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漫漫征途上——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征途论文,发展道路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首要问题。发展道路的选择，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回答和解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二是回答和解决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文主要阐述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这对于当前我们深刻理解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选择的光辉思想，坚定不移地走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预示
限于历史条件，特别是限于当时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给后人指明社会主义的具体建设道路，而只能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规律和原则构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极其严肃的唯物主义理论家，他们向来反对缺乏实践依据地制定一整套条条框框来束缚未来社会主义者的手脚。1881年，当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纽文胡斯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行动纲领问题时，马克思明确回答道：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想问题，我们还不能解决这个方程式，因为已知各项中还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54页）十年之后，1891年，当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康拉德·施米特给恩格斯写信，提出自己要解决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发展道路问题时，恩格斯作出与马克思的观点一脉相承的回答：“您的第二个写作计划——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还需要认真考虑；然而，我劝您：放它九年，先不拿出来！这是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因为情况在不断地变化。”（《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51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刻启迪后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尤其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重要，也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然而，这不等于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预示。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用他们毕生的心血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秘密，论证社会主义制度必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社会发展必然规律，从而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同时，以极大的兴趣和精力，探索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之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包括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他们先后研究过三种不同类型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第一类是资本主义典型发展的英国；第二类是小农还占多数的德国、法国；第三类是封建遗迹严重的半文明的俄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来说，德、法是比较落后的国家；而相对于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来说，俄国又是一个更加落后的国家。通过对这三种类型国家的比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比较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普遍规律和一般特征，而且对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初步的理论探索，提出了一些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方法论原则。
在四十年代的《共产党宣言》、六七十年代的《资本论》和七十年代之后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基础上写成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规律：(1)社会主义制度最终确立的物质基础只能是社会化的大生产，生产活动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使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同样成为历史的必然。(2)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必须经历若干基本步骤：第一步是夺取政权，“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第二步是实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第三步是经济建设，“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3)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分阶段发展的过程，它大体分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前者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带着它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的痕迹；后者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形成“自由人的共同联合体”。(4)与此相应，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即新型的民主——“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5)在共产主义（包括它的初级阶段）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同私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建设新的社会文明。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这些一般规律，是以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典型作出的高度科学抽象，而绝非可以照搬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僵化的模式。但是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它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也同样适用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给予了特殊重视。
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一切发达国家“同时发生”。但是后来他们根据欧洲社会发展情况，修正了“同时发生”论，越来越多地注意到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正式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落后的德国可能先于英、法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1856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又设想比较落后的德国会爆发再版的农民战争，使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到了九十年代，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提出，尽管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要依靠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但是德、法工人运动大大超出了英国，因此德国工人阶级革命胜利甚至指日可待。纵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欧洲革命的思想发展，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基本线索：在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要靠各国的共同努力、同时达到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始终如一；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问题上，他们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部分地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越来越强调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随着俄国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恩格斯的视线愈来愈多地转向了比德国更加落后的俄国。恩格斯1874年曾专门写了《论俄国社会问题》一书。马克思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以极大的精力关注着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在马克思1881年开列的《我书架上的俄国资料》中，包括120多种俄国资料。他甚至打算以俄国为典型来改写《资本论》第三卷的地租篇。马克思认为，俄国村社有可能成为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要使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必须具备内部和外部的历史条件。外部的国际条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内部条件是，经过人民革命，公社不再受专制国家的压迫，才能在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形成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获得新的生命”。马克思的结论是：“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9页）
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写的俄文版序言，又一次提出了落后的俄国能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对此，他们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31页）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对俄国能否首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作了愈来愈肯定的回答。马克思指出：“俄国是本世纪的法国，新的社会改造的革命首创权理所当然地和合情合理地属于俄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6页）恩格斯于1888年更加明确地断言：要是俄国发生革命，它就会拯救欧洲免遭全国战争的灾难，并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开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6页）从上述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明确思想：以资本主义和现代无产阶级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走上并开拓社会主义道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甚至有可能先于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而首先开创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目光转向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们曾把落后的中国作为探讨的问题之一，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可以成为欧洲革命的先导。当然，当时马克思所讲的中国革命，主要是指民族民主革命，但是也有一定的根据认为，马克思并不排除这种革命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引向社会主义前途，走向一种特殊性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50年就这样预示中国革命的前景：“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并且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首先开辟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具有哲学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也作了初步探索，其中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就是恩格斯后期明确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他们针对唯心史观的谬论，着重强调生产力是历史变革的原始发动机，强调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由此他们着重揭示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愈来愈全面地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辩证关系。在恩格斯晚年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中，从哲学高度对此作出了概括，提出了历史发展动因中的“合力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不是生产力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各种因素“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决定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也是历史发展诸方面因素综合而成的一种“合力”。这个合力，除了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外，还包括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阶级矛盾演变和剧化的程度，同时还包括国际条件的变化，例如战争引起革命等等。总之，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不是成简单机械的正比关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能在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方面演奏第一提琴，成为开创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种社会发展“合力论”，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范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对于今天我们科学地认识和坚定不移地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还仅仅是开始，还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首先，他们所指的“落后国家”，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定内容，起初是指西欧发达国家中比较落后的德国，后来又包括资本主义中等程度发展的俄国；其次，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道路，侧重点是在落后国家如何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尚未作出深入研究。再次，他们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许多理论还很不具体，有些概念还相当抽象，表述也比较零散，还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学说。最后，他们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预测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因为当时的实践还没有为他们的理论提供深刻的现实依据，因此某些结论与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不相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作理论探索时就明确注意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始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就反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如果把他们的理论当成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在谈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的时候，恩格斯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页-42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为落后国家开辟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基本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至于这些理论原则的具体应用，则必须一切从社会主义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出发，而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观点变成僵死的模式。伟大的列宁正是这样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出发，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开始了更加具有实践意义的开创性探索。
二、列宁的开创性探索
在博大精深的列宁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落后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和晚年的“政治遗嘱”等著作中，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一系列创造性探索，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学说。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观点包括：
第一，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把实现工业化、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在俄国最终胜利的唯一保证。
社会化的现代大工业是社会主义最终确立的唯一可能的物质基础，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列宁认为，这一思想对于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的俄国，更加具有特殊的迫切的意义。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夺取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完全的社会主义可以最终确立在落后的小生产基础之上。列宁明确指出：“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9页）因此，列宁把加强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作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重心。在内战刚刚结束之后，列宁就领导全党果断地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在“政治遗嘱”中，他对经济建设的重心地位从理论上进行了高度概括：“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列宁在这里所讲的“文化”打了引号，是指广义文化，包括文化的物质基础——经济建设。列宁关于在革命胜利之后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重要思想，揭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条最重要规律。
第二，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理论中，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地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在列宁早期思想理论中，也曾经接受、阐述过这一观点。十月革命之后，通过反复实践和总结正反经验，列宁对原先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逐步形成了在俄国这样小农国家实现生产的工业化、社会化，必须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这一思想包括：(1)不是直接采取“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而是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多层次的经济结构，以适应生产力在总体上落后而发展又极不平衡的状况。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2)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给小农以一定的贸易自由，在国家的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发展商品经济。(3)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落后俄国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必要桥梁和必要手段，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战胜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必要帮手。要千方百计地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资金，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资金不足和技术落后的尖锐问题。(4)按照商品经济的原则办企业、部门、机关，在国营经济的管理中全面实行经济核算制、责任制，从而坚持和实行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社会主义的原则。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列宁特别着重地指出：在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存在着多层次经济结构的国家，为了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必须走迂回曲折的道路，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个中介环节。这是列宁最富于创造性的新思想之一。
第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制的基本思想，解决了小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最大难题。
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引导千百万小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这是过渡时期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突出最困难的历史课题。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对小农实行合作制，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阶梯的基本思想，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合作制计划”。
列宁认为，合作制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可以把千百万小农引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桥梁。因为它是使农民感到简单易行，乐于接受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好形式。列宁还从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揭示了合作制的物质基础和发展规律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合作化不是一个子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需要一整个时代”。合作化与工业化，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造与物质技术基础的改造——这是落后俄国农业合作化统一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列宁实际上区分了合作制发展的不同阶段：低级的不完全的合作制和高级的“完全的合作化”。同时列宁还提出了推广合作制必须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自觉自愿，国家资助，典型示范。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对农民施以暴力或行政强制，只能遗患无穷。
第四，提出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建设的历史性任务。
列宁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目标出发，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多样性使命，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新型民主的统一。这是列宁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最重要思想。当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巩固，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时，列宁着重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主要不是暴力，而是建立新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有力武器。
列宁特别强调，在经济文化落后、封建专制遗迹严重、缺乏民主传统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必须要把建设新型的高度民主作为特别重要的历史任务。为此，他以极大的精力寻求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殊道路。列宁不仅精辟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本质，而且着重揭示：在建立新型民主的理想目标与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政治传统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由此造成了苏维埃民主发展道路上特有的矛盾性和曲折性。列宁指出了苏维埃民主发展的独特道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与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管理相结合，逐步实现马克思提出的“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2页）的最高原则。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列宁从俄国的国情出发，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上的不懈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有特殊意义的途径：(1)加强工农联盟，通过这种形式吸引人民参与政治；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失去坚实的基础。(2)实行人民群众监督国家事务，并逐步学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3)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列宁认为这是建设新型社会主义民主的关键，(4)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列宁认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必须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
在列宁关于落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理论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思想，是强调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就尖锐指出：“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1页）在列宁晚年的“政治遗嘱”中，系统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和设想。列宁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思索，其中心点是如何使建立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走向高度民主化。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探寻新型民主在小农国家发展的特殊道路，使现实社会主义逐步向着高度民主化方向前进，使人民群众更好地当家作主——这是列宁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主旨和追求目标。
第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文化和文明的理论，提出了文化建设在落后俄国的特殊途径、特殊意义和特殊任务。
列宁特别重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文化建设。他认为，俄国文化史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有着自己的独特道路：在资本主义文明只有一定程度发展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首先夺取了政权，再回过头来搞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文明。这种特殊的发展道路，带来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特殊矛盾，即比较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与落后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尖锐矛盾。列宁指出：文化建设是同政治变革直接联系着的，是消化政治变革的伟大成果，是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必要保证。因为正是文化的落后性，实际上妨碍着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管理，成为官僚主义死灰复燃的重要根源之一。文化建设又是同经济变革紧密联系着的，是实现电气化和合作化的必要前提。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不提高小农的文化素质，要实现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在晚年的“政治遗嘱”中，列宁对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特殊重要意义作出了更高的理论概括，他把实现文化革命作为落后俄国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标志之一。列宁强调：“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688页）
列宁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包括上述五个方面在内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落后国家开拓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方法论原则。这一点，对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来说，更重要，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列宁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方法论原则主要包括：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原则。
这个基本原则贯穿列宁毕生的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而在探索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年轻的列宁刚刚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纲领》中明确宣告：“我们认为，对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正是这种以独立的精神探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在俄国这个特殊国情条件下的特殊运用，孕育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道路。这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贯穿于列宁的全部思想和实践。
——坚持一切从实践出发，在实践中检验、发展理论的原则。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明确提出和实行的一条基本原则。列宁在探索落后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赋予这一原则以更明确、更具体、更丰富的科学含义。在列宁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实践这一范畴占据首要的基本的位置。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著作中关于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哲学探讨，实质上是为落后俄国寻求社会主义之路作重要的思想准备。在这些著作中，列宁强调：实践高于理论，它具有直接现实性的优点：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深入到全部认识论中，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认识论中最应当注意的问题之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又是相对的、历史的、发展的、因为实践标准本身就是“确定”与“不确定”，绝对与相对的统一。正是这些基本的哲学思想，奠定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原则。
——坚持对时代特点的宏观把握和对特殊国情的具体分析相统一的原则。
落后国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既离不开一定时代的特点，又离不开具体的国情，必须把这两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列宁正是作这种统一分析的典范。也正是由于站在时代的高度分析、把握俄国特殊的国情，成为列宁探索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出发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列宁开始从事共产主义事业，登上马克思主义论坛。他面临着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新的历史条件，遇到了新的时代和新的国情。一方面，列宁高度重视对新的历史时代的把握。他在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历史已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科学论断。另一方面，列宁也高度重视对俄国特殊国情的分析。他认为，“俄国是介于文明西欧与落后东方之间的国家”。列宁这一论断，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内容。在对俄国国情的全面分析中，他特别强调两点：(1)生产力在总体上十分落后而发展又极不平衡，因而势必长期存在着多层次阶梯式的经济结构；(2)无产阶级只占居民的极少数，农民则占绝大多数，因而与西欧发达国家相比，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立足于新的时代和新的国情，列宁以毕生的精力解决社会发展所赋予的重大历史课题——探索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从而使列宁的思想理论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实现了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高度统一。列宁的这一方法论原则，对于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显然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关于落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懈探索，是继列宁之后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伟大创举。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既包含着巨大的成功，又存在着严重的失误。他的巨大成功在于，认真汲取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的教训，并及时深入地总结我国自己的经验，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初步探索了一条在生产力极端落后、文化很不发达的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道路；他的严重失误在于，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晚年，逐步走入了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误区。当然，这种严重失误，是一个历史巨人在不懈探索之中的失误。而无论是毛泽东的巨大成功，还是他的严重失误，今天看来都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笔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不断拓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和鉴戒意义。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懈探索，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建国以后到1958年；一是1958年之后直至晚年。这两大时期的探索，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内容。总体上看，前一时期思想正确，方法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光辉思想；后一时期，在总结前一时期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有所深化，提出了若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想，但是这些正确思想未能得到很好贯彻，同时却出现了根本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失误，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受到了严重挫折。
建国以后到1958年，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在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上表现了许多独到之处：
——坚持全面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国情。
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第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是在1956年上半年。这次调查研究，产生了《论十大关系》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系统深刻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光辉著作。
对于“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过程，毛泽东1958年2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经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1956年的调查，是他建国11年来两次大的调查中的一次。那是经过一个半月和34个部门的讨论，每天或两天一个部，叫他们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可见，毛泽东对于在深入调查研究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多么地重视！
毛泽东坚持全面调查研究并根据实际材料提出十大关系的思想，正如他在后来的讲话中多次说到的，目的是要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结合所作出的理论创造，它初步揭示了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
《论十大关系》之后，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这次代表大会，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为指导方针，进一步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八大”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并制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同时提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些正确思想，是对《论十大关系》的进一步发挥，它表明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历程上前进了一大步。“八大”以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同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地表现出来。根据新的实际，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主题以及实现工业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道路的思想。这些基本思想，是《论十大关系》中基本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和发展，是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结论。
——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依靠人民群众开创社会主义。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这个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既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基本领导方法，又是毛泽东的基本世界观和社会发展观。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把社会主义与人民群众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主体利益出发推进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人民群众是社会进步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创造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从世界观和社会发展观的高度反复阐明依靠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1955年，毛泽东在领导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反复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决定的。从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出发，毛泽东把“相信群众”与“相信党”相提并论，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两条根本原理，强调：“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他严肃地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在依靠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必须“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人民群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绝不要做“叶公好龙”式的人物。
从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出发，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给予了非同寻常的、一以贯之的重视。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不久，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刚刚巩固之际，毛泽东就立即着手在广大农村发展农业合作化，力图通过为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而焕发起来的人民革命热情，开辟一条能够给广大农民带来富裕幸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此，1955年9月和12月，他以极大的兴趣全神贯注地研究了全国各地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做法和经验，将各地的实际材料汇编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这些材料写了104篇按语和两篇热情溢荡的序言。在这些“按语”和“序言”中，毛泽东以火一般的热情和诗一般的语言，高度赞颂了各地群众对于合作化的创造和“把鸡毛送上天”的精神，提醒全党：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期间，在党的多次重要会议上，毛泽东再三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热情和创造精神，严肃批评了落后于群众的“小脚女人”作风和“右倾保守思想”。以人民为主体，毫无保留地站在人民一边，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全力以赴地支持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指导思想。
——深入总结内外经验，努力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
首先，毛泽东十分重视对我们自己经验的总结。《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都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总结我国已有经验的理论结晶。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我们党初步积累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比如：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必须从实际出发，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把计划指标建立在积极可靠的基础上；搞好综合平衡，把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结合起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勤俭建国，讲求经济核算，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到重要地位等等。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一些部门和地区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在经济发展比例上存在着某些失调现象等等。这些问题主要是照搬苏联经验造成的。正如毛泽东1960年6月18日在《十年总结》中深刻指出的那样：“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其次，毛泽东十分重视对苏联经验的再认识。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斯大林体制”，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各国必须遵循的模式。建国初期我国也大部照搬了这种模式。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苏联模式”的弊端逐步地暴露出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中对此进行了系统认真的总结，并与我们的成功经验加以比较，从比较中寻求规律。
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毛泽东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就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了。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为了搞好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必须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
由于指导思想正确，领导方法科学，因而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思想理论：
第一，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和党的“八大”都及时提出了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论断。
第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是依靠人民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深入总结苏联经验教训和我们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和谈话中，明确提出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基本方针。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一系列辩证关系。包括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工农业并举，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以沿海带动内地；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两个积极性，使企业有“自治权”、“自主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三者统筹兼顾。毛泽东认为，处理好这些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内容。
第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包括：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等等。毛泽东反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目的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第五，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实行对外文化开放，学习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来繁荣我国的科学文化。
以上这些基本思想理论，深刻表明，五十年代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不懈探索，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可惜这些正确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行。1957年下半年开始，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致使毛泽东和我们党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阶级斗争上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自然也就不可能正常进行。
就主观愿望来说，毛泽东毕竟想努力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因此在“反右”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之后，1958年底起，毛泽东又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的探索。这次探索，与五十年代中期的探索相比，其出发点有着重大区别。五十年代中期的探索是在认真调查研究、总结内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所得出的理论认识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规律；而六十年代以后的探索，一开始就是在反右斗争扩大化，加上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热情十分高涨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所产生的理论认识既有重大突破，也有严重失误。
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成功之处有：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1958年11月，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中央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出：“对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其中主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现阶段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了全民所有制，也不等于就是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两个过渡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只能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随即，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会以毛泽东当时关于社会主义分阶段发展的正确思想为指导，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针对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的错误倾向，指出：“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的思想。他说：“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个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产品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这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虽然还比较笼统，但是基本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对于今天我们深刻认识和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思想。
1958年刮“共产风”，是以否定商品经济为前提的。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价值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必须使用的、还有积极意义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必须区别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不应当害怕商品生产。他特别强调：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废除商业，对农民实行调拔，就是剥夺农民。
要发展商品生产，就必须遵循价值规律。1959年3月毛泽东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又重申了上述观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思想虽然还不够彻底，没有成为他的主导思想，但是它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上，毕竟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突破。
第三，关于按农、轻、重的秩序安排国民经济的观点。
1959年7月初庐山会议前期，在总结“大跃进”教训中，毛泽东认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他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秩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所确定的序列。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服务。在毛泽东这一正确思想指导下，我们党把农业放在首位，以农、轻、重的秩序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使国民经济在困难中逐步恢复。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些正确思想，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探索，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上述几个方面，是1958年以后毛泽东在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所提出的新理论，这些理论，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探索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但是在探索过程中却存在着严重失误，主要表现在：(1)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上，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经济规律。(2)脱离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实际要求，片面强调生产关系过渡，希图通过加快生产关系的变革实现向共产主义迈进。(3)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地位和作用，从而逐步导致“阶级斗争为纲”的重大错误。这些严重失误，归根到底是由于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历史经验深刻表明，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开辟并卓有成效地拓展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历史将这个毛泽东为之不懈探索但却存在着重大失误的课题留给了后人。邓小平杰出地担当起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历史性重任。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既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坚持和继承，又在坚持、继承之中作出了创造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并卓有成效地拓展，深刻体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博和契机，把握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深刻体现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新境界不断开拓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对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不断开辟的巨大政治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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