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国情问题的几个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几个论文,民主革命论文,国情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考察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问题探讨的曲折历程，总结它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特点：（一）探讨的目的具有革命性；（二）探讨的历程具有渐进性和曲折性；（三）探讨的重心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四）探讨的关键是探讨主体的求实性和自主性。这些特点对于今天在新形势下认识国情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国情 探索 社会性质 阶级状况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问题的探讨，是在不断总结中国革命成功与失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展开的，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进程同步的。考察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问题探讨的曲折历程，总结它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特点，对于今天在新形势下认识国情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一 探讨的目的具有革命性
近代中国各主要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政派都抱着不同的动机探讨过中国国情。反动的统治阶级认识中国国情的目的，是为其反动统治寻找根据，论证其反动统治的合理性，是为了攻击革命阶级的革命活动和革命理论。一些中间阶级及其政派认识中国国情，是为了论证自己政治主张的正确性，为自己提出的政治主张提供依据。
探讨国情的动机，直接影响了对中国国情探讨的态度和倾向。从反动的动机出发，反动阶级对国情的认识必然具有先验的唯心论倾向。在认识国情之前，首先规定了认识的结论，从而极大限制了他们对国情认识的客观公允性，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这种认识国情的态度是非科学的。严格意义上讲，它称不上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而只是为政治主张作注脚，为其反动统治作辩护。这便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中国国情作客观的探讨。从论证自己政治主张合理的动机出发，也会严重限制对国情问题探讨的广度和深度。近代中国许多政派对中国社会的某些情况、某些方面曾作过分析，有的认识还是正确的，甚至是精辟的。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是肤浅的、零散的，只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表面现象，并未认清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
与其他阶级及其政派不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认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认清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从而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指导中国革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此，毛泽东指出，国情调查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①a]。他进而强调，“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b]。正是从这种探讨动机的革命性出发，中共探讨中国国情问题时，基本上持一种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这无疑为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奠定了基础。
探讨目的和动机的不同，又直接影响到对中国国情探讨指导思想的差异；而指导思想的差异又自然影响了国情探讨的深度和广度。中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来探讨中国国情的。这表现为：其一，始终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分析阶级关系状况。在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状况时，从经济角度入手分析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经济状况；弄清各阶级的关系，继而分析政治状况，作出正确的阶级估量。这便保证了中共对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在总体上的正确性。其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国情。中共对中国国情的探讨不仅首先抓住了它的核心——中国社会性质，以此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的基础，而且重视在此基础上分析政治、经济、阶级关系状况；中共不是把中国国情当作一个静止的东西，而是当作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实际来认识。例如，毛泽东在分析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时，首先考察了古代中国的社会历程，分析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性质，然后系统分析近代中国社会，说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得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这种结论，而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作了具体的历史的考察，进而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部分地区（东三省）和广大的沦陷区先后成为完全殖民地，国统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同时，中共也不是孤立地探讨中国国情问题，而是作为互相联系的方面加以考察。在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状况进行分析时，不是孤立地分析某一个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或革命态度，而是把它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特定的环境下，在与其他阶级的比较中探讨的。例如在分析民族资产阶级时，不仅把它与西欧资产阶级作了比较，指出其具有比西方资产阶级较多的革命性；而且把它与中国的工人阶级相比较，指出它具有较多的妥协性；甚至把它与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联系起来考察，通过考察他们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的政治经济状况，得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正确结论。中共不仅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且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在不同的条件下，其两面性表现程度也不一致。从而形成了中共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认识。
二 探讨的历程具有渐进性和曲折性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同于完全的殖民地社会，更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判断这样一个如此复杂而又独特的社会的性质，必然需要经过较长的丰富的实践才能逐渐认清。同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阶级关系的各个方面又有复杂的具体的表现。不仅政治上各种势力处于动荡消长的变动中，而且中国经济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期也处于不平衡状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阶级关系状况表现得更为复杂和独特。不仅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十分繁多，而且各自在政治、经济方面有其特性，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又表现出不同的倾向。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的加深，阶级关系状况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特性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
首先，中共对国情的探讨具有鲜明的渐进性。这主要体现在：中共对中国国情探讨的重心和内容、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水平是逐步展开和深化的。
在建党之初，中共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及阶级状况所作的探讨，主要是围绕研究系提出的问题展开，探讨的范围、规模都是有限的。认识是肤浅的、零碎的和不平衡的。1922年，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分析的基本点，围绕社会性质问题对中国的政治、经济、阶级关系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封建性很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比此前中共关于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有了进步。但此时，中共对社会性质的认识是矛盾的。1923年后，中共的工作重心放在与国民党联合进行国民革命上。要革命，首先要了解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者等根本问题，这样便要求分析和估量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以及阶级关系。从1923年开始，中共国情探讨的重心已由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深化为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及其关系的分析上。大革命失败后，党不仅继续对阶级关系状况进行探讨，而且又重新探讨并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但总体上，当时全党对国情问题是忽视的，对依据社会性质评估阶级关系的重要性缺乏必要认识（以毛泽东为首的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除外），从而导致了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前期，中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出现较大的反复。1935年后，中共才逐步纠正了对社会阶级关系状况认识的偏差，认清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初步形成了关于资产阶级的理论。党对国情认识有了巨大飞跃。从1937至1940年，毛泽东对中国国情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精辟地概括了这一社会的特点；详细地分析了社会各阶级政治、经济状况及在革命中的倾向、地位，阐明了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国情理论。1941年后，中共根据变化的客观形势，对阶级关系问题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特性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形成了党关于小资产阶级的基本理论。毛泽东的国情理论为全党所接受，成为全党之共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水平，在整体上得到了极大提高。
可见，中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肤浅到深刻、由零碎到系统、由不自觉到自觉的渐进探讨漫长过程。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正如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①c]
其次，中共对中国国情的探讨，经历了一个曲折艰辛的过程。其主要表现为：（一）中共对国情的认识在较长时间内出现较大的反复；（二）党内对国情问题的认识水平呈现不平衡状况；（三）国情探讨的许多成果在一段时间内未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这种曲折性尤其表现在第一点上。
党在建立之初，只是笼统地照搬马列理论，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二大肯定中国是帝国主义操纵下的殖民地，这是正确的；但又认为中国是一个刚刚步入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封建性很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无疑是错误的。这个矛盾的认识说明，党在当时对中国社会的性质远远没有认清。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与中国革命的性质等根本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斯大林继承了列宁关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正确论断，并作了发挥。认为中国不仅是半殖民地国家，而且是封建势力强大的国家，否定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托洛斯基则相反，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中的比重，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否定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共产国际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反映到中共党内，便是中共中央对托陈取消派的批判及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通过论战，阐明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由于论战的实际影响和作用有限，当时的中共“左”倾中央并未真正理解和完全接受这一结论，也并未按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来分析阶级关系，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直到1939年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弄懂了中国社会性质。
中共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探讨，认识上出现的波折和反复更大。1923年陈独秀犯了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力量的错误倾向；大革命前期，出现了对资产阶级积极作用估量过低的倾向；大革命后期，受陈独秀右倾错误影响，又出现了过高估计国民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严重偏向。四·一二政变后，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估量过高的倾向，但又出现了重视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八七会议后，纠正了大革命后期的错误，重视工农力量，但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却走上另一个极端：将资产阶级与军阀帝国主义一样作为革命的对象。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提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同时，又提出反资本主义的错误口号。1935年后，毛泽东总结了正反两方面教训，才初步认清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从1939到1940年，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状况，形成了较系统的关于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 认识。
中共对国情问题的认识就是在这种曲折、反复的探索中深化的；国情理论也是在总结党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复杂、独特的中国国情，决定了国情探讨必然是曲折的。没有丰富的长期革命实践的积累，没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企图一帆风顺地、一蹴而就地认清中国国情，只能是一种幻想。对此，毛泽东曾作过明确概述：“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①d]
三 探讨的重心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
中国国情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社会性质。对社会性质的认识决定对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它无疑是认清中国国情问题和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的重心。对中国社会性质不了解或了解不深，则无从把握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的状况及发展趋向，也无法科学地分析近代中国复杂多变的社会阶级关系状况，更无法对中国国情给予深刻而清晰的揭示。张东荪的“四病”论、胡适的“五鬼”论之所以是肤浅的，就是因为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些中国社会的表面现象，没有认清中国社会性质这一核心问题。
与其他政派不同，中共在探讨国情之初，便注重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和分析。中共二大集中讨论和阐述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30年代与托派围绕社会性质问题展开过较大规模的争论，重新认识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抗战前期毛泽东系统研究国情问题时，首先将其着眼点集中于认清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他用极大篇幅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41年后，中共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丰富，也是随着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的继续考察而展开的。所以，1921—1949年，中共对国情问题探讨的重心，不是中国社会的表面现象，而是深层的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是国情问题的核心和基础问题。
对中国社会性质这一核心问题认识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阶级关系状况认识的正误。如果重视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对它有了正确的认识并真正理解了中国社会的本质，则会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阶级关系状况作出正确的深刻的分析，从而认清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反之，不重视探讨中国社会性质或认不清社会性质，甚至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出现错误偏向，则会对探讨中国国情的其它方面产生较大的负作用和消极影响。
党在建立之初，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所以是肤浅、零碎的，与尚未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有很大关系。此后中共探讨了中国社会性质并认为中国是半殖民的封建性很强的资本主义社会，表明党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有了较大飞跃。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这种认识，中共不仅明确地将中国主要阶级划分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方面，而且认识到各阶级中又包含有不同的阶层；既对各阶级的经济状况作了分析，又对其政治态度、革命倾向作了估量，中共对社会阶级关系问题的认识也出现了可喜的飞跃。但“二大”对社会性质的探讨是初步的，结论是矛盾的，因而也严重影响到对社会阶级状况和关系的分析和估量。“二大”后，陈独秀对中国社会阶级力量估量的偏向，大革命时期党对社会阶级关系估量上的偏差和认识上的反复，与“二大”对社会性质的矛盾认识不能说没有关系。特别是当时出现的过高估计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错误，与“二大”认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有直接关系。
1927—1935年中共对阶级关系问题的认识出现较严重的反复，也是与它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识不清和理解不深有关。尽管“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的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观点，并且在30年代中国社会论战中也作了进一步论证和阐述，但由于他们崇拜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本本”，以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作为自己分析的起点和结论，因此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和弄懂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的实质；并未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根本国情出发进行独立自主的阶级评估；当然也不可能以之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所以，在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前期，中共对中国国情认识出现了十分严重的反复和错误。抗战时期，毛泽东不仅真正地认识到国情探讨对制定政策的重要性，而且认识到社会性质是国情问题的核心。所以，在对国情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时，首先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性质，真正弄懂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上的特点，主要矛盾及社会阶级关系状况作出了深刻的和科学的分析。可见，对中国社会性质探讨的正误、对中国社会性质认识水平的深浅、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真正理解与否，直接影响到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和认识。这是国情问题研究者应当特别注意的。
四 探讨的关键是探讨主体的求实性和自主性
中共何时独立自主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探讨中国国情，对中国国情的探讨就会取得重要进展，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就会有飞跃性发展。反之，从所谓“本本”出发，必然会受“本本”、“教条”的限制，缺乏国情探讨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丧失国情探讨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重视对中国国情的探讨，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注重调查中国国情。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断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①e]。正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主动地、自觉地进行调查研究，科学地进行国情探讨，对中国国情的探讨才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果。
中国国情要靠中国共产党自己来独立地探讨。但是，中共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对中国国情探讨重视不够的、革命经验不丰富的年轻幼稚的政党，它“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②e]，甚至直到延安整风前，从中共整体看，上述状况并未根本改变。所以，不仅导致中共国情探讨具有明显的曲折性、反复性，而且中共对国情问题的探讨曾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共国情探讨曾给予重大影响，此种影响在1935年前表现的尤为突出。这是中共国情探讨史上的一大特点。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成立、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国民革命的推动、土地革命的开展，都有重大的功绩，而对中国的国情分析和认识也同样产生重大积极影响。在幼年的中共尚无力完成这种使命的情况下，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给予中共以指导与帮助，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应当肯定的。它对中国国情作出的分析并得出的许多精辟结论，为中共所接受，成为中共国情探讨的指导思想。但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一些偏差和错误，也严重影响到中共对国情的探讨。如共产国际二大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对中国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大革命失败后党对资产阶级认识的错误，也主要是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第三时期”理论影响的结果。
所以，中国国情要靠中国共产党自己独立地认识，“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应寄望于共产国际或其它革命的国际组织；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把着眼点放在中共自身的素质、自身的认识水平和鉴别能力的提高上。对此，毛泽东后来的阐述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③e]
在探讨中国国情并按照中国国情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共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着中国国情，促进着中国国情的变化，使中国国情向着理想的进步的方向发展。所以，探讨国情的过程与改造国情的过程是同步的；对国情认识的过程与国情变化发展的过程也是同步的。这说明，中国国情绝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中共对国情的认识也要随之变化、发展。所以，对国情的认识也是无止境的。当近代中国由半殖民地转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仍然需要中国共产党在丰富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探讨新的中国国情。只有这样，才符合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注释：
①a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113—114页。
①b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3页。
①c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第826页。
①d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5页。
①e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9—115页。
②e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1页。
③e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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