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气词、叹词看上古汉语声调构拟*
倪博洋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提要 上古汉语的一些特殊词类在构词上具有声音理据，如联绵词、拟声词、语气词、叹词等，这些材料能作为上古声调“音段起源说”的内证。先秦文献中，语气词、叹词的声调在四声分布上不均匀，平声数量最多。参考民族语与现代方言，可以看出这种四声失衡的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平声在音节形式上是不带标记的CV结构，上、去二声则可能是带有韵尾的CVC结构。汉语平、上、去三调在上古的决定性区别是音段而非音高。
关键词 上古汉语 声调 语气词 叹词
1 引言
上古汉语是否有声调引起了众多讨论(如王力1985：73-81；奥德里古尔2010；梅祖麟2010；郑张尚芳1987；潘悟云2000：154-163等)。近三十年来，奥德里古尔(2010)首倡的“韵尾起源说”影响最大，但学界仍然存在一些批评意见，如徐通锵(1998；2001)从方法论角度质疑汉藏语的声调能否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聂鸿音(2003)、丁邦新(2008)就域外对音材料的可靠性加以考察等。总结来看，这些探讨深化了汉语声调起源的研究，但仍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当代学界的主流观点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认为能根据诗歌押韵等材料系联出上古汉语的各个声调(但调类的数量还有争议)；另一类认为这些“声调”彼此间的区别是某种音段成分而非音高。这两类观点我们简称为“古有四声说”与“音段起源说”(包含“韵尾起源说”)。相应的，持这两说的学者所使用的论述材料往往也有两分的趋势，“古有四声说”主要从押韵、谐声、通假、异文、声训等传统语文学材料入手，“音段起源说”更倾向于使用近代才关注的民族语关系词、域外对音等外部材料。这些材料性质不同，在论证上也各有薄弱之处。如根据民族语中声调产生的情况可推知汉语声调最早是音段特征的伴随成分，但这种伴随音高何时独立难以确定。而由于上古缺乏明晰的记音手段，除零散的汉藏同源词、域外对音、“譬况”注音外，大部分文献材料都只能反映上古声调的“类”——彼此的分合关系，而非上古声调的“值”——这些“类”之间的具体区别。这种论证材料带来的问题制约着上古声调问题的解决。上古音研究较为理想的论证过程是先从汉语文献记载上找到突破口，继而在学界建立起科学的比较原则之后(这一环节还有待完善)寻求民族语的支持，最后构拟出具有解释力的音值。而在内证环节上，“音段起源说”的论证稍嫌薄弱，需要补充。
2 “音段起源说”已有的内证及其共性
“音段起源说”并非完全不注重汉语文献。一方面，“音段起源说”能解释“古有四声说”提出的大多数文献现象。比如从构拟形式上看，“韵尾起源说”似乎只能解释《诗经》押韵中的同调自押，不能解释异调通押，但实际并非如此。一是，异调通押包括舒促通押，“古有四声说”只能将平入相押解释为例外或韵宽，而“韵尾起源说”构拟的CV
(上声)、CVh(去声)等音节形式在同CV(平声)结构押韵时，要比与CVC(入声)结构押韵时，听感上的差异要小。平入可以通押，平上去自然也可以通押。二是，有学者认为《中原音韵》时代入声仍存在喉塞尾-(麦耘2009：141)，元曲作者为“广其押韵”而将入声与舒声通押，可见CV与CV可以押韵，这一现象也出现在现代的方言民歌中(邢向东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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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持“音段起源说”的一些学者在立论时也利用了汉语文献内证，并在方法论上存在共性。丁邦新(2008：332)通过统计发现《诗经》、《论语》、《孟子》三部书中的“双音节并列语”总是按“平上去入”的顺序排列，认为“这一种自然的词型如果用韵尾辅音来解释是难以说明的。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认为平声是-d，上声是-d，去声是-ds，入声是-t，我们无法了解何以收-d尾的平声字经常会出现在-d、-ds、-t或其他类似韵尾的前面，唯有从声调不同的角度才易于解释这种词型构成的缘故。”而潘悟云(2000：163)则认为，如果取消阴声韵的-d尾构拟，则可认为“上古的平声带零韵尾或响音韵尾，上声带紧喉，去声带擦音韵尾，入声带塞音韵尾，如按韵尾的发音强度从小到大排列，正是平、上、去、入。也许造成四声用力程度不一的原因不是调形，而是韵尾的性质。”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的解释力更强，因为如果认为汉语四声排列顺序由调型决定，那么就需要先假设《诗经》、《论语》、《孟子》所记录的语言的四声的调型完全相同，但该假设很难成立，因为这三部书在时间上从西周一直跨越到战国，在地域上也有方言之别。施向东(2004)统计了《诗经》象声词的声调，发现“平声最多，为33例，上声8例，去声3例，入声6例”，并在细致分析这些拟声词的语音形式后指出，“《诗经》时代阴声韵部的平声字没有塞音韵尾”，“上古汉语上声字有喉塞尾-”。陈鑫海(2017)对非双声叠韵联绵词的声调分布状况做了考察，认为汉语四声产自音段特征，春秋时代上声已经发展出独立调值。
这些研究都立论于文献材料而支持“音段起源说”。跟利用外部材料的研究相比，这类研究尽管数量少，但仍然可以总结出一些共性。一是研究手段上注重观察四声比例是否平衡。有些材料中的某一调类(多是平声)占比极为突出，如施向东(2004)考察的《诗经》拟声词就以平声最多。调类、调型与调值概念不同，在语音史上的发展轨迹也有差别。调类最为稳定，而调值发展最快，从而使调型产生变异。不同时地的材料在调类上的共同点不能用调型与调值来解释。二是研究对象上虽然引入象声词、联绵词等材料，但是在过去的研究中未得到充分利用，因为这些材料在构词上往往有语音理据，具有象似性，又偶尔突破语言固有的音系结构，被视为边缘成分。这两点共性启发我们可以就上古声调问题继续从汉语文献中挖掘新证据。
3 从语气词看上古汉语声调
3.1 民族语语气词的音节结构
语气词有三个特点：1)语气词的作用是表达人们的情绪，而人们的喜怒哀乐在声音表达上具有共性；2)语气词是一个封闭的词类系统；3)根据各类语言调查报告，语气词广泛存在于汉藏语中。因此，由于汉藏语言的语气词分布广、成员少，故能进行较为可靠的比较；又因为语气词表达的是人类古今异域共通的情感，故利用共时的比较结果可以推测历时的语言史面貌。先来看民族语中的句末单音节语气词情况，见表1。[注] 表1中壮语、水语、傣语材料分别来自何霜(2007)、韦学纯(2011)、杨琴芳(2010)，其他民族语材料均来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中的相关著作。本文表中用粗体表示语气词为CVC结构这种例外。
表1 民族语语气词例示表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两个规律：一是声调语言中的语气词具备多种声调，并且各调值在数量上没有总的倾向性。二是在音节结构上，语气词绝大多数为CV(V/N)结构，这是因为人们在抒发感情时，会选择可延长的开音节或者鼻音尾以配合咏叹。比如杨通银(2009：130)观察到侗语的43个语气词中没有一个CVC结构，认为原因在于CV结构“不可能再扩展或加长”。总的来说，民族语语气词的特点就是声调自由，音节限定。
3.2 现代汉语方言语气词的音节结构
有学者认为“语气词的音节结构应该比较简单”(金理新2013:416-417)。下表4、5是几部传世文献中单音节句末语气词的使用情况及其四声占比。[注] 我们仅考察句末的语气词，《今文尚书》的统计来自钱宗武(2001)，《左传》来自何乐士(2012)，《诗经》、《楚辞》来自申欣(2012)。
据王珏(2013)统计，今各大方言区中语气词最多的是粤语。方小燕(2003：129-165)对广东话的语气词作了较全面的描写，我们将其归纳如下表2。
据林华东(2007)统计，闽南方言语气词单音节[注] 双音节语气词基本为单音节的组合，下文同，不再分析。 有21个：
均没有塞音尾。在这21个单音节语气词中平调(不是平声)占57.14%。从表面上看虽然比例较大，但这种较大的比例可能是因为舒声调类中平调类本身就占优势。泉州方言的舒声调共5个，有3个调类都是平调，[注] 不同学者记音有区别。 可见57.14%的平调语气词来自60%的调类，实际上不占优势。
表2 广东粤语语气词表
根据表2，去掉重复，广东粤语语气词38个，其中促声字5个(表中粗体)，占比13.16%，这些CVC结构的例外另有规律，见下文叙述。舒声调中平调字比例高(18字，占比54.55%)的情形与闽语类似，在7个舒声调(含下阴平)有4个平调，这个比例和字数比例明显相关。
西南官话语气词既有轻声又有本调，而且平调调类少，与闽、粤方言不同。其非轻声语气词如成都官话如下表3(参看张一舟等2001：372)所示：[注] 表3不计入因语流音变产生的变体，如a21→ia21。
表3 成都官话语气词表
要证实上述结论还应解释表5中的两个例外。一是《今文尚书》平声语气词字数不多。我们认为用字的数量与用字的频率有时并不一致，《今文尚书》虽然平声语气词数量少，但使用频率高。据统计，该书共出现句末语气词100例，而用得最多的就是平声字“哉”，共计74例(钱宗武2001)。计入其他平声字，则平声字(如“乎”等)总计出现80次，占《今文尚书》所用句末语气词总例的80%。[注] 其他典籍难以像《今文尚书》一样统计字次，因为这些文献中出现了大量含有标记“也”、“矣”的判断句。是否将“也”、“矣”看作语气词对统计结果影响极大。比如据李小军(2013：113-114)统计，战国末期到汉初的语气词一共出现26070次，而“也”、“矣”出现了20388次，占比78.20%。似乎可以据此认为上古汉语语气词倾向于使用上声字。但是不计陈述句中表判断的“也”，表示感叹、反问、疑问时“也”出现1078次，同时，平声字“乎”出现1089次，由此看来上声字“也”和平声字“乎”出现的次数大致相等，所以上古汉语语气词并非倾向于使用上声字。 二是表5中上声语气词在《诗经》、《楚辞》中均占比25%左右，《左传》则超过30%，其数量也不可忽视。上声的“也”和“矣”有一部分未必是真正的语气词。从出现环境来看，“也”、“矣”大量出现在判断句末，上古汉语的判断句大多数是“NP(者)NP(也)”的名词作谓语句式。从类型学来看，“名词作谓语在许多语言里都要加标志”(沈家煊1999：260)。另外“矣”除了表判断还可以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即将完成。因此我们怀疑表5中统计的几部文献的上声语气词中，相当一部分的“也”、“矣”是句子的形态标记或者功能标记，并非语气词。
再来观察上古汉语。表4《今文尚书》里出现的一例入声“若”(《广韵》：“辞也，而灼切”)所收正是-k尾。再看上声字，如“也”除表判断外，在《左传》中还“有时表命令、劝诫等语气”，“有时表说话人的决心、打算等语气”，“有时表感叹或疑问语气”(何乐士2012:396)；《诗经》中“只”用于“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之类较为决绝的语辞。这种现象并非因为上声具有一个较为特殊的调值，如升调才用以表惊讶、疑问，因为如果调值能够分工表达语气，那么不同语气就会倾向使用不同字调的语气词，但事实是，文言中既可以用平声“乎”、“与”、“耶”表疑问，也可以用上声“也”表疑问，既可以用平声“乎”、“与”、“耶”表疑问，又可以用平声“思”、“之”、“其”表陈述，句子语气与句尾语气词的字调并不一致。这就说明当时声调只是音节的伴随特征，决定整个句子语气的是句调。表2也可以证明这一结论，广东粤语有4种语气类型，表达这4种语气的语气词大部分具有相同调值。比如陈述句与疑问句语气词不计重复共36个，其中有7个字完全重复，占比19.44%；调值上疑问句仅多出一个35调，共5字，占比13.89%。上古汉语也是如此，虽然不同的语气词各有功能，但是与它们的声调无关。比如战国末期到汉初的语气词中，平声“焉”作陈述句语气词时出现974次，作疑问、感叹、反问句语气词时出现67次，但同样是平声的“乎”出现1089次，却从不出现在陈述句中(李小军2013：129-130)。由此可以解释，上古汉语语气词中之所以存在一部分上声字，是因为语气词可以出现CVC结构，但韵尾一定是喉音或舌根音，而上声字根据韵尾起源说学者的构拟恰好有个喉塞尾，所以数量上不多。
3.3 上古文献中的语气词
再来看与上古汉语关系更密切的现代方言。王珏(2013)指出，有轻声的北方方言，往往语气词都是轻声的，如华北官话、西北官话等；而没有轻声的南方方言，语气词都是读本调，如闽语、粤语等，位于中间地带者如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的语气词则部分是轻声、部分是本调。3.1节我们提出了民族语的语气词具有“声调自由，音节限定”的规律，而大多数北方方言既失去了语气词本来的字调，又没有 CVC 结构的入声韵，因此不能作为验证这一规律的材料。
如表5所示，除了《今文尚书》，《诗经》、《左传》、《楚辞》三书中的平声语气词比例均超过了60%，这是一种特殊现象。假如上古汉语语气词没有底层的制约条件，那么其声调的分布情况应该与表1-3相同，符合前文总结的“声调自由”规律。此处平声比例远高于其他三声，说明上古汉语的语气词选择有倾向性，这种倾向的形成可能有三种原因：音高、字数、音节结构。与民族语及方言相比可知，根据“声调自由”规律，语气词的形式不受音高制约。从字数来看，上、中古汉语一直是平声字最多(二分之一左右)，但平声总字数与平声语气词数量没有因果关系。比如广东粤语的调类与中古汉语对应较为整齐，但广东话语气词的上、下阴平与阳平调(来自中古平声)合计起来只占总数的36.84%，远远小于表5中《诗经》、《左传》、《楚辞》中的平声语气词比例。否定音高、字数这两种可能的解释后，根据“音节限定”规律，我们认为只有平声字才是语气词最常见的无标记CV结构，所以比例最高。
表4 上古汉语语气词统计表
表5 上古汉语语气词比例表
成都话的4个调中只有1个平调55，而这个平调的数量在表3中占总语气词的三分之一，平调字占比与平调类占比也具有相关性，与闽语、粤语的情况一致。但由于成都话已经没有入声尾，所以无法观察 CVC结构可否作为语气词在该方言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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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的汉藏语语气词，除了大部分是CV结构，也存在一些CVC结构的例外(表1粗体字)。仔细观察则会发现，这些CVC结构语气词的韵尾都是喉音或者舌根音，如壮语的lak33，佤语的
这种整齐的现象也见于汉语方言，如广东粤语5个CVC结构的语气词(表2粗体字)均收-k尾，无一例外。从音理上讲，当人们或惊讶或激动而提高音调时，容易牵动喉部，给音节后面增加一个喉成分。比如忻城壮语的lak33用于说话人较为激动的语境，如可以“用在陈述句末，加强申述的语气”，或者“用于陈述句末,表示推断,但肯定的意味较强”，还可以“用于陈述句末,表示埋怨或懊悔的情绪”(何霜2007：54)。外语中也有类似现象，比如日语“在口语中，有时说话人表示警告、惊讶、意外等语气时，词尾后面往往出现促音”(顾海根2007：7)，“促音”多数学者认为是一个喉塞成分。
从以上选的三个点可以看出，汉语方言的语气词大多选择最简单的CV结构，介音或者韵尾出现较少，声调上也没有总的倾向性，与民族语情况一致。
夹纻胎轻巧、牢固，成型后不易变形、开裂，留存时间长。从工艺角度看，造型的自由度增加了，能够制造更为丰富多样的器型。夹纻器的出现是漆工艺的一次革命，也为漆器生产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基础。夹纻器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两汉中期以后盛行起来，成为最常见的制胎方法。魏晋南北朝以来，常采用夹纻胎工艺制作佛像。塑造的佛像十分轻便，可以车载、人抬游行于街市，达到宗教宣传的目的。遗憾的是，唐末武宗灭佛，大量夹纻造像遭到毁坏，也导致这项工艺的失传。到了清代，福州沈绍安恢复了传统的“纻胎”工艺，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著名的“脱胎漆器”。
总结上文，可得到以下三条结论：1)汉藏语语气词可具有任意调值，某一语言的语气词在调值选择上没有倾向性；2)汉藏语语气词以CV结构为主；3)汉藏语语气词可以有韵尾，以可延长的元音尾与鼻音尾为主，塞音尾只允许出现喉塞音或舌根音。上古汉语语气词之所以平声多是因为结论2)，之所以出现上声(-
尾)与入声(-k尾)是因为结论3)。从演绎的角度看，如果认为语气词倾向于音节结构最简，那么它的每个音段成分都应该是无标记的。当代诸家的上古音构拟，音节的标记性除韵尾外还见于合口与非三等字，即合口介音u在上古可能只是声母的附加标记，而非三等字可能在声母(是否咽化[注] 咽化声母说见罗杰瑞(2010)、Baxter & Sagert(2014：69)。 )或韵腹(长短或松紧[注] 长短元音说见郑张尚芳(2013：173-175)、潘悟云(2000：141-154)，松紧元音说见金理新(2013：13)，另外潘悟云(2014)提出咽化元音说，未在表6中表现，但不影响结论。 )上有标记。故语气词的标记性要求见表6。
表6 上古汉语语气词标记性要求表[注] 上古汉语诸家构拟不一，表6中兼采诸家观点，比如三等与非三等的区别，或者认为是咽化声母是否咽化，或者认为是主元音长短不同，不存在同时具有咽化声母与长短、松紧元音对立的构拟。
由于语气词要求音节的每个音段都没有标记，所以表中“结果”一行的并集就是三等开口平声字。事实上这一类字在上古语气词中也最多，如《诗经》中的19个语气词(见表4)，只有“乎”、“兮”、“哉”为非三等，“员”为合口。
4 从叹词看上古汉语声调
叹词也是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材料。叹词的特点是能够独立充当句子或分句，所以不仅受到本身声调的限制，还要受句调的影响。刘宁生(1987)发现，同一语气词的字调可以游移于不同调类，甚至可以超出其声调系统，如南京话没有降升调，但存在降升调的叹词。民族语的叹词情况如表7所示，可以发现：第一，叹词调值没有倾向性；第二，叹词音节形式多是CV(V/N)，韵尾位置只允许出现元音与鼻音，几乎不出现塞音。这两点与语气词的情况近似。而除上述特点外，汉语方言的叹词在调型与表达功能上还具备一致性，即“传疑”的叹词用升调，“伤感”用低降调，“否定”用降升调，平调有高低之分(刘宁生1987)。具体到某一方言如广州话来看，“广州话的叹词本身没有固定的字调，……语调是叹词的唯一音高形式”(麦耘1998)。在音节形式上，曾子凡(1982：302-303)列出的11个叹词都是收元音的阴声韵，其表现也是声调无倾向性，而音节结构有限制。
表7 民族语叹词例示表
再来看上古汉语的叹词。《今文尚书》中的叹词有10个：咨、吁、於、俞、都、嗟、呜呼、噫(《广韵》：“恨声，於其切”)、猷、已。《诗经》中也有10个：嗟、于嗟(猗嗟)、于嗟乎、於、抑(懿)、咨、於乎(呜呼)、噫嘻、嗟嗟、猗与；除了“已”与“抑(懿)”其他均是平声(万益1994)。在全部的先秦传世文献中，可发现共有叹词30个，大多数是平声，使用次数超过10次的有9个，都是平声(武振玉2009)。战国出土文献叹词也有10个：於虖(及其异体)、嘑、于、皋、乌、噫、繇、嗟、唯、诺(刘春萍2015)，其中除了“诺”也都是平声。不同范围、不同性质的材料均显示出了一致的规律，即上古汉语叹词中平声字最多。如果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平声字具有或降或升等某种特殊调型，与感叹的语调相符合，那么有两个问题不能解释。一是前文曾指出，先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上古声调的调值会发生变化，而无论是《今文尚书》、《诗经》还是后来的战国材料，平声叹词的数量都最多，这些平声叹词的音值不可能完全相同。二是这些文献中表达不同感情的叹词均用平声，比如表示“恨声”的叹词“噫”理当是个慷慨激昂的降调，而表示疑问的语气词“乎”则应当是个升调，然而“噫”、“乎”均为平声字。前文已经提及叹词在调型与表达功能上具备一致性，表达不同情感的叹词调型不同，故可推知，上古汉语感叹句负责感叹功能的是句调而非字调，所以在表达不同情感时才可以使用同一调类的叹词。而叹词的要求在音节结构不在字调，平声字之所以数量最多，就是因为上古“四声”中只有其音节结构为无标记的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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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过去在音系研究中被人们视为边缘成分的语气词、叹词等特殊词类，具备着跨地域、跨时间、跨语言的语音共性，应引起关注。而利用现代研究方法比如数理统计重新梳理传统文献，也能得到新发现。传统文献仍然具备以新角度、新方法重新审视的研究空间。本文对上古文献中语气词与叹词的分析说明上古汉语不具备独立音高，四声之间的区别在于音段，只有平声是CV结构，但是上声和去声如何构拟，单凭文献难以解答。故根据当前诸家的研究，我们暂且认为上声来自-尾，去声来自-s>h尾。这一构拟至少有三个优势：一是平、上、去三调韵尾响度逐渐增强，形成一种极差对立，便于解释四声组合现象(四声排序根据发音响度由弱到强)；二是上声具有-尾，所以可以作语气词；三是-尾与-s尾产生声调是一种常见现象，存在于汉藏语声调生成规则库[注] 我们认为，虽然汉藏语言在产生声调时使用的音系规则虽不全同，但大体相似，比如清浊分调，韵尾分调等，这是受生理条件决定的(江荻1998)。故而无论是类型学还是发生学的关系，我们都可以为汉藏声调语言建立一个“规则库”，即将所可考证的声调产生规则汇集在一起进行比较。这样尽管各地声调变化复杂，我们仍有“一以贯之”的提纲。随着规则库的不断丰富，对于一种新产生声调的语言应该首先从库中寻找解释规则；对于具有分歧的不同观点也可以利用这个规则库来验证。限于篇幅这里只提出了假说，至于如何实施，则需另文讨论。 中。这一构拟仍需继续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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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econstruc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Tonal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odal Particles and Interjections
Ni Boy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The word-formation of some special parts of speech can be explained by sound, such as disyllabic roots, onomatopoeic words, modal particles and interjections. These data can be used as the internal evidence for the theory of origin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tones from segments. The tonal distribution of yuqici “modal particles” and tanci “interjections” are not homogeneous. Most of these words are of pingsheng (平声) “level tone”. Based on the studies of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and Chinese dialects, we find that the tonal imbalance is caused by the syllable structure. The syllabic structure of the ping tone is CV, which is unmarked, while those of the shang, qu tones are CVC.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tones ping, shang and qu is dependent on the segments rather than pitch.
Keywords Classical Chinese; tone; modal particle; interjection
中图分类号 H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9484( 2019) 02- 0201- 11
[收稿日期] 2016年10月27日
[定稿日期] 2018年12月14日
doi: 10.7509/j.linsci.201812.031610
*感谢《语言科学》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如有谬误，概由笔者负责。
作者简介 倪博洋，男，1991年生，天津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语音史、汉藏语言比较、历史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