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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其文化源远流长；美国是个历史仅二百年、经济发达的新兴大国，其主导文化为欧洲文化。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等因素的不同，中美两国文化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等级观念与人权观念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孟子称：“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进程中，中国形成了一整套父子、群臣、夫妻的尊卑关系，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谁也不得违背这三纲。儒家伦理对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并构成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违背伦理原则的人将被视为大逆不道，为天下人所不容。《三国演义》的作者之所以贬曹操赞刘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曹操“不忠”、“不守本分”。曹操身为臣子，即“挟天子而令诸侯”，不能“事君以忠”，因而是大逆不道的奸臣；况且，曹操不是刘性家族的成员，却心存操纵刘家汉室的非分之想，必然不能为家族观念甚重的中国人所接受。由此看来，曹操理当受到笔挞。
在中国社会，人与人交往时要受到各自地位和角色的制约，否则就是失礼。例如，下级或晚辈见到上级或长辈时要主动先打招呼；为了表示尊敬，晚辈称呼长辈时多用“您”，下级对上级常以职务相称，如“王科长”、“赵书记”等。交谈时，职位高或年长者常是谈话的主导一方，另一方则要表现出洗耳恭听的谦卑神态。生活中常有这种情形：小孩子见了大人主动叫“叔叔好”、“阿姨好”，大人就夸这小孩“懂礼貌”，不然就是“没礼貌”。中国的绝大多数学校都把“尊敬师长”定为学生守则之一，不守这一规则的学生很可能被视为“思想品质不好”。此外，在出入的先后以及起坐方面，中国人也都遵循一定的规矩。
中国文化的这种较强的等级观念在汉语语言中也有所反映。“汉语中当几个词并列时许多情况下排列顺序不是任意的，一般是按由尊到卑、由主到次、由大到小的次序排列的”，如“君臣、父子、兄弟、姐妹、师徒、上下、党群、官兵、指战员、男妇老少”等。
与中国文化不同，美国文化是可以用“人权”来夸耀的。人权是作为人应享有的一切权力（包括人身权力和其它民主权力）。美国人极力主张自由平等，认为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都有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力。平等观念渗透到美国人的生活和思想领域，他们的行为、工作、娱乐、语言、政治等无不体现平等观念，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无不受这种观念的制约。
在美国，父子、师生、不同职位的人并无尊卑之别，在法律上他们的一切权力平等。由于等级和身份观念淡薄，美国文化中人与人交往时较少拘礼。 熟人相见， 不论辈分与地位， 一律以平等的“你好”（Hellow）表示问候。孙辈对祖父母、子女对父母、学生对老师都可直呼其名。 与美国人首次见面， 双方互通姓名之后， 美国人常会说：‘Call me Bill/John……（叫我比尔／约翰’……吧——不含性）。 在美国人看来，这样才显得自然亲切。
受伦理原则的制约和等级观念的影响，中国人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态度谦和、表达委婉。不同辈分和身分的人意见不同时常避免正面冲突和争辩。如果冲撞了长辈或上级，不给对方保留“面子”，就会被人骂作“粗鲁无礼”、“目中无人”。在中国，不顶撞父母的是好孩子，听老师话的是好学生，遵从上级意志的是好同志。表达不同意见时，中国人常婉转地说：“这样做是不是有些欠稳妥？”“或许……更好一些吧？”
美国社会则是另一番情形。美国人在谈话中毫无年龄、辈分之顾虑，彼此意见不同时，常是各持己见，力图说服对方，无所谓“面子”。例如，美国学生在课堂上常与老师争论问题，有些问题提得相当尖锐。美国人认为学生与老师争辩是正常的。若拿中国文化来衡量，这简直是有失体统。美国教师给中国学生上课时，见学生都规规矩矩地坐在下面一言不发，他们反倒觉得不正常了。美国人表达自己观点时常是直言不讳，非常坦率，这在中国人看来不免有些唐突甚至失礼；在介绍自己的能力时，中国人常常自谦，美国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美国人误以为中国人的谦恭是“装假”，认为中国人婉转的表达方式是没有自信心的表现，对中国人捉摸不透的兜圈更是感到莫名其妙。殊不知，这些都是中美文化差异使然。
二、重关爱、重同情与个人主义
如上所说，中国人普遍实践的伦理是儒家伦理，而儒家伦理之中心思想为“仁”。何为仁？论语里樊迟问人，子曰“爱人”，即爱众人。既然人有爱人之责任，又该先爱谁呢？论语上又说：“孝弟，其为人之本与？”（注：《论语·学而》。）“孝弟”，即孝顺父母与敬爱兄长。这就是教导人们，先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再扩而充之，爱别人的父母兄弟，直至爱众人。爱与情密切关联，重爱必重情。因此，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既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注重人与人间的感情。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在等级观念较强的同时，又表现出重关爱、重同情的一面，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
讲“仁”需先讲“孝弟”，这并不难理解。不爱自己父母兄弟者，岂能爱众人？因此，仁道之发展必须在家内开始。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文化重情的一面，首先表现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彼此照顾与关爱上，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人处得相当融洽。在传统中国家庭里，夫妻之间讲究相敬如宾、白头偕老；兄弟姐妹间大多互助互爱，手足情深；父母扶养子女时，对于子女的需要，父母多会竭尽所能尽量予以满足，很少考虑自己付出多少；到父母上了年纪，失去劳动或生活能力后，子女则要赡养、侍奉老人，使其能安度晚年。生活在这种充满亲情的家庭里，纵使物质生活清苦，其乐也融融。难怪一提起“家”这个字眼，漂流在外的中国人，即使是七尺男儿，也免不了心潮激荡，唏嘘不已。
对于家庭成员以外的人，中国人一向主张以己推人，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主张表里如一，以诚待人。他人遇难时，“见义勇为”、“解囊相助”等行为是人们公认的善行、义举。一般来讲，每个中国人都有几个志同道合、可以依托的朋友。好朋友之间往往互帮互助，无话不谈。这种亲密的友谊持续时间一般较长，甚至可以持续一生。
美国文化则不然。美国社会人情冷淡，个人主义泛滥，且由来已久。跨文化交流学者拉里·A·萨姆瓦和理查德·E·波特说：“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主义是首要的和肯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美国可能是主导一切的。”（注：萨姆瓦等著，陈南等译：《跨文化传通》第58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在英文书面语中，“我”（I ）无论何时都要大写，其他人称却不大写，从这个小小的侧面可以看出，在英美文化中，“我”比“我们”、“你们”、“你”、“他（她）”、“他们”的地位更重要。
美国人十分重视个人权力与自由。在人际交往中，美国人往往因为过分强调一己之权力与自由而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曾在板纸上读到这么一则消息：有对美国夫妇，一天在妻子不愿过性生活的情况下，丈夫强行同房，妻子认为自己的人身权力受到侵害，于是到法院状告丈夫犯了强奸罪。由此可见，美国人对个人权力之重视。我们姑且不去评判是非，但如此这般的夫妻关系不免让人不寒而栗。
去过美国的人，尤其是在美国经济高度发展地区呆过的人都会觉得，那里的物质生活虽然非常舒适，但却缺乏人性的温暖。在美国，父母通常只在子女未成人以前尽养育之责，子女一旦长大成人则另立门户，个别父母甚至在子女婚后回家暂住时向他们收食宿费；子女成家后也只在节假日偶尔回家探望父母，父母年迈时，子女并没有赡养的责任，因此，美国老人的境况大多十分凄凉。美国的离婚率多年来一直高居世界榜首。据统计，每4对配偶中就有一对离异，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分居的夫妻。由于夫妻动辄反目，婚姻关系不稳定，美国男女通常都要进行婚前财产登记，以防日后离异时因分财争产而纠缠不清。
父子、夫妻之间尚且感情冷漠，其他人与人之间更无什么情意可言。极端的个人主义决定了美国“人和人间的关系，只是利害和公务式的关系。当你有利于他人时，你可能会被请为席上客，但当你对别人利益毫无贡献的时候，别人自然对你冷落……。”（注：吴森：《中美婚姻观念的不同》，载于郁龙余编《中西文化异同论》第206 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这或许是美国社会犯罪率居高不下、神经衰弱症屡见不鲜的原因之一。
三、伦理与法制
众所周知，家庭在中国社会居于中心位置。家庭不仅是基本的社会团体，同时还是一切社会组织之模型。以往，中国人称皇帝为“天子”，老百姓称地方官为“父母官”，好友则结拜成“金兰兄弟”；如今，我们常说“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地生活在祖国大家庭里”，一支流行歌曲里也唱道：“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由此可见，中国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概以家庭为模式，中国家庭伦理关系也因而得以向社会推衍。
根据儒家伦理，人们在家庭内部要孝顺父母、敬爱兄弟，这是如何处理家庭上下左右关系的行为准则。传统的中国家庭都十分注重“父父子子”这句话的涵义。这句话的意思是，家庭中作父母者，作子女者，以及其他成员，都要有确定的家庭身分而恪守之。只有每个人都扮演其该扮演的角色，大家才能相安无事，家庭才能稳定与繁荣。将家庭伦理关系向社会推衍。“既是把对家庭成员的那种长幼有别的亲密态度，推广为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尊卑有序的诚敬精神。简略地说，就是要象孝顺老子那样来忠于国君（或上级）……；就是要象友爱兄弟那样来敬重同事或朋友。”（注：单少杰：《中国民风：家族意识的古今变奏曲》，载于《中国青年研究》第26页，1996年第4期。）
儒家伦理主张礼、忠与恕。“礼”最显著的意义就是人对人之尊敬，其目的是使人际关系和谐。孔子认为“克已复礼为仁”，可见礼之重要。礼是敬的表现，敬则是礼的内在精神，礼节与尊敬，在维持与改善人际关系上，会产生非常神奇的效果。“忠”，当然包括忠君在内，但这并非全部。忠的本义是自我献身，即全力忠于自己的责任。每个人依据自己的仁德，都有帮助他人的责任。因此，“忠”就是为了他人而竭尽所能地自我献身。一个人对他人有忠之责任，也有恕之责任。论语上说：“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此即为“恕”。这就是说对待他人要象对待自己一样，“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原则，倘若人人都按此原则行事，人与人之间便可和平相处。
根据儒家伦理，人人都有其适当的位置，人人都应谨守礼数，讲究恕道，不得乱来。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得以运作，人际关系得以和谐的重要保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各项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人的法制观念日益增强。最近被新闻媒体广为报导的深圳罗湖区外地打工仔拿起法律武器，最终迫使资方发放拖欠半年之久的工人工资一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然而，要使中国法制与国际接轨，我们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美国社会看重的则是法制。美国的各种法律规范真可谓多如牛毛，法律规范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婚姻、公众福利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人对法律非常尊重，“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是或曾经是开业律师……法律精神逐渐越过重重管理壁垒渗透到社会并深入到社会的最低层。”（注：托格维尔语。参见H·S·康马杰著，南木等译：《美国精神》第53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美国人深信，在法律条文中可以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于是，父子失和上法院，夫妻争产上法院，就连邻家养的狗误入他人庭院也要诉诸法律。
但是人性十分复杂，有些时候，法律根本无用。美国近年来的毒品泛滥、犯罪率上升、离婚率居高不下、政治丑闻不断等现象足以证明这一点。比如，当夫妻双方都一味追求自由快乐，不为对方着想时，不管法律对各自的权力义务规定得多么详细，对于稳定婚姻关系、增进夫妻感情也无济于事。
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美国社会人人都努力争先，渴望成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些人就会不顾法律约束，不异挺而走险。此外，美国社会纵欲之风盛行，拜金主义大有市场，“金钱万能”有可能使法律成为某些富人玩于股掌之间的东西。因此，美国虽然重视法制，但并不是理想的秩序王国。
中美两国文化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差异，主要因为：
（一）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保持社会秩序，都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一直占据着封建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儒家学说所提倡的纲常伦理也因而成了中国人普遍实践的伦理。如前面所述，儒家伦理历来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这是造成中国文化中等级观念较强的根本原因。与中国文化不同，美国文化从一开始就继承了整个以往的欧洲文化（西方文化），而人权观念正是西方思想传统的产物。人权最早见于1628年英国议会向国王提出的权力请愿书，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天赋人权”并使其理论化。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则用政治纲领的形式宣布：“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美国文化强调人权，因而等级观念淡薄。
（二）中国文化人情味较浓，除了与儒家学说所提倡的“仁爱”密切相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于农业社会，属农业文化。在农业社会里，人和土地的关系非常密切，家族邻里定居于一个地方后，若没有意外的天灾人祸，便很少迁徙。人聚在同一个地方久了，自然会生出感情来，自然会互相关爱、互相帮助。久而久之，这种感情逐渐积淀成中国文化有别于其它文化的一个特质。美国文化则源于商业社会，属商业文化。商业文化的心态是“重利轻情”，这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可得到佐证：“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商人眼睛紧盯的是利益，于物于人都不易产生感情。其商品从左手进来，立刻就要从右手出去，因此，他们对手中的货物产生不了农民对土地那样的深情。另外，商人不依附于土地，经常迁徙移动，与土地发生不了什么持久的关系，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稍纵即逝，不能长久。人与人之间既无持久深厚的感情，利益当前时，商人们自会只顾自己，奉行个人主义的原则。
（三）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注重伦理，是因为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考虑，需要用伦理之说来教导人们忠于国君（家长），恪守本分，谨守礼数，平安相处，以利于巩固其政治统治，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传统中国社会正常动作的根本保证。然而，在美国，极端个人主义盛行，人人都想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个性，充分享受个人的权力与自由。个人自由的过分膨涨必将防害别人的自由，因此就必须制定较为严密而详细的法律来匡正个人的行为。所以，维持美国社会秩序的是法制。
中美两国文化虽存在着巨大差异，但这并不意谓着两种文化没有相通之处。例如，中美两国人民都酷爱和平，富有理想，都具有永往直前、不畏艰难的积极进取精神。对这些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作者在这里无需赘述。
我们对比中美文化的差异，并不是想要贬损某一种文化。其实，两种文化各有短长。比如，中国文化注重伦理，注重同情和关爱，这无疑是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润滑剂。然而，在这种文化中长大的中国人，在决定各项事务时容易对人不对事；而在强调法制的文化中成长的美国人，为人处世比较讲究对事不对人，因而在做决断时较少受到人情的烦扰，不易背上深重的人情包袱。此外，美国社会盛行的个人主义虽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也有利于个人独立性、创造性的培养，有利于人才的推陈出新。可见，中国文化的长处，正是美国文化的短处；中国文化的短处或许可以用美国文化的长处来补足。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曾对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发扬传统文化优点的同时，我们如果能吸收外国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中华文化定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定能对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并继续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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