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人权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人权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人权外交”是美国政府的一项长期国策。它是指美国政府为了美国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以维护人权为借口，运用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手段，在世界上推行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处理对外关系的一项重要政策。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人权外交在历史上是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的。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纲领促成了人权外交的兴起，二战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历届美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美国对外政策注入了人权因素，进行了人权外交的实践，到卡特时期，美国人权外交则达到了顶峰，而里根和布什任内的对外政策则又是人权外交的继续，克林顿上台伊始又把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大支柱。总之，尽管以上各个时期人权外交的历史背景、表现形式及国际影响千差万别，但在其本质上却是日益呈现出以下三大特色：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工具；重整美国国力的重要手段；干涉别国事务的主要借口。因此，结合美国在历史上地位的变化，对美国人权外交进行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对于深刻认识美国人权外交的特色与实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人权外交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美国第28任总统(1912-1920)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人权外交。威尔逊时代的美国，已经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并开始涉入世界政治舞台。它虽有经济大国之称，并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还难以与欧洲列强一争高低。于是，威尔逊就利用美国的经济优势，提出“理想主义”人权外交来与欧洲的强权政治竞争。正如美国著名历史著作《美国的历程》所指出的，1917年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及其支持者已把国家的尊严和所谓人权作为他政策的赌注”。威尔逊自己也宣称：“我们并不追求自私的目的。我们不想征服领土，也不想统治别人，……我们只是捍卫人类权利的战士之一”。在当时，威尔逊被“公认为世界各地人权的保卫者”。威尔逊是美国人权外交的开拓者，他的“理想主义”人权外交对后来美国外交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剖析威尔逊外交是研究美国人权外交的第一个重要环节。
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威尔逊以和平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当天就宣布美国保持中立。威尔逊的目的是要利用中立地位从交战双方谋取巨额利润。西方学者评论说：“这种中立是有利可图的。起初，企业界生怕有可能失去海外市场。但是，很快就放下心来了。协约国的采购出乎一切想象之外。美国经历到一次难以置信的工农业发展”。“美国突然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华尔街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1917年4月美国正式宣布参战。威尔逊在宣战书中冠冕堂皇地宣称美国将“为民主而战”。实际上，美国参战的目的是维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争夺世界霸权，“以便使美国所提供的最好的原则和商品进入旧世界”。
1918年1月，威尔逊提出作为媾和基础的“十四点”原则，是一个用漂亮辞藻掩盖起来的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纲领，其真实意图是要利用美国的经济优势，打破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的传统势力范围，夺取世界市场和殖民地，并通过国际联盟来操纵世界事务，建立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十四点”充分暴露了威尔逊外交的目标并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争夺世界霸权，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所谓“理想主义”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但是，他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首次提出由美国领导世界的主张，成为后来历届美国政府一直追求的目标；他提出的“自由”和“自决”的口号成为美国外交固定的国家信条；他提出的“国际联盟”成为美国建立世界政府理想的蓝图，其支柱是美国的法制、人权、民主、自由。
可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国际联盟的破产，也宣告了威尔逊理想主义人权外交的破产。
二
在美国对外政策史上，人权外交最大的成就就是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
1941年，罗斯福总统在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就是粉碎军国主义、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建立人人享有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意见、宗教信仰、免于恐怖、免于匮乏的自由。
罗斯福和邱吉尔1941年发表的大西洋宪章，又把人权和四大自由作为两国战后对外政策的共同目标。这个文件共有八项内容，其中就有两三项涉及人权问题。1942年元旦，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宣言”声称“深信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对于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以及对于维护本国和其它国家中的人权和正义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人权就成为世界各国战胜法西斯的共同纲领而首次被许多国家接受和承认。二战临近结束时，罗斯福又数次发表演说或谈话，提出美国要“为自由而奋斗”。例如他在1944年10月21日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演说中，声称“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美国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宣称：“吾人将肩负起完全责任，运用全部影响，并以全力协助与鼓励世界所有渴望自由之民族”。
不难看出，《大西洋宪章》的条款也好，罗斯福的讲话也好，其中心内容就是要推行他们的制度与价值观念，并按照美国的原则和模式在战后领导世界和改造世界，但要真正做到并非易事。战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程表明，一方面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和影响日益加深，另一方面各国国情不同，发展道路和模式更加多样化，企图以强权迫使他国接受一种模式，不但会导致失败而且会引起国家关系走向对立。
二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总方针，可以用前总统里根于1986年3月4日在对外政策咨文中的一段话来概括：“我们战后时期的外交政策一直是谋求追求这样四个根本目标来促进美国安全的：——我们谋求通过自由、开放和面向市场的全球经济来促进繁荣和社会进步。——我们努力设法以外交方式来帮助解决危险的地区性冲突。——我们努力设法减少并最终消除核战争危险”。抛开其中的谀美不实之辞，我们可以说，这段话道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二战后，美国政府以“保卫自由世界”为名来推行冷战政策，直接影响了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
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东西方关系日趋紧张，冷战气氛日益浓厚。因此，事实上导致美国人权外交实践走向低谷，这一时期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而不是人权原则。这种情况在肯尼迪和约翰逊出任美国总统时期有所改变，肯尼迪入主白宫后曾提出“充分利用人权问题发挥道义上的影响力”，要前苏联在人权问题上让步。但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由于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权益的斗争不断加强，为与前苏联争夺全球霸权，尼克松采纳了基辛格的均势外交、实力外交思想，人权因素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明显下降，基本上排斥了人权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
总而言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历届总统，无论是属于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声明支持国际人权，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美国对外政策注入了人权因素。当然，对人权外交的重视和使用程度各届政府又有所不同，其中最公开最直接最明确地向全世界宣布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核心原则的是卡特政府。
三
在卡特政府时期，美国人对人权的运用在范围上达到顶峰。
吉米·卡特比自威尔逊以来任何一位总统都更加重视人权问题。他们在竞选总统过程中就迫不及待地提出美国应成为维护国际人权的“灯塔”，竞选和上台以后卡特立即提出自己的人权外交”，从尼克松——基辛格的“现在政治”外交转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权外交。他多次表示：“对于人权所负有的义务”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项原则”；“人权原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灵魂，是确定美国同其它国家保持什么关系的一个因素”。
紧接着，美国政府官员和舆论界就开始宣称卡特人权外交是美国外交的新阶段。其实，究其本质来讲，卡特人权外交的口号与战后历届政府宣传的“民主”、“自由”、“公正”、“人权”、乃至“新边疆”、“伟大社会”相比，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卡特之所以提出人权外交，和美国政府当时的处境有密切关系，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
卡特入主白宫时，正是美国政府内外形象极为糟糕、处境极为艰难的时期。战后美国内外政策的失误和后遗症，似乎都集中在卡特任内暴露出来。在国内，水门事件、持续的经济衰退及能源危机，既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冲突，又造成人民不满，政治信用危机严重；在国外，由于美国政府长期支持世界许多地区的腐朽、反动、独裁的政治势力，尤其是侵越战争失败，使美国的国际形象蒙上了无法洗去的污点。与此同时，前苏联利用美国的弱点和困难，展开了一系列攻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苏攻美守”态势。面对这种局面，卡特打出了人权外交这一旗号，意图在于：1、在继续遵循缓和路线的同时给这种外交加上“人权”这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成份，以扭转美国的国际形象；2、利用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普遍关注的人权问题来争取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全面的支持；3、用人权作为反对对方的武器，在与前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用道义力量弥补军事力量不足。
卡特政府开展人权外交的矛头主要指向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卡特上台不久，就利用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作为人权外交的支撑点向前苏联展开了进攻。1977年2月5日，卡特复信给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对他发起的人权运动表示支持。接着他又和副总统蒙代尔在白宫会见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弗基米尔·布科夫斯基。美国参众两院也分别通过决议，谴责前苏联侵犯人权。在联合国大会和欧安会贝尔格莱德续会上，美国又联合西欧国家，以人权为中心，向前苏联发起猛烈攻击。
对东欧国家，美国则采取有打有拉、拉打结合的策略。对那些美国认为国内政策比较“自由化”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采取鼓励和“拉”的政策。对那些紧跟前苏联的东欧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则采取“打”的手法。卡特政府不断谴责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侵犯人权，并大力声援和支持捷国内的“七七宪章”运动。
美国政府之所以要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问题上大作文章，并不是为了关心人权，而是要利用人权问题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扶植其内部政治反对势力，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离心力和注变；同时还以此作为动员世界舆论、孤立前苏联的手段，从而相应地增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与前苏联争霸的实力。美国学者指出：卡特人权外交“具有强烈的反共的恢复意识形态上的冷战的倾向”，“最终目标是试图鼓励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以此削弱苏联集团的团结和力量”。
卡特人权外交并没有收到原来预期的效应，就在卡特推行人权外交的四年中，美国在第三世界接连失去不少战略要地。同时，人权外交对于美国和西欧盟国的关系所产生的某些不利影响也受到批评。法国总统1977年7月发表声明，公开批评卡特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尺度引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人权外交损害缓和局势，导致欧洲日益浓厚的意识形态的紧张气氛。这些评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美国人权外交陷入的困境。
四
在里根任期八年里，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美国人权政策随之经历了一伏一起的过程。
里根1981年上台后，为重振国威，在外交上提出了以针对前苏联为中心的“全面遏制”和“新灵活反应”的强硬战略取代卡特人权外交，企图通过增强实力争取优势，以便实现其全球战略。这样，美国人权外交在里根第一任内出现了削弱走向。
里根政府后来在政策上的变化乃根基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及美国历史地位的新变化。到1985年美苏争夺的态势出现了有利于美国的情况。从苏攻美守到各有攻守到美占上风。戈尔巴乔夫当选为前苏共总书记后，在新思维的指导下苏美关系有了新的松动，长期形成的紧张气氛得到缓解。里根政府随之对美国对苏政策进行了调整，从全面对抗或全球遏制的单轨战略到“实力加谈判”的双轨战略，而人权外交作为这种“双轨政策”的必要补充形式重新获得了里根政府的重视。于是，里根政府重新强调人权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原则”，里根以及舒尔茨等人连篇累牍地提及人权外交，其频繁和重视程度并不逊色于卡特时期。
布什执政以来，基本上仍继续推行里根政府后期的人权政策。但是，由于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交替时期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分化与组合，布什政府加快了推行人权外交的步伐，进一步提高了人权问题在其对外政策乃至全球战略中的地位。
1989年，布什上台后，提出“超越遏制”战略。这一战略的基本思想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趁前苏联、东欧国家内部发生变革的时机，采取更加全面的手段遏制共产主义。它追求的目标不是“单纯遏制苏联扩张”，而是，“谋求苏联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即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体系之中。不难看出，“超越遏制”战略突出了“和平演变”在美国全球战略的作用，人权外交是“超越遏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布什企图用人权攻势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把美国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甚至可以这样讲，布什政府的人权外交在某种程度上有赶超卡特政府之趋势。
五
1993年1月，克林顿总统入主白宫。上台伊始，就将“在国外促进民主和市场经济”为作其外交政策的第三大支柱。
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又推出了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的新战略——“扩大战略”，即“扩大全世界市场民主国家的自由大家庭”。其基本内容包括4点：第一，“加强以民主国家市场组成的核心，加强联系它们的纽带以及共同的利益感”。第二，“加强对俄罗斯、东欧和其它前共产党国家的支持”，帮助其“扩大民主和市场经济”，“从而把以前有威胁性的国家转变为经济和外交伙伴”。第三，为了“最大限度缩小民主和市场圈外国家的威胁能力”，美国必须根据不同的对手，选择出适宜的外交手段，对于不听命于美国的国家和地区，美国应“力求从外交、军事、经济和技术上孤立他们”，必要时付诸武力。第四，“在一个美国再也不用担心苏联核威胁的世界”，美国可以在任何地方对严重侵犯人权、民主的行为进行干预，但美国必须“有目标地决定应该在什么地方进行干预”。
“扩大战略”的具体内容基本表露了克林顿政权对外政策的主要意图。首先，在冷战后的时代中，美国要继续“领导世界”不仅要继续维持美国在西方“自由”世界的盟主地位，充当其核心，而且要确立美国在其它地区的“权威”。其次，美国在今天和未来的对外关系中，将更多地“重视”和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等武器。以维护人权，推行民主，扩大自由为借口，把美国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其它国家。第三，美国将把经济实力同外交关系挂钩，加强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干预能力，并以经济为诱饵，使更多的国家“转化成为美国经济、外交中的小伙伴”。第四，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扩张的范围，不仅在原苏联、东欧地区继续推行美国的政策，而且将广大的第三世界列为美国今天和未来的扩张重点。美国现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公开讲：“美国将不惜利用包括贸易、经济和安全援助，以及解除债务在内的一切杠杆，促进俄罗斯、东欧以及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进程和中国的和平演变”。
六
上述意图充分证明，立志“改朝换代”的新一代总统克林顿，并没有“改变美国的航向”，其对外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仍是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军事实力为依托，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帜，对外实现其领导世界的野心。
美国政府一贯认为人权体现了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使人权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决策者认为这样不但可以使美国政策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也能够使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得到有效维护。而这种建筑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基础之上的人权政策的实质也随着二战后美国历史地位的变化而表现得日益充分。
首先，人权外交是很重视意识形态目标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也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战后四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人权外交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从杜鲁门关于“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威胁的叫嚣经卡特执政时人权外交到布什时期人权外交的再次升级都突出了这一点，对于美国的人权外交，美国学者劳伦斯·肖普曾揭露说：“由于这种运动实际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前苏联，因此它具有强烈反共和恢复意识形态上的冷战的倾向”。布热津斯基也在《大失败》中得意洋洋地声称：“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进程。人权是当今最有吸引力的政治观点。西方大声疾呼尊重人权，已使所有共产党国家处于守势”，布热津斯基毫不讳言，人权外交之所以能起到颠覆作用，这是因为“这些活动有助于使独立性越来越大、政治色彩日益浓厚的民主社会在现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不断成长壮大……因而也有助于持不同政见者逐渐长成为真正的政治反对派”。这些言论十分清楚地表明，美国统治集团集中地把人权外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国家，决不是什么关心那里“人权状态的改善”。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运用人权武器打开缺口，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建立起美国的全球霸权，人权外交不过是美国和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工具。
其次，美国政府以人权体现美国的价值观念，把人权外交作为重整美国国力的重要手段。卡特提出人权外交时就认为：“道德原则是行使美国武力和扩大美国影响的最好基础”。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也明确指出“加强美国思想意识对世界的影响”是其三大目标之一。这一实质在里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体现得更加充分。一方面，里根重申人权问题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强调国家安全战略必须从国家所珍视的价值观念出发，并且以保持和加强这些价值观念为最终目的；另一方面，里根在历届政府中第一次公开地把人权外交视为增强国家实力的手段之一，“国家安全战略的精髓是实力，而国家实力除了军事力量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如人权……等”。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艾布拉姆也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和苏联之间的人权之争实际上是一场争取人心的斗争，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斗争”。在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交替之间美国竟大言不惭地宣称：“里根革命”的结果不仅恢复了经济实力，而且还通过人权赢得了人心。布什入主白宫后，美国继续面临国力相对衰落的趋势，人权外交更成为良策之一。
第三，在许多情况下美国推行人权外交则是以人权为名行干涉之实。在现代世界史上，关于人权的概念和解释，实际上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见解，而且，人权的概念和其内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历史过程由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与丰富。正因为不同国家对人权的解释和侧重有所不同，因此，只有承认和尊重对人权概念和解释的不同看法，才能促进国际合作，并促进和激励对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反之，如果对不同观点采取排斥和打击态度，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并将此作为手段，以达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必将毒化国际关系气氛。而美国政府曾公开宣称，美国人权外交的目标是：向国内外表明美国所承担的维护人权的国际义务，反对国外独裁专制政权，干预他们的侵略行为。这样，美国的人权外交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对外干涉性，而所谓的“人权”、“专制”、“侵略”定义完全是美国从自己的全球战略、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来划分的。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项”。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准则，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域。而美国却带头提出“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的口号，企图以人权的国际保护为幌子，使其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合法化。
事实说明，美国推行人权外交并不是真正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出于本身战略利益的需要。可以预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仍将继续打出人权外交这一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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