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交往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以中国农民政治信任为考察对象_政治论文

政治传播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以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为考察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中国农民论文,对象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5)12～0048～09

       修订日期：2015-07-05

       政治传播学是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它是主要研究政治信息的生产、传播过程以及效应的学科。这一学科包括了对媒体的研究、对政治人物公开言论的研究，以及对那些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话语的解读，甚至包括社会公众之间正式的、非正式的交流与沟通的研究[1]。根据诺里斯(Pippa Norris)的定义，政治传播是一个在政治人物、新闻媒体以及公众之间传播的互动性过程，政治传播既包括自上而下的过程，这一过程把政府机构的政治信息传递给公众；也包括自下而上的过程，这一过程把公众的舆论意见传递给政府[2]。如果根据传播的过程来划分，我们可以把政治传播划分为三个阶段：政治信息的生产、政治信息的传播机制与政治信息的效应。其中，政治信息的效应主要研究政治传播所承载的信息对于受众的影响。这一类研究主要从个体层面来考察社会公众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仰是怎样由于接受了不同的政治信息内容而发生改变的。

       通过考察过去60年间政治传播模式的变迁，我们可以把政治传播模式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战”结束之后的20年。在这一阶段，政党是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人们视政党为社会改革的主要发起者与争论者。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对政党的认同非常强烈，并且主要通过所支持的政党来接触政治信息。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至80代末，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电视开始成为政治传播的主要载体，电视的出现颠覆了政治传播的传统方式。作为一种有声音、有图像的传播方式，电视新闻开始成为政治传播的主要媒介，这改变了传统的以政党认同为主导的政治传播方式，社会公众的政党认同也开始削弱。第三个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就是网络新媒体的兴起。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革命，各种不同类型的新社交媒体随之兴起，如博客、微信等，这些网络新媒体再一次颠覆了政治传播的传统方式。普通社会公众个人也变成了政治传播信息的主要发起者，改变了以往政治传播中政治信息的传播必须要遵循自上而下的过程。概言之，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彻底颠覆了传统政治沟通的模式以及传统政治社会化的路径，进而重新塑造了人们的政治信仰以及人们重新认识自己与政府的关系。这一转变意味着，在网络新媒体时代，人们的政治认同可能与传统时代有着本质上的区别[3]。具体来说，在传统的政治沟通模式中，政府自上而下的单方向信息传输往往占据了主导性地位，而在网络新媒体时代，政治沟通更多呈现出多中心、多元化的网络发散性结构，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垄断的政治信息发布权被消解了[4]。

       由于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沟通模式的变迁，处于网络新媒体时代的人们对于政府的理解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日益把政府看作是一个社会服务的提供者，而非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这一政治意识的转变，使得人们开始用社会服务的质量与标准来评价政府，进而选择是否信任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遭遇政治信任的危机，也就是说各国民众对于政府的评价普遍在下降[5]。这一政治信任危机的出现使得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诸如放权、削减政府层级等措施来应对民众对于政府服务的需求。

       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农村地区，随着网络新媒体的普及与应用，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与政治信仰也随之发生变化，进而改变他们对于自己与政府关系的认识，并最终塑造他们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我们将通过比较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差异特别是政治传播效果的差异，来回答一个关键性问题：通过传统媒体或网络新媒体来获取政治信息的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是否会随之发生差异?

       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才得到快速发展。目前，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主要涉及传播主体、传播机制、传播功能及效应等。其中，邵培仁教授主编的《政治传播学》一书建构了一个虽然粗略但却较为完整的政治传播学理论框架。

       综观目前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我们发现其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其一，一些研究者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的现实，这样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我们应该学会立足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去修正西方的传播理论；其二，政治传播的学科理论基础建设依然匮乏，我们需要注重政治传播理论的交叉性、跨学科性，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积累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三，现有的研究中，立足中国国情的定量研究非常缺乏，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并建构实证分析的模型来分析政治传播的效应[6]。

       因此，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通过对9个省市的随机样本进行数据采集，提供了一个立足农村地区的量化分析模型来探讨政治传播对于农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一个关于政治传播与政治信任的理论分析模型。以往的研究普遍缺少实证的经验支持，多以长于探索性研究的个案分析来揭示新旧媒体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效应。但是，为了解决推论的总体问题，还需要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本文可以说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经验性的基础与标杆。

       此外，由于以往关于新旧媒体政治传播效应的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尤其忽略从理论上解释新旧媒体是通过何种因果机制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的，因而本文把探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过程及其机制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对于新旧媒体如何影响政治信任的因果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新旧媒体的差异及其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不论政治传播学理论如何发展，其理论基点始终未变，即大众传媒对公众的政治态度与倾向具有重大影响作用。学者们只是对媒体的政治效应有不同的意见。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电视媒体在美国流行起来，它通过竞选宣传、辩论、时评等方式深刻地介入民众的政治生活。但与此同时，学者们发现了民众的政治冷漠感上升、政治参与下降的趋势，这集中表现为投票率的持续下滑。由此，他们提出了“媒体抑郁论”(Media Malaise)的观点，认为媒体传播产生的政治效果是负面的，它阻碍了公众的政治认知、兴趣和参与等。1976年迈克尔·罗宾逊的研究显示，公众越来越倚重电视媒体获取政治新闻信息，但电视媒体具有负面的和反政府的特性，这就造成了公民对政治的愤世嫉俗态度，即对政治的冷漠和政治参与意愿的下降[7]。1997年卡佩拉和贾米森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人们越多地接触媒体传递的政治信息，就会越反感其中的政治内幕，从而增强他们的政治愤世嫉俗心态[8]。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了相反的主张，认为媒体能产生正面的政治效果，如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等。例如，皮帕·诺里斯调查了美国以及欧盟国家的公民参与政治的状况和媒体使用的状况后指出，如果人们越接触媒体，其得到的政治知识就越多，就会更加信任和参与到政治中去。也就是说，媒体与政治之间的互动是一种良性循环，至于民众政治冷漠以及投票率下降更可能是政治制度本身的问题，而非媒体的责任[9]。

       政治传播学关于“媒体抑郁论”的争论也可以直接延伸到媒体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上。“媒体抑郁论”支持者普遍认为，新闻媒体的内容普遍具有反政府的特性。例如，迈克尔·罗宾逊就发现电视媒体具有负面和反政府的特性；帕特森对1960～1992年的新闻收集整理研究发现，新闻报道集中在竞选策略、个人特征和政府失败等内容上，从而损害了政治辩论和政府成就，因而有“反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偏见[10]。在他们看来，民众接受这样的反政府媒体内容后，就会强化他们对政府的负面印象，加剧他们对政府的疏离感，进而降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因此，“媒体抑郁论”假设了媒体接触程度与民众政治信任之间的负面关系，而“媒体抑郁论”的反对者则提出了相反的假设。例如，普特南的研究指出，大众媒介能够提供具有公共兴趣的话题，传播与政治和社会事务有关的有用信息，这些有助于民众与政府的正面感知[11]；麦克劳德等学者也提出，接触媒介新闻和参与政治讨论能提高公民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效能感，从而提高公民的政治信任[12]。

       还有一些研究结果则得出了偏向中间的结论，认为不同的媒体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是不同的。米勒等学者对1974年全美选举资料的研究发现，有关报纸的大部分报道是中立或正向的，但具有高度批判性的读者则相对不信任政府[13]。埃里克·尤斯纳勒认为，不同的媒体形态对政治信任有不同的影响，如新闻与公共广播等可协助公众更多地参与政治，娱乐性和政治谈话节目则降低公众的政治信任，而印刷媒体能够促进公众的政治信任[14]。贝内特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公众对报纸媒体的关注促进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而对广电媒体的关注则让他们对政府更加不满[15]。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发现，不同的媒体对政治影响的属性是不同的。当前，在政治传播研究领域中最受关注的话题莫过于新旧媒体的划分及其竞争性传播效应。传统媒体一般包括报纸、户外等平面媒体以及广播和电视，而关于新媒体，目前世界上比较统一的认识是指建立在互联网技术、数字信息技术之上的媒体形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和数字电视等。

       有学者详细地总结了新旧媒体之间存在的16项差异(见表1)[16]。总的来说，新旧媒体最本质的差别是，传统媒体是“主导受众型”，而新媒体是“受众主导型”。从理念上讲，新媒体注重受众的话语权，所以采用的是“关于受众”的运营思维；而传统媒体注重的是作为信息源的权威性，所以它着眼于“关于自身”的运营定位。

       从内容上看，新媒体的受众有更大的主动权和选择权。新媒体大量使用标签和用户自生信息，比如通过微信群、博客等主动参与发布信息等(表1第6项)；此类内容的作者或者主角多为用户本人或意见领袖(表1第10项)；采用的是双向交流模式(表1第1项)，即信息反馈和内容更新的周期极短，比如网络信息都是24小时滚动；用户积极介入新媒体内容的创建(表1第16项)，形成粉丝群、点击率、网络水军等新媒体现象；为了达到信息便捷的效果，新媒体的内容相对而言不太注重版面设计和语言的严谨性，尽量采用非正式语言(表1第15项)与原始内容(表1第7项)，强调实时创造(表1第13项)。

       从管理结构上看，新媒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表1第2项)，接受用户定制，用户可以自主地选择观看内容与时间；新媒体的运营更加透明(表1第2项)，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结构(表1第14项)，即它接受并倚重广大受众的监督，例如2012年浙江余杭政府网站的“领导悬浮照”事件就是用户监督力量的展现；而且因为新媒体一开始就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所以推行的是社区决策战略(表1第11项)和一对一的营销策略(表1第4项)。新媒体通过提供免费平台(表1第8项)以满足更多用户的个性化要求，并争取最大的市场份额。用户的参与(表1第9项)是衡量新媒体业绩的重要指标。

       最后，不像传统媒体采用的记者—编辑—总编的三级审查模式，新媒体的编辑流程更加宽松，这为新媒体交流的无结构特性创造了条件(表1第12项)。

      

       总言之，新媒体的“受众主导型”特点成就了它的崛起，也代表了未来传媒产业发展的方向。由于受众作为传播个体的影响力将继续增强，所以未来的传媒产业在内容上将更趋于“类型化”，在传播渠道上更趋于“碎片化”。所谓“类型化”是指人们对内容(信息)的需求会更加丰富和个性化，正如电影的“类型片”一样，媒体和媒体信息正按照受众特征进行细分。“碎片化”主要指互联网时代的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体的时间碎片化，用户的媒体使用习惯和共性被打破，媒介形态更加多元化、小众化。

       在中国当前阶段，新旧媒体的此消彼长表现得非常明显。根据《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3年中国互联网及移动媒体行业收入的增长幅度领跑各细分市场，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相关业态发展迅猛，对传媒产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3％，新媒体市场份额总体超越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则呈现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电视媒体的领先优势继续扩大，电视广告市场基本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影票房和植入广告推动电影产业加速前进，全年票房收入的增长幅度较2012年增加了10.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广播、纸媒和期刊成为2013年最大的输家，增长率均有大幅下降[17]。

       鉴于新旧媒体的不同特性以及这一分类在当今传媒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比较它们的政治传播效应是政治学学者关心的问题。不过，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以下我们将从新旧媒体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和新旧媒体的政治传播影响力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就新旧媒体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而言，一方面，肯尼迪(Kennedy)和王正祥的研究都表明，作为党和国家宣传机构的传统新闻媒体对塑造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有着积极的效应[18]，也就是说，那些依赖传统媒体获取政治信息的公众，对于中国各级政府往往有着更高程度的信任度。但王正祥的研究也提出，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政治信任很难通过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模式获得[19]。另一方面，张明新与刘伟的研究则发现：“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已威胁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状况；但情形还远未达到严重的境地”[20]。他们认为，越是频繁地在网上进行政治互动的被访者，其总体政治信任度越低。

       在比较新旧媒体的政治传播影响力方面，西方社会的经验研究显示出新媒体的政治传播影响力要远远超过传统媒体。例如，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的研究显示，就美国民众获取政府/政治信息的来源而言，传统媒体占15％、博客占17％、推特占6％、视频网站占21％。可见，在美国的政治传播过程中，新媒体的影响力要远超传统媒体[21]。

       在中国场景下，新旧媒体的此消彼长更为明显。2013年传统媒体广告市场的整体增长仅为6.4％，低于同期GDP增速，而新媒体市场份额则总体上超越传统媒体[17]。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虽然新媒体的出现给传统媒体带来了挑战，但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基于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环境在数码时代的今天依然占据主流，而且传统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优势(比如专业性、权威性)是新媒体无法替代的[22]。

       其一，传统媒体本身具有新媒体不可替代的优势。例如，报纸、电视、广播等与政府的特殊关系是新媒体无法替代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也给予传统媒体很大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同时传统媒体的规模经营、信息权威性等也是新媒体无法比拟的。其二，传统媒体也在改革和发展，并在很多方面逐步与新媒体融合，包括《人民日报》等在内的主要新闻媒体都实现了纸媒电子化。在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其三，当前传统媒体仍然是广大民众了解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从中国传统媒体的规模可见一斑。就纸媒来讲，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出版图书、期刊、报纸总印张为3005.12亿印张，其中书籍用纸占总量14.94％，课本用纸占总量9.09％，期刊用纸占总量6.52％，报纸用纸占总量69.40％。显然，纸媒的人均拥有量仍然是非常高的，而同期互联网的覆盖率仅为46.9％[23]。

       基于上述理论探讨，我们认为，中国媒体制度与西方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中国的政治传播更可能增强民众的政治信任。具体到中国农村场景中，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农村居民越依赖媒体获取政府政治信息，就越可能增强他们对政府的正面印象，从而提高政治信任度。另外，鉴于新旧媒体的巨大差异可能会影响媒体的政治效果，所以我们也有必要讨论以上假设对新旧媒体的分别适用性。我们倾向于认为，在中国农村，新旧媒体对农民政治信任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新媒体对农民政治信任的效力可能不同于传统媒体，因为新媒体诸如开放性、无结构性、参与性等特征，可能造成政府负面消息或不实消息的传播，并削弱农民对于不同层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

       为此，我们推演出两组理论假设：假设一：农村居民越依赖传统媒体获取政府/政治信息，就越可能增强他们对政府的正面印象，从而提高对于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假设二：农村居民越依赖网络新媒体获取政府/政治信息，就越有可能接触关于政府的负面信息，进而削弱对于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

       二、政治信任的测量以及经验发现

       为了检验上述的假设与猜想，本文利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机制研究”课题组于2013年8月在农村地区组织开展的“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现状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有关政治信任的研究由来已久，学者一般将政治信任定义为民众对政治制度、政府及政府政策和政治人物的信念或信心，即相信其致力于服务公众利益。政治信任的经验研究起始于对政治信任的测量，戴维·伊斯顿提出的政治支持的二元划分——弥散型支持和特殊型支持——对政治信任的测量产生了深远影响。弥散型支持指向政治共同体和政府所奉行的基本价值和原则；特殊型支持则指向政府推行的具体政策及政府的主要机构和政府官员[24]。诺里斯发展了伊斯顿的这一分析框架，并将其应用于政治信任的测量，他将政治信任细化为共同体(政治社群)、体制(政体原则)、绩效(政府表现)、机构(政府机构)和领袖(政治人物)五个维度[25]。这一政治信任的测量方法广泛适用于跨国比较研究。

       然而，出于研究的实际需要，考虑到中国民众的政治认知程度不是很高，中国场景下的调查研究通常只考察民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度，很少采取上述如此细致的分类。因此，在此次调查中，我们也仅测量了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等各级政府的信任度。

      

       图 中国农村居民对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

       我们测量了村民对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等各级政府的信任度，问卷设计了1～9的测量量表，“1”代表很不信任，“9”代表非常信任，要求受访者给出自己对各级政府信任度的相对位置。关于农村居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农村居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逐级递减，中央政府享有的政治信任最高，有48.6％的村民给予中央政府最高的“9”分信任评价，对中央政府不信任的村民(信任评价为1～4分)所占比例极低，村民对中央政府的平均信任度为7.77；省级政府享有的信任度次之，平均为7.25；县级政府享有的信任度再次之，平均为6.29；乡镇政府享有的信任度最低，有相当一部分村民(约28.8％)不信任乡镇政府(信任评价为1～4分)。这一调查结果说明：第一，中国农民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非常之高，与其他类似的国际调查结果相比，7.77这一平均得分在全球范围之内也是最高的。第二，在当下中国，作为政策执行和政府治理的基本单位的基层政府信任缺失，乡镇政府更是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政治信任危机。

       三、传统媒体与政治信任度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政策一直依托传统媒体，比如《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的主要目标就是增加图书馆、文化站、博物馆等传统媒体设施的城乡覆盖率。在这种政策引导之下，农村地区的传统媒体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良好。

       近年来的几项社会调查都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信息获取途径主要是传统媒体。200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村民的信息获取途径主要是看电视、阅读报刊和听广播，分别占85.78％、24.39％、21.32％，只有极少数选择上网或其他方式获取信息[26]。而最近的一项社会调查则发现，在中国农村的信息传播结构中，电视仍是居民获取新闻信息尤其是国内新闻信息的“第一媒介”，网络则成为农村居民第二偏好的媒介[27]。

       为此，我们使用了收看“新闻联播”的频次作为测量农民使用传统媒体的替代性指标。调查问卷的原始问题如下：“你经常看‘新闻联播’吗?”受访者有五个选择项，按照频率高低依次为：(1)“每天都看”；(2)“有空就看”；(3)“偶尔看”；(4)“很少看”；(5)“从来不看”。按照此类问题编码的惯例，我们认为，选择“从来不看”的受访者从不关注“新闻联播”，选择“很少看”和“偶尔看”的受访者都属于对“新闻联播”有所关注的群体，而“每天都看”和“有空就看”的受访者则属于频繁关注的类型。由此，我们就编码得到“新闻联播”这个定序变量，它有“从不关注”“有所关注”和“频繁关注”三个变量取值。

      

       表2显示了在中央政府层面上“新闻联播”接触对农民政治信任度的影响，交叉表的纵项为“政治信任”变量的分类、横项为“新闻联播”变量的类别，统计结果表明，这两个变量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从不关注“新闻联播”的受访者中，高度信任中央政府的比例为72.1％，在对“新闻联播”有所关注的受访者中，高信任度比例为75.8％，而频繁关注“新闻联播”人群中，高信任度比例达到了85％。因此，农村地区居民越频繁关注“新闻联播”，就越对中央政府抱有高度信任感。

       表3显示了在省级政府层面上的交叉表分析结果，我们得出的结论与中央政府层面一致。农村居民对“新闻联播”的关注频次越高，其对省级政府就越信任，表现为表格中“高信任度”比例从60.5％依次到64.4％和75％的递增。

      

       表4分析了在县级政府层面上以“新闻联播”为衡量指标的传统媒体与农民政治信任之间的关联，对应“从不关注”“有所关注”和“频繁关注”类别，高度信任县级政府的比例分别为44.6％、44.1％、54.4％。虽然这两个变量没有呈现出表2和表3的明显递增关系，但由于44.6％到44.1％的变化幅度仅为0.5个百分点，而44.1％到54.4％的变化幅度却达到了10.3个百分点，所以正相关关系还是成立的。这一偏差可能说明，“新闻联播”涉及县级政府的内容本来比较少，所以“从不关注”和“有所关注”者获取的县级政府信息差不了多少，从而对县级政府的感性认知影响甚少。但是“频繁关注”者则能从“新闻联播”中获取或解析较多的有关县级政府的正面信息，从而显著增强了他们对县级政府的信任。我们将“从不关注”和“有所关注”两个类别合并后再进行交叉表分析就会避免这种偏差。统计数据分析结果同样支持了在县级政府层面上“新闻联播”接触频次与农民政治信任的正相关关系。

       最后，表5检验了“新闻联播”接触与农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与表4县级政府层面的检验结果一致。虽然“新闻联播”接触频次越高农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越高，但是“从不关注”和“有所关注”的区分对这种关联的影响不大。

      

       综合表2至表5，还可以发现农民政治信任的差序结构比较明显。从中央政府到乡镇政府，在频繁关注“新闻联播”的农村居民中，表达出的“高信任度”比例是逐级下降的，在四张表中分别为85％、75％、54.4％和44.8％。这说明政府层级越接近基层，高信任度的比例就越低，“新闻联播”接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也存在着随政府层次下降而变弱的差序结构。

       四、网络新媒体与政治信任度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由于中国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异，新媒体在农村的发展现状是落后于城市地区的。总体来讲，传统媒体仍然是农村地区信息传播的“第一媒体”。因此，我们对“互联网”这一变量的测量采取了有别于上述传统媒体(如新闻联播)的测量方法。“互联网”这个媒体变量来自如下的调查原始问题：“是否把上网看作是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凡是把上网当作是“主要方式”，得分为就1，凡是把上网当作是“非主要方式”，得分为就0。这样，“互联网”这一变量就变成了一个二分变量，只有“非主要方式”(赋值为0)和“主要方式”(赋值为1)两个赋值。我们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由于上文提到的网络新媒体“碎片化”问题，上网时间的零散性和不固定性使得简单的二分选项更贴近网民的实际估算。

       表6显示了在中央政府层面互联网与农民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在不以互联网作为信息获取主要方式的人群中，高度信任中央政府的比例为84％，而在以互联网作为信息获取主要方式的人群中该比例为74％。换言之，互联网使用频率与农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互联网的使用降低了农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互联网与农民政治信任的负相关关系同样出现在省级政府的层面上。如表7所示，在以互联网为信息获取主要方式的人群中，高度信任省级政府的比例为62.5％，而不以互联网为信息获取主要方式的人群中此比例为73.9％。可见，农村居民越依赖互联网获取政治信息，就越有可能会对省级政府持有怀疑性的审慎态度。

      

       表8检验了在县级政府层面上互联网与农民政治信任的关系。同样，互联网使用与农民对县级政府的信任之间也呈现统计学上的负相关关系。具体来讲，在以互联网为信息获取主要方式的人群中，高度信任县级政府的比例为42.8％，而不以互联网为信息获取主要方式的人群此比例为53.6％。

       最后，我们在乡镇政府层面上也发现了互联网与农民政治信任之间的这种负相关关系。在表9中可见，以互联网作为信息获取主要方式的人群中高度信任乡镇政府的比例为36.1％，而不以互联网作为信息获取主要方式的人群中此比例则为44.5％。可见，农村居民越依赖互联网获取政治信息，就越有可能会对乡镇政府持不信任态度。

      

       综合表6至表9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与传统媒体不同，互联网接触与农民的政治信任是一种负相关关系，这一发现在各级政府层面上都是稳定和显著的。但是，网络新媒体与政治信任的关联力度是随着政府层级的下降而减弱的。在以互联网为信息获取主要方式的农村人群中，高度信任中央、省级、县级、乡镇政府的比例依次下降，分别为74％、62.5％、42.8％和36.1％，这是一种典型的差序格局。

       虽然上述发现是基于9个省市的调查样本，但我们相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本文的发现对分析中国社会中的政治传播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都具有启发意义。鉴于此类经验调查研究的稀缺性，我们的研究发现对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任状况，以及新兴政治传播途径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将提供理论上的解读和经验上的支持。在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将再次强调本文的重要发现及其含义。

       第一，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各级政府即包括从中央到地方，都同样存在。鉴于此，各级政府机构要重视包括媒体基础建设在内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和引导农村居民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鼓励农村居民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这将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协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二，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传统媒体促进农村居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正相关关系)，而新媒体则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种政治信任(负相关关系)，其原因在于新媒体的特性更有利于负面政府信息的传播(包括不实的消息)，从而降低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这提醒我们，在农村媒体发展和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中，我们应该考虑网络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政治传播差异，制定相应的策略或进行相应的调整，避免“一刀切”。这样，才能更好地在农村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政治与舆论的良好循环。

       第三，政治传播与政治信任纽带的紧密关系基本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差序格局，越靠近基层，其影响力度越小。这可能是因为基层对媒体建设和媒体作用体制的认识不足、利用不够所导致的。所以，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要注重媒体的作用和相关学习，要尽早学习和规划新媒体应用、监督、管理、应急等程序和制度，避免出现应对失措的情形。

       最后，本文的研究表明，网络新媒体的兴起确实改变了政治传播的方式与效应。新旧媒体政治传播特性的不同决定了两者传播效应的不同，网络新媒体诸如开放性和无结构性之类的特性(本文定义为“受众主导型”特性)更可能造成政府负面消息或不实消息的传播，从而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包括对政府的信任。这一发现能不能从理论上归纳为“新媒体抑郁论”呢?这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进行探讨，尽管已有的一些研究似乎倾向于支持“新媒体抑郁论”这一主张。传统媒体由于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更多地符合“政治传播良性循环”理论，因而能够有效增进农民对于各级政府的理解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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