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尔都塞四个常识性判断的再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识性论文,阿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阿兰·巴迪欧为代表的激进左派思想在西方学界的兴起，激发了人们再读阿尔都塞之思想的热情。这一思想的回潮并非仅仅源于对巴迪欧个人理论的兴趣，更重要的是阿尔都塞为当代法国思想提供了诸多核心关键词，诸如“断裂”、“多元决定论”以及“空”等。这些概念在今天正在为更多领域的思想所接纳，它超越了哲学、政治与科学的界限，成为建构今日之思想的基本质料。 但在阿尔都塞的研究中，却存在着诸多需要进一步澄清的理论问题。本文选取四个命题为例，希望在对这四个命题进行澄清的过程中深化对阿尔都塞思想的理解。 一、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者吗? 阿尔都塞处于法国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转变的关键点上，因此他与结构主义的关系是复杂的。一般而言，对于他的结构主义倾向，学界从以下方面加以论证：他的症候阅读法中的结构主义倾向。相对于栅栏阅读，症候阅读关注的不是阅读中看不见的东西，而是“可见领域和不可见领域之间的必然的却是看不见的关系”[1]8。正是从这种“关系”性视角中，阿尔都塞挖掘出了隐藏在其后的不同思想家之间的不同的问题式。这种关系性思维或许带有结构主义的色彩，但阿尔都塞在症候阅读中强调的却并不是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关系，他试图强调的是“症候”的存在对于发现与改变问题式的重要意义。“症候”在弗洛伊德的语境中意味着对一种无意识的表征方式，但经过拉康的阐释之后，症候却更多地指向了那个不可能之真，换言之，套用阿尔都塞的分析语境，症候表现的是不能为思想者的总问题所囊括的剩余物，这一剩余物的存在恰恰表明了其固有的总问题已经无法获得自洽的说明，文本的阐释逻辑出现了巨大的断裂。症候是这一断裂口的表征。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发现剩余价值的存在，正是因为马克思看到了以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无法解释在劳动价值论的逻辑中工人为什么越生产越贫困的事实。解释这一事实需要加入对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认知。恩格斯将这一过程与化学史上氧气的发现过程相类比，这一类比是生动而准确的。[2]换言之，就症候阅读法而言，阿尔都塞强调的不是总问题的转变对于思想走向的影响，而是究竟什么促成了总问题的转变，即阿尔都塞的哲学贡献不是给出了以总问题为主导的分析框架，而是着意于提出一种断裂对于总问题的改变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对理论实践的内在动力的研究。 如果总问题的转变动力是表征断裂的症候的出现，那么这意味着转变动力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缺失、匮乏或空无。换言之，正是因为思想阐释力的匮乏(劳动力价值论无法解释工人现实的生存状态)才产生了总问题转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匮乏的强调是拉康掏空主体的理论手段，阿尔都塞对这一思想的运用绝非始于《读〈资本论〉》。早在阿尔都塞《论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概念》一文中，这位后来的反黑格尔主义者就看到了黑格尔思想中空乏的意义所在：黑格尔的哲学不仅把自己显现为真理的一个主体部分，一个我们可以从它在思想史上的位置来对它加以思考的完成了的整体，而且还显现为一种可能使真理得以完成、实现，或者说自我实现、达到充盈的行动。[3]27而“空乏是实现的前提，是对这种实现来说必不可少的时刻。这样，空泛的意识就被丰富起来了；它已经能够在其所感觉到的虚无中看出一定的内容”[3]42。在此，阿尔都塞眼中的黑格尔的思想核心是一种趋向自我实现的能动行为，而这一行为的能动性同样以空乏为前提。这种激进的空乏，在笔者看来，构成了阿尔都塞特有的哲学主张，左右着阿尔都塞一生的思想演进。例如，晚年的阿尔都塞更为直接地将哲学界定为一个没有特定研究对象的学科(或可说以空无为对象)[4]11，并最终将哲学等同于政治。因为阿尔都塞思想中的哲学指向的并非真理，而是一种形势(conjoncture)，这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所构筑的一种情境，这种形势抑或情境总是带有着“断裂”(空乏)的痕迹。它或者是历史演进的中断，抑或是理论的危机(理论阐释力的丧失)，哲学讨论这一系列的形势，以便在其中找寻理论实践(解决理论危机)与政治实践(解决历史与现实危机)的可能性。换言之，阿尔都塞的哲学所指向的是“行动”空间的问题。对于这一点，阿尔都塞的学生阿兰·巴迪欧作了准确的概括：哲学是一种思想-行动，借助于操作上的裂缝，借助可以让其理解对象，让其变得真的空隙来使哲学范畴发挥作用。[5]对于这一思想，本文将在后两个命题中继续展开。 在此，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阿尔都塞的激进的空乏使其既不同于结构主义者，同样也不同于后结构主义者。在笔者看来，结构主义者们如同保守的理性主义者，他们满足于用某种固有的规范来诠释历史与现实，并力图使这种诠释趋于确定性。这是一种完成了的或者试图完成的理论，它不会为可能性留下空间。而后结构主义则在结构主义的关系性中发现了价值的相对性，这种价值相对性发展到极致带来的是德里达意义上的无限延宕(deférance)。在这种延宕中，生成性、创生性的观念获得永恒性。对于后结构主义者来说，一切都只是可能性，因此也都是相对的存在，甚至对于空乏而言也是如此。从这一意义来说，阿尔都塞对空乏的强调构筑了一种新的确定性，即行动空间必然需要一种空乏空间的存在，这与强调生成的后结构主义的思想相左。 对于阿尔都塞的判定需要跳出整个(后)结构主义的解释框架，他设定了一种独特的哲学基调，这一基调为今天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们提供了理论资源：它本质上是一种行动哲学，并力图在确定性(一)与非确定性(多)之间探寻行动得以展开的可能性空间。 二、阿尔都塞思想是反历史的吗? 将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相关联的人总是会同时将反历史主义的头衔授予阿尔都塞。当然这与阿尔都塞本人的理论表述有关。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对“历史时代”进行了详尽的批判，并紧随其后对马克思的有机整体性给出一个带有强烈结构主义色彩的表述。 首先，阿尔都塞明确地指出了黑格尔历史观念的特质：其一，“时代的为同质的与连续性”；其二，“时代的同时代性或者历史的现实存在范畴”。[1]81这两点所意指的历史观念或可作如下阐释：其一，所谓的同质性与连续性意味着黑格尔历史包含着内在的理性，它贯穿始终地左右着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这是一种带有历史决定色彩的理性主义历史观；其二，所谓时代的同时代性，阿尔都塞批判的是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原则。在此，“黑格尔的整体具有这样一种统一性，就是说，整体的每一个环节，不管是何种物质的或经济的规定、何种政治制度、何种宗教形式、何种意识形式或哲学形式，都不过是概念在一定的历史环节上在自身中的现实存在。”[1]82这一历史观的著名公式就是：“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它的时代。”[1]83这是理性主义历史观的又一典型特征，即历史内在的逻辑规定才是历史的现实(wirklichkeit)。这样的现实不是偶然的、偏离理性轨迹的现存，它要获得自身的现实性就只能以各种方式趋向与历史逻辑内在同一的轨道当中来。因此这样的历史现实是预先被规定好了的，它的发展动力源于历史理性的自我演进，带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它的历史演进严格说来是封闭的而非开放的。这一点决定了其在政治倾向上是趋于保守主义的。 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历史观是富有开创性的。正是他第一次为抽象的、无时间性的哲学体系引入了历史性的维度，这表现在他将原本认识论中以直接的范畴框架获得的认识放到过程性(中介性)的展开中来加以考察，使认知带有了发生学的色彩。但由于他否弃了康德强调的有限理性的观念，因此在其对认识进行历史性展开的过程中使理性趋向于自身的同一性，当“物自体”的不可知性被消融在理性的绝对化的历程中之时，黑格尔也使历史性趋于终结了。阿尔都塞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抓住了黑格尔历史观念的要害所在，在此，如果我们进一步将他的所谓同质性、连续性以及同时代性的说法推进一步来说，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以黑格尔的历史观念所构筑的逻辑与历史的同一性来构筑的目的论体系严格说来最终走向了非历史的理论形态。他以发展的、过程性的现象学展开方式说明的是一个自我统一的绝对精神，由此构筑了一个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马克思那里已经被揭示出来。 对于马克思来说，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家站在同一立场上。[6]205这一立场不仅将劳动只看作肯定性的，同时更是“将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看作自我意识的而且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环节”[6]206。也就是说，“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之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7]22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外壳，它表明了观念(思维)对现存事物(存在)的创造和把握。黑格尔虽然承认了这种创造的过程性，却将观念的创造者自身视为永恒性的和非历史性的。国民经济学与之相似，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也作出了非历史的、永恒的、固定不变的解读。阿尔都塞在谈论黑格尔的历史观念时，首先引入的就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所用概念的永恒性的批判，而后提出黑格尔历史观念的基本特征，这是对马克思批判哲学的继承。这一继承不仅让阿尔都塞看到了黑格尔历史观中包含的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更是将对这一矛盾的解决引向了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讨论当中来。因为对于辩证法的重塑原本也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及其思辨哲学的一种方式，只是通过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辨的神秘外壳才能被打破。但问题在于马克思没有能够为我们提供关于何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现成答案，只是为这个辩证法设定了一个原则性的方向：“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22对于这段仅有的关于辩证法的表述，我们所能获得的是辩证法的暂时性以及辩证法内含着能动性，但至于如何达到这种暂时性与能动性，它们与历史性原则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这却构成了阿尔都塞研究的起点。 最初，如果沿着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的文本读下去，我们看到的将是一个操着浓重的结构主义口音的阿尔都塞对于黑格尔历史观的两个特性给出的批判性路径，并借此提出了自己所支持和肯定的历史性原则。这一批判在表面上似乎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重构相距甚远，但如果细读下来，却发现这一部分的批判所构筑的理论与《保卫马克思》中对唯物辩证法的相关论述构成了一种呼应关系。例如，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分层次的有机整体的讨论凸显了社会发展的异质性结构，以此来批驳黑格尔的同质性的、连续的历史理性；同时也不能用同一历史时代来思考不同结构层次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不同的发展层次都应有自身相对独立的特有的时代。历史与逻辑之间是非同一性的关系。[1]86～87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阿尔都塞绝非一个真正的结构主义者，因为他虽然强调了以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概念作结构性分析模式的重要性，但他却并不试图在这种概念结构中直接读出这个时代——而这一点正是结构主义者们试图做的事情。相反，他强调：概念“从来没有直接‘存在’过，在其可见的现实中从来不能阅读出来。这个概念同一切概念一样，必须被生产出来，被建立起来”[1]89。换言之，概念不是现实，或者对现实的表象(representation)，它需要被某种富有能动性的行动建构出来。阿尔都塞随后以哲学史为例讲述了一个哲学概念的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哲学概念不是表现那些“看得见”的、在时间序列中依次出现的东西，而是需要一种特殊现实的出现，即阿尔都塞所谓的“哲学事变”[1]89的可能性的考察。这一事变所昭示的是一种历史的断裂，因此正如其症候阅读法中所表达的一样，阿尔都塞在此要说明的是那些真正历史性的概念源于“历史实践”[1]89。而历史实践的产生却又要依靠历史的断裂，这种断裂表现为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关系的变动，即如阿尔都塞所言：“我在这里只想指出，我们可以把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现象中影响现存结构关系并使之发生变化的事实确立为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事实。”[1]89～90而这一变化着的历史事实是构筑历史性的关键要素。 由此，我们看到了阿尔都塞所肯定的历史性：它包括作为历史情境的一种非连续的断裂，以及在这一断裂中所迸发出的历史实践的能动性。这种历史性是开放的，非终结性的，它是推动现实处于永久的历史性当中的一种不竭的动力。从这一意义来说，阿尔都塞并非是反历史的，他反对黑格尔的历史理性主义，其目的恰恰是要释放出开放的、因而处于永久发展中的历史性，并以构筑行动哲学的努力试图在理论上保障这种历史性原则。 三、何为唯物辩证法? 基于这样一种历史性原则，阿尔都塞论述了唯物辩证法。阿尔都塞对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批判如同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引论。在笔者看来，没有能动的历史性原则的构筑，就无法理解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展开方式。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核心，一般仅仅被视为一种反目的论、反因果性的理论倾向。正如阿尔都塞在《关于唯物辩证法》一节的标题下所注明的那样，它同时兼论着关于起源的不平衡。换言之，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意味着我们无法用一个普遍理性来描述和认知这个历史过程，也就是说，观念与现实处于非同一性的关系，这是阿尔都塞所主张的科学理论的基本特性，相对于意识形态以思辨的方式去实现的观念的同一性，科学的理论所凸显的是一种认识论的断裂，即一种“崭新的现实”，“关注这一现实，马克思在‘德国的哲学’著作中找不到任何反映。就这样，马克思在法国发现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发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以及不需要哲学和哲学家的干预而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的阶级斗争。”[8]69～70由此，观念与现实之间的非同一性成为科学理论的起点。这种科学理论失去了历史演进的被规定性，没有了可预测的未来目的。 如果我们将唯物辩证法仅定位于此，那么我们所凸显的仅仅是唯物辩证法中的唯物主义的向度，即相对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阿尔都塞的唯物辩证法在认识论断裂中凸显了现实的具体性与丰富性。而对其辩证法的向度该作何理解呢?仅仅驻足于认识论断裂，我们似乎没有获得关于这一问题的任何看法。因此，我们需要在阿尔都塞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述中，沿着其论述的思路来剥离这种辩证法的独特性。 阿尔都塞将一种大写的理论，也即一般的理论，即一般实践的理论，称为唯物辩证法，并且指出这种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是浑然一体的。[8]159这个一般实践的理论即意味着它是关于实践的一般理论形态。辩证法缘何与实践相关联?这对阿尔都塞来说或许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当他用结构主义话语表达一种结构变迁的内在动力(症候阅读法)、将历史主义转变为一种历史性原则时，他的视角从未离开过“变动”这一关键词。因此，如果马克思将辩证法界定为一种暂时性原则，并在其中看到的是永恒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那么辩证法本身也只能在“变动”意义上获得说明。参照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界定，我们发现，阿尔都塞不过是将马克思思想中未曾言明的思想说出来而已，概而言之，唯物辩证法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转变。虽然马克思也凸显了实践的意义，但马克思在后期着力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他更多地将思想的实践性直接融入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实践的分析和批判当中，反而缺乏对实践本身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理论关照。阿尔都塞从实践的意义上来界定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属性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一种有效补充。但紧接而来的问题在于，这种理论层面上的实践如何才能保证不会沦为另一种形式的思辨哲学?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理解何为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实践”。“关于实践，我们一般指的是任何通过一定的人力劳动，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把一定的原料加工为一定产品的过程。在任何这类实践中，过程的决定性时段(或要素)既不是原料，又不是产品，而是狭义的实践：是人、生产资料和使用资料的技术在一个特殊结构中发挥作用的加工阶段。”[8]158～159换言之，实践的重心在于“加工阶段”，如果我们将这种生产语境下的表述方式转变为纯粹哲学的话语，那么或许可以这样说：阿尔都塞的实践内涵所指的要点在于行动本身。如果说阿尔都塞的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关于实践的一般的大写理论，那么唯物辩证法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行动哲学。这种富有实践性的行动哲学只有在保持其固有的创造性时才会与意识形态的思辨哲学划清界限。阿尔都塞在唯物辩证法论证中，对这一部分展开得细致而详尽，在此简略概括如下： 作为实践之一般理论的辩证法包含两个方面：理论实践与政治实践。[8]164两类实践具有相同的架构方式，只是一个面向着理论创造的可能性，一个面向着现实历史创造的可能性。就理论实践的过程而言，阿尔都塞依据马克思关于“思维具体”的论述方式区分三类“一般”：其一，科学理论构造的最初原料，如“生产”、“劳动”、“交换”等一般概念，被称为“一般甲”；其二，经过科学理论的加工而成的具体的“一般”，即认识，为“一般丙”；其三，则是从这些科学理论的生产资料中单独抽象出来的人，作为加工的主体，称为“一般乙”。在这三类“一般”的划分中，我们看到了阿尔都塞试图阐发的两个要点：其一，没有理论的创造是源于直接的感性和直观的，所有理论的实践都起源于一般，这一点保障了理论实践仅仅是在理论的认识层面上的行动；其二，一般乙介入是理论的实践性和辩证性的保障。阿尔都塞在理论实践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一般甲与一般丙之间的非同一性(认识论断裂)[8]178，也就是说，理论实践的最初概念与加工后的具体概念之间并不能被还原为抽象概念与具体实在之间的关系。这种还原会让理论或者只能诉诸意识形态的思辨哲学(我们不能认识具体实在，只能认识与具体实在对应的抽象概念)，或者划入费尔巴哈式的粗陋唯物主义，从而简单地强调感性的概念本身。阿尔都塞紧紧抓住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实践维度，通过一般乙的介入，使得一般甲在被加工的过程中出现了真正的变革，因为一般乙，即加工的主体，“在形式上表现为能够引起真正质的中断的突变和改组。”[8]181在此，中断作为一种断裂，再次成为理论创造的可能性空间。阿尔都塞思想的核心要点在于，经过一般乙的断裂式的介入，一般甲尽管还保留着一般性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已经转变为另一种一般，一种焕然一新的具体的、科学的一般(一般丙)。这个具体的科学既不是思辨哲学主观自发性的演进结果，同时也不是直接的感性直观，它在实践行动的介入中形成了非思辨的、面向现实的理论认知。依照这种理论实践的视角，阿尔都塞为我们揭示了思辨哲学的真正问题所在，即它不仅仅是驻足于思辨的幻想，这一点费尔巴哈已经揭示了出来，更为关键的是，“思辨通过抽象颠倒了事物的顺序，把抽象概念的自生过程当成了具体实在的自生过程。”[8]180而对于阿尔都塞来说，作为理论实践之原料的一般甲从来与加工主体一般乙有着质的不同。[8]185由此，在一般甲、一般乙与一般丙的相继发展中存在着的只是永远的断裂，而不是一致与同一。这种断裂构成了马克思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根本差异。而正是在这个断裂当中，理论实践的空间才真正地敞开了，唯物辩证法在理论层面上才得以实现。 四、多元决定论是多元论吗? 唯物辩证法除了包含理论实践的维度，还应包含一个政治实践的维度。这两个维度在笔者看来，对于阿尔都塞来说是两个领域，它们互不干扰，却又有着相同的实现原则。这一原则，正如笔者在本文中已经反复证明的那样，是通过断裂为能动的实践行动敞开一个空间。断裂与行动成为两个相互依赖的概念。在理论实践中作用于认知领域的这一原则又被阿尔都塞放到社会历史现实的政治运行中再次运演。 对政治实践的运演，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讨论：其一，政治实践得以实施的外在条件(具体情况)；其二，在具体情况下如何进行有效的政治实践。针对这两个方面，阿尔都塞用两个概念对其展开讨论：其一，早期基于异质性矛盾结构而构建的所谓多元决定论的时期；其二，晚期基于对马基雅维利的考察所讨论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这两个时期的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很少被人关注，人们更多是将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视为晚期阿尔都塞的一种新的理论构想。但在笔者看来，这不过是阿尔都塞将自症候阅读法、唯物辩证法以及我们即将讨论到的多元决定论等诸多观念的基本思想重新整合融入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策略的研究中所得出的一个说法而已，其中包含的基本思想从未改变。笔者将通过对多元决定论的考察来证明该论点。 多元决定论(surdétermination)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它在阿尔都塞的语境中诞生于对“具体情况”的分析当中。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在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话，那么何为具体情况就成为一个问题。阿尔都塞在此引入了毛泽东的相关思想，将这一“具体情况”指向了所谓的“条件”(condition)。[8]202但条件绝非经验的现有条件，“它不是对存在的确认……相反，它是一个建立在对象本质基础上的理论概念，是一个始终既与的复杂整体。”[8]202在此，有两个关键词需要我们给予关注：其一，“既与的”说明了条件的既成性，意指外在于人的独立性。其二，“复杂整体”，在既有条件中存在着大量相互作用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多样的，并且是富有差异性的。如果我们将这样的复杂整体视为具体情况，那么黑格尔的矛盾分析方式就无法为这种具体情况提供理论分析手段，因为对于黑格尔来说，矛盾是单一的，所有“具体的情况”作为一种条件都不过是内在本原矛盾的一种外化形式，它们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因此“丝毫不决定社会的总体精神”[8]204。但这种单一矛盾的分析方法最终会让所有的具体情况都失去其差异性，所有的差异不过是同样的内在本原的不同表现形式。要保持复杂整体的复杂性，我们需要新的概念对其加以分析。 阿尔都塞在这一理论境遇中提出了“surdétermination”的概念。但由于我们将“surdétermination”翻译为“多元决定论”，使我们对于这一概念的本意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加之目前中译本中关于何为“surdétermination”的段落中关键词翻译的错误比较多，致使我们对这一概念的误解较深，似乎多元决定论所决定的是一种关于多元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构性关系。并且在“归根结底的……”的强调中，将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与决定论画上等号。这种说法，在笔者看来是对阿尔都塞思想的一种偏移。阿尔都塞在强调“归根结底的”时候恰恰要批判“经济决定论”。决定论的任何形态都隐含着一种本质主义的确定性原则，但马克思在其社会整体(非总体)的强调当中凸显了构成整体的非平衡性要素和矛盾的复杂性要素，它们与黑格尔的本质主义的总体性有着本质的区别。阿尔都塞曾就此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作了如下类比：前者是一座大厦，后者是一个圆圈或者球体。①大厦的结构性关系与圆圈的中心性观念形成了一种对比。笔者认为，阿尔都塞将大厦的形象赋予马克思是一个失败的比喻，也正是这一比喻夯实了他作为结构主义者的基本形象。甚至对于后期依赖其“surdétermination”概念构筑领导权理论的拉克劳与墨菲而言，这一带有“归根结底”式的大厦形象也是阿尔都塞思想中首先应该舍弃的部分。[9]实际上，阿尔都塞从构筑复杂整体的非平衡性要素所生发出的“surdétermination”概念，从根本上意指一种非确定性，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将这一概念翻译为“非确定”。首先“sur-”作为法语词缀意味着“超越”、“在……之上”的观念，而“determination”则意指“确定性”、“决定性”。虽然该词在日常运用中可以作为“复因决定论”来运用，但就词形构成而言，我们可以将两者相加获得“超越确定性”的观念。回到阿尔都塞对“surdétermination”的具体讨论中，可以发现这种所谓的“超越确定性”在本质上就是“非确定性”，因此，笔者尝试着将其翻译为“非确定性”来加以理解： “在矛盾中非确定性(surdétermination)意指着以下本质的特性：它是矛盾存在之条件在矛盾中的反映，也就是矛盾的情境(situation)在整个复杂性整体占据主导的结构中的反映。这一‘情境’并非意指某一特定的意义，它既不仅仅是‘应当’(de droit)的情境(那些在确定性要素序列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那种境遇，如在社会中的经济因素)，也不仅仅是‘事实’(de fait)情境(它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当中，究竟是占据主导还是处于附属地位)，而是这一事实情境与正当情境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使得事实情境在主导性上发生结构的‘变化’，但却在总体性上‘保持不变’的关系。”[10] 对于这一段话的重译，笔者着意凸显了两个词，其一，情境(situation)，原中译本将其翻译为“地位”；其二，应当(de droit)，原中译本在同一段中将其翻译为“原则”与“法律”。这两个译名的改动让矛盾的非确定性获得这样一种重述：首先，矛盾的非确定性是复杂结构中特定情境的反映。其次，这种情境所昭示的是一种应然(应当)与实然(事实)之间的关系，而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一种永恒的非同一性，因此必然会带来某种结构的变动，所以情境也就意味着一种变动性。虽然在这一时期，阿尔都塞仍然会谈论“总体”的不变性，以及经济要素占据决定性地位等，但它们却不再是矛盾的非确定性的核心要点，因为它们不能准确地表征情境的内涵。 情境，带有偶然性，但它却主宰着复杂结构的复杂性。情境不同于特定的要素，它是多个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其中矛盾的非确定性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一概念在阿尔都塞的《马基雅维利与我们》当中更为确切地被阐释为“conjucture”(机会、时局、形势)。而“situation”在其中则仅仅作为“具体情况”的意义被理解。[4]395Conjucture在某种意义上是诸多situation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且，晚期阿尔都塞借用马基雅维利的研究阐发了这样一个理论的翻转：“马基雅维利没有根据形势(conjucture)来思考满足统一的难题：却是形势本身从反面、然而也是客观地提出了意大利民族统一的难题。马基雅维利仅仅是用他的理论立场表达了由形势的具体情况客观地、历史地提出的难题：它不是由单纯理智上的比较提出来的，而是由现存阶级力量的抗衡和它们不平衡发展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由它们偶然的未来提出来的。”[4]396换言之，不是主体根据特定的形势来思考历史的问题，而是特定形势要求主体如此这般地看到历史问题。在笔者看来，阿尔都塞在这里通过“conjucture”对于“situation”的替代，表达出了偶然性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如果说，在对于非确定性的讨论中，情境还被囿于一个整体框架当中，成为这个整体框架中变动性的、非确定性的要素，那么当conjucuture被阿尔都塞强调出来时，原有的“总体的不变性”就被彻底打破了，不是总体结构“决定”形势，而是形势“决定”整体结构。在此，所谓的“决定”不是确定意义上的决定，而是由阶级的对抗与不平衡，以及由此带来的偶然的未来所确定的。因此笔者认为，当阿尔都塞提出所谓的“surdétermination”时，他已经不是以任何意义的决定论来讨论问题了，更与多元论无关，相反，他所意指的是非确定性所敞开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关系，以及由于这一关系的敞开性所带来的政治实践的可能性空间。 因此，阿尔都塞的非确定性(surdétermination)在这一意义上并非仅仅构成对当时经济决定论的一种批判，同时更是为其政治实践，即一种人的行动的能动性原则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如果哲学就是政治，那么政治如何以哲学的方式存在?阿尔都塞用非确定性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典范。 注释： ①参见：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92.在本书第194页的相关翻译中，“surdétermination”被翻译为“过度决定”，笔者认为这个翻译也不很准确，仍然会将这一概念确定为决定论的一种形式。标签：唯物辩证法论文; 结构主义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哲学家论文; 决定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