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工党多元文化政策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党论文,澳大利亚论文,意义论文,政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0)05-0090-04
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内涵
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识最早起源于美国，是美国少数民族源于对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中心理论和熔炉理论的批判而兴起的。现代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就是伴随着欧美各国解决民族问题政策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多元文化主义最初作为一种政策出现在加拿大。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移民比重攀升，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由于受其强烈的法国文化影响，试图在国内寻求一种特殊的地位甚至要求完全独立。魁北克出现的这场“平静革命”，加上美国60年代民权运动的胜利和民族意识的不断高涨，都促使加拿大要提出一个新的政策来应付这一局面，于是最终加拿大放弃“同化”，于1971年率先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解决国内种族、民族矛盾的理论基础，推出多元文化政策。自加拿大以后，澳大利亚、美国、瑞士、新加坡、欧盟等国都推行以多元文化为内容的民族政策。
事实上，尽管多元文化主义一词被频繁地使用，但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至今未有一个清楚明晰的界定。正如英国学者沃特森所说，“多元文化主义这个术语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大众作品中的当下流行和频繁使用，足以让我们警觉到这个可能，即这个词语对于不同的人群意味着不同的含义。”[1]尽管如此，为了阐述自己的理论与观点，中外学者在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研究和探讨的时候还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从这些界定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多元文化主义是对一个国家所处的实际状态的描述，主要是指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很多国家存在文化和民族多样性这一事实，多元文化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指的是多种文化并存的社会状态。第二，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理论和学说。第三，它是作为一项政策出现的，它是指政府为谋求民族、宗教或语言方面的少数群体对公共领域的参与而设计的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和措施。本文对澳大利亚工党多元文化主义的梳理涉及以上几个方面，重点则放在对多元文化政策的描述和评价上。
工党多元文化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不可否认，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是工党提出、推动并得到其他政治力量支持的结果。
1973年，工党政府移民部长艾尔·格拉斯比出访加拿大，归国后发表了题为《民族大家庭》的演讲和《一个未来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声明，首次正式引入“多元文化主义”概念，从而成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产生的标志。当然，在惠特拉姆政府时期，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原则、方针，也没有形成明晰的多元文化政策，主要是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使多元文化主义的观念在澳大利亚日益生根，并逐步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1983年，上台执政的霍克工党政府明确表示实行鼓励多元文化的政策，“立志为建设一个多元文化的新澳大利亚而奋斗”。[2]多元文化政策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得以不断提高。1986年，工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明确将多元文化的概念写进大会的决议中。1989年，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事务咨询理事会主席格宝爵士提出了一份名为《一个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的国家议程》的文件。《国家议程》获得了联邦议会主要政党的一致认可和支持，并由工党政府正式颁布。这份文件进一步充实了多元文化政策的内容并将多元文化政策提升到国家基本政策的地位，成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发展的一块里程碑。
1991年，工党领袖基廷取代霍克上台执政，继续奉行霍克时期的发展多元文化政策。1992年，基廷政府公开宣布了它的“融入亚洲计划”，对从亚洲各国引进移民的尺度更为宽松。1995年5月，国家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发表了《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面向和超越2000年》，重申了《国家议程》提出的基本原则。1996年11月30日，刚上台的霍华德政府在议会工党的支持下，推动联邦众议院通过了关于种族宽容的决议，重申了《国家议程》的基本原则，进一步阐述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必须坚持的一些原则。1999年5月，新任命的国家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完成了《新世纪的多元文化主义：迈向包容的社会》，在此基础上，1999年12月，政府公布了多元文化政策声明——《新声明》，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进行了界定。2003年5月，自由党政府公布了新的多元文化政策声明——《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多元一体》，为未来多元文化政策的发展确定了战略重点。
与此同时，在工党的全国会议上，消除歧视及多元文化问题也一再被强调。在1998年工党全国会议通过的新党纲中，工党明确表示了坚持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决心，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观有助于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宽容、统一、公正的国家；它的推行有助于澳大利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在2007年召开的工党第44届全国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工党继续重申了消除歧视的决心，并承诺建立一个相互尊重的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实现与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真正和解，认为这是建立一个面向世界的统一、和平、公正的国家的关键。
这样，通过工党及澳大利亚政府的努力，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确保澳大利亚文化多样性的制度框架，成为澳大利亚构建和谐社会、增进社会宽容和发展的政策保障。
工党多元文化政策的基本内核及主要措施
尽管1989年工党政府确立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议程》在自由党政府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议程的主要内容及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随后的几个声明只是对1989年议程的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1989年工党政府给多元文化政策确定的多元文化主义，概括起来由三个范围、三项限制及八项目标原则组成。三个范围是：1.文化认同：所有澳大利亚人有权在指定范围内表述和分享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包括他们的语言和宗教。2.社会公正：所有澳大利亚人有权享受平等的待遇和机会，消除由于种族、民族、文化、宗教、语言、性别或出生地而带来的障碍。3.经济效率：所有澳大利亚人，不论背景如何，其技术、才干都需要得到支持、发展和有效的利用。三个限制是：1.多元文化政策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即所有澳大利亚人应该对澳大利亚承担压倒一切的和一致的义务，对它的利益和未来首先承担责任。2.多元文化政策要求接受澳大利亚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原则——宪法和法律、宽容和平等、议会和民主、言论和宗教自由、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和性别平等。3.多元文化政策既强调责任也强调权利。每个人在表述自己独有的文化及信仰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的价值观和文化。八项目标原则是：1.所有澳大利亚人应该对澳大利亚承担义务，对国家利益负有责任。2.所有澳大利亚人应享有基本人权，反对建立在种族、民族、宗教或文化上的歧视。3.所有澳大利亚人应该享有平等的生活机会和公正地得到与平等分享政府代表社区管理的资源。4.所有澳大利亚人必须有充分机会参与制定直接影响他们的各项决定。5.所有澳大利亚人应该能够发展并利用他们的潜力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6.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应该有机会使讲英语的能力提高到流利的程度，还要学习其他语言和强化跨文化的理解。7.所有澳大利亚人应该能够发展和享用他们的文化传统。8.澳大利亚各机构应该能够了解、反映澳大利亚社区文化的多样性。
曾任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主任的P.旺格汉对此也有一个概括，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描绘现代澳大利亚社会文化和民族多样性的术语，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它指应付这种多样性的措施，它是把个人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从这个角度来管理文化多元性所产生的后果。”[3]当然，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更直接地与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有关”，“是对国内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认知和保护”。[4]
以多元文化主义为指导，工党及其后来的自由党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来推进各族群之间的真正平等。这重点表现在对土著人问题的解决上。
土著人问题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工党和多届政府挥之不去的阴影，从殖民初期的灭绝到建国后的隔离与强制同化给土著人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当然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和谴责，也给工党和澳大利亚政府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的土著人问题开始得到关注。工党继1965年从党纲中删除“白澳”一词后，又在1971年工党21届全国会议上通过了非歧视性的新移民政纲。1972年，惠特拉姆还亲临“土著人大使馆”，支持其土地所有权要求，并表示一旦当选总理，将实行全新的政策。工党政府上台后，即正式宣布废除“白澳”政策，承认土著文化存在的权利和价值，努力消除对土著居民的一切歧视，实现机会均等，使他们享有与其他人同等的社会地位。1972年，联邦政府成立了土著事务部，全力接管各州的土著事务。1973年11月，成立了由土著代表组成的“全国土著协商委员会”，作为联邦政府的咨询机构。1973年和1975年制定了《种族歧视和人权法》及《歧视法》，保障土著居民的权益。同时，政府还增加土著事务拨款，1974年达到1.63亿澳元。[5]霍克工党政府上台后，在解决土著人地位并使之融入主流社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90年3月，工党政府成立土著人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ATSIC)，由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经费来源。该委员会负责管理一系列旨在赋予土著人权力的项目、政策和服务。1991年，澳大利亚议会一致通过了建立一个为期10年的土著和解委员会的决定，努力推动和解运动的进程。1992年，澳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一项被称为“马勃”的判决，第一次承认土著人是澳洲这块上地的原住居民，根据习惯法他们可享有地权。为此，在1993年，工党基廷政府通过了《土著地权法案》。
2007年底，由陆克文领导的澳大利亚工党在大选中一举击败了连续执政11年之久的澳大利亚联盟党，开始新一轮的工党执政时期。在2008年2月13日新一届议会开张的仪式上，陆克文向土著人正式道歉。道歉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对1910年至1970年期间“被偷走的一代”，大约5万名土著人儿童(占土著人儿童10％至30％)以及他们的家人致歉；对以往的国家政策和规定给土著人带来的“侮辱和贬低”以及长期以来对土著人的不公正对待致歉，并许诺今后澳大利亚再不会发生类似事情，澳大利亚将开始历史新的一页。澳大利亚工党新政府这一果敢的政治举动，给澳大利亚土著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即不再把土著人作为政治治理的对象、经济负担和社会包袱，也不再简单地使用胡萝卜、大棒或者二者兼备的传统方法，而是将土著人作为平等的社会成员，通过提高国家的认同、利益的共享，来逐步达到民族和解和区域治理的目标。
在政治道歉的同时，陆克文领导的新政府还加大了对土著人地区的投入力度。针对他们大部分从事农业、渔业和林业等相关产业的特点，帮助土著人参加农村产业活动的土著人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或企业，都可以申请“农村土著人就业基金”。在2007至2008年度的预算中，为在未来五年中实施的26项新举措以及延续项目加拨了8.157亿澳元。这26个新项目投入将重点支持偏远地区住房项目、幼儿计划、新教育机会、卫生项目和经济独立计划，这将使整个用于土著人事务的开支再增至35亿澳元。2008年2月14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一项旨在提高土著人教育水平的计划：从2008年起，在今后的四年里，将每年增派50名教师，到2011年达到200名。[6]
工党多元文化政策的意义
多元文化政策的影响不仅巨大，而且深远，无论是对于工党重塑形象，还是澳大利亚完成自身角色定位，亦或是对于社会稳定，亦或是对于澳大利亚的现代化发展，均有重大意义。
首先，工党及工党政府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既是正视二战后社会发展现实、顺应澳大利亚社会意识变化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工党重塑自身形象、争取选举资源。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战后澳大利亚推行大规模移民计划，广泛地从非英语国家和地区招募移民。战后大规模移民计划的实施，使移民来源地突破了不列颠、爱尔兰这块地域，突破了盎格鲁—凯尔特血统的限制。来源广泛的移民进入澳大利亚后，对澳大利亚人口的同质性构成严峻挑战，导致了战后人口的重大变迁。1947-1986年的40年间，到达澳大利亚的移民达440多万人，考虑到永久离去的，估计这期间移民贡献了超过300万人。[7]由于大量移民涌入，人口的民族结构发生变化，具有不列颠血统的人口在澳大利亚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下降。特别要指出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欧洲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前往澳大利亚的欧洲移民逐渐减少，甚至出现回流，而来自亚洲的移民则有增无减。从1975-1980年，来澳移民的1/3是亚洲人。20世纪80年代早期，来自亚洲和中东地区的移民构成移民总数的40％。[8]到1988年，100多个民族血统在澳大利亚人口中得到体现，民族多样性越来越明显。
战后大量非英籍欧洲移民的进入，对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发展和澳大利亚民族与文化的多元化演进所起的重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由此对澳大利亚社会意识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则更是深刻和潜移默化的。随着这些移民源源不断地到来和各民族之间的交融，澳大利亚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迁。从平等对待非欧洲移民开始，澳大利亚社会意识中的种族主义渐趋消退，澳大利亚愈加对世界各民族和种族开放。
为了适应环境变化，扩大选民基础，改变在选举中的不利局面，工党全面修正自己的指导思想，开始了从“白人工会的党”向“全民的党”的转变。1979年3月，由工党领导人霍克和海登负责的一个委员会向联邦执委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直率地指出：工党的改革生死攸关，因为在全国范围内和整个西方国家中，工党是竞选成绩最糟的社会民主党。为此，报告提出了一个内容极为广泛的改革计划，不仅要求工党关心有组织的劳工的工资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而且还关心生活在老城区和卫星城市的市民的权益、土著人的地权、妇女的同工同酬问题、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并提倡一种不带任何偏见的移民政策，要设法吸引有色人种社区居民、白领工会、乡村居民和妇女选民。此后，工党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步伐，不仅进行了组织上的改革，还进一步拉开了其与工会的距离，追求一种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合作和社会支持；政策取向上，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在维护传统选民的同时，兼顾社会其他群体的诉求，适时推出了文化多元主义。从20世纪80～90年代工党在联邦和州的大选成绩看，澳大利亚工党推行的调整和改革是成功的，顺利地完成了自身形象的重塑。
其次，工党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有助于澳大利亚完成国家角色的定位与转变。作为英国的移民殖民地，早期的澳大利亚不仅在种族上基本是单一的英吉利民族，而且它的发展始终依赖于英国。在19世纪殖民时代早期，澳大利亚就设想未来的澳大利亚将是母国英国的海外延伸部分。就连1901年的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也颇有英国恩赐礼物的意味，因而，已获得独立的澳大利亚民族国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澳英长期以来具有殖民主义性质的关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一直存在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在热爱澳大利亚的同时，又以与英国的血缘关系而倍感自豪；在视澳大利亚为实现自己理想社会的一方热土的同时，又以种族亲情为纽带，维系着与英国的各种关系。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澳大利亚的英国化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澳大利亚人民族认知和对外政策重新取向的开端。战争初期，日本的得势、英国人的自顾不暇、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使澳大利亚祸中求福，在外交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即澳美两国在军事外交上的紧密合作。“二次大战使澳大利亚充分认识到依附英国和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不现实性和危险性”，[9]“澳大利亚政府认为维护自身的安全，是她的第一位职责，而不能指望不列颠会在太平洋拥有更显著的作用”。[10]因此，二战爆发后，澳大利亚向世界宣布要“毫无愧色的仰望美国”，澳美结成同盟。二战后，澳大利亚追随美国，不承认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卷入越南战争，并在美苏对峙中采取“遏制共产主义”等策略，在重要的外交方针和战略上澳美是一致的。虽然此时澳大利亚仍是英联邦的成员，但与英国的关系已经松弛，不再唯英国马首是瞻，更多的是迎合美国。特别是冷战的爆发，“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追随美国‘遏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其对外关系史进入到‘美国中心主义时期’。”[11]总之，二战的爆发促使澳洲社会转型到“美国化阶段”。然而，求得英国庇护也好，追随美国也好，澳大利亚国家在对外的天平中始终在英、美两者中选择，从属性、依赖性始终是其核心。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和澳洲社会自身的发展，“澳大利亚人”的概念变得日趋明确。澳大利亚重新审视它与美国的关系，调整对外政策，澳大利亚国家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外交政策开始实施，澳大利亚的国家角色终于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澳大利亚化阶段”。“公平对待已经是澳大利亚生活结构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了，假如外部世界允许的话，它看来是不会消失的了”。[12]此时澳大利亚人的民族认同注重的不再是殖民地时期的种族和血统，也不是后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是基于国民属性和地缘的认同。随着美国在与苏联冷战对峙中战略收缩政策的实施，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再次调整，“工党政府不仅摒弃了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冷战逻辑，而且在国防上积极自力更生，使其外交和国防政策摆脱了单纯依附美国的状态，逐步走上了相对独立的、成熟的发展阶段”。[13]在这种情况下，以平等心态和政策对待各国移民就成为澳大利亚工党和政府的不二选择，不仅有助于改善澳大利亚的国际形象，也有利于澳大利亚与移民来源国保持良好关系。
第三，多元文化政策有利于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有利于澳大利亚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人类社会中，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对于认同它的人来讲，意义更大。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具有对话特征的，个人的自我认同是需要得到他人承认的，群体成员的自我认同也是需要其他群体承认的。而多元文化主义所体现的认同是对少数民族的认同，所保护的平等是保持差异的平等。当然，多元文化主义争取的不仅仅是对社会不同种族和民族的文化和传统的尊重，而是要对传统的主流文化提出全面检讨和重新界定，它要求的不只是在文化和民族传统上对有色种族的尊重，而是改变国家政治的基础，要求将种族平等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去，多元文化主义所包含的内容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范围，实际上成为一种明显而直接的政治诉求。可见，多元文化主义的出发点是从整个国家出发，目的是为了各个民族之间平等互助与和平相处，使整个国家更加和谐与稳定。
第四，多元文化政策有利于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澳大利亚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殖民地时期，澳大利亚经济的起飞源于英国的投资和广阔的市场。二战时英国的自顾不暇使得澳大利亚只得另寻一个“靠山”，当时实力雄厚的美国自然成为首选。20世纪6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与英国的经济往来减弱，与亚洲之间的贸易迅速扩大。因此，澳大利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调整亚洲政策，积极发展与亚洲邻国的友好往来。但在与亚洲国家发展关系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即是澳长期推行的歧视、排斥亚洲移民、视亚洲移民为最大威胁的单一民族文化政策。正如当时的工党政府总理霍克所说：“澳大利亚不能一方面说自己的经济是亚洲经济的一部分，而在同时又在移民政策上表现出种族主义倾向。”[14]不能在强调与地理上相邻的亚洲国家进行密切经济往来的同时，却又顽固地坚持在文化上心理上与之疏远，仍然对旧大陆保持迷恋。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寻求地理与文化的协调呢？只有致力于消除各种社会偏见和歧视，平等地接纳世界各地的移民，才有利于摆脱对英国的严重依附而独立；只有通过平等地吸收亚洲移民，尊重他们的文化传统，了解他们的文化，才能拉近与亚洲国家、人民的心理和感情距离，以利于双方交往。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改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由于善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才会获得移民的母国的好感，才能使移民及其受政府保护的传统文化成为澳大利亚与移民们的母国联系的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元文化政策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对外交往、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同时，多元文化政策创造的不同移民平等相处、安居乐业的宽松环境，有利于吸引世界各地有技术、有才能的人移居澳大利亚，有利于不断补充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