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学家王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家论文,王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孔子是我国教育的鼻祖，老庄是哲学的始祖，司马迁是史学的泰斗，那么，王充可说是社会学大家，中国社会学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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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的社会观是在批判当时流行的厚古薄今的错误社会思潮中体现出来的。
王充所处的时代，存在着浓郁的厚古薄今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过去的东西都是好的，现在的一切都是差的。如古代人修长姣美，健康长寿，而现代人则短小丑陋，夭折早死；古代人单纯朴实，易于教化，现代人则浮华轻薄，难于治理；古人重义轻身，现代人则趋利苟生，弃义妄理；甚至连古代的帝王也是品德高尚，文治武功多有奇节，而现代的帝王都是品德低劣，只有靠兵力征服天下，等等。对此，王充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进行批判，从而阐明了自己的社会观。
首先，王充从形而上学的角度，透过时空的表象，抓住万事万物同是秉气而生的朴素唯物观点，指出，古今社会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差异。他说：“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变易，气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禀元气。”“气之薄渥，万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1〕既然在本质上古今社会相同，那么， 其它社会现象古今也一样，譬如圣人和社会太平古今都一样，过去使社会达到太平的是由于有圣人治理的，现在使社会达到太平的也是由于有圣人的治理。所以说，圣人的德行，前后不殊，那么他们实现的太平社会，古今也不异。又如人的才能有高低之分，言论有是非之别，这一点古今社会都是相同的。〔2〕总之，在王充看来， 既然古今社会都是一样的，也就无所谓古代好而现代坏了。这样，王充就驳斥了当时的厚古薄今思想。
其次，王充以发展的眼光，比较的方法，认为社会是发展的，不断进步的，甚至认为汉代是最繁盛的时代。〔3〕
王充从命定论的观点出发，论述了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隐约地指出社会发展具有规律性。王充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必然性所决定的。这种必然性王充将之称为“气”“命”“时”“天时”“数”等：“人生性命，当富贵者，初禀自然之气，养育长大；富贵之命效矣。”“得富贵大命，自起王矣。”〔4〕“非天有长短之命， 而人各有禀受也。”〔5〕“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 ”“昌衰兴废，皆天时也。”〔6〕王充认为，个人行为不能影响社会， 相反，只能在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面前得以体现。“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夫世乱民逆，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贤君之德不能消却。”“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为乱之世。”《异虚篇》：“人之死生，在于命之夭寿，不在行之善恶；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于政之得失。”这样，王充肯定了必然性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的意义，从而也肯定了社会的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而人在社会规律面前的作用是极其微小的。与此同时，王充并没有忽略偶然性的研究。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具有偶然性，用他的话说就是“遇”“逢”。“且夫‘遇’也，能不预设，说不宿具，邂逅逢喜，遭合上意，故谓之‘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8 〕在王充看来，偶然性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式。“尧命当禅舜，丹朱为无道；虞统当传夏，商均行不轨。非舜禹当得天下能使二子恶也，美恶是非适相逢也。”“夫人终鬼来，物死寒至，皆适遭也。”〔9〕这里难得的是， 王充看到了偶然受制于必然。“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10〕《治期篇》：“传曰：仓廪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但经济的丰饶仍取决于“时数”。“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可见，偶然性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式，但仍受制于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决定。王充的这一论述虽然过分地否定了人的作用，带有命定论的色彩，但毕竟触摸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王充还试图说明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是以优胜劣汰的形式进行的。《物势篇》指出，诸物之间的相贼相利，动物之间的相互吞食，都是自然现象，“皆五行气使之然也。”进而，王充指出，动物之间的互相制服，乃至于互相啖食，主要取决于它们齿牙的钝利，筋力的优劣，动物的巧便，气势的勇桀。由此出发，王充分析社会的发展也是这样。他说，人生在世，“势不与敌，力不均等”，要么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征服别人，要么是凭借着兵刃制服别人。“夫人以刃相贼，犹物以齿角爪牙相触刺也。力强角利，势烈牙长，则能胜；气微爪短，胆小距顿，则服畏也。”王充总结取胜的条件，一是“筋力”，二是“气势”，三是“巧便”。在《
时篇》里，王充又指出，生物数量的多寡也是获胜的基本条件之一。“天地之性，人物之力，少不胜多，小不厌大”。“狼众食人，人众食狼”。显然，王充的这些看法还是正确的。总之，王充的这种社会生物主义观点，虽然是形而上学的，但在当时儒家伦理观念十分流行的社会里，毕竟是对儒学及其纲常说教的一大冲击，具有进步意义。
2 王充说自己的《论衡》是衡量言论是非的标准。“论之平也”〔11〕，“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12〕可见，王充的社会价值标准体现于《论衡》里。
王充曾多次谈到写作《论衡》的动机。《自纪篇》：“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佚文篇》鲜明地说是“疾虚妄”。可见，这里的“实诚”就是王充的价值观，是王充分析社会问题的价值标准。
“实诚”的含义就是事实即真实，“真美”。它与“伪”“虚”“虚妄”是相对的。真实的东西是美好的，应追求和保存它。这就必须批判虚伪的。“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13〕要废黜虚伪，王充认为，一要保存历史真象，维持历史原样。王充在《艺增篇》讲，汉光武时，郎中汝南贲光上书，称赞文帝居明光宫，天下太平，只判了三个犯人。“颂美文帝，陈其效实”。光武批驳说，“孝文时不居明光宫，断狱不三人。”王充由此感慨地说：“积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夫贲光上书于汉，汉为今世，增益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正因如此，王充对许多历史事件予以考证。二是要对一些虚妄的事情和言论予以批判和揭露。《书虚篇》里，王充对孔子葬泗水，泗水为之却流，象鸟为舜禹耕田，以及伍子胥驱水为涛以溺杀样人等荒诞事件进行了揭露和正确的解释。
研揣王充之意，“实诚”另一含义指人的道德素质，即诚信。《宣汉篇》：“故夫王道定事以验，立实以效，效验不彰，实诚不见。”治国安邦的途径是实事求是，讲究信用，否则就不会出现太平盛世，实现王道。
王充认为，追求真实仅仅是手段，其目的则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对作篇》：“冀悟迷惑之心，使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正是有这样崇高的目标，使王充有着超人的胆识，敢于“追难孔子”，“伐孔子之说”。
无疑，王充的社会价值观值得肯定。真实是学术发展的生命，道德素质则是学术发展的根基。这两点构成了一个社会学家价值观的灵魂，同时也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任务。
3 王充有感于“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 世人不悟，是非不定”，不怕“贼年损寿”“愁精神而幽魂魄，动胸中之静气”，广泛地分析社会问题。
（一）人生问题
人生问题是社会学最基本的问题。王充研究并回答了当时人们对此的疑难问题。
关于人的出生。王充认为，人由“气”而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15〕正如草木无论“长短巨细”都生于“实核”即种子一样，就是皇帝老子也是由“气”而生，“王者禀气而生”〔16〕。据此，王充批判了时儒誉美禹生于“惹苡”尧，刘邦为龙子等谬论，从而批判了“君权神授”的观念。
关于人的寿限。王充认为，人的寿命长短与禀气有关。若出生时禀承充实坚强之气，身体健康，寿命长；若禀受虚劣软弱之气，身体虚弱，寿命短。比如一个妇女如生孩过多过密，怀孕时伤感，那么就会使生下的小孩禀气少而短命。可见，人的寿命和形体是固定的，不可更改。〔17〕王充的这一说法虽是宿命论，但驳斥了时人服食仙丹妙药即可改变形体延年益寿的邪说谬论。王充看到了人的寿命与社会的关系，说，如果社会太平，那么，人就可以长寿。〔18〕如果社会动荡或自然变动，人就可能折寿。比如历阳之都的地陷为湖，秦坑降卒，战争等因素，使一些“长命未当死之人”“不得终其寿”。〔19〕王充也看到了延年益寿的方法：“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20〕。
关于人的性情。王充继承了前人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有善有恶，可以改变。〔21〕
关于人的福禄。人人祈求福禄，却不一定得到。问题是才智出众品行端正的人却得不到，而平庸污浊的人却能得到，这使人忿忿不平。王充对此作了全面分析。他指出，福禄与生俱来。“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资有多少。”〔22〕人的福禄与人的才行并不统一。“贵富有命禄，不在贤哲与辩慧。”“才高行厚，未可保其必富贵；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贫贱。”生就贫贱人无论怎样追寻也得不到富贵，而且，象挖沟偏遇水害，伐薪巧碰老虎一样，反而招致患祸。即使得到了，也守不着。“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23〕王充进而指出，人的福禄与君主（上级）的常识这一偶然因素相关。“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24〕。王充还分析说，由于社会的复杂，在野时遭朋友的怨恨，同学的嫉妒和交往不周，任官时又受同事的毁谤，上级的偏爱和举荐者的私好，使才洪行淑的人得不到重用。〔25〕加之他们：“尽年之半”求学修身，“锐意于道”，遂无贪仕之心。及其仕也，纯特方正，无员锐之操。故世人迟取进难也”〔26〕。
王充的人生观表达了当时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渴望福禄却又得不到之心态。其时，饱学之士济济，然僧多粥少，加之刘汉王朝非宗亲功勋之人不用，使诸多士人望洋兴叹，空怀抱负。身处远离京都会稽上虞出身中小地主家庭的王充，自有切身之感悟，遂悉心论述，给人以一说法，却也不无启示。
（二）无人关系
自董仲舒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充斥社会。王充反其道而言之，他说，天无口目，天没生命没意志。事物生成是由“气”、“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自然现象如四季的变化〔27〕、寒温的交替、水旱灾害〔28〕、日月运行〔29〕，等等，都是自然无为的。因而，天是不会遣告人的：“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遣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30〕进而，王充分析天人感应的实质是“欲化无道，惧愚者”，“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言遣告，在圣人之口”。王充主张探讨天人关系应着意理解圣人之意，否则是缘木求鱼：“不信圣人之言，反然灾异之气，求索上天之意，何其远哉！”〔31〕也正因有见于此，王充明知天人感应之“虚妄”，仍主张坚持，目的是表明君主的“惠愍恻隐之思”，“慰民之望”〔32〕。即欺骗百姓。王充又千方百计为刘汉寻求符端。论者多因此而指责王充是卫道士。如果明白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实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为统治者服务，明白他是由于时代和阶级本性使然，也就不会忿忿然了。
（三）民俗问题
汉生活习俗有许多疑难问题，王充予以分析和论述。
关于鬼。汉人信鬼，鬼能害人。王充分析说，人由精气构成，精气是血脉构成。人死血脉竭，精气灭，形体朽而成灰，怎么会成鬼？又从形神关系解释说，“火灭光消而烛在，人死精亡而形式”，“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无体之精？”〔33〕鬼是不存在的。
关于丧葬。汉“谓死如生”，崇厚葬，“侵侵流至，或破家尽业，以充死棺，杀人以殉葬，以快生意”。危害极大。王充分析其思想根源在于“儒家论不明，墨家议之非”。指出，墨家的信鬼论与其薄葬主张是矛盾的；而儒家“不明死人无知之义”的厚葬主张，是一种奸计，“财尽民贫，国空兵弱”，“国破城亡，主出民散”。王充坚决主张薄葬：“死人无知，厚葬无益”〔34〕。
关于禁忌。汉人多禁忌。一举手一投足皆能触犯神威。王充《四讳篇》分析了各种禁忌。衣：忌倒挂帽，“似死人服，或说恶其反而承尘溜也？。忌用帚互拂灰，“为修冢之人冀人来代己也”。食：忌做豆酱闻雷，无人吃。目的是让人抓紧时间做，不要拖到来年春天。住：“讳西益宅”。这是因汉人以右为上，在住宅西方扩建房屋，意味着增添尊长而不添晚辈，从礼义上讲不妥善。行：忌在井口上磨刀，恐刀坠入井中，或说刀井相见构成“刑”，不吉利。忌坐地屋檐下，恐瓦坠而伤人。忌妇人乳子，以为不吉。王充说，这是要人清心寡欲，专心去做事，“欲使人常自洁清，不欲使人被污辱也。夫自洁清则意精，意精则行清，行清而贞廉之节立矣”。进而，王充分析禁忌的特点是“托之神怪”“设以死亡”，使人“信而畏避”，其实质“或劝人为善，使人重慎”。因此，他明确说：“吾不从其讳。”〔35〕
关于占卜。汉人用占卜决吉凶，定行动。王充从天道无为观点认为，这是荒谬的，指出，卜筮不过是号召组织人的一种方式。“圣人举事，先定于义。义已定立，决以卜筮，示不传己，明与鬼神同意共指，欲令众下信用不疑。”〔36〕
关于祭祀。汉人认为祭祀一可以得福二可以除凶。王充说，“祭祀无鬼神”，人的祸福“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因此，“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37〕。至于祭祀的意义，“一曰报功，二曰修先。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圣王之务也。”〔38〕还是应有一套完整的祭祀制度。
（四）知识分子问题
汉自武帝后儒学的发达，使士人云集，遂成为社会问题。其时，一些儒生到官府工作被称为文吏。社会舆论称文吏比儒生强，“低訾儒生”“浅短”，“称誉文吏”“深长”。〔39〕王充则说，“文吏瓦石”，“儒生珠玉”。本来，文吏能处理日常琐事，儒生宣传理想出谋划策，两者都是辅佐“将”，应各有千秋。但因儒生知识广博品德高尚长于匡危救难，而文吏无有知识品格低劣只能做些烦事尸位素餐，儒生比文吏“程量多矣”！〔40〕进而，王充分析了文吏比儒生好论调的原因。“用吏为绳表也”，即官本位思想在作崇。它严重危害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是以世俗学问者，不肯竟经明学，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同趋学史书，读律讽今，治作情奏，习对向，滑习跪拜，家成室就，召暑辄能。徇今不顾古，趋雠不存志，竞进不案礼，废经不念学。是以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不明，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41〕其时，文吏与儒生出于“文人相径”也互相攻讦，儒生以“通大道”“骄文吏”，而“文吏晓薄书”“以戏儒生”。王充说无论文吏儒生都有缺点，都不懂历史。两者“皆浅略不及，偏驳不纯，俱有阙遗，何以相言？”〔42〕此外，王充还就当时知识分子的水平能力和处世态度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43〕
（五）学风问题
汉儒学之发达，出现了不良的学风和美化圣人的现象。“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44〕“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45〕，对此，王充首先指出，圣人也是人，他们也有很多缺点。语言上“仓卒吐言”“不能皆是”。比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王充解释，此言人当由道义得，不当苛取也；当守节安贫，不当妄去也。”但显然这是一个病句：“贫贱何故当言‘得之’？”“当言‘去’，不当言‘得’。”〔46〕其次，王充指出，圣人也是学而后知，思而后得。孔子自己说“吾十有五而志乎学”即是明证〔47〕。最后，王充指出正确的学习方法，一是要实事求是，不唯师训。“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48〕二是要用心思考，用王充话说就是要“留精澄意”、“以心意议”、“开心意”〔49〕。总之，在王充看来，圣人也是人。人们只要潜心用学，也能成为圣人，“贤圣可学，为劳佚殊”。〔50〕
注释：
〔1〕《齐世篇》。
〔2〕《案书篇》。
〔3〕参见拙作《王充的史学理论》，《南都学坛》1994年第5期。
〔4〕《初禀篇》。
〔5〕〔17〕、〔18〕、《气寿篇》。
〔6〕〔7〕《治期篇》。
〔8〕〔24〕、《逢遇篇》。
〔9〕《偶会篇》。
〔10〕〔23〕《命禄篇》。
〔11〕〔24〕《自纪篇》。
〔12〕〔13〕〔14〕〔51〕《对作篇》。
〔15〕《物势篇》。
〔16〕《初禀》。
〔19〕〔29〕《命义篇》。
〔21〕详见拙文《王充的教育思想》《南都学坛》1995年第5期。
〔25〕《累害篇》。
〔26〕《状留篇》。
〔27〕《自然篇》“天道无为，故春不为生，而夏不为长，秋不归成，冬不为藏”。
〔28〕《寒温篇》：“春温夏暑，秋凉冬寒”“四时自然”。 又：“水旱之至，自有期节。”
〔29〕《感虚篇》：“日月行有常度”。
〔30〕〔31〕《谴告篇》。
〔32〕《明雩篇》。
〔33〕《论死篇》。
〔34〕〔49〕《薄葬篇》。
〔35〕《祭意篇》。
〔36〕《辩崇篇》。
〔37〕《祀义篇》。
〔38〕《祭意篇》。
〔39〕〔53〕《程材篇》。
〔40〕《量知篇》。
〔42〕《谢短篇》。
〔43 〕详见掘文《王充的理想人格观与其文论》， 《南都学坛》1995年第2期。
〔44〕〔46〕〔48〕《问孔篇》。
〔45〕《实知篇》。
〔47〕〔50〕《知实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