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践理性的历史形态及现代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理性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2)05-0016-06
实践理性是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 与解答。当代人类实践活动导致的一系列反主体性效应，暴露了以往实践理性的缺陷， 使实践理性这一重要理论课题凸现出来。人们不禁要问：当代人类实践究竟在什么地方 出了问题?这些问题暴露了以往实践理性的什么缺陷?如何建构合理形态的实践理性?要 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不对以往实践理性进行反观和反思。本文试图对实践理性的历史 形态作初步探索。
1、早期人类：诸神神谱型实践理性
人与世界的关系包括这样三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身的 关系。在人类早期，人与社会的关系简单，人与自身的关系还没有被人们自觉地意识到 ，人类仅仅开始自发地与自然界相联系，通过这种联系逐渐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面 对强大的自然力量，人类童年的力量显得极其弱小，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对自 然的依赖、敬畏与顺从，崇拜自然、消解自然与自身的对立、顺应与承受自然的力量， 是早期人类处理自己与自然关系时在观念和行为上遵循的原则。与此相应，早期人类的 实践理性或以神话、传说等形式猜测、幻想人与自然的关系，或直接指向对象的有用性 ，通过仪式预演人所希望的结果，并将达到这种结果的工具和手段神圣化。尽管早期人 类也发明和掌握了一些低水平的生产技术，并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一些征服自然的胜利 ，和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好了人与人或人与社会的关系，但他们往往把这种胜利或成功归 因于某些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比如，如果猎具和渔具没有经过神圣化而带上巫术的或别 的什么力量，人们就不去打猎或捕鱼、耕田或建房。也就是说，早期人类的实践理性是 一种建立在缺乏科学性的猜测、幻想、向往基础上的诸神神谱实践理性。原始宗教、神 话与传说、巫术与禁忌是这种实践理性的具体表现形式，而生产技艺、军事谋略等真正 实用而有效的实践理性形式则从属于或被淹没在这些形式之中。
原始宗教是原始初民既不能真实理解也不能实际驾驭人与世界的关系所产生的一种最 多虚幻、歪曲与荒谬，和最少科学与理智的意识现象。由于早期人类对自己周围的现象 愚昧无知，在支配着自己的强大自然界面前软弱无力，对自身的生理现象和梦境不能理 解，从而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并进而将自然力人格化，形成了万物有灵论等原始的 宗教观念。原始宗教贯穿于原始人的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是人类第一次观 念处理和驾驭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思想结果，尽管在这个“结果”里主要思考和幻想的是 人与自然的关系，且有着许多虚幻、歪曲和荒谬，但其中充满着人类童年思想的精华， 闪烁着人类祖先的智慧、道德和美的光芒，标志着人类实践理性的萌芽。从本质上看， 原始宗教是童年时代的人类尝试解答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 问题的最初形式。
神话与传说在形式上没有区别，但内容却有着明显的不同，“神话中所讲者是神的事 情，传说是人的事情；其性质一是宗教的，一是历史的”(注：高瑞泉：《理性与人道 ·周作人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83页。)。神话和传说与原始宗教相 伴而生、结伴而行，作为原始宗教主要形态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都是以 神话和传说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早期人类在生产实践中感知到周围世界对人有利害并存 的双重作用：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自然界又变幻莫测 ，既可以给人带来温暖和食品，也可以给人带来寒冷、灾难和祸害。自然界对人类利害 的二重性开启了早期人类理智的闸门：以某种抽象的形式去思索自然界。面对自然界对 人作用的双重性，特别是面对人与自然关系上出现的矛盾和冲突，由于抽象思维能力很 低，生产力又极不发达，早期人类既不可能在抽象思维水平上观念地解决人与自然的矛 盾，更不可能在生产实践中实际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他们只能凭借象征性思 维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审视、思考、猜测、幻想乃至虚构。神话和传说正是利用这种 象征性思维去思索人与自然关系的直接产物，它渗透着早期人类的情感因素和价值观念 ，蕴含着早期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状态的渴望和理想化追求。就其本质而言，神话 与传说是早期人类解答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特殊形 式。
巫术和禁忌是早期人类观念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最普遍形式。所谓巫术，是依靠“ 超自然力”对客体施加影响或控制的一种现象；所谓禁忌，则是指禁戒普通人接触的事 、物或人，以及对此所具的忌讳观念。巫术解答人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 怎么做”问题，禁忌解答人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不应当怎么做”问题，二者 名异而实同。巫术和禁忌作为早期人类观念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最普遍形式，它们有 着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巫术和禁忌是以互渗感为基础的“实用”理性。原始巫术和禁 忌的基本特征是表现人与动物、植物、无生物的一种交感意识，多为模拟客体的习性和 动作，以求达到相关的现实目的。早期人类相信，巫术和禁忌是一种能够使自然界服从 于自己的需要、达到自己活动目的的有效而实用的控制方法，凭借这个方法可以直接控 制自然、控制自己活动的全过程。其次，巫术和禁忌是早期人类对付自然界的另一种手 段。如果说实践是对可见世界发挥作用的手段，那么巫术和禁忌则是对不可见世界起作 用的手段，是早期人类实践活动之无能为力的代替行为。早期人类不仅运用经验和技术 来利用和控制外部自然力，而且还用巫术和禁忌来控制和调节仅用技术尚不能控制的那 部分自然力；它们用可见的力量即实践和技术去应对可见世界，用不可见的力量即巫术 和禁忌去控制和影响不可见世界。所以，勿宁说，巫术和禁忌是早期人类控制和影响自 然界的另一种手段。最后，巫术和禁忌是被早期人类指定用于更高目的的实践理性。巫 术和禁忌作为早期人类实践活动之无能为力的代替行为，其目的是用来控制生产技能所 不能控制的那部分自然力。既然如此，巫术和禁忌就不是用于一般的目的，而是用于实 现更高的目的。即使它达不到意欲的更高的实际目的，即使它不能实现人的希求，它也 教育早期人类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能够凭借精神的能力去调节和控制自然。
概而言之，巫术和禁忌是以互渗感为思想基础的实用理性，是早期人类对付自然界的 特殊手段，是被指定用于更高目的实践理性。尽管巫术和禁忌就其手段而言是想象的和 幻想的，就其所指定的目的来说一次也没有实现，但对巫术和禁忌的信仰是早期人类之 觉醒中的自我信赖的最早最鲜明的表现之一；巫术是超自然地建立起来的，早期人类试 图通过它们演出各种奇迹，这不是早期人类忽视了他们的精神力量的局限性，恰恰相反 ，而是因为早期人类充分地意识到了这种局限性；巫术和禁忌是早期人类幻想出的对不 可见世界进行控制的手段，这手段固然荒谬可笑，自然永远不会奏效，但它促使人类思 维指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拓展了人类认识的空间；巫术和禁忌在理论上固然是伪科学 的，但它却开启了人类通向科学的大门。毫无疑问，巫术和禁忌是早期人类观念处理自 身与世界关系的最高理想，是以歪曲的形式表现的早期人类最基本、最普遍、最完善的 实践理性。
2、古代人类：经验技能型实践理性
古代人类的实践理性不再像早期人类的实践理性那样以诸神神谱为主宰，它已经开始 摆脱“超自然力”的统治和纠缠，开始减少或丢弃对神力的依赖与幻想，从而形成了经 验技能型实践理性。
经验技能型实践理性的前身是存在于早期人类的简单的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和交 往的理性。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人类童年的力量显得极其弱小，早期人类处处顺从自 然界变化的“惯常行程”，生怕稍有不慎，得罪于天。那时，经验技能型实践理性与早 期人类的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和交往活动融为一体。即使有些典范性的生产技艺 或经验，从生产活动中浮出而成了最初的实践观念，也被淹没在诸神神谱的实践理性之 中。进入古代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长，尽管在总体上仍然不能摆脱对自然 界的敬畏与顺从，但却能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和越来越深的层次上去改造自然并取得胜 利，从而使古代人类开始怀疑以原始宗教、神话、巫术等为主要形式的诸神神谱型实践 理性的实用性和可靠性，开始相信经验技能型实践理性在改造自然活动中的作用。
经验技能型作为古代人类实践理性的主要特征和形式，它主要表现为以手工操作为基 础的经验技能。一般说来，经验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的体验，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应 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的体验。这种体验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对生产方式及方法等 直观体验的积累和综合。技能则是以技术知识、劳动工具和经验为基础，在劳动过程中 表现出来的“人应当怎么做”的主体活动能力，它包括技巧、诀窍等实际知识。古代人 类的经验一般指具有描述性规律的技巧、准则；古代人类的技能则指以手工操作为基础 的生产技能。例如中国古代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王祯的《农书》、徐光启的《农政 全书》等，就是对古代中国人生产经验技能的概括和总结。
经验技能型实践理性产生于并且范导着古代人类农业、手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活动 。如所周知，古代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古希腊、古代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之实践活 动，是古代人类实践活动的最高水平。与此相应，产生于和范导着这些国家和地区人们 之实践活动的实践理性，也是古代人类经验技能型实践理性的最高水平。例如，代表古 代人类实践活动最高水平的埃及金字塔、今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遗址、希腊的雅典卫城 、中国的万里长城等这些深为后人赞叹的建筑物，反映着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 腊和古代中国人的实践理性的最高水平。
在古代实践理性的范导下，古代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比较发达，形成了以古代两河 流域和古埃及、古希腊、古代中国为典范的古代文明，从而使古代人类的实践理性开始 摆脱诸神神谱的纠缠，朝向真实而有效的科学技术。但是从总体上看，古代人类的实践 理性偏重于实用性，缺乏理论性；偏重于特殊性，缺乏普遍性；止于经验水平上，缺乏 科学性。因此，我们将古代人类的实践理性称作经验技能型实践理性。
3、近代人类：科学技术型实践理性
进入近代，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力量进一步加强，人们逐渐摆脱“超自然力”的统 治，冲破了诸神神谱的桎梏，从对超自然力的盲目信仰、怀疑与批判，而走向对科学的 珍爱与颂扬。于是，人们不再盲目崇拜自然和上帝，不再盲目信仰超自然的神力；相反 ，崇尚人的力量，强调人对自然界的独立性即对自然的支配、改造、索取，向自然界开 战，从自然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等等，成为近代人类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目标和准则 ，从而形成了近代人类独具特色的实践理性：科学技术型实践理性。
科学技术型实践理性以科学技术理性为主要内容和本质特征。所谓技术，即指人类在 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劳动过程中所掌握的各种活动方式、手段和方法的总和。技术来 源于技术实践，包含了关于技术实践的理性即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是技术发明、技术革 新、技术开发、技术设计等技术思维过程的导向性因素，而技术则是技术理性的积淀和 物化。根据技术与技术理性的这种关系，我们认为：技术理性是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 自然的劳动过程中观念掌握的各种活动方式、手段和方法的总和，亦即在实践经验和科 学原理基础上形成的关于利用和改造世界的技能、手段和方法的观念体系。
近代科学技术型实践理性从属于技术理性的一般特质，即它也是人类在利用、改造自 然的劳动过程中观念掌握的各种活动方式、手段和方法的总和。但是，近代工业的兴起 和发展，造成了近代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形式的根本性变化，即工业生产成 为主要的实践形式，因而近代科学技术理性本质上主要是近代人类关于工业生产的技能 、手段和方法的观念体系。这就使近代科学技术型实践理性呈现出不同于古代经验技能 型实践理性的特点。古代的经验技能型实践理性极其简单，适用的范围狭窄，仅限于简 单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效率很低。而近代科学技术型实践理性则冲 破了超自然力的束缚，以生产实践特别是工业生产实践为中心，将诸神神谱实践理性挤 到狭小的角落，或者融化在自身之中，从而成为近代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基本的 实践理性。
概而言之，近代科学技术理性的产生和发展范导了近代技术的产生、应用，特别是近 代工业的兴起，使人类逐渐抛弃了对自然的依赖，在更为深广的领域对自然进行征服性 活动并控制自然。近代人类已经从对神力的崇拜中解放出来，转而崇尚人的力量，强调 人对自然界的支配，在他们看来，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被认 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 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注：转引自[加]威 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65页。)。正是在近代科学 技术理性的巨大牵引下，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4、现代人类的实践理性及其新趋向
进入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国际化，人与世 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双重变化：在人从自然力量的 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同时，人对自然界施加了违背自然本性的统治；在人从自然界获得巨 大利益的同时，人又破坏了自身生活的自然环境。其次，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相适应 ，现代社会的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现代科学技术奇迹 般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同时也制造了置人类于死地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现代人 口爆炸迫使人们降低出生率，而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延长了人的 寿命，降低了死亡率；发达国家的富裕和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形成鲜明对照，如此等等。 人们本来以为，人类可以凭借理性把握的手段或技术征服的办法来无限地控制自然，并 且相信人类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的结果必然是人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增长，必然 导致人的最终解放和完善完满。严峻的现实警示人们对现代人类的实践理性进行反观与 反思，进而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平衡、人与社会关系的新的和谐，以及人与自身关 系的协调发展。因此，怀疑、反思乃至超越人对自然的独立性，探索人与自然关系和在 这种关系制约下的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合理性，是现代社会提出和当代社会面临 的全球性和人类性的新课题。正是这些新课题构成了现代人类实践理性的内容和特点， 决定了现代人类的实践理性在当代和未来发展的新趋向。
(1)现代人类实践理性的形式和特点
我们认为，现代人类实践理性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全面控制自然、社会、人自身的技术理性。技术理性由古代简单的生产技术发展 而来，经过近代两次技术革命，它已经形成为系统而规范的理论体系，并在处理人与世 界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到了现代，技术理性有了比近代更快的发展，特别是通 过本世纪60年代以航天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技术理性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控制或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巨大功能，特别是其功能 已不再像近代技术理性那样主要指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对人与自然、社会和自身关 系的全面控制。技术理性对于现代社会的这样强大而普遍的功能，马克思在对近代技术 的分析中就已经有了敏睿的洞见：“技术展现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展现了它生活生 产的直接过程，因而也展现了它的社会生活关系以及由它而产生的文化的发展。”(注 ：转引自[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29页。)
二是全球化的交往理性。由于现代技术理性的巨大作用，作为处理人与人或人与社会 之关系的交往理性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出现了普遍化、全球化的交往理性。这种变化 使现代人类的交往理性有着既不同于古代也有别于近代的鲜明特点。在古代人类那里， 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的交往关系很不发达，交往的范围也十分狭小，带有一 定的区域性。近代资本主义的确立，促进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 使人类交往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既以生产者私人利益 的完全隔离和高度发展的社会分工为前提，又必须以生产者相互间的全面依赖为条件， 这就使得人们只是在满足个人需要的手段意义上来看待社会联系和交往。于是，人的生 活便被完全外在化了，交往成了人们之间纯粹的外在联系，变成了不以自我个性特征为 转移的无人称的“角色”之间的纯粹结构性关系，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交往关系单维度 的价值取向。由于现代技术理性的强大作用，特别是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国际 化，直接促成了现代人类交往理性的普遍化和全球化。工业文明在现代的崛起，伴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和人的活动的自在性，人开始从天然的土地 依赖和人身依附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分工、商品和劳务交换打破了地区和 国家之间的界限。人们不再为一个国家，而是为世界市场生产产品。人类之间的相互依 赖进一步加强，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甚至经济发达国家也不能单 靠自己的力量维持现有的发展速度，必须同发展中国家进行有效的合作。总之，现代人 类的交往理性展现出全球化和普遍化的趋势，并且由于现代技术理性的作用，世界各国 和各地区的交往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工具达到空前的规模和水平。
三是人类中心论的发展理性。在现代科学技术理性的牵引下，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 能力空前增强，自然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和更高的程度上听从人的安排，服从人的目的。 现代技术理性的如此巨大的威力，使人类产生了高度的自信。于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 发展理性成为范导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极其重要的主体性因素，而人类中心论则是这一 理性的理论表现形式。从理论构造上看，人类中心论是一个包括多种涵义的复杂概念。 它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功利层面的人类中心论。它以人类短期的个别利益为元价值， 同自然环境建立一种直接的、片面的物质关系。第二，生态伦理学层面的人类中心论。 它以人类的普遍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元价值，融合人类的各种短期利益，同自然建立一种 长期的物质平衡关系。第三，哲学人类学层面的人类中心论。它容纳并超越了人与自然 之间单纯的物质关系，以人的最终解放为元价值，旨在建立人的完整本质和需要同自然 之多维价值的全面关系。因此，它是人与自然之间认识的、功利的、伦理和审美的关系 的统一，是精神关系与物质关系的统一、理性与实践的统一，其本质是人类对自身的终 极关怀。
总之，全面控制自然、社会、人自身的技术理性，全球化的交往理性，人类中心论的 发展理性，是现代人类实践理性的三种基本形式。这三种基本形式体现出现代人类实践 理性之既不同于古代人类实践理性，也有别于近代人类实践理性的鲜明特点。
(2)现代人类实践理性发展的新趋向
趋向之一：对现代人类实践理性之反思。在现代人类实践理性的牵引下，人们本来以 为，现代技术理性对自然的有效而全面的控制，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 物质生活条件；现代交往理性的全球化，会促成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间的团结合作、和 睦相处；人类中心论的发展理性，会带来人的全面自由和人的全面解放。但事实并非尽 如人意。尽管技术理性的高度发展确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物质生活 条件，然而却出人意料地同时带来了困扰人的全球性环境与生态问题，并创造出了大规 模杀伤武器，破坏了大自然这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尽管全球化的交往理性的确有 效地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促进了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但在经济上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却进一步拉大；在军事上，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少数超 级大国垄断与操纵世界事务的世界秩序并没有根本改变，核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世界 和平的全面而真正的实现还有待时日。尽管人类中心论的发展理性在不同程度上带来人 的主体性增长，但并未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同时带来人的全面自由和人的解放，而是使 人由于受制于自己的造物和丧失了超越的维度而陷入深刻的异化之中。在这种背景下， 对现代人类实践理性的反思与批判思潮开始兴起。人们特别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们，从 不同方面不同维度对现代人类实践理性进行反思，并探寻现代人类实践理性在当代和未 来的发展走向。韦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分析和对实证主义的 批判、席美尔对现代技术世界的物化和异化的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伽达默 尔对实践理性的呼唤等等，都是现当代学者对现代人类实践理性反思的重要理论表现。
趋向之二：对当代人类实践理性合理化的寻求。人对自然、人对社会、人对自身的自 由性是人与自然、社会和自身关系的最高境界，也是当代实践理性发展的目标和趋向。 这种追求与理想体现了人类解决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和摆脱困境、走出危机、奔向未来的理性精神。人对自然、社会、自身关系的自由性，以其对自然和人的双重尊重的丰富性 ，昭示了当代人类实践理性发展的新趋向。而要走向这个方向，人类面临着观念与实践 的变革，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变化，现实的冲突与理想的抉择。这就 给当代人类实践理性提出了新课题：如何消除现代人类实践活动所造成的反主体性效应 ，从理论规范层次上保障实践的合理性。质言之，这也就是如何实现实践理性的合理化 问题。我们认为，这一问题至少包括：工具理性的合理化、技术理性的合理化、交往理 性的合理化、人道理性的合理化，等等。所有这些标示着现代人类实践理性的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