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浙籍华侨华人的公共外交参与
戴华东，逄锦华
（侨声报，西班牙巴塞罗那08007）
摘要： 侨胞作为公共外交中的新主体，是国家形象的代表。浙籍侨胞作为海外华人中人数较多的群体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建设，在海外政治参与、海外名人社交、海外文化传播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侨胞与所在国国民的交流，运用建构主义方法论解析浙籍华人在参与国家形象塑造及多轨外交中的作用，结合浙江文化风格的公共外交实践模式，提出公共外交的“浙籍侨团”模式。
关键词： 国际政治；国家形象；公共外交；浙籍侨团模式
国家形象的实质是国家间基于社会互动而构成的相互身份认同关系，以侨胞为代表的公共外交的兴起标志着中华文化传播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的主战场由政府拓展到了华侨与所在国公民的日常生活交流中。自1965年埃德蒙德·古利恩教授提出“公共外交”的概念之后，周启朋等编译的《国外外交学》、鲁毅编著的《外交学概论》、韩召颖编著的《国际政治研究》等开创了中国公共外交学术之路。区别于国与国的传统外交，梅利森将民众与民众、非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往称为“新公共外交”[1]。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形象是通过主体间互动而建构形成的，具有建构性，因而不同的地域移民会建构同一国家的不同国家形象，这就给国家提供了通过个体之间跨文化互动实现民间外交建构的可能性，政府和公众、公众与公众的跨国交流也凸显了侨胞公共外交的特殊性。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开展，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国家形象与软实力随着世界信息化、媒介化进一步发展[2]。浙江省作为侨胞大省，很多浙籍华侨华人从经济、管理、文化等方面多方位参与跨国企业商贸交流。每个浙籍华侨华人都是公共外交主体的一员，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活动中也涌现出一批优秀侨胞首领人物和优秀事迹，侨胞资源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日趋重要。本文以建构主义方法论来定义“侨胞公共外交”这一概念，强调公共外交的多向性、动态性和建构性，强调国家形象是国际行为，是海外侨胞个体与所在国国民之间互动的产物，从维护国家利益、改善海外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目标出发，影响着全新的话语体系塑造。话语影响并创造着知识客体，它规定着什么是真理[3]。谋求掌控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话语权过程中，浙籍侨胞有知名度、美誉度和所在国认同度，树立起“浙籍侨团”外交品牌。
钻孔轨迹安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控制弯曲段的狗腿严重度或曲率半径，确保钻杆柱顺利通过弯曲段；二是对于有折弯曲和空间弯曲的钻孔，需考虑整个钻孔轨迹对后续钻进施工的屏蔽作用。对于深井和特深井，分析以往大陆科学钻探施工的案例，可以得出初步结论：纠斜(较大折弯曲)后能继续钻进孔深极限约为2000 m。
一、海外浙籍侨胞公共外交参与的基础
浙籍侨胞公共外交实践中的建构主义主要强调浙江侨民与所在国公民在商贸互动、思想碰撞、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建构意义。浙江是侨务资源大省，目前浙江籍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共计200余万，分布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4]。浙籍华侨华人依托媒体、高校、智库以及所在公司主体塑造中国形象，在公共外交方面密切参与，提升了国家软实力。民间外交依托侨胞资源次第展开。
1.公共外交的理论基础
十九大报告包括13个组成部分，每个部分都或多或少涉及对外关系，但较多涉及公共外交的是：第一部分的第11自然段“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第三部分的第10点“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与第13点“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五部分的第6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而第十二部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集中论述了中国的外交理念、判断与主张。
在一个规范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体会认同现有的规范结构和规则体系，采取与自我身份相符合的行动[11]。越来越多的浙籍华人对于国家利益的维护会在所在国形成一定的文化结构。中国国家形象的维护的基础是传统民族文化和国旗、国徽等国家象征的维护。比如在西班牙，国民在对中国国旗国徽乃至吉祥物大熊猫等具体事物的熟悉和沟通中会内化这些国家形象的规范，他们从对中国一无所知，再到慢慢了解和学习中国国家形象，再到尊重国旗国徽以至更深入地尊重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风俗，形成比较高的中国认同感。总之，华侨华人在中国政治、外交政策上作用越来越大[12]。
过去海外侨胞自身素质欠缺很少参政。第一代华人一般自身素质比较低，不懂当地语言，无法与当地社会沟通。如早期赴美、加修铁路、淘金的契约华工，大部分来自广东的乡村，这样的人不可能参政。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美、加也是非常保守的国家，华人不具有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利，华人也缺乏政治参与热情。彼时中国，军阀割据、政治黑暗，境内的老百姓都“莫谈国事”，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就更不关心政治。综合以上原因，第一代华人没有参政的条件，也没有参政的愿望和动力。近代以来华人在参政上出现了可喜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观念上，海外侨胞认识到要想在海外长期生存发展必须在政坛上有代表华裔群体的政党代表行使话语权。参政议政上华侨也开始积极加入地方政党，参与国家制度设计和法律、税收等政策制定。一批青年华侨积极加入所在国青年政党并学习普通法系法律，实现更高层面的政治参与和华人群体利益争取。
2.全球化及浙侨基础
各行业也涌现出一批优秀华人代表，受到所在国认同和嘉奖。浙籍华人医生钱永健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生物科学家，同时他还是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英国浙江联谊会会长李雪琳作为英国爱贝饰国际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一直热心公益、参与英国各类慈善爱心项目，感动了英国国会、地方政府和英国国民，被授予国会上议院终身贵族贝茨勋爵夫人及罗马天主教女爵身份。
运用当前最新的“互联网+”理念打造高校网络化统一资产管理平台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能够实现对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有效建设，发挥系统统计功能优势并实现动态数据监控。从全方位体现对固定资产的整体查询与跟踪，保证资产安全，体现“时时、处处、人人”管理的现代化网络技术优势与精细化管理理念。为此，高校需要针对固定资产管理设计并建设有针对性的创新管理系统，体现创新管理策略，将传统的人工管理模式转为电算信息化管理模式，扭转高校过往“重财轻物”的管理主观倾向，走科学化、信息化管理道路，确保固定资产能有效辅助幼儿园教育教学过程，发挥新管理模式应有的巨大效能。
公共外交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广泛性。公共外交的客观对象深入各个社会阶层，对所有公共群体敞开，对话的形式也不局限于座谈会、商贸活动以及文化教育机构的单项式，而是涵盖了经贸、传媒、体育、科技、能源、人文、教育、军事等多领域。二是互动性。公共外交不再是传统外交单一性和外交辞令式的宣传，不再以强硬的通牒和告知的形式来表达双方诉求，社交媒体等工具也开始在公共外交过程中发挥作用。舆论和社交媒体形成的意见碰撞能够使得双方外交决策更加科学化、理性化，减少执行难度。三是间接性。政府指导公共外交大致方针战略制定，而具体发挥策划、组织、推动的是媒体、智库、民间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甚至各行业意见领袖都可以积极参与进来。四是渐进性。公共外交是一项长期文化磨合和国民友谊建立的过程，侨胞在自身往来过程中需要逐步发展信任并谋求共识。
二、海外浙籍侨胞参与公共外交的动因
华人参与公共外交伴随着华人对于当地主流社会的融入情况而存在差异。传统移民国家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华人很早就迁移过去，形成了华人圈或者华人街区。在传统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权利争取和公民身份磨合后，才逐渐融入了主流社会，华人开始积极参与公共外交和文化跨境交流，他们对于中国和所在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历史的差异性也比较熟识，具备参政议政的能力。而在北欧、南欧等非移民国家，华人与主流社会存在交流过渡阶段，双方文化冲突和制度摩擦还需一定时日调解。华人认识到公共外交参与的重要其实更多的是自身合法权利的争取和维护有了新的途径，从传统的社团组织到华人街区抱团再到依托法律维权再到主动政治参与、影响法规修订，浙籍华人有一份出色的成绩单。公共外交是特殊的，尽管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更具有国家性和时代性[8]。
采集受检者新鲜粪便，重量不少于30 g，存放于广口带盖且防渗漏洁净的密闭容器中，将受检者基本信息（姓名、编号、送检日期）标记于容器外部。采集后的样本应及时送检，如未能及时检测，应在4℃条件下冷藏保存，时间不超过24 h。
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初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维度主要集中于国家间命运共同体、网络命运共同体、生态命运共同体、安全卫生命运共同体、农业信息共同体等5个方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苏长和、陈玉刚、赵可金、王义桅、唐小松、蔡翠红、沈逸、沈国麟等博士最早开启公共外交理论研究[5]。从2011年外交部启动官方微博及察哈尔学会和清华、北大、北外等学术型公共外交机构成立，为公共外交的研究提供了学术支持。
如浙江籍华侨积极参政，争取合法政治权利。比如：现任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平祖籍浙江温州。担任意大利普拉托省省长助理徐松林，意大利安科纳市议员刘成，华裔巴黎副区长陈文雄、王立杰和施伟明也是浙江籍贯等。
首先，提供以主体性自由为根基的制度安排，如通过提高二级单位的自主权为师生发挥主观能动性预留足够的制度空间。其次，创客空间等的空间结构布局等方面也要体现创新创业的文化特征，使高校和社区的丰富文化资源厚植于具体物理形态中。最后，鼓励尝试，允许失败，充分激发创新创业所需的冒险精神，建立创新创业容错机制，给予学生精神鼓励和人文关怀，做好创新创业软文化建设。
每逢中国的春节各国元首给华人拜年也逐渐成为所在国政客谋求政治选票的重要环节。2019年春节，各国政要也纷纷代表自己国家发表了新年贺词。这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韩国、丹麦等百余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加拿大总理哈珀致函肯定浙江温州人在中加两国文化、经济方面交流的突出成就；法国浙江同乡会举办庆祝中国传统佳节春节的“迎春大会”，法国总统、总理及巴黎市长特地参加并发表新春致辞；在西班牙，国王给在西班牙的浙江同乡会寄来了新年贺卡；在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和共和党同时将纽约作为华裔选票根据地，通过浙江人聚居地的华人选民亲近行动争夺华人选票等等。
华人也可以参与政党选举和公共权力的竞聘，华人参政价值观逐渐形成，这也使他们更容易理解新时代公共外交和“一带一路”等新外交政策。随着华人当地融入的加深，出现了很多美国生华人ABC\英国生华人BBC等新华侨，他们更加融入主流社会，甚至已经将当地语言母语化，彻底融入主流社会，完全是不同肤色的外国人。浙籍二代在成长过程中学政治、法律、宗教的人越来越多，这为新公民今后参与公共外交奠定了基础。
三、浙籍华人华侨参与公共外交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浙籍侨胞开始充当公共外交的积极因素，充当两国非政府性合作的意见领袖。在澄清错误舆论信息、传播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塑造所在国国民的中国认同感和中国国家形象美誉度、促进中国软实力建设方面，浙籍侨胞撑起公共外交大旗。
1.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良好互动
进入21世纪，从外交政策实施的需要出发，外交脱官方化已经成为必要的选择① Evan H Potter.Cyber-Diplomacy:Managing Foreign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thaca: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2。 。中国的公共外交资源支援体系需要非政府行为体的广泛参与，才能更具真实性和感染力。将民众与民众、非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往称之为“新公共外交”② Jan Melissen ed.The NewPublic Diplomacy: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 。新公共外交要求淡化意识形态传输，降低因文化横沟带来的直接性冲突，推动民间交流的资源集中，政协浙江跨国公司，浙籍学者、华侨、驻外使馆人员，浙商行会等都是公共外交主体，也是公共外交的可靠依托。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文化选择”，国际体系文化范畴内的重要变量“国际规范”成为建构主义的重要研究议程[10]。文化协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组织和谐的重要通道。
浙江籍海外华侨华人在世界180多个国家（地区）都有分布，在美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形成主要聚集区。这些浙籍华人积极通过大众传播、教育商贸以及国际援助等方式，实现与不同国家公众的直接交流。比如中欧货运班列“义新欧”火车班列上的浙江商人与沿线商贸国家国民的间接交流，比如医疗上的中医推拿针灸刮痧拔罐等传统理疗方式对西方主流社会的影响等。浙籍侨胞通过展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制造业和高端机械设备取代低端制造业的事实，推动外国公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发展现状、新时代绿色发展模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认同，进而塑造出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
习近平新时代国际关系理念指出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公共外交是软实力的主要表现方式，软实力是对外国公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6]。兼通中外文化的浙籍侨胞在融通中外方面优势明显。侨胞以自身行动和个人魅力传播了中国文化。海外浙江人的后裔更是另辟蹊径，凭借商业头脑从小商品买卖做起融入海外居民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输出中国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促进跨国文化交流。“靓丽的中国是真实的中国,问题的中国也是真实的中国,传播中所面临关键的问题是,不是我们需要传播一个怎样的中国,而是我们应该怎样传播这样的中国,尤其是,在问题中国面前如何以具有说服力的方式使受众接纳并包容中国。”[7]
2.维护了国家形象和声誉
决策人员构造直接影响矩阵如表4所示。将CFGJ转换为PD-HFLTS，并对评估信息进行冲突水平判定与调整，确定冲突水平依次为0.056,0.056,0.083,0.083，均小于群体冲突水平阈值因此群体评估信息的冲突水平在合理范围内；利用PD-HF-WA确定群体直接影响矩阵DI=(diny)4×4，如表5所示；将DI=(diny)4×4等价转换为EDI=(ediny)4×4，进而求得规范化综合影响矩阵为NTDI=(ntdiny)4×4，结果如表6所示。
推动公共外交过程中外交主体之间免不了发生冲突与磨合，尤其是国家利益受到损失的时候，如何通过海外侨胞个人建立与所在国的外交对话网络，捍卫国家尊严即成为刻不容缓的议题。浙籍侨胞与所在国的文化往来促进国民之间相互理解、缓和文化冲突，以身作则建立中国人高素质、有修养、讲礼貌、懂文明的良好形象，并实现中国国家形象和国家品牌的塑造。
2013年11月的西班牙巴塞罗那，张贴有中国国旗的旅游巴士上的中国五星红旗居然少了一颗星。西班牙巴塞罗那华文媒体《侨声报》社长戴华东第一时间收到了来自华人群体的新闻信息线索反馈，作为西班牙浙江同乡会会长的他立即现场核实调查取证，发现相关的信息爆料属实。11月7日他以西班牙浙江同乡会会长的名义向当地旅游局和巴塞罗那市长发出抗议信件，要求立即停止侵害中国国家形象的错误行为并将相关涉事国旗进行整改。在11天以后戴华东收到了巴塞罗那旅游局局长的回信，信中对相关部门疏于核实国旗设计信息给华人移民群体的伤害和华人游客带来的不便旅游体验深表歉意。并在新车标整改后的第一时间邀请戴华东前往核实，明确表明对中国国家形象和华人群体的尊重。巴塞罗那市长也于12月3日回信给戴华东，表达对旅游巴士上中国国旗设计错误的诚挚歉意，并愿意建立相应机制统一中国国家形象识别。
华侨华人融入主流社会包括经济的融入、文化的融入、社会的融入，也包括政治的融入。一个侨胞、一个华人社区，在住在国长期生存和发展，很难想象不与当地主流社会融和而单独地存在，然而这就是原来华侨华人社区的状况，即所谓的唐人街。语言障碍、选民意识、内部团结、歧视偏见存在于侨胞日常生活，大部分海外华人通过社会交往、探亲、侨汇、华人媒体与网络等方式与中国保持密切的交往[9]。
(2)为克服群体意见冲突对群决策结果的影响，模型提出基于PD-HFLTS的群体意见冲突检验与调整算法，该算法的检验与调整过程较为便捷，收敛性好，且能最大程度维护决策专家的原始意见。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对外国公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13]，公共外交是软实力的主要表现方式，是国家软实力塑造的重要一部分。但中国公共外交发展也面临挑战。宋黎磊、王义桅认为西方国家国民对于政府公权力一直较审慎，习惯从多个视角看待官方和媒体信息传播，而中国公共外交官方宣传太过刻板，晦涩难懂的外交辞令和权责不明确的有关部门就连国人都无法理解外交意图，没有细则性的落地方案，西方社会就更难读懂中国外交真实想法，自说自话的舆论工具缺乏文化感召力难免造成隔阂。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形象的塑造作为一种集体观念建构的结果，是以共有知识即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以相互关联的知识和理解为纽带，将武力、外交和传播整合[14]。国家关系的发展从霍布斯丛林的规范演化为洛克文化竞争合作再到康德的非暴力朋友，是国际交流深化的结果。争夺国际话语权，争取所在国国民认同更会影响到西方国家对华的态度。
3.形成了公共外交的“浙籍侨团模式”
浙籍侨胞不仅助力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也踊跃参与我国公共外交。华侨大学的张赛群教授认为侨务是政府为处理各种侨民事务而制定的政策行动方案，涵盖了维护海外侨民权益，增进本国与侨民居住国家之间的关系，维护良好国家形象等内容[15]。有海外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媒体，华媒随着海外侨胞话语权的增强逐渐成长起来，涌现出一批如《联合早报》《欧洲时报》《星岛日报》《凤凰周刊》《侨声报》等等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华文媒体，同时以汉语为传播方式的大众传播媒介如杂志、广播、电视以及各类网络新媒体也快速成长起来，一千多家华文媒体促进了侨民所在国与母国加强联系，增进了友谊。浙籍华侨依托同乡情谊，结合商贸往来、文化交流和媒体传播，在国家形象的捍卫和国家软实力文化的影响上，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公共外交的“浙籍侨团”模式。浙籍侨胞以更为积极主动、自信的姿态开展公共外交，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公共外交模式。政府主导、官民并举、社会协同的民间外交新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16]。
浙籍侨团在参与公共外交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的企业和侨胞个人发挥的作用更显著，浙江省政府通过循序渐进的政策引导改革政府机构审核流程、实现外交沟通的流畅，多方参与公共外交格局初具规模。外交执行也出现了“多轨外交”趋势[17]。（1）在内容上，浙籍侨胞以“四个自信”为指导，着眼浙江风土人情，围绕义乌等外贸口岸宣传浙商文化，围绕西湖大学、孔子学院等教育机构宣传浙江历史文化等，讲好中国故事。（2）在形式上，突出浙江侨胞元素，加强跨国人文交流。浙籍侨胞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在目标指向上，旨在通过浓厚的浙商文化交朋友，夯实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强调文化的作用与文明交流的必要性。
而多年至今，在此前本刊相关报道中，记者也了解到，各地不少日间手术开展的医疗机构，支付方式与当地医保报销政策基本未达成一致，各医院手术报销方式不一，但中心始终认为，“合法、合规一定是新项目开展的首要前提。”
四、结语
在公共外交平台上，只有更切入外交主体的生活，才能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从而引发共鸣。小人物的邻里关系与大国外交息息相关，海外侨胞与所在国的人文交流无疑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载体。通过公共外交政策在个体和社群上的延续，浙籍华侨华人在经济、科技、政治上将得到平衡的发展。他们在处理彼此关系的实践活动中，自然而然地诉诸于外交手段[18]。浙江侨胞不但身体力行，更是将一个个个体行为化身为团体意志，极大地支持了国家的公共外交事业，并形成了基于浙江侨胞独特文化传承的“浙籍侨团”模式。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浙籍侨团在公共外交参与过程中，致力于讲中国故事，传中国声音，明中国特色，示中国形象，提升了中华文化软实力，让中华文化走出中华文化圈，服务于跨境文化交流及经贸往来，提升了中国在不同文明圈和不同宗教圈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浙籍侨团”的公共外交模式是国家外交实践中一种难得的可行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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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Chinese from Zhejiang and Their Involvement in Public Diplomacy
DAI Huadong，PANGJinhua
（La vozchina，BCN08007，SPAIN）
Abstract： Overseas Chinese are principal participants of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y represent the image of a nation state.Overseas Chinese from Zhejiang province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oversea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socializing activities involving celebrities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Based on an analysis o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nationals oftheir host countri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from Zhejiang and their role in shaping the image of China and multiple-channel diplomacy,adopting constructivist methodology.Besides，it introduces the Zhejiang Model of public diplomacy that integrates the particular style of Zhejiang culture and proposes the Zhejiangmodel ofpublic diplomacyinvolvinggroups ofoverseas Chinese fromZhejiang.
Keywords： international politics;national image;public diplomacy;Zhejiangmodel ofpublic diplomacyinvolving groups ofoverseas Chinese fromZhejiang
doi： 10.3969/j.issn.2095-3801.2019.06.012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3801（2019）06-0069-06
收稿日期： 2019-07-13；修回日期：2019-09-18
作者简介： 戴华东，男，浙江温州人，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