入难以自拔 的精神裂变的悲剧的《苦土》(宋聚丰)和揭示西北小城生活变动中人性在欲壑中陷落的 《欲壑》(李斌魁)等等，这类作品数量很多，不胜枚举，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在当前长 篇小说创作中，已经汇成了一股现实主义的热潮，形成了规模和气候。这深刻地反映了 长篇小说勃兴的进程与现实生活的源泉深刻而紧，密的联系。只要这条为长篇小说创作 输送鲜活养料的生命的纽带不断强固起来，伸展开去，无愧于“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 ”之称的“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鲁迅语)，就一定会出现。
三、思掣鲸鱼碧海中
迅速地感应时代精神的节拍、反映现实生活进程的长篇小说大量出现，这是我们所处 的剧变的大时代对长篇小说艺术功能的一种展延，一种改造。这样的作品虽然能够满足 当代人从长篇小说中照见现实、照见自身的需要，也能尽文学参与改革进程的战斗使命 ，但由于它创作周期短，来不及与瞬息万变的现实拉开一个便于艺术观照的距离，作者 也不容易获得一个使滚烫的生活素材冷却、沉淀并进行溶裁的从容的时间，因此这些作 品大都存在着思想锋芒的新锐与艺术容量的深广的不太平衡，生活内容的新鲜与艺术形 象的圆融不很配称的情况。而长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就其天性来说，对概括生活的完 整性和人物塑造的典型性，有着更高的美学要求。根据这种合理的审美理想和审美口味 ，人们要求长篇小说创作在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的基础上，向更高的美学境界提升，呼唤 大气磅礴、厚重精美的民族生活的心灵的史诗出现，渴望高度的艺术真实与高度的认识 价值统一的典型人物出现，就是势所必然的了。这并不是对取材于当前现实生活的作品 的贬抑，而是对长篇小说在一个大的时代里所能达到的高度的展望。列宁曾经为列夫· 托尔斯泰的作品(主要是他的长篇小说)能“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地位”，“成了 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迈进的一步”而自豪，毛泽东也曾举中国小说有《红楼梦》作为 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项拿得出手的贡献，这都说明了人们对长篇小说的美学天性的直觉 性的认识。只有在这样一个艺术共识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更客观也更科学地评价我 们的长篇小说创作业已取得的成就和进一步发展所预留的天地，也才能对我们长篇小说 的整个面貌作更突出重点也更全面的描述。
别林斯基指出：“长篇小说也可以采用有积极现实性的生活或当前的生活作为内容。 一般说来，这是新艺术的权利，其中个人命运之所以重要，与其说在于他对社会的关系 ，不如说在于他对人类的关系……作为艺术作品，长篇小说就必须从日常生活和历史事 件中剔除一切偶然的东西，透视到它们隐秘的核心——透视到那生气勃勃的思想里去， 使表面和分散的东西成为精神和智慧的容器。长篇小说的艺术性之高低即赖于小说基本 思想的深度以及这一思想在个别部分中的组织力量。”我理解别林斯基在这里说的正是 长篇小说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造的高度要求。长篇小说当然有权从当前的生活 中取材，当然藉人的命运浮沉表现他对社会的种种现实关系；但如果要达到高度的艺术 性，那就要进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艺术概括，摒弃非典型性的一切关于 人与社会的芜杂关系的描写，而集中注意力于开掘人与人类的内在关系的那些具有高度 典型的东西，“透视到它们隐秘的核心”中去，获得不但与时代、社会有关，而且与整 个人类生存攸关的那些“生气勃勃的思想”，洞悉那些深湛的哲理，生活的不可抗拒的 规律，提炼为小说的主题，也即拓深“小说基本思想的深度”，并把这一主题溶化在小 说各个部分的组织中去，体现到典型环境的营造、典型人物的雕绘中去，体现到典型环 境与典型人物之统一的熔铸中去。
如果这样的理解大体不差，那么，站在这样一个美学高地鸟瞰一下我们这13年来的长 篇小说创作，我们看到怎样的景象呢?
我们看到了连绵的远近布列的长篇小说的群山，感到无论在哪个题材领域里，无论在 采取哪一种艺术形式作生活内容的容器的作品中，作品的人类生活的容量和历史容量都 扩大拓深了。有生活丰沛感和历史厚重感的作品还是很不少的。逶迤群山就总体观之， 还是很有些阔大的气势的。
但是，如果想寻找像“横空出世”的莽莽昆仑那样雄浑浩大的作品，想观赏像庐山一 样具备“一山飞峙大江边”的独拔气势的作品，那会不会多少有些失望呢?“文绝一体 ，天才孤诣；参天者多独木，称岳者无双峰”(孙犁语)瞩望这样的独绝盖世之作，也许 会有云空回首、天高抚膺之叹吧?
还是把睥睨古今的目光收近一点，俯低一点，那我们就会满意地看到，就生活和历史 的容量而言，就典型创造的普遍性和精确度而言高出一筹的杰出作品，还是有的。我这 里想举路遥的《平凡的世界》(1—3部)和陈忠实的《白鹿原》为例。这两部作品，可以 说是13年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度的明证。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起笔于上世纪80年代中叶，告峻于90年代之初，完整地描绘出1 975年至1985年这10年间在西北一个城乡交叉地带所发生的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长 卷。辛苦而又转徙于这一城乡交叉地带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及许多青年伙伴的命运， 不仅有特定时代、社会，甚至地域的投影，而且有更深邃的与人类处境和精神相通的东 西。在这部作品问世后又过了十几年的今天回头再看，我们不能不为路遥的历史预见性 ，为他对生活发展规律的洞察而惊叹：在中国农村城市化、工业化初见端倪，中国农民 进城打工、重铸自我的潮流刚露苗头的时候，路遥就意识到发生在孙少安、孙少平身上 的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变化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人类普遍性。《平凡的世界》这轴朴素 而浑厚的现实主义艺术长卷的奇崛和光彩正是在这里。小说所达到的典型概括的深度和 高度也体现在这里。这是只有对生活的整体流向有所把握，对生活含蕴生气勃勃的思想 有所发现才能做到的。
陈忠实的《白鹿原》问世于1993年。小说以宏伟的气势、雄浑的艺术力量，描绘了激 荡、冲刷宗法制度统治着、渗透着的黄土高坡上的白鹿原的一层层的历史波涛，在20世 纪初到世纪中叶一阵阵革命风雷的震荡中展现出白鹿原众生族人的生存状态的剧变，刻 画了白嘉轩、鹿子霖这两个个人品格不同的地主形象和环绕着他们的儿女、长工、仆妇 等人的悲剧命运，揭示出中国农民从自己的生活条件中萌发的民主主义意识的顽强以及 它和同样顽强的农村宗法思想的相互较量，相互交绥。在表现中国农村宗法关系掩盖下 的阶级关系的全部复杂性方面，在理解并显示提供发人深思的历史经验，揭示历史发展 趋向方面，在塑造具有鲜明个性和深厚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典型形象方面，小说都取得了 突出的成就。作者某些主观观念上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对朱先生这个人物的历史观念的 展示上)并不影响作品总体正确的思想倾向和深刻反映历史真实的艺术效果。实际上， 《白鹿原》是具有突破“五四”以来的现、当代小说描写农村生活的已成之局和固有思 路的冲击力的。它带给读者的那种强烈的艺术震撼力迄今还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平凡的世界》出现后，在反映并概括中国农村三十年来的改革进程方面，似乎还没 有在描写规模上、艺术功力上与之相埒的力作出现。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刘玉民的《 骚动之秋》，虽然颇有生气地描绘了农村最早出现的企业领导者岳鹏程，岳嬴官父子的 冲突，力图揭示在生活的转折点上农村人物内心的骚动，但受作品格局的限制，这一旧 观念冲突的主题未能充分展开。未能得到充分注意的京夫的《八里情仇》，在展开西北 偏远小镇“文革”前至“文革”后这一段很少有人正面着笔的生活进程方面，在揭示那 个动乱年代仍然存在的善良邪恶的人性冲突，刻划具有正常是非感和伦理情的普通人的 悲剧命运方面，达到了颇可称道的艺术深度。
另一方面，从《白鹿原》开始的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跨度下描绘波涛滚滚的完整的生活 长河的艺术思路，却在尔后出现的不少多卷本长篇中得到回响。(有的作品不见得受到 《白鹿原》的影响，只有说不约而同地践履此路吧。)王火的《战争与人》从一个国民 党的清要大员童霸威一家在八年抗战历程中的命运浮沉和人性嬗变入手，揭示了抗战中 两种力量，两条路线的较量及由此显示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流向，把这一场关乎民族生存 之战对中国人灵魂的淘洗、重铸描写得淋漓尽致。大约同期出现的两部展开抗战全史的 长河式小说是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和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前者几乎是不以 演义形式出现的抗战全史、正史演义，它所塑造的蒋介石形象给人很深的印象。后者溶 铸进了作者个人在抗战前后某些特殊的生活经历和亲身感受，在抗战全史的展示中增加 了较少有人着笔的日本一方的本土描绘。小说集中刻画几个集历史重要性与命运传奇性 于一身的历史人物的形象，予以绘声绘影的绘状。其中写得比较精彩、鲜活，且有一定 性格深度的人物是张学良。这三部长篇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前后问世，成为现代 史题材的比较重要的作品。
取材于抗日战争的历史生活写成的优秀作品还有宗璞的《东藏记》。它和80年代末出 版的《南渡记》共同构成待完成的四卷本长篇《野葫芦引》的头两部。小说描绘了原在 北平的明仑大学的人文知识分子“南渡”到昆明后开始的新的“东藏”流亡生活，笔墨 的重点也转移到日渐成长的青少年在特殊环境下心理成长的过程上。宗璞以淡雅蕴藉之 笔，写颠沛流亡生活，抒亲民爱国之情。她的这部志存高远、精美如织锦的倾注心血之 作，是要“引出”一部激荡而又澹定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发展史，也是要“引”出 民族的心灵秘史。小说高远的精神境界，因作者青少年生活经验的注入而变得亲切，充 盈着生活的血肉，跳动着青春的脉膊。作者严肃而艰辛的艺术劳动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 的敬意。
柳溪的《战争启示录》和于敏的《风雨入华年》也都从不同的角度沉入了对抗日战争 的回忆和再现，并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采。前者富于思想的沉思，生活画面的绚丽而开 阔；后者更多华年的激情，人生故事慷慨而宛曲。
故事展开的历史跨度几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茶人三部曲》，以第一、二部获茅盾文 学奖，显示了这位女作家的恢宏的艺术气魄。小说以忘忧茶庄的几代茶人的命运史为中 心线索，远远近近敷布了杭城的地方史、中国的近现代史的烟尘风云，有较深的历史感 。写得最为浑和匀净的第二部《不夜之侯》展开的，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民族存 亡的严峻，大节操持的磊落，使偏于柔丽静穆的第一部《南方有嘉木》，在这里闪现了 金刚怒目式的一面，也使小说的艺术风格变得遒丽深沉，动人心魂。
取材于党史和现代文化史的《日出东方》(黄亚洲)和《北大之父蔡元培》(陈军)，演 绎史事，颇多新意，各见神采。从残酷而雄丽的革命战争中取材的《英雄无语》(项小 米)与《穿过硝烟的女神》(姜安)，在表达对前辈革命英雄的复杂命运和沉而不露的人 生遭际、内心情感的新发现、新理解的同时，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女性的命运。而 邓一光的《我是太阳》《想起草原》，写的都是对父母一辈人的独特命运与心性的探寻 ，前者充满了男子的阳刚之气，后者流露着对女性的柔韧生力的礼赞。所有这些都是有 独特的穿透力和接近历史的角度，也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作品。
把三代女性的无字可书、无语可诉的艰难的生活历程和令人震怖的精神磨难置于整整 一个世纪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宏阔背景上予以描绘的长篇小说《无字》，是极有个性 的女作家张洁呕心沥血之作。这部作品的第一、二卷我以为是更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更 见精彩的。女性命运的特殊性和作家的愤激之情，在神州极荡、魔怪蹁跹的历史背景的 描绘中，在对时代情绪的客观把握中得到了某种平衡，小说的艺术天地也显得开阔；作 家以孤峭的、并世无双的笔所刻画出来的母亲、姥姥的形象，也具有较高的典型性。
在论及长篇小说的历史容量与典型人物的塑造的时候，对近13年来佳作迭出、呈云蒸 霞蔚之象的历史小说投以深沉、激赏的目光，我以为是适宜的，倾注全力绘状中国近代 史人物的唐浩明以卷帙浩繁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三书独成历史题材长篇小 说的重镇。此三书，或沉郁有悲剧氛围，或雄奇有疏荡之气，或俊逸有现代感，都在人 物传叙中，熔铸进作家对历史时代的认识和艺术的掌握。也就是说，作者是在意识到的 历史深度的基础上安置他的时代典型人物的。蔡敦祺的三卷本的《林则徐》，是我见到 的艺术地再现这位近代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的形象的最为 饱满的细致、最为生活化、个性化的翘楚之作。历史小说领域里的新秀、诗人熊召政的 《张居正》第一、二部，则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这位政治改革家的形 象，展现了他在获得宰辅治国之权之前之后与皇权相依相争的复杂斗争，侧重描写他关 注国计民生，力推触犯皇族与权豪势要利益的经济改革的故事。以诗人之笔写经世济民 之业，没有深刻广博的史识是不行的。《张居正》一书，史识与诗感并驾齐驱，骨架与 血肉粘结密贴，十分配称，洵为长篇历史小说的一大收获。
凌力的《少年天子》《暮鼓晨钟》，一写福临，一写康熙，都是沉潜清史多年精心结 撰之作，早已誉在人口。尔后的《梦断关河》，文体一变而为底层艺人颠沛坎坷的人生 传奇，而将鸦片战争前后真实的史事和人物作为主要人物的背景，其中寄寓了作家对历 史的新的思考。二月河以《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书12卷的巨幅鸿篇 ，对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历史作全面的、生动的艺术写照。他不太拘泥于具体史 事的真实，而是抓住历史的大关节，突现历史的神魂，尽展说部的奇观，吸引了最广大 的读者。在把史事故事化方向，这位作家的才能堪称独步。此外，叶文玲的《秋瑾》之 写近代革命女杰，余松岩的《地火侠魂》之写辛亥前驱陆皓东，高嵩的《马嵬驿》之写 李杨爱情悲剧，霍达的《补天裂》之写香港史事，范稳的《清官海瑞》之写廉威良吏， 都各有可以观览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现实生活中商品经济，商业活动的日渐为世所重，出现了一批以 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萌生、发展为题材的作品，除前举的《茶人三部曲》外，尚有写丝 织业的《第十二幕》(周大新)，写井盐业的《银城故事》(李锐)，写晋商的《白银谷》 (成一)、《大盛魁商号》(邓九刚)，写徽商的《徽商》(季宇)、写古玩业的《古街》( 刘育新)等等，这些历史小说，风貌不同，神情各异，大抵出于有经验的作家之手，都 是有思想内涵、历史容量和鲜活人物的扎实之作。
对建国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作淋漓尽致的披露和绘状的长篇小说，似乎只有王 蒙的“季节”系列(包括《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 》)了。肯对当代知识分子明与暗纷披交织的心灵史作如此坦率而客观的剖露的作家， 是需要直面错综的历史和矛盾的内心勇气的，也是需要历史感和现实热忱的，而这一切 非王蒙莫属。思想的丰赡胜于艺术形象的圆融，这就是王蒙的小说，也是这部气象万千 、才思横溢的力作引人入胜和值得研究之处。
在这篇以一瞥的眼光描绘出来的长篇小说鸟瞰图里，我所按类列举的作品的名目已经 够多的了。在即将歇笔的当儿，我又想起还有不少曾经寓目而未曾提及的作品，如方方 的《乌泥湖年谱》、毕淑敏的《红处方》《血玲珑》，孙惠芬的《歇马山庄》，马瑞芳 的《天眼》《感受四季》，南翔的《南方的爱》《大学轶事》，刘醒龙的《痛失》、王 跃文的《梅次故事》、张宇的《软弱》、曹文轩的《红瓦》、彭东明的《天边的火烧云 》、张之路的《第三军团》《非法智慧》、郑君华的《芙蓉风》、刘育新的《红菱》、 罗珠的《大水》、张雅文的《盖世太保枪口下的女人》和夏辇生的《船月》、黎汝清的 《安娜一家》……林林总总，五光十色，在我的印象和记忆里浮沉幽显。这使我意识到 自己这“一瞥”的局限性和无力。好在一切进入了读者阅读视野的作品，都会获得它存 在的时空。时间这个严正而公平的批评家，自然会对一切有价值、有特色的作品作出最 终的抉择。这是无待于我的唠叨词费的。重要的是，我们的作家队伍这样浩大，我们的 作家写得这样多，我们的长篇小说创作形成了如此大的规模和格局，这终究是值得庆贺 的!这是政治清明，经济宽裕、文思自由、精神气候适宜、印刷科技发展的结果，是党 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和三代领导人的一以贯之、与时俱进的文艺路线、方针正确实施 的结果。长篇小说创作的这种空前的勃兴繁茂，显示出我国作家攀登文艺高峰，营造“ 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构筑“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的集体的努力和 奋斗。也许现在我们还没有堪称伟大的作品问世(也不一定，中国人衡文贵古贱今，由 来已久)，但把这种集体奋斗持续下去，期以时日，伟大的、足以传世的、能够代表我 们中国当代文学成就和水平的作品是一定会出现的。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经这样概叹：“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 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杜甫自己没有意识到，他和与之并世而出的李白，正是 掣鲸于碧海之中的大才。我们的长篇小说，需要的也是这种掣鲸于碧海之才。意识到的 历史深度，巨大的、浩瀚的生活容量，就是“碧海”；而具有高度典型性的能获得古今 中外共识、共鸣的典型人物，就是我们的作家要竞相擒掣的“鲸鱼”。也可以说，“碧 海”是“典型环境”；“鲸鱼”是典型人物。掣鲸鱼于碧海，就是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 型人物。这条艺术道路，这个艺术目标，乃是长篇小说创作最根本的美学特征和艺术规 律的集中表现。我们的前人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鲁迅、茅盾， 已经沿着这条道路、这个规律，攀上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艺术高峰，创作出了无愧于中华 民族伟大文化的作品。让我们踵前人之步武，继前人之气魄，沉潜到艰苦的、长期的、 专注的艺术劳动中去吧，直掣鲸鱼碧海中，以回报我们这个如此丰富、生动的伟大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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