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契机论文,学者论文,角色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开始制度化发展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一直存在原创性理论缺乏的问题。在中国重新逐渐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人物的思想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关系现实面前显得捉襟见肘，中国学人缺乏本土性的理论武器来理解或解释这一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而此后十多年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大规模引进也没有缓解这一状况，因为西方理论的导入并没有相应刺激中国学者自身的理论创造，在西学引进高潮过后，理论研究在中国却重新呈现一种停滞的局面。 对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呼声体现了中国学者在面对这一现状时所表现出来的集体性努力。①不论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特殊理论，还是以追求普遍性为底色的一般理论，都要求中国学者提出原创性的、有世界影响的理论体系。②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的实践大国和有古老文化传统的知识大国，这种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本文着重探讨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未能产生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因，以及理论创新在现阶段为何成为可能。 一、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五个阶段 作为中华文明在政治上的集合体，中国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国。这种大国地位既体现在辽阔的地理版图上，也体现在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其与整个国际体系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数次重大的变迁，其中有些阶段体现为一种相当不正常的关系，这种不正常的关系直接制约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创造。 (一)中国的自成体系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在欧洲的建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主权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最重要行为体；主权国家处于一个霍布斯式的“自然丛林”状态中，有着高死亡率；因此国家必须不断发展自己和通过联盟组合，在险恶的国际体系环境中求得生存。③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大都建立在这一实践经验之上。而在遥远的东方，中国时至明末清初，呈现的是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帝国体系，而且这一帝国体系已经有效运转了近两千年。 这一被称为中华帝国的庞大体系主要依靠怀柔四方的基本原则来运行，必要的时候，也依靠来自华夏中心的强大军事实力来加以维持。该体系具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不平等性。朝贡制度是中国内部等级秩序的向外延伸，宗主国和朝贡国在身份和政治地位上是不平等的；第二，互利性。通过独具东方特色的朝贡贸易，朝贡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中国在获得宗主地位的同时获得了安定的周边环境，因此朝贡制度的现实依据是利益互换；第三，和平主义。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武力扩张权力不同，中华帝国体系的主要目的在于和平自守，维护农业文明的稳定；第四，封闭自守性。明清朝时期，朝贡制度逐渐成为中外交往的唯一模式，其“防”和“禁”的特征特别明显，极大地阻碍了中外交往。④ 可以说，当时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呈现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参见表1)，它们平行运转在1840年之前的近300年里，虽然有些零星的贸易、人员和文化往来，但总体上相互隔绝，自成体系，缺乏基本的互动。⑤之所以如此，首要原因在于遥远的空间距离所造成的巨大阻隔，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还没有能力促成这两个体系进行频繁有效的互动；其次，政治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为一个封建落后的政权，它封闭了中西方交流的通道；另外，自宋代以后，中华体系的封闭自守性日益加重，清政府出于对自身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不安全感，采取了颇为自负的闭关锁国政策，这进一步加剧了两大体系的隔绝。
由于自认为中央之国，天朝上国的思想便成为中国在这一时期对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思考，而支撑天下体系的是儒家意识形态。⑥儒家思想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的关心范围之内”。⑦这种格局的打破，一方面，源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力量能够穿破重重的地理阻隔；另一方面，在于东西方两大体系的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逆转，从而导致西方体系对东方体系的压倒性胜利，迫使东方体系的核心国中国以一种屈辱的方式臣服于西方定义的国际体系。鸦片战争后，东亚朝贡体系逐渐崩溃，中国也被迫逐渐建立起西方的近代外交制度。⑧中国的政治家们在经过从轩轾中外到对等外交关系的漫长心理调整后，终于认识到“中国既不能孤立于近代西方国家之外，也不能将西方国家纳入基于‘中央王国’的统一道德统治的朝贡体制”。⑨这一痛苦的认知转变开启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第二个阶段。 (二)国际体系中的配角 以鸦片战争的中国战败为起点，中国被迫卷入国际体系，并开始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配角。19世纪中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携“工业革命”之威，依靠船坚炮利，摧毁了中国的天下体系，并以贸易自由破坏了朝贡体系。从此，中国开始被迫臣服于西方主导的主权国家体系。而东方体系的崩溃，也标志着西方体系成功地实现了全球化。两大体系正式并轨，一个统一的国际体系正式形成。中国逐渐放弃了天下世界观念，转而接受西方的国际体系，希冀以不懈努力在其中获取一席之地，建立现代强国。 东西体系激烈碰撞后，现代中国最为本质的特征在于它已经融入全球体系中，外部特别是西方的技术、制度和观念被“内化”(internalization)，国内和国际事务再也难以截然分割。⑩由于中国是以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失败者身份加入西方体系的，因此，中国学人一直在思考的是如何学习借鉴西方，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寻求平衡点以再造国家。到民国时期，从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研究来看，“这个时期的学人已经开始从西方知识中寻找启发并将其引入中国，结合中国传统和现实进行阐释和改造，初步形成了一个基于中国问题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11) 抗日战争及其最终胜利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成为至少是名义上的世界强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国际体系呈现一种霸权交替的局面，新霸权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来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附属地位没有改变：“罗斯福把中国列入四强之内，部分是出于礼貌，部分是在其全球布局中也需要有一个亚洲伙伴。然而，中国比英国更没有实力执行罗斯福分派给它的任务。大战结束时，中国是个身陷内战剧痛煎熬的低度开发国家。”(12)当时学界的主要关切仍然是如何完成国家内部整合，以及完成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政治决断。与国内事务相比，国际事务尚在其次，更遑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与发展了。 (三)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相隔绝 在国民党治下，“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13)中国一个世纪的屈辱历史、持久的革命经历加之毛泽东鲜明的个人特征，使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以富有造反精神著称。中国以激进的方式试图改造既有的国际体系规则，重塑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坚定奉行“一边倒”政策，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对中国实行了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和军事上的包围。因此，中国实际上彻底决裂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美国的较量在朝鲜战场以热战的形式达到顶峰。到1957年，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总体判断下，毛泽东呼吁要做好打核战争的准备。(14)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其标志就是中苏论战和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15)至此，中国同时与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的两大领导者交恶。尽管从70年代初开始，中国逐渐和美国、日本等国家改善了关系，但中国与整个国际体系的隔绝状态几乎没有改变。 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对整个国际体系的观察与判断被置于意识形态和内部政治斗争的框架之中。在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的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基本丧失：“不仅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发言权逐渐丧失，代之以对自身的不断反省、改造，而且在纯学术领域中自由讨论的环境也遭到破坏。”(16)学者难以进行客观独立的观察，更不用说提出系统的、原创的国际关系理论。 这一时期，中国有自己的“核心问题”(如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等)，也存在自己的国际关系实践，但是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氛围中，中国只能以“一边倒”“三个世界划分”“两个拳头打人”“一大片、一条线”等一系列外交政策表述来理解国际关系。 (四)中国再次融入国际体系，重新成为国际体系的配角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一段漫长的曲折历程，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国际竞争中的落后地位。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征程。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资金和现代经济制度，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必须借助国际体系的力量。在访问日本、新加坡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之后，邓小平下定决心改变中国的造反者形象，重新将中国融入既有的国际体系。 中国再次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过程，艰难而曲折。美国继续坚持对台售武、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世界的集体制裁、1993年“银河号事件”、南联盟炸馆事件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曲折进程等，这些事件总是在不经意之中勾起中国挥之不去的“受害者”情结。在邓小平创造性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以“外交为经济服务”为总方针，获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并且在外交领域中有所作为。比如，与中俄完成边界谈判，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并使其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国际平台，发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发起成立东亚“10+3”合作机制。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重要标志，中国可以说阶段性地完成了融入既有国际体系的步伐。(17)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伴随着改革开放开始了系统性的发展和建设。(18)出于对长期思想专制的反动、“文化沙漠”之后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新闻综述式”研究的不满，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大量译介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经典理论。(19)大规模的学术引进工作可谓是大开风气，促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的发展，也为中国和国际学界搭建了交流沟通的平台，因此可以说这一阶段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重要的积累时期。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理论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几乎很少有学者用这些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20)正如有学者所说：“国内这20年国际关系研究，在研究的问题上主要以模仿为主，而在模仿性的研究中，又主要以美国为主。”(21)由此，数百年来一直困扰中国学人的争论再次出现，即如何处理全球化/西方化与本土化/中国化之间的张力与矛盾，以及如何在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22)面对这种困扰，一些中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呼吁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中国在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时，面对西方的利益冲击、话语冲击、制度冲击和文明冲击，中国学者及政策制定者所必然产生的主体自觉和文化自觉。在这一阶段，西方理论的全面导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学者的理论创造问题。 (五)国际体系的主角 因坚定融入而享受了既有体系繁荣与和平的巨大红利之后，中国开始崛起为国际体系的主角。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参加的二十国集团(G20)随后从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首脑峰会，并被确定为国际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再加上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开始逐渐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角。 伴随中国崛起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崛起对于地区和全球秩序的意义。以欧洲历史为主要经验的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崛起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在成长过程中将伴随着战争。即便是对中国抱有乐观态度的学者也认为中国要想和平崛起，必须皈依西方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23)对此，中国学界做出知识上的回应，“和平崛起”“和谐世界”“新型大国关系”等具有中国原创色彩的概念表述便是对这种角色变化的一种思想回应。但这种回应目前仍然停留在概念表述阶段，还没有完全上升为成体系的理论建构。 总之，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及中国自身状态的改变，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多轮变换，这种变换直接决定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对国际关系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成长为既有国际体系的主要角色，这预示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新阶段的到来。 二、成为主角的中国与世界 虽然中国目前还不是国际舞台上的一号角色，但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主要角色。正如中国外长王毅于2014年9月2日在外交学院的演讲中所说：“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24)这种主要角色不仅体现在经济一个维度，而且体现在政治、文化、地缘等多个维度。一个全新的国际主要角色的隆重出场对既有国际舞台的冲击和影响必将是全方位的。(25) 首先，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领先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越来越多，并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差距越来越小。世界银行甚至预测，根据购买力评价，中国将在2014年底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6)在其他一些细分的经济指标上，中国已经在多个方面成为世界重要国家，比如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不仅如此，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具有强大的问题解决能力，美国的金融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而在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上的国际会议中，中国的作用也备受瞩目。 中国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1)在国际生产链条中，中国处于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中国从资源国进口大量的矿产资源及其他原材料，又向欧美发达国家出口大量制成品，中国制造行销全球。中国现在是世界上128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在金融和投资环节，虽然中国资本账户还未完全开放，但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中国具有强大的对外投资能力。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资本对世界的影响能力在显著增强；(3)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陷入低谷。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克时艰，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50％。总之，经济是中国过去30多年来最为成功的领域，也是最能体现中国作为世界主要角色的领域。 其次，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大国。中国不仅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二十国集团的重要成员国。中国具有日益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政治影响力体现在四个方面： (1)中国具有独立的进行国际制度建设的能力。创建和设计国际制度的能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融入既有的国际制度体系。(27)不仅如此，中国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成为国际制度的创立者。从区域国际制度来看，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进行国际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就，是打上鲜明中国烙印的国际机制，反映了中国的价值偏好，并且以“上海精神”来引领组织的工作。同时，中国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多个重要自贸区(FTA)谈判的倡议者。2014年，中国第二次举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并计划力倡“亚太自贸区”(AFTA)的概念。同年，中国还举办了亚信峰会，在这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全面阐述了“亚洲新安全观”，进一步扩大了该组织的影响力。中国也是金砖机制的主要发起者之一，金砖组织凝聚和增强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 (2)中国已经具有相当强的国际政治动员能力。在国际政治中，政治动员是指一国号召和说服其他国家追随自己并支持自己实现特定目标的行为。成功的国际政治动员不仅可以帮助动员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更能够将自己的主张、观念变成国际规范，使自己成为国际社会的领袖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美和德国分别是政治动员成功和失败的典型。 受“韬光养晦”战略思想的影响，在进入21世纪之前，除了在至关重要的台湾问题上，中国很少在国际社会上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1992年，中国在争取2000年奥运会的国际政治动员中遭遇了重大挫折。进入21世纪，中国先后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的政治动员中获得了成功。不仅如此，2008年中国邀请了包括美国总统布什、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内的80多名政治首脑出席奥运会开幕式。这是对中国国际政治动员能力的一次重大检验。2014年，中国开始在国际上进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动员。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后，外交部长王毅与德国、俄罗斯、韩国、美国等多国外长通电话，并得到不同程度的积极回应。此外，中国驻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大使纷纷在当地主要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日本的“右倾化”。(28)中国在反击日本的国际政治动员中，给日本以巨大的外交压力。 (3)中国在国际政治的议题讨论中具有强大的问题解决能力，而同时一旦中国不参与或者进行否决，一些国际事务将很难处理。这突出表现在朝核问题、苏丹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上，而现今中国的政治触角已经深入叙利亚问题、伊朗问题。2012年4月，苏丹问题进入白热化，南苏丹总统基尔在“重要关头”访问中国寻求帮助。作为与南北苏丹保持同等友好的国家，中国在劝和促谈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外交作用，通过项目援助、居中调停最终促使南北苏丹在争议问题上的和解。(29)中国学者王逸舟将其称为“创造性介入”的重要案例。(30)如果说中国在苏丹和朝核等问题上发挥了解决问题的重要建设性作用，那么在气候减排问题上，面对西方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所设定的不平等减排原则，中国以其强大的能力行使了否决权。由于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欧美国家无视这些事实，要求世界所有国家在减排问题上承担同等责任，这一貌似平等的原则实际上很不平等。对此，中国在减排问题上坚决贯彻“同等但有区别的”减排原则，多次阻止了西方国家将减排义务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企图。 (4)中国开始具备进行国际政治惩罚的能力。所谓国际政治惩罚能力就是可以利用经济、军事、宣传等施压方式达到本国的政治目的。2012年中国与菲律宾在黄岩岛发生冲突，中国对菲律宾进行了经济制裁，包括取消到菲律宾的旅游团，对菲律宾进口的香蕉进行限制等。中国是菲律宾的第三大游客来源地，香蕉是菲律宾第二大出口农产品，中国的进口量占其出口总量的一半，这些措施给菲律宾施加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中国的惩罚措施效果明显，菲律宾总统比尼格诺·阿基诺(Benigno Aquino)在公开谴责中国的同时，与中国在当年6月达成协议，菲律宾从黄岩岛附近争议海域撤退，以缓解两国紧张关系并维持对其至关重要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31) 中国对美国和其他侵犯中国权益的大国也越来越具有进行政治惩罚的意愿和能力。2010年，为反对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中国除了宣布对参与售台武器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之外，还暂停两军计划内有关互访安排，推迟双方拟于近期举行的中美副部长级战略安全、军控与防扩散等磋商。(32)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次表示要制裁美国相关企业。2012年，英国首相卡梅伦接见了达赖，中国长期拒绝其访华以进行政治惩罚。2013年底，卡梅伦访华成行后，表示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且不支持西藏独立。(33) 再次，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大国之一。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部分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对周边乃至全球的吸引力正越来越大，这构成中国重要的软实力。与西方“为上帝消灭异教徒”“推广自由民主制度”不同，中国有着自己的责任伦理。中国领导人相信示范和吸引是实现全球治理的最好方式，中国文化地位的复兴将冲击现代化开始以来西方文化建立起来的普世正当性，从而重新缔造中国的文化大国地位。 最后，中国的地缘特征决定了崛起之后的中国一定是亚欧大陆的重要战略旗手。“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34)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但同时也是集中了地缘政治矛盾最多的地区。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其中俄罗斯、日本、印度等是世界主要大国和强国，而一些中等强国也位于中国的周边，比如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世界多数热点问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介入。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地位。 总之，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地缘上来看，中国都是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国际关系的主题第一次由中国来参与界定，这给中国学者的理论创造提供了难得的契机。(35) 三、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给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带来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问题”，即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崛起，以及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如何适应和接纳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简言之，崛起的中国如何与国际体系进行互动。(36)而这一“核心问题”又带来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具有中国独特实践经验的“问题组”。“核心问题”与“问题组”的出现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37)中国学者如果能抓住这一契机，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未来10—20年的时间里，为整个人类的国际关系研究贡献成体系的原创性知识。 中国的国际地位变化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提供了具有根本性的外在契机，这首先体现在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方面。中国的行为和选择第一次能够框定整个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和未来走向。中国自身的行为特征和战略目标，本身已经成为世界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课题。(38)对此，郑永年从实践和理论进步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对于世界的重要意义：“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已不能忽视中国因素，都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作为对外政策基础的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状况。了解中国的需求使得西方各国对中国研究进行大量的资助。从学术进步上来说，中国的转型已经为海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实验室。”(39)国际学者对中国问题的重视，将使中国和世界一流的理论头脑围绕中国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发生碰撞和交流，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可以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展现自己的影响力。 此外，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已经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理论创造多离不开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实践。比如，拉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边缘位置决定了其“依附理论”，但不会产生“霸权稳定论”或“权力转移理论”。英国主宰世界之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在反击重商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由贸易理论”，而处于落后地位的德国则诞生了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幼稚工业保护论”。(40) 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同样体现了这一特点。尽管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大多产生于美国，但事实上，美国学者对国际关系所具有的原创性贡献更多体现在自由主义理论，而该理论则具有美国行为特征的鲜明烙印。作为一个最为强调制度设计的国家，美国为国际关系实践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一个庞大的国际制度体系，这直接导致美国在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上的原创性贡献最多。美国借两次世界大战的有利契机，取代英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号主角，并体现出与英国和欧洲世界截然不同的行为风格，即在国际体系中建立一系列规则和原则，借助国际制度的力量来统治世界，弱化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丛林”气息。美国在全世界推动民主化，并且成为非殖民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尽管美国也从英国继承了诸多思想原则，比如通过自由贸易来实现美国的经济利益，以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原则与苏联进行旷日持久的冷战，但是美国与英国相比所体现出来的新特点，成为美国学者创建民主和平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的重要基础。而在国际关系学中蔚为大观，并一度具有压倒性地位的现实主义传统，事实上主要基于欧洲的经验和欧洲的思想，并非美国学者的原创。 美苏强势崛起后，逐渐沦为国际权力边缘位置的英国开始围绕“国际社会”等概念展开理论建构，形成“英国学派”。(41)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在痛定思痛的基础上也开始了全新的实践，欧洲一体化所具有的全新意义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另外一种新契机。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治理理论这一系列打上欧洲烙印的学说被不断创造出来，它表明欧洲以另外一种方式充当了世界的主角。 中国学者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也离不开中国崛起后的实践经验。其根本在于回答中国作为如何与世界互动这一核心问题，以及在这一核心问题之下的几个“问题组”：中国以什么方式处理与其他世界主角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中国与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而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与世界头号国家美国的关系；中国如何处理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围绕由“核心问题”分解而来的三大“问题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望产生一批有影响的理论。 1.中国与大国的关系 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大国关系，国际体系的运行状况和运行规律也基本都是由大国决定。当前，美国、中国、欧盟和俄罗斯是四个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国际行为体，也即国际舞台上的四大主角，它们之间如何互动直接决定了国际体系发展的基本方向，而其中又以中美关系为决定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42)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美国、苏联及欧洲大国确定的国际游戏规则下行事，如今随着国际权力格局的转移，中国本身就是国际体系运行规则的界定者。中国学者进行理论创造的首要重点就是，作为新上场的国际主要角色，中国如何以自己的行为方式来界定未来大国关系，也即决定整个国际秩序。 无论是早前的“和平崛起”还是现在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些新概念体现了中国政治精英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理论思考。事实上，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已经体现出与传统大国截然不同的特征，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在苏联关系破裂后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中国一直以一种厌恶的姿态对待盟友这一老套概念，而是更愿意使用“伙伴关系”这一新概念，其表明中国有强大的意愿缔造一个新的大国关系世界，这个世界的大国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不是非敌即友、不是冲突敌对。中国一直表现出缓解大国权力竞争的诸多努力，避免经典现实主义的“修昔底德”陷阱，以走出一条大国关系的新路。 不仅如此，以深厚文化传统为积淀的中国外交还愿意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致力于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发展道路的多元化，鼓励不同文明彼此包容互鉴。(43)中国表现出不以意识形态、文明差异和发展道路作为外交敌友划线的标准，从而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拉开了距离。这些实践上的新特点都给中国学者的理论创造提供了现实资源。 2.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 处理与中小邻国的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种独特性也成为中国进行理论创造的重要机会。 大国如何对待小国，也能体现出大国对外行为的基本特征，并界定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毕竟世界上为数众多的都是中小国家。20世纪的美国与19世纪的英国相比，前者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美国对中小国家没有领土诉求，美国虽然是世界霸主，但美国却并不以扩张领土作为国家首要战略目标；后者则一直积极致力于领土兼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正因为美国霸权性质的不同，小国得以在国际体系中生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非殖民运动的冲击下，主权独立国家的数量不断上升，战争的频率也逐渐下降。这直接推动了国际关系摆脱“丛林”世界，逐步走向文明化。 中国的独特性也决定了它会采取一些新思路来处理与小国的关系。中国目前既不会依据提供安全保护、安全结盟、区域霸权等现实主义路径来处理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也不会依据“民主和平”、建立超国家一体化机制等自由主义的路径来处理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同时中国周边国家文化、认同的多样性也决定了中国难以采用建构主义的路径。 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处理与周边中小国关系时，强调建立“命运共同体”，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努力将道义与利益结合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国传统周边理念在新时代的回归。与此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确实存在一些短期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44)因此，一个紧迫命题就是中国如何运用自己日益增强的国家实力来处理这些矛盾。总之，无论是通过政治力量、经济力量还是文化力量，来构建一个稳定的周边秩序，也即中国如何真正实践“睦邻、安邻、富邻”的目标，决定了中国学者如何在这第二个学术生长点进行理论创造。 3.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 中国重新成为国际主角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带来了大量单个民族国家所难以独立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中国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以及中国如何影响全球治理体系，将构成中国学者进行理论思考的又一个重要领域。 大国地位不仅仅意味着国际权力，也意味着国际责任。美国学者提出的霸权稳定论，不仅仅在于论证美国的权力地位，事实上也包含有美国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这一经常被中国学者所忽略的内容。在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国际领导者或者说国际主角越来越需要承担国际治理的职责。中国能否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以及究竟能为国际社会贡献什么，这是国际关系文明化以来，中国成为国际主角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 近年来，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地承担与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并将自己定位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可能性贡献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物质方面，二是制度方面，三是思想和价值方面。在物质方面，中国能否通过自身的发展和对外援助为世界贡献更多的物质财富，以终结世界的贫穷，并且通过自身和国际社会的努力，在保护环境、消除疾病等全球性问题上做出重大贡献；在制度方面，中国能否为世界贡献更有效率、更为公平的国际制度设计，以维护世界和平和经济金融的稳定；在思想和价值方面，中国能否批判继承并超越西方提供的“民主”“人权”“主权”等价值观，为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生活提供新的更有思想深度的原则和规范，进一步推动世界的文明化和去“丛林”化。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给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带来冲击的还在于，中国如何看待既有的国际制度体系，以及如何缔造新的国际制度体系。渐进式路径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大法宝，这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共识。(45) 总之，中国学者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取决于作为国际主角的中国如何与国际体系进行互动，但另一方面，中国学者的学术努力又可能影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方式。中国能否超越以往的国际主角，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国际新主角，这直接决定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创造，也决定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 四、理论创造的机制建设 拥有核心问题是理论创造的前提，但有了问题不一定能够产生原创性理论。与拉美国家一样，中国也曾处于世界体系的依附地位，但并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依附理论。苏联作为超级大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举足轻重，也没有产生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成体系的理论创造还依赖于有一套好的鼓励创新、兼容并包的学术制度。 目前，中国内部的国际关系知识界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嬗变，这为即将到来的知识创新做好了重要的准备。首先，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学界对西方已有的知识积累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整理、传播和消化，包括对既有理论、西方国际关系实践经验及研究方法的介绍。(46)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历史、理论和方法三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所存在的巨大的知识鸿沟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弥合。(47) 其次，学术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完善。好的学术制度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基石，是产生原创理论的宏观背景。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际关系教育体系，尽管这一体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它在整体上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此外，学术期刊是知识创造的重要载体，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规范的国际关系专业期刊体系，它们基本采取了国际通行的同行评议制度，并且初步形成了差异化竞争的格局。 可以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内部正孕育着进行大规模理论创造的希望，如果在此基础上能对一些与知识创新不适应的学术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一个理论爆炸的新时代将逐渐浮出地平线。 1.处理好学术性研究和政策性研究的关系 在国际关系学界，好的学术研究离不开对现实政策的紧密关注，而好的政策研究同样也离不开扎实的学术积累，两者可谓唇齿相依、相辅相成。但是，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分野，前者致力于探究国际关系世界的客观规律和特征，其目的主要是贡献理论知识；后者致力于提供政策建言，其目的主要是服务于国家利益。两者的根本区别决定了它们之间要保持一种守望的距离，不能混为一谈。(48)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入世报国为己任，将学问与经世济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对学问的态度赋予中国学者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的精神气质，但是也使得纯粹的理论创新难以实现。具体到国际关系领域，与政策过于紧密的联系给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大量的政策性研究虽然可能有利于指导国家政策的实践，但理论创造却要求学者进行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二是学者紧跟国家政策走容易滋生一种短期效应，缺乏对具有持久影响力的问题进行深度耕耘。在很多时候，中国学者保持“介入的旁观者”(49)的立场将更有利于进行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中国还需要形成一种大学、智库和政府三者各司其职但又良性互动的机制。(50) 2.处理好国际关系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包括中国政治)之间的关系 国际关系学一直在强调自己的独立性，以凸显和增强自身的学科地位。这对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国际关系学科在面临创新乏力的时候，应该反思自身独立的限度。在大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背景下，国际关系学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环境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等联系紧密。在政治学主学科内，国际关系作为分支学科与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公共政策更是密不可分。好的国际关系研究一定要以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为基础。(51)西方很多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都来自国内政治研究的相关成果。有学者指出，国际关系领域过去十几年的理论发展，关键就在于国际关系学打破了国家这一黑箱，引入了比较政治学。(52) 国际关系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成为相对发达的领域，但如果得不到国内政治研究的强力支撑，就会使得很多涉及国内政治的理论性探讨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和知识基础。(53)中国应该在学术制度上，尽快规范政治学作为主学科，以及其与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尽快壮大比较政治的研究力量，促进政治学各分支学科的齐头并进、相互促进。(54) 3.处理好理论和思想的关系，也即科学和人文的关系 理论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需要翔实而富有逻辑的论证，而思想属于人文的范畴，强调富有想象力的看法和态度，但两者犹如鱼和水的关系。科学理论创新离不开深厚思想资源的支撑，否则学术研究将落入机械的模型演练和格式推导，这样的成果只能沦为“流水线”上的标准工艺品。(55)华尔兹认为，理论创新既不是源于归纳，也不是来自演绎，而来自于一闪念的创造，这个一闪念就来自于思想积累。(56)至于温特的建构主义就更离不开从欧陆哲学中受到启发。中国学者要进行理论创新，一方面要有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训练，另一方面也要具备丰富的人文思想学养。(57) 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又要处理好中国思想资源和西方思想资源这两大不同的文明谱系之间的关系。首先，中国国际关系学教育要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价值。过去一百多年里，西学东渐构成了人类知识流动的主要线索。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在遭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不断凋零。中国国际关系大学课堂上需要重新挖掘中国千年历史实践经验和累积的思想资源。(58)回到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不是要彻底摒弃西方的知识体系，而是要使中学与西学形成良性互动，想象和尝试在西学话语之外的另一种可能的世界。其次，目前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根植于西方的历史和思想传统，要想深入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就需要真正进入西方的思想传统和历史实践。这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更是为了理解西方精神的内在机理，发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不足，并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寻求突破。 4.处理好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和职业型研究生培养之间的关系 大规模理论的创造来源于知识点滴的薪火相传，而这种知识的积累离不开一个强大高效的人才培养体系。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强大的创造力离不开美国高校特别是精英高校强大的人才培养和聚集能力。中国国际关系教学在过去30年形成了涵盖本科、硕士和博士人才的培养体系。但是，中国的大学制度特别是研究生培养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一个知识型大国的需要。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是学术创新的主力军，没有一个强大而精英化的博士生培养体系，中国难以成为理论创新大国。中国大学研究生培养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硕士阶段区别学术型研究生和职业型研究生，给予学术型研究生更多的资源投入，使他们能够安心于学术创造。 总之，如果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能在上述几个方面继续进行内部机制建设，它将和外在契机一起，共同促进一些国际关系知识大创新时代的到来。 王逸舟教授、张小明教授、薛力研究员、林民旺副教授、张哲馨博士、左希迎博士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释： ①在学者笔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中国化)”“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探索”“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中国视角”“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等诸多名称的出现，便是这种集体性焦虑的集中体现，其中尤以引发了广泛讨论的“中国学派”最为引人关注。参见李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进步”与“问题缺失”：兼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9期，第23—30页；Nele Noesselt,“Is There a‘Chinese School’of IR?’GIGA Research Programme:Power,Norms and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IGA Working Paper,No.188,March 2012。当然也有学者反对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观点，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中国特色”与政治术语联系太强，不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第二，学者在从事理论发展的时候要摆脱对“我们中国”的情绪化表述；第三，中国学者应该寻求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参见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第1页；Gerald Chan,Chinese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9。 ②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分析参见王俊生：《国际关系理论的普世性与国别性：一个知识性的梳理》，《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106—113页；林民旺：《寻求普遍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项不可能的使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5期，第125—137页。 ③L.H.M.Ling,“Worlds beyond Westphalia:Daoist Dialectics and the‘China Threat’”,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9,Issue 3,July 2013,pp.549-568. ④对朝贡制度特征的总结概括可以参见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322页。中外研究朝贡体系的成果可以参见[美]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虞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相反的观点参见[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以白银流动为核心，论证了东西方大规模交流的存在。 ⑥对天下体系的阐述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⑦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第2页。 ⑧对这一痛苦的调适历程，参见李扬帆：《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⑨[美]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房德邻、郑师渠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绪言。 ⑩[美]柯伟林：《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7页。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柯伟林(W.C.Kirby)等人不同，也有学者认为从外部(国际视野)来寻求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无异于缘木求鱼，是自负的“西方中心主义”，中国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动力在于内部，持这一观点的代表学者是孔飞力(Philip A.Kuhn)，参见[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11)毛维准、庞中英：《民国学人的大国追求：知识建构和外交实践：基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文献的分析(1912—1949)》，《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1期，第42页。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中国学人特别注重增强自己的国际影响，通过国际学术期刊和报纸杂志上发表论著来为国家争取国际支持，而一大批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学者则使之成为可能。王景春、胡适、顾维钧等人在超过35份国际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其中不乏《美国政治科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社会学》(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等权威期刊。 (12)[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96页。 (13)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第8页。 (14)毛泽东曾言：“他(某外国政治家)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灭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有多。”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5—636页。 (15)对中苏大论战的介绍和分析可以参见蒲国良：《中苏大论战的起源》，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对中苏同盟建立、分歧和破裂参见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沈志华：《冷战的再转型：中苏同盟的内在分歧及其结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 (16)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17)Alastair I.Johnston,Social State: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Alastair I.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Spring 2003,pp.5-56. (18)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1期，第1—9页。 (19)对中国翻译西方国际关系经典的介绍可以参考Qin Yaqing,“Why Is There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7,2007,pp.313-340。 (20)Qin Yaqing,“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6,2009,pp.185-201. (21)苏长和：《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第28页。 (22)Gustaaf Geeraets and Men Jing,“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 Global Society,Vol.15,Issue3,2001,pp.251-276. (23)对中国和平崛起持悲观态度的文章有Douglas Lemke and William Reed,“Regime Types and Status Quo Evaluations: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22,No.1,1996,pp.143164; 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Vol.75,No.1,2000,pp.45-62; 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Thompson,“Power Transition,Challenge and the(re)emerge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29,No.4,2003,pp.315-342; John J.Mearsheimer,“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Vol.30,No.690,April 2006,pp.160-162; John J.Mearsheimer,“The Gathering Storm: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4,2010,pp.381-396。 (24)《王毅部长在外交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87515.shtml。 (25)直至1999年，还有学者发文从经济、军事和政治三个方面论证中国称不上大国，而是个中等国家。参见Gerald Segal,“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Vol.78,No.5,September/October 1999,pp.24-36。此后这种质疑声逐渐消失。 (26)《世行：中国今年或将成全球最大经济体》，FT中文网，2014年4月30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024。 (27)[加]江忆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第61页。 (28)《“中日舆论战”彰显中国外交新思维》，参见网址：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1-22/5765824.shtml。 (29)《中国力阻南北苏丹兵戎相见》，新华网，2012年4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4/26/c_123037954.htm。 (30)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1)Suisheng Zhao,“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Revisited:The Strident Tur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2.No.82,2013,pp.535—553. (32)《海军少将杨毅：需要制裁波音等美国其他公司》，参见网址：http：//www.taihainet.com/news/military/thdx/2010-01-31/498280.html。 (33)参见网址：http：//www.zaobao.com/media/photo/story20131203-283837。 (34)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饮冰室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页。 (35)[美]金骏远(Avery Goldstein)认为，冷战后国际安全辩论有两大主题，一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流氓国家及国际恐怖主义的结合；二是中国崛起可能对国际社会带来的震荡。参见Avery Goldstein,“First Things First:The Pressing Danger of Crisis Instability in US-Chin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4,Spring 2013,pp.49—89。 (36)中国学者秦亚青最早提出了“中国核心问题”说，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 (37)有意义的问题对政治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参见David D.Laitin,“The Political Science Discipline,”in Edward D.Mansfield and Richard Sisson ed.,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Democracy,Autonomy,and Conflict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Ohio: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2004。在该文中，戴维·赖汀(David D.Laitin)批判到方法论的争论时已经取代了对真问题的探讨，导致学者们各执一词，自说自话。 (38)除了江忆恩、柯庆生和许田波通过中国案例发展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外，一些重量级的理论家如约瑟夫·奈、彼得·卡赞斯坦、约翰·米尔斯海默、约翰·艾肯伯里、海伦·米尔纳、斯蒂芬·沃尔特等这些年都纷纷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 (39)郑永年：《译丛第三辑序》，载[英]罗伯特·艾什、[美]沈大伟和[日]高木诚一郎主编：《中国观察：欧洲、日本与美国的视角》，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40)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没有保护主义，德国没有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而是说自由贸易论和贸易保护论分别在英国和德国占据主导，并最符合各自的利益，最具代表性。 (41)对于英国学派，参见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2)郑永年：《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未来》，《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第36—48页。 (43)王毅：《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第3页。 (44)周方银：《周边环境走向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第29—35页。 (45)姚洋：《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119页。 (46)对中国译介西方国际关系经典著作的梳理和总结可以参见：Qin Yaqing,“Why Is There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7,2007,pp.313-340。 (47)最近几年，中国学者与西方著名学者的合作研究日益增多，双方就同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甚至辩论也日渐增多，这表明，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平等交流能力日益加强。 (48)2009 年6月27—28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召开了一次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理论与政策的研讨会，讨论中与会者就此进行了研讨，并以“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学术性和政策性”为主题，刊登在《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上。参见王缉思：《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1页；王栋：《双重超越的困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刍议》，《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12—28页；朱锋：《学术性的政策研究：路径与方法》，《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29—39页；苏长和：《从“政学相轻”到“政学相重”：国际关系中的理论与政策之弥合》，《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40—46页；于铁军：《有助于对外政策制定的几种知识类型》，《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47—57页；达巍：《确认国际问题政策研究的学术性》，《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58—67页；余万里：《学者参与决策过程的五种角色》，《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68—73页；张志洲：《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进路》，《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74—79页；宋伟：《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战略与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80—92页；熊炜：《“找回外交”：理论、制度与实践》，《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93—104页。 (49)所谓“介入的旁观者”是借用雷蒙·阿隆的观点。阿隆认为纯粹的旁观者和行动者都有其局限性，所以他“决定当一个‘介入的旁观者’，当一个现在进行时历史的旁观者，尽可能客观地对待现代历史的旁观者，但也不完全脱离历史，而是介入历史。我愿意把行动者与旁观者的双重立场结合在一起。”参见[法]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杨祖功、海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253页。 (50)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于2000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曾准确阐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从外交工作来讲，第一线是外交；研究机构是第二线；学术机构、大学是第三线。……外交部得整天应付眼前的事，对今天发生的事要信息灵通，正确判断，做出应对。当然对发展趋势等也需要研究，但是研究机构就有可能进行一定的中长期战略研究。而作为大学来讲，就要从历史、全局的角度研究更多的问题，更长远的问题，更学术性的问题。”参见钱其琛：《经济全球化及其他》(2000年1月5日)，载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2—373页。 (51)在西方主要大学的政治学系，从事比较政治学方向研究的学者要多于国际关系方向的学者。 (52)Edward D.Mansfield and Richard Sisson ed.,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Democracy,Autonomy,and Conflict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p.51；李巍：《层次回落与比较政治学的回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7 期，第52—56页。 (53)比如，关于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的研究在西方一直属于国际关系的前沿，但受制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孱弱，中国在该领域的建树较少，田野的研究是一个难得的例外，参见田野：《国家的选择：国际制度、国内政治与国家自主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54)2013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正式成立比较政治学系其实就是基于这种思路，大量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人员队伍的形成，可能是诞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必要条件。参见王缉思：《关于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浅见》，《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第4—9页。 (55)以刊登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而著名的学术期刊《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近年来就因此而影响力不断下滑，相关批评参见Benjamin J.Cohen,“Are IPE Journals Becoming Boring?”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4,2010,pp.887-891。 (56)[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如果没有在《人、国家与战争》中对卢梭等思想家“结构”思想的挖掘，华尔兹也不会写就《国际政治理论》。 (57)中国学者秦亚青一直试图沟通科学和人文的关系。参见秦亚青、陆昕：《秦亚青：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探索的行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6期，第61—66页；王凡：《愿为中国学派和大师的诞生奠基：记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人物》2010年第5期，第39—44页。 (58)这种努力参见阎学通、徐进等：《王霸天下及启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时殷弘：《帝国的病变、中兴和衰毁：〈汉书〉政治/战略解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142—155页；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6期，第4—33页。
标签：国际关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