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中间层次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法国调节学派理论体系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学派论文,资本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的次贷危机，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经济增长的“大稳健”时期跌入长期停滞的转折点。①自那时以来，新古典经济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概念不断被质疑。宣扬西方“普世价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念声称，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将成为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永不熄灭的引擎，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趋同发展，将以美国模式的全球胜利而宣告“历史的终结”。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遭受重创的世界经济格局极其复杂的多样性大变动，使新自由主义理念及其全球治理政策成为众矢之的。②长期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位一体视角，研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演变的法国调节学派理论，因而再度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对法国调节学派从“福特主义”到“资本主义多样性”再到“金融主导型发展模式”之理论演进的历史考察，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复杂性和多极世界的变化趋势，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 创立于1976年的法国调节学派，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学理基础，吸收了凯恩斯经济学的部分思想，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影响波及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尽管它的创立者们始终聚焦于经济学的研究，但这一学派的研究方法已成为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交叉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促进了后学科研究(post-disciplinary studies)的发展，而且给社会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等社会运动带来了灵感。③与其他流派的发展相同，法国调节学派自创立以来也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法国调节学派自己亦认为，调节理论应该基于资本主义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与其称之为“调节理论”，不如称为“研究调节问题的方法”(Régulation Approach)更为确切。 国内学术界对法国调节学派的研究已初具成果，以下论著有一定的代表性。李其庆最早梳理和评析了该学派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④贾根良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概述了该学派的分析框架。⑤唐正东阐述了该学派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方法论特征。⑥杨虎涛分析了马克思经济学对该学派的影响。⑦赵超对该学派的金融危机理论进行了考察。⑧但是，从总体上看，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似仍然停留在对第一代学者的理论述评上，对第二代学者的理论尚缺乏足够的认识。⑨21世纪初，法国调节学派完成了第一代与第二代的新老交替，形成了第二代调节理论。⑩本文将在参考法语、英语和日语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法国调节学派第一代、第二代学者的理论进行综合考察，并对该学派关于21世纪初金融危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全面把握法国调节学派演进的来龙去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 一、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独特性 (一)创立背景与发展脉络 法国调节学派的创立背景，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危机。首先，从经济危机来看，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给全球金融危机频发埋下了祸根；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导致企业倒闭、生产萎缩，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滞胀”。其次，从经济学危机来看，战后盛行的凯恩斯经济学已不能有效地解释和解决“滞胀”问题。而新古典经济学派始终认为，危机产生的原因无非是外部力量搅乱了市场均衡，如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专断、政府规制、工会组织的专横等，只要排除这些力量的干扰，市场就能够自动地恢复均衡。这样的认识使经济学陷入到比经济危机更严重的危机之中。(11) 在上述背景下，法国以阿格利埃塔(M.Aglietta)、博耶(R.Boyer)和利比兹(A.Lipietz)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聚集在一起，创立了一个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流派“法国调节学派”。1976年，阿格利埃塔出版的《资本主义的调节理论和危机：美国经验》专著，(12)被视为该学派创立的标志。 法国调节学派内部有三个学派，分别是“格勒诺布尔学派”(Grenoblois)、“巴黎学派”(Parisian)和“法国共产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学派”(Parti du Communism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 d'Etat，简称PCF-CME学派)。他们在方法论和分析框架上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观点、研究内容等方面又具有多元化特征。格勒诺布尔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伯尼斯(G.Bernis)、比尔奥德(B.Billaudot)和卢查(R.Ruzza)等。该学派一方面致力于批判一般均衡理论，力求从历史的视角动态地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把资本主义划分为竞争或自由资本主义、简单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三个阶段，认为每一个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调节模式，但每一次危机之后都会出现一种新的调节模式。(13)巴黎学派的阿格利埃塔、博耶和利比兹是巴黎学派的三个主要创立人，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奥尔良(A.Orléan)、特莱特(B.Théret)等。该学派在三个流派中影响最大，本文对法国调节学派的研究也多聚焦于这个学派。PCF-CME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博卡拉(P.Boccara)，该学派提出了“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出路不在于实现专业化或自动化，而在于最大限度地增加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增加国民的可支配性收入。(14) 20世纪80年代，阿格利埃塔开始把研究重点转移到货币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其方法论从最初的集体主义分析单位转向了个体主义，从各个主体之间相互作用方式最初的“妥协”论转向了非妥协的“暴力”论，尤其是1982年出版的《货币的暴力》更是明显地表现出这样的特征。(15)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偏离了调节学派最初的研究方法。之后，博耶对调节学派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发展，取代了阿格利埃塔的学术地位，成为该学派最为核心的代表人物。 以上为法国调节学派第一代及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巴黎学派的第二代学者成长起来，尤其是阿玛布尔(B.Amable)、罗尔敦(F.Lordon)、帕劳姆巴利尼(S.Palombarini)等人，批判地吸收了比较制度分析学派(青木昌彦)等流派的概念和理论，对第一代学者的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修正、完善和发展，提出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制度形成”理论等，成为“法国调节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相应地，他们的理论也被称为“法国调节学派第二代理论”。 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杰索普(B.Jessop)指出，自法国调节学派创立以来，欧美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接受和发展了法国调节学派的方法论和基础理论，他把这些学派统称为“调节学派”。这些学派包括阿姆斯特丹学派(Amsterdam School)、西德调节主义(West German Regulationists)、北欧模式学派(Nordic Models Group)、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American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以下简称SSA学派)。(16)在亚洲，日本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派于20世纪80年代演变为日本调节学派。(17)近年来，这些调节学派之间有进一步加强合作研究的趋势，如日本调节学派与法国调节学派对亚洲经济的合作研究，SSA学派与法国调节学派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合作研究。(18) (二)独特的前提假设和理论结构 法国调节学派的学派定位，具有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立，而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相通达的特征。 法国调节学派继承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不懈地对新古典经济学静态的、均衡的、缺乏历史意识的分析方法展开批判。阿格利埃塔在上述专著的开篇第一段，就抨击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与无能：“第一，无能力给予各经济主体的运动以时间上的分析，不能对经济事件的历史进行有效的说明；第二，无能力在经济关系中表现社会的内容，不能从权力和冲突的视角，对经济现象给予有效解释。这两个问题并不是相互孤立或并列的。但此前的批判者缺乏正确的认识，有把这两个问题作为一个问题进行批判的倾向……他们没有注重对构成正统经济学派的概念和逻辑发起进攻，导致这些批判无的放矢。”(19)为此，阿格利埃塔从概念和逻辑出发，提出了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前提假设和理论结构。 第一，在微观层面，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微观经济主体是“理性的个人”，认为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法国调节学派则假设，微观经济主体是在特定环境中仅具“有限理性”的个人和集团，认为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社会主体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对立和冲突。第二，在宏观层面，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和均衡”，假设微观主体仅仅依据价格信号，就能够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保证市场的均衡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法国调节学派的研究对象则是资本的积累体制。他们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原因，价格不能真实地反映供求关系，无法保证无数分散的、仅具“有限理性”的、充满对立和冲突的微观主体的行动，在相互作用过程中，符合宏观层面资本积累体制发展的需要。这是导致资本主义存在周期性危机的潜在矛盾。(20) 那么，二战后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使潜在的危机可能性不经常显现呢？法国调节学派认为，这是因为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之间存在着一个中观层面，这个中观层面是由“制度形式”(formes institutionnelles)构成的，(21)它具有对微观主体的行动进行调节，使其符合积累体制发展需要的作用。而这正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 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仅有宏微观两个层面，而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结构则有三个层面，在宏微观之间存在一个作为“中项”连结两头的中观层面(制度形式)(见图1)。杰索普指出，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源于马克思，但他们并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在中观层面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这便于对当代更为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制度演变进行具体的阐释。“就像马克思如果不把资本主义内在结构的性质视为一种生产方式，就不能详尽地解释他的抽象‘运动规律’(如价值规律，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一样，调节主义者不得不通过对资本主义中观层面的分析性范畴进行推断，来确定更具体时期和/或各种资本主义形式。”(22) 同时，法国调节学派吸收了凯恩斯经济学关于政府干预市场的部分思想，但又有所不同。第一，凯恩斯经济学更关注国家的调节，但法国调节学派关注的是五种制度形式的调节(见下文)，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的调节，而仅把国家调节作为五种制度形式之一。第二，凯恩斯经济学注重对封闭型经济学的研究，法国调节学派则包含了对开放经济的研究，注重对“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的形式”的研究。第三，他们反对凯恩斯“凡事都依靠政府调节”的理论倾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干预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所有的政策都必须建立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否则很难创造出合法的制度形式，即使创造出来，也会摇摆不定，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法国调节学派更加强调制度形式的重要性，并大量吸收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图1 法国调节学派与新古典派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和理论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宇仁宏幸等：《入門社会経済学：資本主義を理解すゐ》(第2版)，第316頁。 (三)独特的概念体系 法国调节学派不仅在中观层面提出了“制度形式”的概念，还提出了“积累体制”、“调节模式”、“发展模式”和“危机分类”等概念，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见图2)。
图2 法国调节学派的概念体系 资料来源：R.Boyer,The Regulation School:A Critical Introduction,p.125. 1.制度形式 博耶指出，“制度形式”的概念是为了说明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再生产的规律性，它主要包括五种制度形式。第一，货币制约的制度形式，某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确立的交易主体基本社会关系的形式。第二，雇佣劳动关系的制度形式，规定劳动的使用和收入，影响着社会消费和再生产。第三，竞争的制度形式，关乎企业间、地区间和国家间是自由竞争还是垄断竞争。第四，国家的制度形式，包括具体的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第五，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的制度形式。(23) 2.积累体制 积累体制(régime d'accumulation)是指维持第一部类(生产部门)和第二部类(消费部门)相互平衡的资本再生产模式，为资本主义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中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状况。法国调节学派认为，在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时期以及同一个时期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中，积累体制都会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因此可以把它划分为外延型和内涵型两类。外延型积累体制是指资本积累主要依靠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模式；内涵型积累体制是指资本积累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模式。内涵型积累体制又可细分为“有大规模生产但不伴随大规模消费”和“有大规模生产并伴随大规模消费”两个类型，后者也被称为“福特主义积累体制”。(24) 3.调节模式 调节模式(mode de régulation)是使积累体制得以稳定的习俗、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和行为类型的社会突现性结构。“调节”一词源于法语的“régulation”，与英语的“regulation”在意思上有所不同，日语译为“调整”，英语译为“regulation”；但英语“regulation”多译为中文“规制”、“管制”或“规则”。杰索普认为，法国调节学派的“调节”概念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关系密切，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调节”是指制度形式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对立关系的调整。狭义的“调节”是指制度形式对社会供求关系、资本之间竞争关系、劳资关系、社会消费规范的结合之间相互对立关系的调整。(25) 4.发展模式 发展模式(mode de développement)是指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相互契合，并能够维持相当长一段时期经济稳定发展的模式，具体内容包括社会各阶级及各集团的动态变化、经济调节的性质、经济增长的强度、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指数、经济危机的性质等。(26) 5.危机分类 法国调节学派在马克思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上，把危机划分为五种类型。第一，“外部干扰”的危机。它是由自然灾害、气候灾害等自然因素，以及战争、引起国际贸易摩擦等人为的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干扰而爆发的危机(例如石油危机)。目前，新古典经济学派对于危机的认识大多停留在这个层面。第二，“周期性危机”。它是由于发展模式的内部调节矛盾导致的。但这并不说明调节模式是不健全的，反而说明，通过周期性经济震荡能够实现暂时的均衡，因而调节模式尚具有内部调节的功能，是健全的。第三，“调节”或者“调节模式”的危机。它是由于新的积累体制出现后，与旧的调节模式不相适应而导致的，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7)第四，发展模式的危机。旧的积累体制阻碍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复苏，引起制度形式内部结构的剧烈变化。例如，19世纪晚期(1873-1896)英国的大萧条，使外延型积累体制崩溃，并向内涵型积累体制过渡。第五，最终的危机。它意味着资本主义“支配的生产方式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的灭亡”。上述第一、第二种危机都叫做“小危机”(含“周期性危机”)，“小危机”频繁的反复出现会积累演变成“大危机”。第三、第四种危机都叫做“大危机”，会导致资本主义内部结构的变化，因此也被称为“结构性危机”。(28) 综观法国调节学派的概念体系会发现，它们都是对马克思原初概念的细分。法国调节学派认为，马克思《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所使用的概念高度抽象，马克思生前未能完成他设计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庞大写作计划，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复杂结构和具体运行机制，需要从马克思高度抽象的概念中衍生出若干中间层次的概念。例如，从生产方式中析出积累体制、调节模式、发展模式等概念，从绝对剩余价值中析出外延型积累体制的概念，从相对剩余价值中析出内涵型积累体制的概念，从而把马克思经济理论转化为更具体、更能针对特定时期特定资本主义形式的分析。这一系列概念的析出表明，法国调节学派的基本理论是遵循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理论这一红线的。(29)正如博耶所言，“调节理论研究的首要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和主题确切无疑的忠诚……有必要重申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仍然是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卓有成效的理论出发点。它在解读社会过程时，强调把社会关系作为理论出发点，仍然是在方法论上抗衡个体主义的有效路径之一。”(30) (四)独特的方法论和“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 同时，法国调节学派也把生物进化论作为方法论的一个源泉，成为演化经济学派内部四大流派之一。(31)阿格利埃塔认为，“生物学是研究生物基本结构再生产的学科，资本主义再生产类似于生物体的再生产，它包含了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基本信息，也包含了多样性的信息，因此生物学的方法最适合于对再生产的研究……我们把人类历史视为物种进化的过程，把‘生物进化论’作为研究人类史和叙述人类史的手段。”(32)在此基础上，法国调节学派提出了“时间可变性和空间多样性”的方法论。“时间可变性”强调制度形式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制度形式的变化引导经济主体行动的变化，当这些行动符合积累体制发展的需要时，就会呈现经济增长，反之则爆发危机。“空间多样性”强调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制度形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其独特的经济结构，并表现出多样性的特征。(33)21世纪初，法国调节学派提出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被学界视为对其方法论的进一步阐释和运用。 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美国的霸权地位“一超独大”。新古典经济学不仅提出了声名远扬的“华盛顿共识”，而且妄称“世界正在向美国型资本主义转变”。他们误以为：冷战的结束宣告了资本主义的胜利，失败后的社会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乘全球化之强势，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私有化、废除资本管制等新自由主义政策被众多国家所接受，资本主义正在向美国型资本主义转变。(34)为此，法国调节学派第二代学者阿玛布尔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资本主义五类型说”，被视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说。 首先，阿玛布尔认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研究，决不能仅仅苑囿于对宏观经济指标的比较，还应该对一组制度进行比较。他提出的“创新和生产的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以下简称SSIP)概念，系指各个国家在科学、技术、产业发展中最关键的一组制度，包括“产品市场竞争制度”、“劳资之间纽带关系和劳动市场制度”、“金融部门制度和政府协调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五个“子制度”。 其次，阿玛布尔对21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每个国家的五个“子制度”之间都具有强烈的“互补性”特征，因而会对外来制度进行“抵抗”，使后者的侵入发生“变异”甚至被“淘汰”，导致各国制度之间只能保持多样性的特征。 再次，阿玛布尔对21个OECD国家SSIP的比较分析还发现，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资本主义”、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型资本主义”、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型资本主义”、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型资本主义”和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地中海(南欧)型资本主义”五种类型，至少至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末都是如此(见图3)。(35)
图3 五种类型资本主义在市场和福利国家坐标中的位置 资料来源：根据B.Amable,The Diversity of Modern Capitalism,p.176,Fig.5.1,p.177,Fig.5.2整理做成。 最后，阿玛布尔以实证分析证明，与“市场主导型资本主义”相比，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同样具有效率性和比较优势，彻底否定了世界向美国型资本主义转变的必要性，得出资本主义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只能保持多样性进化的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法国调节学派方法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它不仅对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析方法进行了批判，而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提出了新见解，为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运用做出了有益的补充。 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国存在的不同形式。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36)马克思对发达和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历来是有所区别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7)经典作家的历史唯物论侧重于从人类发展史宏大的时代尺度出发，考察的时间序列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重点是从这些社会形态的对比中，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以往的本质特征。法国调节学派的历史分析方法，考察的时间序列要短得多，仅限于资本主义这一个社会形态，重点是借助“中间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国的多样性发展及其空间并存关系的研究，类似于对“资本主义横切面”的分析。这样的理论视角，无疑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论运用的有益补充。 二、发展模式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法国调节学派的“金融主导型发展模式”，揭示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将其与“福特主义发展模式”揭示的“石油危机”发生机制相比较，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学。 (一)“福特主义发展模式”及其危机 1.“福特主义发展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法国调节学派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但也存在着一定条件下抑制和延缓对抗性矛盾爆发，使资本主义获得相对稳定发展的资本积累路径。这在二战后的“福特主义发展模式”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制度形式的变化。一是工会的组织化。一方面，它有利于工人阶级获得长期稳定的雇佣劳动时间，有利于构筑金字塔型工资分配制度和晋升制度，从而被大多数工人所接受；另一方面，它有利于把劳动者阶级整合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有利于企业家获得稳定的利润，有利于经营者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管理中，因而被大多数企业所接受。二是国家干预的强化。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确保了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三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二战后，伴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立以及美国对欧洲的大量投资，形成了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它控制和调节着关税不断降低条件下的国际贸易，促进了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的协调统一。 其次，在调节模式方面，出现了长期稳定的劳资关系。这是因为在二战后，企业倾向于签订长期的雇佣合同，并在保证实际工资上涨方面向工会妥协。 最后，在积累体制方面，一方面，经营者引进了泰勒主义的生产方式，牢牢掌握着生产的决定权，控制了劳动过程、企业投资和新技术引进等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另一方面，工会在利润分配方面有较多的发言权。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下，生产和需求之间的调节形成“生产率上升→实际工资增加→消费者需求增加→生产扩大→雇佣劳动扩大”的福特主义良性循环，资本主义发展进入“黄金时期”。(38) 2.“福特主义发展模式”的崩溃及“石油危机” 20世纪70年代中期爆发“石油危机”后，资本主义陷入了以“滞胀”为特征的长期萧条。阿格利埃塔认为，长期萧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石油危机”，而是“福特主义发展模式”的崩溃，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调节模式的变化。一是分配体系丧失公平性。企业减少长期雇佣的工人人数，采用劳务派遣制等短期雇佣制度，实施绩效工资制，使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削弱了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基础，最终使调节模式陷入了“雇佣形式变化→消费需求下降→企业投资减少→雇佣劳动减少→资本积累速度下降→经济长期萧条”的恶性循环。二是价格体系失去信用。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石油价格的上涨，削弱了价格调节市场的能力，利息率上涨阻碍生产性投资，激发金融风险投机行为，瓦解了福特主义实体经济稳定的基础。 其次，在积累体制方面，虽然泰勒主义的劳动精细化管理使生产率迅速提高，但在激发劳动者热情、提高劳动者参与意识方面却束手无策。为了克服这一弊端，企业转而采取抑制成本、严格约束劳动者行为的措施，造成劳动者压力过大、自杀、职业病等后果，导致“离职人数增加→企业雇佣不稳定→利润减少→竞争力下降”因果链调节的强作用。为了维持生产率水平，企业加大设备投资、减少雇佣劳动，使劳动者收入进一步下降，彻底瓦解了福特主义大众消费市场的基础。(39) 法国调节学派认为，“大危机”意味着旧的发展模式的结束和新的发展模式的开始。阿格利埃塔把“福特主义”之后的美国发展模式称为“股东价值主导型发展模式”，(40)博耶称之为“金融主导型发展模式”，(41)利比兹称之为“自由主义生产发展模式”(liberal productivist model of development)。(42)本文采用博耶的提法。 (二)“金融主导型发展模式”及其危机 1.“金融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形成 首先是制度形式的变化。博耶指出，其一，在雇佣劳动关系方面，从里根政府开始，工会的权力不断被削弱，导致工人雇佣劳动的不稳定，实际工资长期停滞。但这一时期，企业普遍采取了股票期权的分配方式，工人可以从金融中介获得收益，从而容忍了上述变化。(43)其二，在竞争形式方面，虽然企业的产品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来自金融市场股票升值的压力更大，后者成为左右企业决策的主要因素。其三，在国家形式方面，政府发行的债券数量越来越多，导致其宏观决策受到市场势力要求减税、削减公共支出、放松金融规制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四，在货币制度方面，中央银行承担起新的职能。80年代之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偏好低利息率的政策，促进了“债务经济”的发展，在去规制的信用体制下，进一步发展为“赌场经济”。一旦爆发金融危机，中央银行必须加倍承担最后出借人的职能。其五，在国际体系方面，法国调节学派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特征得以加强。博耶指出，英美两国的发展模式接近，在金融技术创新方面，大多数银行依靠储户存款为购房者提供抵押贷款，以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 Bank)为代表的五大抵押银行甚至主要依靠向其他银行借款、在金融市场上出售抵押贷款和证券来筹款。诸多金融杠杆的运用，加大了英国金融系统的风险，但金融管理机构(英格兰银行、金融厅、财政部和花旗银行)并没有对此进行规制。2007年，北岩银行首先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受害者，并使英国整个金融系统崩溃。(44)与英美的比较优势不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非金融化企业创造的附加值较金融化企业多，如果它们也引进股东价值，很可能失去自己的比较优势，因此并未形成“金融主导型发展模式”。(45)利比兹进一步指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德国和日本的一部分企业，在利基部门(niche sector，即“小众市场”)获得了成功。德国和日本的优势产业仍然是制造业，并在劳资关系方面采取了“雇员介入式谈判”。加上日本和韩国分别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末期经历了经济泡沫破灭的冲击，因此与金融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法国把技术性较低的制造业部门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出现了结构性赤字。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续扮演能源出口大国的角色。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作为储藏手段的国际货币，除了美元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而且出口导向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也不可能大批量地卖掉自己的美元储备。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过低，一方面，它维持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低汇率有利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购买更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廉价劳动力。中美之间这个“恐怖的均衡”被称为“中美一体化”(Chinamerica)，成为美国金融主导型积累体制的一个基础。(46)上述种种原因使这些国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的打击，不像英美那样严重。 其次是调节模式的变化。博耶认为，90年代初期，美国企业强化了经营者报酬与股价密切关联的制度，迫使经营者更加重视股东主权；雇佣劳动者通过股票选择权获得了对经营者、企业决策、利润分配的一些影响，但却被长期限制在实际工资停滞、雇佣期限不稳定的劳动条件下。“经营—金融”妥协关系占据了支配地位。(47) 最后，法国调节学派进一步探讨了积累体制的变化。鉴于美国劳动者实际工资长期停滞，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在这种极端不平衡的分配体制下，美国又是如何实现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再生产平衡的？利比兹指出，它主要依赖于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再投资。资本家把利润用于扩大投资，能部分解决劳动者的就业问题，但雇佣劳动者的工资依然很低。二是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资本家通过自己购买和消费休闲品和服务，把利润的一部分支付给从事这部分第三产业的雇佣劳动者。在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下，资本家依靠大众消费来实现再生产，但在金融主导型积累体制下，雇佣劳动者依靠有钱人的消费来维持生计。三是信用体制。再投资和涓滴效应只能使一部分劳动者获得收入，不能产生大规模的社会需求并解决产品过剩问题，还必须给没有足够消费能力的贫困大众以消费信用贷款，金融机构为此允许劳动者以退休金、不动产等作抵押。(48) 可以看出，美国信用体制及其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于金融化，而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新自由主义的推波助澜下，1999年，美国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脱钩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Glass-Steagall Act)。这成为金融自由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同时也加大了金融风险。个人信用创造出社会消费的巨大货币需求，信用本身成了民间货币，具有了本位货币的功能，央行之外的众多金融机构通过信用创造，获得了货币创造的收益和公债收益。这导致在社会剩余价值分配中，金融机构攫取的利润占比持续增加，超过了企业利润占比，而工资占比所剩无几，而且下降最快。(49) 2.“金融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崩盘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从上述分析可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多层次的。其中，马克思早已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在深层次中，仍然起着实质性作用。“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50) 就金融领域本身而言，正如博耶所指出的，金融史告诫人们，当金融产品的估值存在不确定性时，其买卖迟早会恶化，绕开生产过程的单纯金融投资从来不存在稳定的、几近两倍的资产收益率。但投资者的押宝往往更多关注股价的未来走势，几乎不对以往的经验事情进行探究。他们相信，金融技术创新可以改写以往的规律，“新经济”时代必定与以往任何时代有所不同。事实是：“无论投资者多么狂热，他们都无法改变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相同结局。”他们忽视了“金融主导型发展模式”具有的不稳定性、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的如下特征。(51) 首先，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涨导致“华尔街逻辑”肆意横行。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金融中介和股东希望第一部类企业投资金融产品，不再投资或者少投资实体产业。金融业走上了与实体经济相脱节的“自我循环的危机之路”，并把整个经济带进不稳定性领域。非金融法人企业也通过信用杠杆牟利，而且为了获得金融市场的高收益率，以安然公司为代表的众多企业，不惜采取做假账的欺诈方法，伪造收益率。这种“道德风险”的盛行，加大了金融的不稳定性。 其次，金融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缺乏社会购买力的雇佣劳动者对第二部类产品的过度消费，所导致的债务增加，进而推动股价和住宅价格的大幅上涨，形成了经济虚假繁荣的金融泡沫。由于劳动者实际工资长期停滞和雇佣劳动时间的不稳定，资产价格一旦下跌必然引起美国那样的次贷危机。(52) 再次，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相比，9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频率显著增加。这证实了金融市场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具有自我调控的能力”，而是具有不可持续性。(53) 最后，在国际体系方面，美国过度消费方式的崩溃，引起进口减少和对外投资下降，继而导致了“全球消费和投资下降→实体经济需求下降→企业利润下降→经济恶化的预期增强→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因果链调节模式的强作用，世界经济终于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淖。 另外，利比兹对危机爆发的原因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不单纯是金融危机，也是“自由主义生产发展模式”的危机。后者的爆发除了上述社会和金融方面的原因外，利比兹强调其在生态方面的成因。资本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粮食、能源和环境的危机，而这曾为传统经济学甚至法国调节学派所忽视。利比兹认为，地球供人类生存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商品价格昂贵。在“自由主义生产发展模式”下，虽然资本所占的利润已经过高，但它仍然疯狂地攫取剩余价值，致使生产过度、环境污染和能源几近枯竭，能源减少进一步抬高了商品价格。中低等收入阶级的需求被限于食品、能源、耐用消费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支付不起高价商品，不得已才通过抵押方式获得贷款，以致引发了次贷危机。利比兹建议，要摆脱生态危机就必须转变调节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绿色新政”，各国政府应通过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引导企业采取节能环保的新技术，降低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保障中低等收入阶级的基本需求。(54) 3.摆脱危机的对策与新发展模式的探索 2011年，博耶判断“美国霸权行将终结”。他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宣告了“金融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崩盘，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也将随之而告终结；今后十年将是痛苦的调整期，实体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现象会长期持续，美国经济将出现长期萧条。(55)法国调节学派认为，在资本主义新旧发展模式的转换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期，这一时期将以经济长期萧条为主要特征。从上一次发展模式转换的历史来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福特主义发展模式”崩溃到90年代初期“金融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确立，经历了将近20年的经济长期萧条。2008年至今的7年时间，美国经济仍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状态，欧洲经济存在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这些挥之不去的现实状况，都支持了博耶的重要判断。 法国调节学派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在危机中自愈，但经济外的因素如制度、社会机构、政治、文化、习俗等，对资本主义具有调节作用。(56)为此，法国调节学派提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长期萧条的以下对策。 首先，在国内对策方面，博耶认为，应该强化政治和政府对金融创新的规制，以防金融业再次失控和新自由主义死灰复燃。第一，须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综合性监督。第二，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责任关系，提高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透明度。第三，须禁止拥有充分信息的当事人向不具有充分信息的当事人销售具有风险转嫁性质的金融产品。第四，须制订金融产品销售许可制度。第五，须强化政府和国民之间的信息沟通，让金融专家掌管金融治理机构。(57)阿格利埃塔还认为，应该对从事证券化的机构进行重组，对其信贷运作实施标准化要求，重新明确交易规则，让大投资者承担组织者的责任，让银行对股东投资进行强制性管理，等等。(58) 其次，在国际政策方面，博耶认为，第一，应该对作为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自由化排头兵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进行改革；第二，加强以G20峰会为代表的国际性合作，须对其决策的程序达成一致的规则(确认修改是否达意)。(59) 最后，在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方面，博耶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历了“物对物的生产”(“福特主义发展模式”)向“货币对货币的生产”(“金融主导型发展模式”)的转换，下一步将向“人对人的生产”即“人类主导型发展模式”转换。人类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如下。第一，在积累体制方面，“人”取代“物”和“货币”，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数据显示，数十年来美国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已经从有形资产转变为无形资产。这里的无形资产是指不能与人分离、以知识和能力等形式存在的资产，即人力资源，它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第二，在调节模式方面，教育、培训、健康、医疗、护理、文化、休闲等行业对社会需求都起着较强的调节作用，应该成为新的调节模式的主要内容。(60) 三、结束语 如本文开篇所言，很多学者对法国调节学派提出了批评或质疑。例如，伊藤诚指出，“福特主义发展模式”不符合日本战后的现实。(61)究其原因正如伊藤诚所言，初创时期的法国调节学派重视雇佣劳动关系的分析，但却把美国看作是“典型的福特主义”国家，把OECD各国之间的差异看作是福特主义在各国的“变种”，认为它们与美国“典型的福特主义”之间仅仅存在着较小的“偏差”，忽视了其他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的独特性，一度形成了不分时间和地点，将其研究方法“一般化”和“标准化”的理论倾向。(62) 面对理论界的批评或质疑，80年代末期，法国调节学派在对“后福特主义”的探索中，开始把研究对象拓展到西欧、北欧、日本和OECD各国。他们通过对各个国家历史、制度、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福特主义只不过是少数国家所具有的特征”，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同质性”，更多的国家具有“异质性”，而这些“异质性”正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本质特征。(63)在此基础上，博耶提出了“国民轨道的分进”论，认为在“后福特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向着三条不同的轨道演变，即美国的“新福特主义”、瑞典的“沃尔沃主义”和日本的“丰田主义”。(64)可以看出，该假说从以前的“一个福特主义积累体制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思想，转变为世界上存在着“多种类型的积累体制”和“多个国民轨道”的理论。21世纪初，他们提出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进一步摆脱了将“福特主义”一般化的单维度倾向。 与当代西方其他左翼经济学派的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法国调节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到贡献，也便于我们认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总体风貌。 法国调节学派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度形式”等中观层面的概念，不仅拓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也为制度研究的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有关制度的研究还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旧制度经济学派以及70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兴起。80年代以来，美国的SSA学派、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法国的公约经济学(économie des convention)等左翼经济学流派，都在制度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与这些学派相比，法国调节学派的制度理论具有以下鲜明特征。(65) 第一，法国调节学派并没有采用旧制度经济学派以叙述为主的研究方法，而是突出制度对于微观经济主体行动的调节作用。第二，虽然法国调节学派与比较制度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相似，都假设微观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当事人，但法国调节学派更强调微观主体相互作用之间存在的对立和冲突，正是为了调节这些冲突，形成了制度形式及其变迁。法国调节学派不像比较制度经济学派那样，仅专注于制度的静态学分析，而是凸显制度的动态学分析；也不像新制度经济学派那样，强调交易费用是制度产生的唯一因素，而是强调政治在制度产生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三，如前文所述，SSA学派深受法国调节学派的影响，也被称为“调节学派”，他们都使用“社会的积累结构”概念，强调用“时间可变性和空间多样性”的方法论，考察制度的形成。但SSA学派实际上仍停留在法国调节学派创立之初提出的“福特主义”的研究范式上，即主要依据劳资关系的变化来说明制度的形成和变化。但80年代之后，法国调节学派已经摆脱了这一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不再把研究重点放在如“福特主义”具体制度的形成上，而是多维度地探索一般制度的形成及其在各国的异质性。第四，公约经济学虽然也强调主体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冲突，但认为微观主体是有“道德的”“理性知识人”，他们可以在道德标准下选择“最正确的”制度，从而把社会冲突“一扫而光”。可以看出，其所谓“最正确的”制度其实是假定，博弈的均衡点只有一个，这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如出一辙。法国调节学派则认为，制度形式是各个主体之间相互作用达成妥协的结果，因此制度形式自产生那刻起，就不一定是“最正确”的产物，而且制度形式的达成不可能把所有的对立和冲突“一扫而光”，需要制度形式和调节模式之间在对立统一运动中的不断调整，并适应积累体制发展的需要。(66)总之，法国调节学派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它从普遍存在的对立和冲突入手，说明制度形式的产生是为了调节微观主体相互作用的行动，而政治在制度形式的变迁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研究方法，阿玛布尔称之为“新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Neorealist Approach)。(67)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金融主导型发展模式”的江河日下，法国调节学派开始把中国发展模式作为研究的一个重点。博耶认为，中国的改革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的协同进化，形成了竞争主导型积累体制，国家干预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并将推动中国向“福利主导型发展模式”转变。(68)阿格利埃塔提出，中国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协同进化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市场经济成为一种工具，而非目的；其二，开放成为实现效率的条件，并通向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指令“赶超西方”。同时，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继承了优秀的历史传统，如按照德才兼备而不是家庭声望的标准选拔干部等。这样的政治体制在谋划未来发展、倡导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伦理道德、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优越于某些自由民主模式的体制。(69)法国调节学派对中国改革开放之本国特色道路经验的这些颇有新意的诠释，对于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抵制“华盛顿共识”，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的治国理政要“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将复兴中华民族之中国梦的抽象理念具体化。我国学界对其中理论要义的深入阐述，似可借鉴法国调节学派以“中观”为抓手，作为“中间项”，协整“制度阶层性”上下左右各方面要纲的研究方法。 最后，关于法国调节学派的未来发展，本文认为，其面临三个急需解决的理论难题。 第一，反对目的论的法国调节学派，其“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在不可逆的历史时间中向着不确定性的未来发展”。如何使其不陷入“资本主义未来发展趋势的不可知论”和“资本主义万年论”的陷阱，(70)从法国调节学派的现有文献中，似乎还不能找到答案。 第二，尽管“资本主义多样性论”彻底地摆脱了将“福特主义”一般化的理论倾向，但其实证研究对欧洲各国的制度分析较为细致，而在世界经济重心已从大西洋转至太平洋的新世纪，对亚洲各国制度分析的实证研究很不充分。而且，如何使“资本主义五类型说”不陷入“类型固定论”和“类型不变论”的陷阱，如何对“资本主义多样性论”和“资本主义阶段论”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系统的阐述，关于这些问题，他们并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 第三，该学派在创立之初提出了“制度阶层性”的概念，含“雇佣劳动关系的制度形式”、“货币制约的制度形式”、“竞争的制度形式”、“国家的制度形式”和“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的形式”五大类。但它们之间绝不是横向排列的关系，而是按照层级结构的主从性进行的纵向垂直排列，最重要的制度形式居于顶层，并对下层的制度形式起支配作用，次重要的制度形式以此类推，每层对其上层都有从属关系。“福特主义发展模式”时期，居顶层的是雇佣劳动关系的制度形式，这在该学派内部有共识。但是随着90年代“金融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形成，五种制度形式在排列顺序上发生了变化，雇佣劳动关系制度形式的重要性下降了，居于从属地位。但究竟哪种制度形式居于顶层，该学派内部产生了分歧。例如，博耶认为是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的形式，阿格利艾塔认为是货币制约的制度形式，阿玛布尔和普奇(P.Petit)认为是竞争的制度形式，等等。(71)这一分歧不仅影响到建立在此概念基础之上的调节模式、积累体制等理论的发展，甚至有导致整个概念体系不能自洽的危险。为此，第二代学者引进了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制度互补性”概念，以弱化“制度阶层性”理论中存在的问题。第二代学者罗尔敦等则正在尝试进一步引进旧制度经济学等的理论成果，从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视角，对调节学派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进行修正、完善和发展。对这个问题较好的解决，同时需要该学派在深层次中进一步厘清“制度形式”与“积累体制”、“调节模式”、“发展模式”和“危机分类”之间内在的机理机制。其前景如何，人们拭目以待。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①参见李扬、张晓晶：《论新常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②R.Boyer,"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n Economic Analysis Combining Minsky,Hayek,Fisher,Keynes a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De Gruyter,vol.3,no.3,2013,p.93. ③B.Jessop,Regulation The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Northampt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1,p.iv. ④李其庆：《关于调节理论》，《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1期；《法国调节学派评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2期。 ⑤贾根良：《法国调节学派制度与演化经济学概述》，《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9期。 ⑥唐正东：《法国调节学派的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方法》，《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12期。 ⑦杨虎涛：《马克思经济学对法国调节学派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 ⑧赵超：《法国调节学派论全球金融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 ⑨在第二代学者初步成长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博耶就提出了“第二代调节理论”的概念，并指出了第二代理论应有的研究课题。参见R.Boyer,The Regulation School:A Crit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p.98-115. ⑩关于第二代的制度理论，参见原田裕治：《制度理論としてのレギユラシ才ン理諭：レギユラシ才ニスト第2世代の試み》，《季刊経済理諭》2005年第42巻第2号，第49—59頁。 (11)山田鋭夫：《レギユラシ才ン·アプロ一チ：21世紀の経済学》(增補新版)，東京：藤原書店，1994年，第9—11頁。 (12)M.Aglietta,Régulation et crises du capitalisme:L'expérience des
-Unis,Paris:Calmann-Lévy,1976. (13)B.Jessop,"Regulation Theorie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Economy and Society,vol.19,no.2,1990,pp.155-156. (14)B.Jessop,"Regulation Theorie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pp.170-172. (15)M.Aglietta and A.Orléan,La violence de la monnai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2. (16)B.Jessop and N.Sum,Beyo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Putting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Their Place,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6,p.15.该著作是杰索普对欧美五个调节学派(不包括日本调节学派)进行整体研究的成果，获得了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会颁发的2007年度缪尔达尔奖。 (17)参见吕守军：《日本调节理论评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18)T.McDonough,M.Reich and D.Kotz,eds.,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植村博恭等編：《転換期のアジア資本主義》，東京：藤原書店，2014年。 (19)M.Aglietta,Régulation et crises du capitalisme:L'expérience des
-Unis,p.7. (20)宇仁宏幸等：《入門社会経済学：資本主義を理解すゐ》(第2版)，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2010年，第316頁。 (21)在法国调节学派创立初期，受到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使用“结构形式”(forme(s) structurelle(s))一词概括中观层面。但随着该学派逐渐放弃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并引进旧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用“制度形式”代替“结构形式”。其实，“Institutionnelles”的内涵有“机构”、“组织”、“惯例”等之意，按照先入为主的惯例，本文也译为“制度”。 (22)安德鲁·布朗等：《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 (23)R.Boyer,The Regulation School:A Critical Introduction,pp.13-14. (24)M.Aglietta,Régulation et crises du capitalism：L'expérience des
-Unis,pp.74-80. (25)B.Jessop,Regulation The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pp.vi-xiv. (26)M.Aglietta,Régulation et crises du capitalism:L'expérience des
-Unis,pp.v-x. (27)法国调节学派认为，19世纪初，泰勒主义的大规模经济生产体制的形成，使内涵型积累体制得以确立。但19世纪初期形成的竞争型调节模式，直至30年代仍未改变，依然是竞争性低工资制度，表现为社会再生产中“消费不足→生产过剩→经济长期萧条”因果链调节的强作用。因此，30年代大萧条是旧的调节模式不适应新的积累体制发展需要而导致的，是第三类型的危机。之后的“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成功，实质上是以垄断型调节模式取代竞争型调节模式，以适应新的积累体制的需要，从而摆脱了危机。 (28)R.Boyer,The Regulation School:A Critical Introduction,pp.51-60. (29)杨虎涛：《马克思经济学对法国调节学派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 (30)R.Boyer,The Regulation School:A Critical Introduction,p.11. (31)演化经济学的其他三个流派分别为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参见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 (32)M.Aglietta,Régulation et crises du capitalisme:L'exp érience des
-Unis,p.vi. (33)R.Boyer,The Regulation School:A Critical Introduction,pp.27-29. (34)吕守军：《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演化经济学分析》，《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2期。 (35)B.Amable,The Diversity of Modern Capit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4.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5页。 (37)《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38)M.Aglietta：《日本語版への序文》，《資本主義のレギユラシ旼ン理諭》，東京：大村書店，2000年，第67—70頁。阿格利埃塔对其代表作Régulation et crises du capitalisme:L'expérience des
-Unis进行了多次修改，并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其中《日本語版への序文》为日语版独有。在序文中，作者对福特主义发展模式的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概括，因此本文以下引用其日语版。 (39)M.Aglietta：《日本語版への序文》，《資本主義のレギユラシォン理諭》，第72—75頁。 (40)M.Aglietta,"New Trend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The Prominent Role of the Long Run Investor," Competition & Change,vol.12,no.2,2008,pp.203-222. (41)R.Boyer,"Is a Finance-led Growth Regime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Fordism?:A Preliminary Analysis," Economy and Society,vol.29,no.1,2000,pp.111-145. (42)A.Lipietz,"Fears and Hopes:The Crisis of the Liberal-Productivist Model and Its Green Alternative," Capital and Class,vol.37,no.1,2013,p.138. (43)R.Boyer,"The Rise of CEO Pay and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McDonough,M.Reich and D.Kotz,eds.,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p.217. (44)R.Boyer：《歴史的パ一スペクテイブからみたサブプライ厶危機》，《季刊経済理論》2009年第46巻第1号，第62、55—56頁。该论文是日本经济理论学会主办的杂志向博耶的约稿，只有日本版，下同。 (45)R.Boyer：《歴史的パ一スペクテイブからみたサブプライ厶危機》，《季刊経済理論》2009年第46巻第1号，第56頁。 (46)A.Lipietz,"Fears and Hopes:The Crisis of the Liberal-Productivist Model and Its Green Alternative," p.130. (47)R.Boyer,"Is a Finance-led Growth Regime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Fordism?:A Preliminary Analysis," p.118. (48)A.Lipietz,"Fears and Hopes:The Crisis of the Liberal-Productivist Model and Its Green Alternative," pp.129-130. (49)R.Boyer,"Is a Finance-led Growth Regime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Fordism?:A Preliminary Analysis," pp.116-120. (50)《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8页。 (51)R.Boyer：《歴歷史的パ一スペクテイブからみたサブプライ厶危機》，《季刊経済理論》2009年第46巻第1号，第56頁。 (52)R.Boyer：《歴史的パ一スペクテイブからみたサブプライ厶危機》，《季刊経済理論》2009年第46巻第1号，第57—61頁。 (53)R.Boyer,Les financiers détruiront-ils le capitalisme? Paris:Economica,2011,pp.146-148. (54)A.Lipietz,"Fears and Hopes:The Crisis of the Liberal-Productivist Model and Its Green Alternative," pp.127-142. (55)R.Boyer,Les financiers détruiront-ils le capitalisme? pp.258-265. (56)B.Jessop,Regulation The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p.iv. (57)A.Lipietz,"Fears and Hopes:The Crisis of the Liberal-Productivist Model and Its Green Alternative," pp.127-142. (58)M.Aglietta and S.Rigot,"Hedge Funds:la fin du laissez-faire," Revue économique,vol.60,no.3,2009,pp.693-702. (59)R.Boyer,Les financiers détruiront-ils le capitalisme? pp.230-233. (60)R.Boyer,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As New Becomes Old,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4,pp.137-144. (61)伊藤诚：《世界经济当中的日本——后福特制时代》，陈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9—160页。 (62)山田鋭夫：《さまざまな資本主義》，東京：藤原書店，2008年，第70頁。 (63)F.Pryor,"Market Economic Syste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33,no.1,2005,pp.25-46. (64)R.Boyer,"The Capital Labor Relations in OECD Countries:From the Fordist 'Golden Age' to Contrasted National Trajectories," in Juliet Schor and Jong-Il You,eds.,Capital,the State and Labour:A Global Perspective,Cheltenham,UK: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1995. (65)吕守军：《法国调节学派的制度理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66)吕守军：《法国调节学派的制度理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67)B.Amable,The Diversity of Modern Capitalism,p.233. (68)R.Boyer,Diversity and Transformations of Asian Capitalisms,London:Routledge,2012,pp.184-204. (69)M.Aglietta and G.Bai,China's Development:Capitalism and Empire,New York:Routledge,2013,pp.6-7,31,294-297. (70)山田鋭夫：《さまさまな資本主義》，第69—73頁。 (71)B.Amable,"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and Diversity of Soci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7,no.4,2000,pp.6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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