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儒”融合的 人本性与当代 文化自信
李 伟
文学创作及其相关研究在根本上受到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和制约，文学艺术领域的经典作品则是对一个民族文化精神本质特征的艺术化呈现，两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这是古往今来一直被不断验证的普遍规律。具体到我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情形，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体现得最为深刻，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儒学文化精神。不论是“诗圣”杜甫深沉广阔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还是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批判意义，抑或是韩愈“原道”思想中饱含的形上文化思索，无不彰显出儒学思想精髓对我国古代文人及其创作的文化影响。有关古代文学价值内涵的整体性判断的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的热点，如蒋寅先生的《镜与灯：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是从我国的民族精神史角度深刻透视古典文学的价值意义；罗小东的《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精神》(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则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挖掘古代文学经典作家和作品的文化意蕴。这些研究都对深入认识古典文学的客观价值有所裨益，但大多缺乏立足当代文化的价值立场继承发扬古典精髓的宏观思考。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发展时期，我们更有必要从古代文学领域出发，深入考察古代文化精神如何深刻影响古人的心灵世界，进而作用于他们的创作行为，这其中儒学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尤具代表意义。同时，怎样汲取传统文化资源，为当代文化自信建设找到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途径和方法，也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儒学文化与古代文学的“人本精神”
儒学产生于齐鲁大地，以其礼乐精神与仁和思想自立于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时代，其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对“文”的追求、人际伦理关系的建构和独具特色的人本主义精神。如《论语·乡党》中马厩失火的故事，孔子听说此事后，问了一句话就是“伤人乎”。马厩着火的过程中，估计房子、财物和马匹都会有损失，但孔子首先问的却是有没有伤人，这展现出孔子和儒学关注的核心价值就是“人”，而且是发自人的本性根源。如果说孔子的人本精神在《论语》中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发自内心地关注“人”的价值，那么孟子则是借助历史人物来表达这一思想，如《孟子·滕文公上》对大禹治水的描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大禹作为我国历史神话中的重要人物，与西方古典神话中的人物相对照，这分明是一位出自人间且心怀天下的英雄人物，他有自己的家庭、亲人和子女，但为了拯救沉陷洪水泛滥的人间世，不得不舍弃自己的小家而把全部心力倾注到治水的工作中，这是何等的牺牲和精神境界！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华人文精神能够在我国两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源。
儒学历经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清代考据学等学术发展阶段。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儒学研究和对民众教化的影响深浅不一、侧重各异，但均彰显出对“人”的价值的重视。
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砺锋教授曾多次撰文指出“人本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底蕴和根本。他在《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一文中大致归纳了我国古代文学的五大特点，即独特的地理和民族背景使它既丰富多彩，又具有强烈的趋同性和凝固力；二是具有强烈的人本精神；三是社会教化和个体抒情并重的多重功能；四是与时俱进和海纳百川的自我革新能力；五是尚中贵和与气韵生动的审美趣尚。最近，他又在《名作欣赏》中刊发新文《人本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底蕴》(《名作欣赏》2018年第10期)，鲜明地标示出我国古代文学的核心价值即“人本精神”。
古代文学创作中“人本精神”的价值与儒学文化在我国文明延续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密切联系，作为深刻且鲜活地反映文人心灵世界的文学作品，儒学文化对“人”价值的重视，自然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转化为古代文学创作中“人本精神”的底蕴。
二、“文”“儒”融合与中国古代文人历史嬗变及其转化之功
儒学文化关注“人”的价值如何转化为文学作品中“人本精神”的底蕴？这一过程是借助何种因素，在哪些方面实现了这种创造性转化？要回答这一问题，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就曾提供了一种思路，《文心雕龙·原道》指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就是从“道”“文”“圣”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上厘清了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文化品格的渊源及其转化过程。
《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划时代巨著，胡适先生曾誉之为我国为数不多具有完整体系的理论著作之一，这说明《文心雕龙》体现了刘勰对文学创作的深刻思考，凝练着刘勰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总结性观念。就《文心雕龙》的思想渊源而言，学界历来有儒学、周易、老庄道家、佛教等各种认识(张少康、汪春泓、陈允锋、陶礼天著：《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更生先生在《刘勰是个什么家》中结合刘勰的生平、地域和时代背景等因素，对刘勰个人的思想内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文心雕龙研究》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不过就《文心雕龙》整体的思想倾向而言，儒学倾向应该是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是有匠心独运的体系安排，其中最能体现其思想渊源的应该是“文之枢纽”的五篇，即《文心雕龙》的前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
在我国古代，由于对“文”的理解有时代的差异，以及具体时代文化风气的影响，“创作主体”这一要素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在《文儒》等文章中曾对此问题有过评述，大致观点是我国古代没有能与西方相对应的纯粹的“文人”或“作家”的文化概念和社会角色，受到“文”从属于“儒”的思想背景的作用，我国较为典型以文章创作为晋身基础的士大夫群体，可以称之为“文儒”。他们的身上基本反映着我国古代以文章写作服务政治、表达观念和抒发性情等多重特征，文章创作是其立身之本，这体现出他们与“文”的深刻关联，而且随着时代文化氛围的变迁、政治气候的冷暖和个人际遇的沉浮，其社会角色也可随时发生调整，反映到他们的文章创作中，则就有礼乐缘饰、政治讽喻、个体抒情等不同文学风貌的呈现(李伟：《文儒》，《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第13版)。但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他们的身上不约而同地都打上了深刻的儒学文化的印记，其文章中透露着浓郁的儒学文化品格。因此，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儒学文化在“创作主体”这一转化要素上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我们从刘勰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儒学文化的深刻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所指出的儒学文化如何转化成古代文学作品底蕴的途径方法。换言之，即儒学文化在古代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作用于文学创作的过程，让诗词文赋等作品具有了一种深厚的儒学文化的色彩。这其中转化的关键因素就是“人”，即刘勰所言之“圣人”。我们站在古今对比的立场上，对刘勰“圣人”观念的理解不应该过于狭隘，而是以更为通达的眼光去看待，那就是“圣人”作为儒学经典的作者，与文学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的写作具有同一性。在这个意义上，刘勰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就与“文化—创作主体—文学作品”的当代文学评论有了相通的理解架构(当代文学批评中有关“创作主体”的认识，可参阅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首先,要求患者选择正确的躺卧姿势,并确保呼吸的畅通,向患者告知正确的呼吸和咳痰的方法,通过叩背和体位引流等措施促进患者的咳痰,防止患者呼吸道粘膜出现损伤。
我党在近年来特别提出了“文化自信”的政治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更因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在这五篇之中，第一篇的《原道》是以“道”为核心概念，由此决定刘勰文论批评的基础。篇中的“道”，在刘勰看来，具有多元性的思想特色，自然之道、人文之道、生活之道等各个方面，兼而有之，但其中落实于文章创作的部分，则突出了儒学经典的地位。如《原道》尝言：“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在刘勰眼中，人文之道的现实体现就是以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及其经典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勰才指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三者关系。为了辅证这一观念，刘勰广之以《征圣》和《宗经》两篇，说明儒家圣人是对“道”的内涵理解最为深刻之人，而这些深刻的理解又都被圣人记录在儒学经典中。因此，“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就被刘勰构建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其中主要渗透的是儒学文化的思想影响。“文之枢纽”的其余两篇《正纬》和《辨骚》正是以儒学正统观的立场为出发点，刘勰将纬书和楚辞中合于儒学正统且利于文学审美发挥的部分提取出来，予以大力表彰，为真正习文之士确立了一个既有深厚文化立场、又能圆融无碍的文章学习典范。
纵观历史上的经典作家，他们的“文儒”特征多有显现。三国时代贵公子形象的代表曹植是具有代表性的大诗人，可就是这样一位才子式的人物，在《与杨德祖书》中表露自己的志向时说：“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这就是说曹植不甘于仅以写作辞赋的“文人”传世，而是具有建功立业、纵横政治的宏伟志向，如果在政治方面壮志未酬，他也要以“一家之言”称于历史。由此可见，曹植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典型诗人，其观念中显示了深厚的儒学文化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思想。
唐代，“文儒”型知识阶层成为当时朝堂上以文士身份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以张说、张九龄为代表的“文儒”型士人不仅具有宰相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他们兼具政治高位、学林宗伯与文坛领袖于一身，从儒学的礼乐理想出发，以文章创作近距离参与政治的文化建设，主导文坛创作的风气，实现了士人融政治与文学于一体的理想。这一知识阶层的出现影响了当时一大批文人的思想心态，其中引人注目的就是“诗圣”杜甫。他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其最高的政治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因此，杜甫的前半生都在汲汲于政治仕进之途，天宝九载冬天上《三大礼赋》，希望通过文章创作晋身政治。杜甫选择“赋”这一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文体献给唐玄宗，背后的政治意味相当浓厚，儒学文化的家庭教育，加之以当时“文儒”型知识阶层的大力提倡，使杜甫濡染了深刻的“文儒”心态，这是他在政治晋身的关键时刻献《三大礼赋》的根本原因。当然，此后的杜甫在政治上并未获得真正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诗歌创作上，其中浸润的则是儒学文化给与他的人本精神和关心天下苍生的政治责任感。杜甫的“诗圣”美誉是儒学文化对我国诗歌创作领域产生影响的重要表征之一。
中间仿古椽头等距等尺寸布置，在底模设置后，采用模板定型。选择无扭曲、无变形的胶合板（表面光滑，预加工成填充形状）进行椽木之间的加工，即根据椽木之间的距离，采用胶合板模型作为填充物，将整体组装成一个长为3m的模板，置于底模上。
其次，今天在我国，不论是大学或中小学的课程，加强古代文学的教育已成为学习内容的重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将古代文学教学纳入“文化自信”的建设中，它可以作为“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古代经典作品的研习潜移默化地影响年轻学子的精神世界，将儒学文化中重视“人”的价值的精神资源渗透到学生的培养过程中，让他们从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魅力和价值理念。当然，就古代文学教学的特殊性而言，大学与中小学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大学科系众多，在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课程设置中“古代文学”一直是重要内容，而在理工科院系中，对古代经典作品的学习只能是人文通识课程的组成部分，其学习程度就存在着深浅不一的差距。但是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袁行霈先生所言：“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间接地参与现实生活。”(袁行霈：《国学研究》发刊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作为未来国家建设的人才储备来源，大学生教育过程中必须重视古代文学和人文传统的教育内容，培养全面素质的人才是“文化自信”建设在人才领域的关键环节。至于中小学教育中，教材建设一直是重中之重，大力加强语文教材中古代文学经典的入选比重，并在课外阅读中适当地补充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展性学习，正是在青少年成长的关键时期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审美观的重要路径，这自然也是我国“文化自信”能够在青少年一代中生根、开花、结果的必由之路。
变电综合自动化技术在数据通信方面可以实现信息共享。变电综合自动化技术具有四遥、备重合闸、电度采集、保护等功能。这种新型技术实现了专家系统，将信息处理的中间环节简化，大幅度的调高了工作效率。分层分布式综合系统基于该技术，其IED数据采集装置安装在路开关的设备上然后连接专用通讯网实现共享数据的功能。这些信息数据传送到工程师站和监控机就可以实现变电站数据的层次共享。这种系统传递过程中是直接输送到终端的，这种系统具有灵活性、可靠性、真实性 和实时性的特点，在电力调度运行管理水平和自动化水平上有很大的提高。
三、儒学文化的当代价值与文化自信的建设路径
这些论述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文化自信的基础和来源，其中所具有的恒久理念和普遍价值，不仅在古代曾发挥了移风易俗、教化民众的重要作用，而且当代的文化建设中依然可以提供积极的启发，比如我们当前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弘扬的道德观念具有很大的共通性。
我们据此可以认为“创作主体”这一要素在刘勰文学批评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是“道”转化为“文”的关键环节。“道”所承载的是自然万物、社会观念、生活时尚、时代背景、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的综合汇集，其具有恒定价值的部分正是“文化品格”，这在刘勰眼中自然是以儒学文化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因此，从“人”的价值意义上说，刘勰重视“创作主体”也与儒学文化中的“人本精神”是一致的。在“道”的深刻影响下，经由创作主体的个性发挥，具有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文”自然顺理成章地孕育而生。当然，这里的“文”就成为彰显人文之“道”和创作主体艺术个性的载体，再经过历史的汰洗、批评家的评论和文化的检验，某些“文”就可以成为文学领域的不易经典，正如刘勰在《宗经》篇中评价儒学经典所说：“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我国儒学文化的精神特质、创作主体所接受的文化品格以及作品中透露出的精神底蕴，都表明“人本精神”和重视“人”的价值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我们站在当代价值观的立场，更应怀着古为今用的积极态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和传承弘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学文化一直是至为关键的组成部分之一，而生动鲜活地展现儒学精神的文艺形式莫过于古代的文学作品。当我们读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时，便会由衷激发起超越一己之私而胸怀天下的历史责任感。当我们读到韩愈《师说》中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时，也会自然地想起为师者的一片赤诚之心。当然还有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代士大夫的牺牲精神，这都与我国儒学文化的精神濡染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文学家及其文学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更加深远和切近人心，毕竟其中饱含着文学家的深情和个性。
体育游戏教学法作为一种新颖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兴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能够有效地将老师和学生结合在一起，保证学生始终都能以最积极的状态来接受每一项教学内容。教师作为游戏教学法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要积极的引导学生适应这种教学方法，尽量做到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来设计适合的体育游戏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促进学生增强身体素质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美国文学理论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将有关“文学”的活动分为四个关键要素：世界、艺术家、作品和读者。前文所述基本属于“世界、艺术家、作品”，主要围绕文学创作活动展开。这些年有关古代文学教育如何发挥其应有的当代影响，已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这就是从“读者”的角度，开始注意古代文学怎样才能对当代读者产生文化影响，将这一问题置于“文化自信”的当代建设中，可以更加凸显其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
首先，儒学文化所蕴含的“人本精神”不仅深刻影响了古代的文人生活和文学创作，更为我们指明了教育的关键，即“立德树人”的终极方向。从注重学生的人格养成和品德教育入手，让儒学文化重视“人”的价值转化为日常教育，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研读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人格精神的潜移默化的熏陶。正如鲁迅先生回忆当年听章太炎的演讲时所说：“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选自《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6页)可见，在当代文化自信建设中，应当把青年学生的人格塑造作为人文教育的核心价值和重要渠道，而这种人格熏陶和塑造离不开儒学文化指向的“人本精神”和“人”的价值。
“创作主体”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自不殆言，尤其是在将儒学文化的深厚传统转化为鲜活心灵展示的文学作品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当然这一转化并非一朝一夕完成，而是历经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难以数计的经典作品。正如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中所分析的孔子思想“包含多元因素的多层次交错依存，终于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对中国民族影响很大的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页)。儒学文化对促成这一文化—心理结构无疑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文学活动中“创作主体”的创造性转化使儒学的“人本精神”确立为我国文学作品中核心价值。当大量优秀作家和经典作品出现后，其文学影响逐渐沉淀为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精神底蕴，又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反作用影响，亦即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主要是以文学作品中丰富的人性展现和光辉的经典人物，其中贯注了深刻的儒学文化精神，让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能够通过阅读优秀的作品，结合自己的人生甘苦，与文学作品产生切身的心灵共鸣，进而从中汲取儒学文化的精髓，这不同于历史领域的客观研究和哲学领域的义理发挥，而是以活生生的情感交流，激发人们心灵深处的力量。这对儒学文化的价值扩展和社会影响也是一种有效的推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儒学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评估链包括绩效评价和跟踪反馈两方面，主要涉及政治价值和管理价值的保障。评估链是官僚系统运行链的末段，在政策执行与资源消耗过程中要注重民主、效率、监督等原则。绩效评价应遵循经济、效率、效益、公平的“四E”原则，对政府工作进行客观公正的描述。跟踪反馈是绩效评价取得的工作产出效果与新一轮决策和计划的衔接。政策的制定与修正应充分参考绩效评价与跟踪反馈的信息。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百余年前，梁启超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势和中西文化对比的悬殊，曾发起维新变法的改革运动。虽然最终归于失败，但他仍怀有信心，那就是寄希望于未来少年人才的崛起。正如他在《少年中国说》所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只有从年青一代的教育入手，真正让以儒学文化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在他们的教育过程中大力贯彻我国“文化自信”建设的核心价值观，大力推广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教育，培养新一代真正堪当历史重任的人才，实现“中国梦”的复兴。
“文化自信”建设的关键在教育。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我们应自觉担负起科学研究的重任，在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中不断提炼具有恒久价值的思想内容和文化理念。这就需要我们反复阅读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法，结合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实际，把古代文学中的儒学文化精髓，特别是与当代生活密切相关且有启发意义的部分提炼出来，作为我们中小学和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人文教育不偏离“文化自信”建设的总体方向。
随着人们要求的不断丰富，现代建筑工程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不同建筑工程的施工方案千差万别，若是采用统一不便的管理方法，基本上很难取得理想效果。基于此，建筑企业必须针对工程实际情况设计出合适的施工进度管理方法，例如，可以利用一些计算机网络技术对工程施工软件进行模拟，提前预测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并有针对性的采取防控措施，避免突发事故对工程进度造成影响。例如，“横道图”法，它以横坐标表示时间，工程活动在图的左侧纵向排列，这样可以清晰的展现出各项施工的起始时间，方便进度控制。
清代学者彭端淑《为学》中尝言：“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这是一个简单朴素却发人深省的道理，“文化自信”建设的征途漫漫，而且我们当前又是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都不能离开文化建设领域。正如陈平原教授把“人文学”经典的学习看作个人素质培养的“压舱石”一样(陈平原：《六说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206页)，“文化自信”建设理应成为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压舱石”。我们作为学术研究者，只有投身于这一历史的洪流中，真正从经典学习中感悟文化的深刻意义，并把这些内容传授给学生，为“文化自信”建设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只有从“人”的价值出发，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恒久魅力，才是“文化自信”建设的正确路径。
说明：本论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八至十世纪中国的文士转型与古文变迁研究”(16CZW022)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2017T100484)和“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2．检查方法及影像分析：10例患者行CT上腹部平扫+增强扫描，采用GE公司Light Speed Ultra 32层螺旋CT扫描仪(Waukesha，美国)。患者检查前禁食8 h，检查前15 min内口服清水500～800 ml充盈胃肠道，取仰卧位，扫描范围从膈顶到胰腺钩突下水平。扫描参数：扫描层厚5 mm，层间距5 mm，重建层厚1 mm。管电压130 kV，管电流150 mA。以2.5～3.0 ml/s的流率用压力注射器经肘静脉注入非离子型碘对比剂(碘佛醇，含碘300 mg/ml)100 ml，分别于30、60、90 s进行动脉期、门脉期及延迟期扫描。
(作者：山东省济南市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校特聘教授，邮编25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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