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赶超意识与新中国建国后的“左”倾错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盲目论文,意识论文,错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①]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1957年起的20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②]“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政治上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上是急于求成。政治上的需要导致了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经济建设速度上的分歧又被误认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和表现，反过来加剧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程度。产生这种“左”倾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盲目赶超意识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盲目赶超意识是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进程而产生和发展的。从建国后的发展看，1955年以前，党中央和毛泽东还比较谨慎，对中国社会发展总是采取稳步前进策略，尽管一再提出要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战略目标，但在时间上要求还不是很急。随着“一五”计划的逐步实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深入，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了改变中国经济落后面貌，摆脱贫困，急于求成的思想越来越严重，形成一种盲目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思想意识。1955年3月，毛泽东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和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③]从此开始，这种意识日渐浓厚。应该指出，“赶超意识”对于鼓励落后国家的人民艰苦奋斗、加速进行经济建设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关键问题是：赶超世界先进国家，要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这个问题在建国初期并没有解决好。
盲目赶超意识是与合作化问题上的急于求成同步发展的。1955年春天，中共中央就浙江整社问题出现了意见分歧。6月下旬，毛泽东和邓子慎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上发生了争论。这一争论“实质上是两种指导思想之争”[④]。最后，毛泽东的观点在党内占了上风，而邓子慎的观点则在党内一再受到批判，被说成是“右倾保守思想”、“小脚女人”、“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者”等等。1955年下半年，全国农村出现了合作化高潮，毛泽东和党中央预计，只需要1956年1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3年到4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似乎证明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更加激发了他要全国各行各业大发展的设想。毛泽东曾兴奋地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⑤]。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兴起，1956年，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掀起了高潮，全国各行各业齐头并进。这一年成为高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年，但实际已经潜伏了极大的危机。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有效地纠正了经济建设中的“左”倾偏向。毛泽东也忙于调查研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一度冲淡了全党的盲目赶超意识。否则，1958年的经济大跃进会早一年到来。
“反冒进”只是推迟了失误到来的时间，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冒进和失误的原因。此时，加速发展和盲目赶超意识还时刻在毛泽东脑海中浮现。1956年1月，他在几次会议上说：“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⑥]。在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毛泽东也有些要求过急过快的不切实际的插话。
盲目赶超意识突出地表现在钢铁指标和生产计划上。钢铁工业是重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化的基础。实际上，一个国家钢铁工业的发展水平，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工业发展程度。“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表明，中国钢铁产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赶超问题首先从钢铁生产开始。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钢铁生产的重要性有过大段讲话，把赶超目标直接瞄准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他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否则“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⑦]。毛泽东过份地强调了赶超的必要性，造成经济工作层层加码，计划指标一再追加。
“反右派运动”进一步刺激了盲目“赶超意识”的膨胀。1957年7月，毛泽东提出“准备以8个至10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⑧]。40至50年，对于一代人来说，毕竟还很漫长和遥远，尤其是对毛泽东这样一个具有远大抱负、而年过花甲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等待的。所以，毛泽东和党中央又提出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后，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然后再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要“作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有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新成果，尽可能迅速地赶上苏联水平”[⑨]。但是，苏联模式的弊病日益突出。毛泽东、党中央对苏联经验采取学习批判的态度。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⑩]。毛泽东正是带着要赶超苏联的想法，于1957年11月初去苏联访问的。10月18日，毛泽东听赫鲁晓夫说，苏联计划15年超过美国。他便在大会上发言，提出中国15年左右赶上英国的目标。当然主要是指钢产量而言。此时，全党头脑已不冷静，认为速度越快越好，赶超的时间越短越好。12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在向全国工会八大致词中，公开宣布了这个计划。“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在国内外宣布以后，无形中增加了压力，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口号来安排。这成为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动因。如果说，在此之前，在全党存在的盲目赶超意识仅仅是抽象的，而这个口号提出之后，则使赶超意识具体化和形象化了；如果说，在此之前是中央个别领导人的意识的话，那么这个口号的提出并实施，则使这种意识普遍化和全民化了。实际上，“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已经成为全党的行动纲领。
盲目赶超意识是脱离实际的主观意识，当它占据主导地位时，就会忽视客观条件的限制，陷入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把赶超的时间一缩再缩，赶超的范围由钢铁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把赶上或超过美国的时间又提前了，并且把赶超英美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在1958年春召开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话，大批反冒进，把反冒进与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并且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左比右好”，从而使全党的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冒进虚夸的风气越来越严重。表现在钢产量指标上一再追加，赶超英美的时间一再缩短，主观唯心主义占了上风。经济上的大跃进与急于求成的盲目赶超意识有密切关系，大跃进运动，是赶超意识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急于求成的盲目赶超意识发展到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是必然的发展过程。这说明当时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不是个别人，而是大多数人。建国初期在经济建设上犯“左”倾错误，主要责任在毛泽东，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有责任。我们要在研究这一历史过程中吸收经验教训。
注释：
① 《邓小平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②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
③⑤⑦⑧⑩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1页，223页，296页，463页，473页。
④⑥⑨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上卷第529页，下卷695页，7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