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暨永嘉学派与儒家传统的重建——“纪念叶适诞辰850周年暨永嘉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永嘉论文,学派论文,儒家论文,诞辰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纪念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公元1150-1223）诞辰850周年，由温州市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浙江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学会等联合主办的“纪念叶适诞辰850周年暨永嘉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0年11月7日至10日在温州市举行。来自加拿大、日本及台湾、大陆的专家学者60余人出席了会议。现将会议论点综述如下。
一、叶适暨永嘉学派的批判精神
叶适暨永嘉学派的思想中最鲜明、突出的特点是其批判精神。叶适对自孔子之后的诸子百家学说皆有批判，其锋芒直指宋儒的理学（心性之学）。对此，与会学者均有共识。张义德认为，叶适作为一个主张改革的思想家，其“反理学”的批判精神与“爱国主义”、“功利主义”思想是他在南宋思想界树起的三面旗帜，也是他在学术上所处地位的突出表现。李明友通过分析薛季宣对程朱理学的“道统之序”的怀疑批判及其道器论和义利观，认为永嘉之学的批判精神和讲求实际、学以致用的思想和作风，是从薛季宣开始的，而后陈傅良继之，叶适集大成。蒙培元认为，叶适对“后儒”（尤其是宋代理学）的“性命之学”从两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一是性命之学的先验根据只是后儒的一种臆想即“影像”；二是性命之学无益于事功。
李中华、李存山分别撰文分析了叶适易学思想中的怀疑批判精神。李存山认为易学是叶适的学术思想（汇总于《习学记言》）之纲要，而叶适易学一大特色“就是要解构传统的易学哲学体系”，站在经验论或实证论的哲学立场上“拒斥形而上学”。李中华概括了叶适易学之“四辨”：“十翼除彖、象二传之外，皆非孔子所作”；“‘太极’源于庄列，而非孔子本义”；“一阴一阳非所谓道”；“论易而必及数，非孔子之旨”，体现出叶适易学的怀疑批判精神。张家成则对叶适站在孔子儒学的立场对佛教、道家学说的批评作了探讨。很多与会学者还分析讨论了叶适对汉以来正统经济思想和封建君权的批判。
二、叶适暨永嘉学派与儒学传统
叶适对思孟以降儒家心性之学的批判与其对儒家传统的重新审视和理解有关。对此，与会学者分别从思想史、学术史或文化史等角度进行了分析。钟肇鹏认为，叶适宗师孔子，祖述五经，“属于儒学系统”，而叶适暨永嘉学派的特点在于经世致用，注重实事实功的务实之学，这与儒学重实践、兼赅“内圣外王”之道的精神相符合。王生平考察了儒家内部“内圣”与“外王”的紧张与争论，认为与朱熹上溯到曾子学派相反，叶适则追索到子贡那里。子贡与孔夫子论“圣”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使叶适的外王思想有所依据。杨太辛根据全祖望“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的论断，不赞成将永嘉学派的学术性质归于反理学的阵营，认为永嘉之学当是理学中的一派——“事本论”。何俊认为，虽然韩愈及宋儒是着力通过阐释传统来建设宋代新儒学，形成了特定的道统观，但作为朱熹在思想上的真正对手，叶适也是以同样的方法即阐释传统的形式确立其“道统观”，标示出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治道”，从而使得其功利哲学得以张本。杨泽波通过对叶适的“古之圣贤无独指心者”主张之分析，揭示出孔、孟心性之学存在的重大分歧，而叶适主张“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显然是继承了孔子“道无内外”之传统。周梦江通过对叶适的文学思想之分析，也认为叶适的诗文必有益于教治的观点是合乎古代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的。
景海峰认为叶适思想来源近接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等永嘉学人之学术传统，远承《尚书》、《周官》等典籍的经制，分析了叶适由发挥《尚书》中的“皇极”概念而形成的“皇极一元论”的历史哲学，一套足以与朱陆之学抗衡，既不同于道学理本论、又不同于心本论的社会历史本体观。王守常、黄开国则分析了叶适的“春秋学”。王守常认为，叶适的“尊王攘夷”说阐发自《春秋》之法（指左氏春秋），是对宋王朝之正统世系的认同（来自传统的夷夏之辨）。黄开国认为，叶适的“春秋学”视《春秋》为载事之史，故肯定以实事解经的《左传》多得其实。叶适的春秋学正是其重实事的学术体现，而《春秋》重实事的精神也反证了叶适重实事的观念是合乎孔子之道的。陈居渊等也对叶适与经学的关系作了分析。
日本学者早坂俊广考证了《宋元学案》中的“浙学”概念，发现“浙学”诞生于永嘉，其发展的历史脉络是“永嘉→金华→四明”。王兴国、胡珠生、吴小谦等分别从永嘉学派与湘湖学派的互动关系、永嘉学派的历史背景、永嘉学派与南宋时期对浙江有影响的儒学学派等方面考察了永嘉学派的历史形成。
三、叶适暨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思想
叶适暨永嘉学派发挥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倡导事功，因此早在南宋时期就被正统理学“目之为功利之学”。对这一传统看法，有学者提出要辩证分析。蒙培元不赞成将叶适思想简单地归为功利主义，认为叶适除了提倡事功，更重视提倡德性，并对其“德性之学”的特点作了分析：在经验学习之中“成德”，而且其德性的内涵能容纳功利且以功利为基础。台湾学者曾春海认为，从叶适崇实务事，着意于公共制度与政策能否实现大众福利之目的和效益来看，他的事功之学与功利主义的目的论或后果论有不谋而合处，但从叶适反对“以义抑利”及主张“崇义以养利”，回归《易》“利，义之和”观之，叶适仍具备孔子所言“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见利思义”的儒家以义规范利的道德原则，实际上仍坚持孔孟儒家所主张的“价值层级论”。
潘富恩、王凤贤、来可泓等认为，永嘉学派乃至浙东学派的功利主义是建筑在“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基础之上，与其“实政与实德双修”的政治思想、义利统一的伦理思想、借古治今的历史观及其民本、重商、养士等思想结合在一起，内容丰富，并具有时代特色。徐远和则进一步对叶适的功利主义的礼、乐思想作了精致的分析，认为叶适主张“礼”即是“欲”，肯定了礼乐的政治教化和情感调适之功能，反对当世儒者“抑情以徇伪”，从而有失礼乐之正。
四、叶适的经济思想及永嘉之学的现代意义
叶适的事功之学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传统经济思想的批判以及诸多“创为新说”的财经主张。张祖桐、朱晓鹏、王兴文、张家成等探讨了叶适的“本末”观和他的理财、田制、人口及货币等思想，特别强调了其对“厚本抑末”观的否定及其为财富正名、肯定工商业和“富人大贾”的重要作用、“宽民富民”等的主张和观点，认为这些不仅反映了时代的新要求，对南宋以后浙东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站在新旧千年交替的当代中国的立场上，也可发现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甚至有学者将叶适的经济思想概括为“经济自由主义”。
王生平认为，叶适的外王思想还活着，在后世、现代人的思想争议中活着，其思想光彩在于外王式的返本开新，因为他抓住“外王”（经世致用）的根本，故在实践中富有潜力。洪振宁、陈安今等进一步探讨了永嘉学派对今日温州（包括所谓“温州模式”）的影响和作用，既肯定了永嘉学派求实务实、变通图新、重视功利、尊重人才等优良传统的积极影响，也分析了由于过于注重经验、事功而于理论研究、道德价值等有所忽视的消极影响。加拿大学者妮娜丝女士认为叶适的思想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如通过发展经济和科教来消除当今社会贫富问题；叶适之“极”的概念与发掘人类潜力问题；反对空谈、强调实事实功与行动等等。张立文从“和合学”角度分析认为，叶适关注主体人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及人类自身的命运，其民本观、君德观及其忧国忧民的实际行动，“求道”的价值理想等，无不体现出对主体人（类）生存命运、生命价值和理想的人文关怀。吴光等还进一步考察了永嘉学派的根本精神与浙江地区人文精神传统的关系，阐述了永嘉之学的现代意义。
五、文本·意义·价值
这次会议中，有一个争议很大的“难题”：叶适的思想对现代的温州模式究竟有无影响？肯定者与否定者各持己见。叶适的著述作为众多文本中的一种，不会直接作用于“温州模式”的建立，这是不言自明的。从这一角度看，否定说并不错。另一方面，叶适思想似乎不是静止不动躺在图书馆中的文本，否则当代新儒家重镇牟宗三就不会指责“叶适是孔子的敌人”了。这种思想史上的古今之争，折射着内圣与外王相反指向和意义。而意义之所以生成，是价值选择的歧异碰撞凝聚凸显的。于是，文本→意义→价值就因了现实的土壤具有了“生命”。只要思想上、现实中的内圣与外王矛盾还在继续，那么它就会产生影响、发挥作用。因此，肯定说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确有来由了：来源于历史连续性的实践召唤、思想资源开发及转换性创造。现实是明摆着的，文本、意义、价值则需要“反思”了。此难题难在后者即反思，而人们常予忽略，于是成为争议的“难题”。从而，有无哲学反思成了解决此类难题的关键。
（张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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