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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周刊是抗战胜利后中国较有影响的一份自由主义政论杂志，1946年9月1日由储安平创办于上海，1948年12月24日因被国民政府查封而停刊，共出版5卷114期(新中国建立后，《观察》于1949年11月1日复刊，1950年5月改为《新观察》。复刊后的《观察》，无论刊物风格还是主要作者，都与复刊前大不相同。本文所指不涉及这一阶段)。当时中国一流的学者，如梁实秋、钱钟书、张东荪、吴晗、潘光旦、王芸生、马寅初、冯友兰、傅斯年、任鸿隽，还有一些国民政府的驻外使节，如驻法使馆秘书钱能欣、驻美使馆参赞陈之迈等都是《观察》的撰稿人。《观察》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批评时政，关注社会，内容涉及当时所有的热点问题，如国共和战问题，物价问题，学生运动问题，政府腐败问题等等，充分表明了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这种社会关怀还表现在对外问题上。在当时美苏冷战业已出现的世界图景下，《观察》对于美苏都有不少褒贬，这种褒贬既与他们的社会制度理想相联系，也与他们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两者之间有时并不一致。比如他们不讳言服膺美国的民主制度，但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强权行径，他们也不假辞色给予抨击和指摘。以往学界一般重视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所以强调前一方面；对于后一方面则注意不够。本文力图以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为视角，对后一方面做具体的梳理。
鉴于抗战期间，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中国给予了大量援助，为中国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加上正是依靠美国“提携”，中国更是成了国际舞台上的“四强”之一，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对美国是普遍怀有好感的。《观察》周刊的主编储安平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追忆了中国人的这种感情：“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两种成份。在战争中，美国援助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除了在日后发觉的雅尔达会议一次以外，美国没有背负过我们。我们赖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乃得咬紧牙关，撑过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以期获取最后的胜利。……中国人感激美国，器重美国，甚至崇拜美国！这种广泛普遍的友情，在国际历史中亦不多见。”[1]夏炎德也说：“像美国这样对我有善意而又有实力的友邦确是非常难得的。”[2]但随着国际两极格局的逐渐建立，美国从其全球扩张战略出发，着力在亚洲建立一个反苏基地，推出一系列损伤中华民族利益的政策，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好感“在过去短短几个月中，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复杂的，然而却是苦痛的。……这诚然是一个不幸的变化，不幸这又竟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变化”[1]。《观察》杂志虽然认同美国民主制度，民族感情却同中国广大民众一样，他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严厉指摘美国的这些政策和行为。
一、政治：美国“调停”及其片面援华政策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摩擦不断，中国面临爆发内战的局面。美国杜鲁门政府派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处国共矛盾，主张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一方面敦促国共实现停火，召开国民会议完成统一，另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政治改革，以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3]。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国各界人民的普遍欢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此也抱有感激之情。《观察》中写道：“美国参加中国的和谈，在政党的纠纷上，企图调解国民党及其反对党之间的冲突；在统治的精神上，企图使中国变独裁而为民主；在国家的内容上，希望中国和平、统一、民主、繁荣。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是中国之幸，美国之幸，世界之幸。调解党争的本身显然不是一个目的，调解党争的目的，仍在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进步、繁荣。”[1]还有文章说，“在刚胜利时，美国希望中国和平团结。马歇尔来华调停内战，我们是真心感谢的”[4]。
不过在民族情感鼓荡下，知识分子对美国调停也持有一定的矛盾心理。他们认为美国调停实是一种无奈之举：“在原则上，我们根本反对任何一个外国来过问中国的内政。但是我们政治上那些人物，自己没有能力，20年的统治造成了今日这样一个局面，到头要外国人来‘调解’，使外国人要来‘调解’，甚至使中国问题竟成了莫斯科三国宣言中所包含的一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人格尊荣，实在给那些台上的人物剥光剥尽了！”[1]当然，即使暂时冒着“丧失人格尊荣”的危险，如果调停能有一个好结果，在他们看来仍是能够勉强接受的。问题是这场调停由于袒蒋压共，又实行以金钱、物质、弹药等片面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不仅没有消除摩擦，反而加剧了两党的矛盾和冲突，推动了内战的爆发。《观察》遂对卷入中国内战的美国越来越不满，责问，“美国有未考虑过：美军驻华、物资转让、经济贷款以及其他行为，在事实上，足以使今日中国内战中两造的任何一造在心理上得到一种倾向内战的鼓励？美国有未考虑过在这方面美国所负有的道德责任”[1]？
1947年1月，马歇尔离华，调停宣告失败，美国转而公开支持国民党“戡乱”。6月间，中国国内形势急速逆转，国民政府摇摇欲坠。7月美国派魏德迈使团来华实地调查研究，以便制定新形势下的“援华”政策。魏德迈盛气凌人的态度更激起《观察》同人的愤慨。许德珩指出：“中国自己的事，本来应当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人自己也应当能够解决，现在竟要人家来调查，并且还要欢迎人家来调查，连夜赶制报告，使这时时刻刻受着生活压迫与战争威胁的人民，感觉到中国这个国家现在还成什么样子！”[5]吴世昌也说：“魏氏的态度之劣，确是伤害了中国的自尊心，这比三十四年夏天中国官员在莫斯科商订中苏友好条约时所受的尊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呵！即使是抗战前的川樾茂，也不曾对中国政府有过这样的态度。”[4]
美国所谓“调停”和片面援华政策的实质，《观察》也认识到了。“美国为了对苏，在不惜一战之前，必须造成包围的墙壁，则对于中国因地势关系，当然不会放手。既不放手便须进一步，把中国造成一个反苏基地。根据这个目的，美国可能更在军事与财政两方面大量援助中国现政权”[6]。可见美国此举的真正目的，在于“用金钱来收买中国，要中国人替美国牺牲，为美国而死”[7]。他们认为“中国的反动派想利用美国的恐苏心理，加紧制造美苏的尖锐化，意图自己在东亚替美国担任反苏先锋队”[8]，而更多的“中国人的愿望是很简单的：即请美国不要把中国列为反苏基地之一”[6]。同时《观察》知识分子还提出警告：“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中间阶级是对苏联有恶感的，但万一不幸，将来不能不偏向于苏联的那一天，那是美国逼迫出来的。这却必须由美国负完全责任。”[6]他们以为美国的这种政策不仅无济于实现其本身的利益，相反还会产生危害。“美国如果再这样‘调解’下去，不但不会有结果，反而会使中国进入他敌对的圈子了”[9]。“(美国)如果再维持原来政策，势将在东亚大陆上看到一个壮大的反美政权”[10]。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不能不说这些意见具有先见之明。
二、经济：《中美商约》与美货倾销
如果说对美国的政治性政策，《观察》是由谨慎支持转到指责反对的话，那么在经济利益问题上，《观察》反对立场则是自始至终的。
二战后美国远东支配权扩大，非常注重对华贸易。为确实保证其在华经济权益，1946年11月4日，美国诱迫南京国民政府与之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标榜“平等”、“互惠”、“友好”，表面上缔约国双方可以自由在对方“领土全境内”设厂、通商、航行，但因当时中美经济力量悬殊，中国不可能实现这些权益。而有关移民的规定所潜藏的不平等则尤为昭彰。韩德培在《评中美商约中的移民规定》一文中集中揭露了这一现象。根据他的分析，移民问题规定于《中美商约》第二条之内，共有四款，前三款规定中美两国国民有移民对方国家之权利，以从事并经营商务、制造、加工及所定其他之种种事业与职业，且享有最惠国国民之待遇。这三款从字面上看，确可谓平等互惠。但第四款的规定却使其打了很大的折扣。第四款中写道：“本约中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影响缔约任何一方有关入境移民之现行法规。”实际上，我国法律对美国人来华，不设任何不合理的限制，但是美国现行移民法规却对中国人保留有极不公平的待遇。比如美国每年仅给中国人105名的配额进入美境；中国人享受不到一般第三国所享有的“非配额移民”进入美国的优待办法；不同于第三国所享待遇，出生于任何国家的中国人的子女都须在105名的配额中获取移入美境的资格；105名的配额中，必须有75％优先让与中国本土的中国人享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在内)的中国侨民只能在剩余的25％，亦即26名的配额中得到合法移民资格[11]。也就是说，《中美商约》中有关移民规定的第四款才是最为关键的一款，它决定了前面所有条款都不可能改变美国现行移民规定对中国人的歧视。
夏炎德在《论中美经济关系之前途》一文中也认识到《中美商约》“完全是本着美国目前的要求而订立的，中国纯处于被动的地位”[2]。另外他还以数据说明了当时美货在中国市场上的泛滥情形：“美国颇有独占中国市场的趋势，日货绝迹，英货也失势，仅美货雄踞中国市场，满街的美货满包的美钞连国货也只得退避三舍。接海关贸易报告：本年前九个月中直接由美输入商品总值为国币五五八○亿元，占全期进口总值百分之五六；另由香港转来的也颇不少，九个月间共四七一亿元，占进口总值百分之四点八；两者相加共为国币六○六一亿元，共占总值百分之六一点二，还有走私的部分在关册中无法稽考，故实际尚不止此数。而同时期内中国对美输出价值不过一○一一亿元，约合输出总值的百分之四四点二。但因输出入的实值相差悬殊(输出仅及输入的六分之一)，入超达五○六一亿元之巨。”[2]文章指出美货的倾销对中国国民经济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首先庞大的入超额势必会消耗很多外汇基金；其次在本国市场上美货代替国货，将使国内仅有的一点民族工业全部没落；另外农业也将受到沉重打击。美国向中国倾销商品的自私目的，“原是在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如果一味依赖美国，接受美国方面错误的领导，无条件将市场开放，则中国经济迟早将成美国的附庸”[2]。
三、军事：美军驻华与美军暴行
抗战胜利后，美军以协助收复失地，遣返日军为由进驻中国。驻华美军以胜利者姿态“君临”中国，把中国当作殖民地来看待，横行无忌，为所欲为，不仅政治上造成了恶劣影响，而且干扰中国的经济，严重损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对于美军驻华这一军事行动，《观察》并没有绝对否认其必要，储安平就“在理论上”承认，为了世界和平，“美国有在中国境内使用武力以协助中国国民政府使日军缴械和撤退的权利和义务”。但在现实上，对于美军的存在造成的中国政治的更加混乱，他忧心忡忡，认为这“仅仅使在中国内政上业已非常复杂混乱的局面，因此增加若干更多的意外的纠纷，同时并因此引起许多在中美国民邦交上所不必要的批评和指摘”，“无助于中国的缔造和平统一的工作”，因而“确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行为，[1]。吴世昌更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认为除了战时，任何一国的军队不应驻在别国，否则便有干涉该国内政的嫌疑”；何况“美军在华用美钞现货，因此有黑市，与黄金互相竞涨，直接扰乱金融，刺激物价。政府屡欲遏止美钞黑市，但既有美军在用美钞，即无法遏制”，所以“欲以金价稳定币值及物价，必先禁用美钞，而此事在美军驻华期内是不可能的”[12]。
美军大兵的趾高气扬，也激起《观察》同人的厌恶。著名记者萧乾在给外国友人的信中说：“个个美宪兵都吃得又肥又大，嘴里照例嚼着口香糖，随嚼随把过客上下打量。只有在初期占领的德国美军军用飞机场上有过这现象。”[13]1946年12月24日晚，美国海军驻华陆战队两名水兵在北平的东单练兵场奸污了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酿成“沈崇事件”。事件引发了全国民众的愤慨，北平各大高校学生罢课游行，全国各地的学生和教员闻讯后纷纷响应，加入反美抗暴的行列，呼喊口号：“美军，滚蛋吧！”在上海，方令孺、洪深、陈子展、楚图南、郭绍虞、周予同、周谷城、张志让、蔡尚思、马寅初等38位教授联名发表对美军暴行抗议书[14]。《观察》中有人认为此类暴行是一种国际罪行，是私人行为，主张根据法律与国际惯例来处理[15]；也有人呼吁反美应诉诸理智，不可因此案引起盲目的反美运动，整体上损害中美邦交及友谊[12]，体现了自由主义者冷静理性的思维特点，但这并不否定他们对于美军暴行的指摘态度。吴世昌分析沈崇案之所以反响如此深广，“其原因实不单因北平一案，上海美军之打死洋车夫，塘沽美军之割死工人，上海美人戮伤三轮车夫，美军车之时常撞伤行人，以及美军驻华之撤退无期，美货倾销之打倒国货，中美商约之并不平等，都是构成这次学生示威抗议的原因”[12]，可见抗暴运动是中国人长期郁积的反美情绪的一次总爆发。《观察》特约记者以《民族受辱案》为题，如实报道了这次美军暴行和学生游行，其中不乏愤慨的词句：“一年来美国在中国多次的暴行，都未能激动起国人像这次所激动起的感情。这就因过去被污的是‘贱民’，是在历史上一向被认为应当忍气吞声的人，而这一次，却胆大包天地触犯到了贵族，像是对社会的中坚来挑战。不能忍耐的广大民众，本是早已不能忍耐了，而最后的一个对美军一向‘容忍’的阶层的尊严，至此也被撕破了。”[16]费青就美国海军部将先前对两名强奸犯的有罪判决改为无罪开释的事件发出感慨：“自由主义原是以法律上的公道为起码条件，现在美国连这点公道都不再想维护，他怎样还能举起自由主义做号召呢？”[17]这折射出对美国及美军的失望。
四、外交：美国扶日政策
1947年以后，中国内战进入高潮，美国意识到已无法挽救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随着美苏矛盾的加剧，美国逐渐将全球战略在远东地区的重心转移到日本，积极采取扶植日本的政策：政治上，容许日本保留天皇制；经济上，不彻底解散财阀，恢复日本工业；军事上，强化警察力量和海上保安厅，重新武装日本；战争惩罚上，审判战犯流于形式，放宽日本赔偿。一系列扶日复兴政策引发了刚刚取得抗击日本侵略胜利的中国人民莫大的反感和激愤，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观察》杂志。
《观察》同人在批评论述中特别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王铁崖指出：“盟国占领日本已将三年，负责主持盟国占领政策的美国在日本所从事的消除日本侵略势力以及改造日本政治与经济的工作实在没有做到令人满意的地步”，而“如果不在根本上改造日本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势力未被毁灭，所谓把日本从侵略主义的国家变成和平的国家，只是空话而已。”他认为在美国的扶持下，战后日本的复兴将会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如果中国不能在短期中完成安善的转变，而日本继续获得美国的扶植，则不待十年，日本富强，必有可观，而此富强的日本就要现出其侵略的原来面目。是则，此不仅为中土之远患，实亦为目前之近忧”[18]。纯青也警觉地提醒读者，日本“复兴得太快了，三年一转眼，五年一瞬间，一个‘七七’前夕的日本，看看就要再来了”，其“复兴的主要目标，是备战，要战争”，所以，“为民族的自尊心，为国家体面，为子孙，为国际信义，反扶日不能说有错或有罪”[19]。
担忧之余，《观察》还提出了如何约束战后日本的具体建议。纯青认为，根据《波茨坦宣言》指出的原则和日本国内的实际政治情况，对日和约政治条款应包含以下内容：“废除天皇制”；“惩办财阀，禁止经济集中，预防财阀复活”；“曾任侵略政府的官吏，依其等级，分别多少年限，禁止其再任官吏”；“禁止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的结社”；“规定一个相当长期为再教育日本的时间”；“对日本再起侵略盟国有共同防止的义务，而且要保证不侵略日本，即不得利用日本基地及人力物力作战争之用”[20]。为限制日本的金属工业，王遵明提出了四项办法：限制日本制铁业的出产生铁能力，不得超过每年20万吨；限制日本制钢业的出产钢锭能力，不得超过每年100万吨；禁止日本出产轻金属；禁止日本利用电热冶金。他展望道：“在东亚，倘能削除大部分的日本重工业，而把这削除的期限定为三十年，相信日本也只得走向和平之路，自然走向繁荣之路。不独是日本人民之福，也是全球人民所愿望的。”[21]这些建议可视为对美国扶日政策的具体反制。
总之，20世纪40年代后期影响甚巨的《观察》杂志，对美言论充斥着不少的指摘声音，上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四个方面所列举的事例虽远不能包涵全部批评内容，但却大体能够反应其指摘美国的几个基本维度。这与其社会理念上欣赏美国的民主政治、精神文化和先进科技的“亲美”形象似乎不太合拍，但这却是一个基本事实。由此可见，对一向提倡理性精神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而言，在对外问题上，简单地使用“亲美”或“反美”的标签是不够的，他们的“亲美”与“反美”可以同时并存，呈现张力。具体说，“亲美”是理念层次的，社会制度理想层面的；离开这个层次和层面，关照到现实的民族利益、民族情感和国家政策，则完全可能是坚定的“反美”立场。这种张力足以彰显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民族情怀，以及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民族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