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的经济转型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斯蒂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格利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对“转型”问题（transition，也有译作“过渡”的）倾注极大理论热情。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转型”一词的理解或多或少有所不同，但是在“比较经济体制”这个理论领域，经济体制转型或者简约称之为经济转型，一般指的是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相应地，所谓“经济转型理论”则包括那些针对原有的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波动、通货膨胀、失业、腐败等问题而提出的理论解释与政策建议。
经济转型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之一绝非偶然。
1995年初世界银行组织了一次关于转型的讨论会。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经济转型已经深化到了第二阶段。如果说当初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进行“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是经济转型的第一阶段，那么它们在1995年开始的以追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为内容的改革则可称为第二次经济转型。根据讨论会主持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Michael Bruno的观点，这次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全新课题。比如，转型国家稳定、自由化和经济增长的依赖关系；企业重组问题和法律的规则等（注：洪银兴：《在经济稳定增长中实现转型——经济转型理论评析》，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5)。）。这些实践中产生的理论课题往往又与各有关国家在转型时所作出的跨世纪战略选择问题交织在一起，亟待理论上作出阐释和解决。
在当今经济全球一体化、金融国际化和信息革命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东西方经济、南北经济关系日益密切。转型国家不断推进和深化其转型进程，本身就是世界经济整体演进的一个重要环节。经济学理论对此作出强烈回应是十分必须要和顺理成章的。
西方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理论史，总体上讲是围绕着如何促使资本主义由“古典市场经济模式”向“新型市场经济模式”转型的线索演绎的。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也存在体制转型问题。西方经济学为了更好地解说资本主义经济转型从而更好地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必然要同时比照着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问题。
在形形色色的转型理论中，斯蒂格利茨在1995年以来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建立在不完全信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转型理论，颇具特色，值得关注，具有丰富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性。
一、斯蒂格利茨经济转型理论的特点
斯蒂格利茨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得主之一。根据他所发表的超过300篇主要学术论文和35年职业生涯中所出版的十数部著作（注：参见下列网址：www.columbia.edu/cu/economics/stiglitz./htm。）来分析，其理论建树可以划分为彼此关联的两大部份：一部分是理论经济学尤其是不完全信息理论领域的开创性重大贡献，他获得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其“对充满不对称信息的市场进行了分析”；另一部分则突出表现在他善于根据其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和解决各类经济政策问题。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欢迎斯蒂格利茨加盟的致词中所说的：“他不甘于将其巨大的才能仅仅限于应用在学术上。在上世纪最后10年，他成为了一个在制定和评估经济政策方面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注：参见下列网址：www.columbia.edu/cu/economics/stiglitz./htm。）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转型理论形成并得到关注和重视，是他运用其高深的理论经济学造诣和理论才华来发挥在经济政策制定和评估上的影响力的必然结果。从时间上看，斯蒂格利茨的经济转型理论形成于20世纪最后10年；就其理论所包含的内容而言，呈现如下特点：
1.斯蒂格利茨的经济转型理论完全建立在他对市场机制进行重新评估的基础上，而这种重新解说最著的特点就是考虑了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对市场机制的后果。因此，他的经济转型理论是以不对称信息理论为基石的。
2.斯蒂格利茨的经济转型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的转型理论形成的历史时期，恰好也是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显、新经济逐步发展、知识经济迅猛成长的时期。斯蒂格利茨在研究转型国家进行经济转型的目标、方略、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应对的政策等问题时，无不以上述时代大趋势为背景。正因为如此，他所提出的转型政策建议具有极强的时效性。
3.斯蒂格利茨研究转型问题，没有沿袭西方经济学的比较制度分析理论板块传统的方法论；而是独辟蹊径，从现实的（而非假定的）制度运作和转型实践中暴露的认识上的问题出发，先破后立，在对错误转型观念的批评过程中来揭示他所认定的正确理念。如果把斯蒂格利茨在经济转型理论方面的代表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同另一位经济转型理论的代表人物青木昌彦的代表作《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相比较可以发现：两人虽然都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阐释经济体制转型问题，但是前者注重从实践中寻找理论题材，理论也是针对实践中暴露的问题而出发的；后者则注重保持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的传统，从假定条件出发来建立比较制度分析的信息经济学模型，用数理模型去诠释转型过程。
4.斯蒂格利茨经济转型理论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这一特点是与他在取材方面的时效性强相关联的。斯蒂格利茨在给出其对于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的建议时，特别强调：把经济转型同寻求稳定而持续的经济增长相结合，因此他主张实行鼓励知识经济的公共政策，从而达成经济体制转型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统一；他还建议转型国家把金融安全和金融系统的建设作为转型过程必须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对于中国的转型，他特别突出强调：“设计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中国继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设计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中国继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5)。）以上这些内容与其他转型理论相比，显然要丰富得多。
二、斯蒂格利茨关于经济转型问题的主要理论观点
在经济体制转型的第一阶段，理论上关注和思考的焦点是市场化和自由化的速度问题，并出现了大爆炸式和渐进式两种转型战略的争论。到转型的第二阶段，理论焦点变成了市场化的目标模式是什么的问题。斯蒂格利茨对这一焦点问题进行的解答可归纳如下：
1.“斯蒂格利茨定理”表明：新古典市场经济模式即使纳入了政府行为和政府干预，也不能作为转型的目标模式。
如果借用斯蒂格勒(C.Stigler)在归纳“科斯定理”时所用的方法，笔者可以这样概括“斯蒂格利茨定理”：
实证的斯氏定理：不完全信息市场经济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
规范的斯氏定理：一旦信息具有不完全性，则市场经济需要一个新的政府模型。该定理的这种表述可以从下列引征中找到依据：“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不能作为界定政府干预行为的基础。原因之一在于，一旦该定理可以作为其基础，那么该定理就需要一个更详细、更正规的政府模型。”（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中文版，3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斯蒂格利茨认为，新古典市场模型之所以不能作为转型的目标模式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与传统市场模型即新古典模型的两个假设——“完备市场”和“竞争性市场”之间存在矛盾，而且“完备市场”的假设本身也与“竞争性市场”假设存在矛盾。如果考虑信息成本大于零即信息不对称，市场经济不能实现帕累托效率。他还进一步解释道：“基于对市场经济和资源配置的中心问题的错误阐述，新古典模型在市场社会主义解决资源配置的能力问题上提供了错误的信号。……主要经济问题还不仅仅局限于本书开始提出的三个传统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需要解决的更广泛的问题是资源配置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在决策前，决策者如何知道需要什么信息和如何获取这些信息？成千上万的不同的决策者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如何协调？”（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文版，1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斯蒂格利茨还暗示：新古典模型对政府的作用估计不足也是它导致失败的原因。他说：“市场经济成功的核心是：竞争、市场和分权。在政府起重要作用的经济社会中仍然可能具备这三个要素。的确，如果竞争需要保护的话，政府必须发挥重要作用。”（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文版，1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2.社会主义经济转型要解决的问题是明晰产权关系，形成激励和竞争机制，但最重要的是解决信息问题。
所谓信息问题，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就是指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备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即市场的有效性所发生的负面影响。斯蒂格利茨历数了这些信息问题所引致的后果：(1)不完备的信息以及不对称的信息使得市场机制具有不完备性，因为这两种情况下构建市场所需的费用较大，其中包括信息费用。“市场的不完备性可以通过交易费用得到解释，其中信息费用是交易费用的重要部份。”（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文版，3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2)信息的不对称性也严重地限制了交易的机会。因此，信息的不对称使许多市场不完备，而不仅限于保险市场、期货市场和二手车市场。(3)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两个问题的出现：（逆向）选择问题和激励或道德风险问题（注：关于这两个术语的详细解释可查阅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萎缩并可能被关闭。因此，“结合其他交易费用，这两个问题强化了我们对市场不完备的问题的结论。”（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文版，42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4)斯蒂格利茨还发现信息的不完全导致缺乏竞争的不完全市场；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还会产生“噪音”（注：参见Salop(1977)和Stiglitz(1982)的著作。）。
总之，斯蒂格利茨从信息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认为，当市场上充满着信息问题时，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备必然导致市场的不完备。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应该绝对化地倡导经济转型的市场化方案。他尖锐地指出：“一些客座顾问给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指出的典型建议就是不断强调市场的重要性。现在看为，这是—个应值得吸取的教训。”（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文版，2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他认为，有些转型理论热衷于“轶事性”证据和出于对市场的祟拜而提出转型建议；更为关键的是这些理论主张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新古典模型”或称“瓦尔拉斯模型”，而该竞争型模型在存在信息问题情况下并不能回答经济体制选择这一重大问题。
3.强调转型国家在理论上必须破除关于“市场和市场社会主义”的六个神话的羁绊，用“新的信息经济学解释经济运行”。
斯蒂格利茨在对六个流传甚广的转型理论神话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传达新的信息经济学范式对经济运行问题的更深刻的理解”。（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关于转轨问题的几个建议》，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3)。）第一个神话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经济关系主要是由价格调整的，而实际上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关系是不能通过线性价格关系得到（最优）调节的；第二个神话认为转型国家的国有企业总会自动地追求“社会的目标”，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那些参与决策的人的收益与社会目标极少是一致的，这可以由委托—代理理论提供解释；第三个神话与计划有关，计划与协调对于市场经济固然也很重要，但旧的计划模式的中心是物资平衡方程，在开放经济中，这种方程已经变得没多大意义了；第四个神话是集中化的神话。正如计划的神话一样，集中化和分散化的区别被夸大了。所有社会都有一定的分散，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决策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同样，即便在最分散化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有一些企业在内部实行非常高度集中化的控制；第五个神话是产权神话，认为人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正确地确定产权，做到这一点就能保证效率，“实际上仅仅解决产权问题是不够的，甚至可能是不必要的”（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关于转轨问题的几个建议》，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3)。）；第六个神话即两条道路的神话。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表面上的失败使许多人得出结论，认为在市场和国有企业两个极端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了，而实际上存在许多“中间”制度安排的成功例子；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制度也存在多样性，在现阶段还看不出这些制度中哪一个就一定比其他的好。各转型国家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最好是根据自己的现实作出选择。
4.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全新的转型理念，即把体制转型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目标相统一的转型模式，从而使自己的转型理论成为第二阶段经济转型时期的代表。
具体而言，这一崭新的转型理念包含如下核心内容：
(1)在转型过程中应抓住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创新这个关键，追求金融稳健，保持金融安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斯蒂格利茨说：“我时常将金融比作经济的‘大脑’，它一方面聚集储蓄，另一方面又对之进行分配，形成生产力。……现在许多研究都把金融发展的不同方面（比如银行体系的深度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联系起来，认为金融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充当了信息中枢的角色。”（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金融稳健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3)。）斯蒂格利茨给出了他十分强调“深化、高效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增大和稳定是何等重要”（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金融稳健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3)。）的体制上的原因。他指出，这样一个金融体系实际上表达了一种传递信息的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是对转型国家（主要在亚洲）转型以前普遍存在的信息传递失败的很好的纠正。这些“信息失败”包括所谓的“亲情资本主义”、政府主导型投资以及缺乏透明度等。至于如何在转型中实现强健的金融体系，斯蒂格利茨也颇有建言，后面将加以介绍。
(2)斯蒂格利茨强调设计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他敏锐地指出：“一个设计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既可以提供长期增长所需要的储蓄，又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福利……一个设计不好的体制则会对工作和储蓄的经济激励机制产生负面影响，阻碍劳动力流动，减少总储蓄，还会成为财政预算资金流失的一个渠道，使资金不能被用于更紧迫的社会需要和经济增长。”（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设计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中国继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5)。）
他还特别讨论了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设计问题。他认为，中国未来将面临的挑战之一——也是其长远的成功之关键因素之一——是建立全国性劳动力市场。这是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所必需的。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会极大地促进这种流动；而设计拙劣的以省为单位的体系可能会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
(3)斯蒂格利茨把知识看作一种信息，认为知识的使用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对体制转型的过程有重大影响。他深刻分析道：“在不完善的知识、有限的理性以及易犯错误的判断力这样的实际状况下，制度需要在可利用的现存或潜在知识来获得可接受的结果这种意义上，来构建具有活力的组织（不需只有完善信息才能使制度运转）。”（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知识经济的公共政策》，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5)。）他认为，如果经济模型或经济转型的模型忽略了信息不完善和知识创造，既然这么多的制度仅仅能够理解为对信息问题的适应性的反应，那么这些模型只能给我们很差的指导。因此，在进行转型问题的理论思考与探讨时，理解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分配的方式是非常必要的。
三、斯蒂格利茨对经济转型的具体操作建议
斯蒂格利茨根据自己对转型问题的理论见解，结合经济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已经取得的转型的成功经验，提出了经济转型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尽管大都是一些原则性的框架，但是由于它们从实际中提炼和加工而得来，因此，同时也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斯蒂格利茨把“强调竞争的重要性”作为对转型国家的第一个建议。他曾经指出，“理想的市场是分权、竞争和试验的市场”；转型国家“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确保竞争……政府必须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减少进入市场的障碍。”（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文版，29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他进一步解释他对竞争的观点。他指出，这里强调竞争，不是纯价格竞争，而是完全老式的竞争，即企业间以优质低价向消费者和生产者提供必需品的竞争。而且，竞争是相对于垄断而言的，强调竞争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反对垄断。转型国家要特别注意在执行保护政策时的取向，应该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垄断。
斯蒂格利茨认为“建立和执行游戏规则的重要性，既有理论依据也有历史经验作依据。法律滞后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制约许多国家发展的巨大障碍。”规则的不确定性会阻碍发展，但应注意的是：建构问题的适当方式不是让市场与政府相对立，而是在两者之间建立适当平衡。制定的游戏规则，不仅调节私营各方的相互关系，而且调节私营各方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斯蒂格利茨特别突出强调了两套游戏规则的极端重要性：保护竞争的游戏规则，如反托拉斯法；与金融市场有关的一系列规则。
斯蒂格利茨认为，经济转型应坚持“宏观稳定和微观改革”的方针。鉴于通货膨胀造成的问题难以对付，许多国家在经济转型的初期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宏观稳定上。但是斯蒂格利茨意识到，当政府采取紧缩政策以对付通货膨胀时会造成高失业。这就要求转型国家在微观层次上进行配套改革。具体而言，要采取措施一方面引导工人从没有效率的部门退出；另一方面引导企业面对硬预算约束。这样，使劳动资源配置的旧格局和资本货物配置的旧格局都得到调整和纠正。斯蒂格利茨还提醒人们注意：“转轨国家的宏观经济学也许与流行的凯恩斯经济学有显著的不同之处，转轨国家几乎没有正常运转的资本市场，也没有住房自由市场，因此劳动力的流动也受到阻碍。而且供给反应可能更重要，或至少是不同的。”（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文版，296～297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斯蒂格利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转型建议非常具有前瞻性。他指出：“有些拥护自由市场论的人说，成功的第一步就是使国营企业私有化。他们的观点对与否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知道他们的这一结论没有科学依据。”（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文版，297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他认为，转轨中国有企业改革头等重要的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且这一点在企业不改变公有性质的情况下就能做到。这也就是说，国有企业面临的头等重要的问题是激励问题（委托人—代理人问题）。他预计到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短期内可能会出现合格的人员短缺现象，从长期来看，应该建立一种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有效选拔机制。斯蒂格利茨还忠告那些“开始用发行证券的办法实行私有化”的国家，一定要注意法人治理问题。那种认为只要建立控股公司和股票市场，就能提供确保有效管理所需要的信息和刺激的观点，非常值得担心。
关于转型的顺序和速度的安排，斯蒂格利茨也有精彩的建议和分析。在转型的顺序安排问题上，斯蒂格利茨的建议是：首先放开价格以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刺激；紧接着就应该像中国那样，在进行产权改革和私有化之间先进行市场改革，即强化市场竞争并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这项改革实质上又是基础更为广泛的刺激结构／市场改革。最后，必须在上述两个转型步骤完成之后进行民营化改革。如果存在自发的民营化需求，那么这项改革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什么时候民营化，不如说是怎样民营化和谁来控制民营化。关于转型的速度或者说转型方式，转型理论界有过一场争论。有人赞成”直接过渡”，认为“人不可能分两次跳过同一个深沟”。斯蒂格利茨则赞成渐进过渡。他认为：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个人和组织都要学习。个人要学习如何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社会要学习哪种制度更有效，组织要学习如何适应新环境。而渐进过渡则可能有助于这种学习过程，因为：(1)它避免了“信息超载”问题；(2)渐进过渡避免了组织遭到破坏而引起的信息损失问题，这一点是直接过渡在所难免的。从这一角度看，渐进优于革命。
此外，斯蒂格利茨还强调了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对转型的影响，并就这两个题中应有之义作了对策性研究。由于它们与主题稍有些远，故不赘述。
四、斯蒂格利茨转型理论的借鉴价值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转型理论由于运用了当代西方理论经济学的前沿理论——信息经济学作为指导和基石，加之它是在总结第一阶段转型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而且又包纳进新经济、知识经济的一些新动态，因此，对转型国家进一步进行体制转轨来说势必极具参考价值。
首先，斯蒂格利茨在研究转型问题时牢牢抓住当前市场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而又非常关键的信息问题，并以此来总揽整个市场体制建构的理论观点和政策设讨。这样一来，在信息化时代进行体制转型并通过改革力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从斯蒂格利茨转型理论中所包含、所揭示的信息生产、传输及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的影响等规律性认识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其次，斯蒂格利茨从转型角度对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斯古典市场模型所作的批判也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通过对新古典市场模型的批判，人们易于发现：新古典市场模型在信息化时代不足以成为转型的目标模式；而比较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应该是一个“竞争、分权和试验”（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知识经济的公共政策》，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5)。）的模型，这个模型又被斯蒂格利茨称为“新信息模型”。且不论所谓“新信息模型”是否就一定最为理想，单就它所强调的解决信息问题的重要性而言，它无疑是值得转型国家在建立自己的市场经济体系时高度重视的。
最后，斯蒂格利茨在转型政策设计方面有许多可取的见解。比如，他强调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设计；强调社会稳定政策和经济稳定政策的重要性；强调经济增长稳定政策等等，这些恰恰都是转型国家在转型实践中解决得不太好的薄弱环节。
此外，斯蒂格利茨多次来中国调研和作报告，在他的著作或论文中他一般把中国转型实践作为正面典型加以推崇。国内学术界受到斯蒂格利茨转型理论的影响，在理念上和政策设计上也越来越多地注意信息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十分积极的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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