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文化：Web2.0时代的草根狂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寨论文,草根论文,时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岁末，“山寨”一词狂飙突起，席卷各大媒体。这场从2003年就已开始，以“山寨手机”等数码产品为代表，以模仿抄袭为特征的山寨产品潮流，却在近日逐渐演化为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草根文化狂欢，山寨明星，山寨“红楼”、山寨“鸟巢”、山寨版“百家讲坛”、山寨“春晚”……你未唱罢我已登场。12月2日，一贯以严肃、权威著称，“居庙堂之高”的央视新闻联播关注“山寨现象”，称“‘山寨’一词已经从经济行为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新闻联播的关注标志着民间自发的文化行为正式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山寨风尚正渐入高潮。
与此同时，关于山寨的诸多争论在互联网和传统媒体上次第展开，王冉在其博客《山寨文化泛滥是一件丢人的事》中说“山寨文化的泛滥与其说是对草根创新精神的标榜和昭彰，不如说是对中国知识产权意识严重缺位的裸露与讽刺。”中国青年报也发表文章称“山寨文化就是强盗文化”，“它盗取他人的知识产权，经过组装、拼凑、换版、贴牌，俨然正版充斥市场，成为消费者的新宠。而一旦被冠以文化之后，盗版之风、侵权之风就更加堂而皇之。山寨文化是劣币驱逐良币，市场经济的自由也就像被贴牌一样，变得一文不值了。”而另一方面，为山寨文化鼓与呼的声音似乎还略占优势，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的一项在线调查（截止12月19日，参与人数共10345人）显示，在和“山寨文化”有关的词汇中，排名前五位的是：草根(12.09%)、复制(11.48%)、创新(11.29%)、D1Y(11.16%)、冒牌(10.22%)，54.94%的参与网友看好山寨文化的前景，54.64%的参与者认为对山寨文化应该任其发展，27%的人认为山寨文化是在一种需要的前提下孕育而生，17.55%的人认为“山寨文化可以激发人们追求创新的精神”，17.34%的人认为山寨文化是草根文化的体现，14.2%的人认为山寨文化是追求个性的体现，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嘲讽。
讨论问题的前提是厘清概念。在此，我们必须厘清“山寨产品”和随之而来的山寨文化风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以上的争论中我们看出，反对山寨者，其实重点在于反对山寨产品，因为其简单的模仿抄袭可能会伤害到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从长远来说则会损伤和窒息一个民族的创造力。而赞同山寨者，赞同的其实是山寨文化所代表的草根文化潮流，他们作为“庙堂文化”、“主流文化”、“正统文化”的对峙而存在，没有正统的约束，具有强大的自娱功能。“在它的嘲笑之下，一切自以为是的假权威和假公正的虚伪面孔，都会脱落下来。”①
在此意义上，笔者提出自己的观点，山寨产品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暂时现象，是代价高昂的品牌产品无法满足腰包干瘪的人们兴致勃勃的消费欲望情况下的暂时替代，是法律和知识产权阳光暂时普照不到之处的片刻“偷欢”。而山寨文化则很快将走出“模仿”阶段，凭借草根阶层庞大的创作者基数和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而蒸蒸日上。
一、山寨文化是一种民间文化
如果说山寨明星、山寨广告的重点在于模仿，山寨红楼、山寨百家讲坛的重点在于文化的多元化解读与呈现，那么，最近以山寨春晚为代表的山寨文化则明显走向了草根创新与大众狂欢，它不再以模仿和对抗为最高目标，而是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呈现出一种民间文化的特色与活力。它的草根性、大众性、民间性、娱乐性、自发性、参与性，使其一诞生便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和追捧。由此，山寨春晚的被关注、被追捧本身，便成为一种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暗示着主流文化的潜在危机和民间创作力量的不甘寂寞乃至分庭抗礼。
在很多讨论山寨文化的文章或节目中，山寨文化被称为“大众文化”。但事实上，大众文化的含义常常包含了互为矛盾的两个方面：是“由”大众生产的文化，还是“为”大众生产的文化？前者通常是指来自民间的土生土长的民俗文化和由青年人所创造的街头时装、音乐、艺术等青年文化，通常也称之为民间文化或者是草根文化。而后者是指把大众视为“消费者”而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快餐，如流行的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因为其大量、复制、千篇一律和缺乏个性，也被称之为“文化工业”。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学者，通常是在文化工业的意义上使用“大众文化”这个词汇，正因为其既不是大众所生产的，也并非为了大众的利益所创造的（大众在这里只是作为为生产者创造利润的“消费者”而存在），因而成为众多学者批判的对象。麦克唐纳认为，民间文化发端于下层，是民众自然而然的经验表达，不受高雅文化的恩惠，是为民众自享，满足自身的需要。大众文化则是从上面下达，是为商人雇佣的技师制作，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其参与程度就限制在买与不买的选择上面。②
以山寨春晚为代表的山寨文化，是作为以“央视春晚”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现象的对立面“民间文化”而存在的。而在众多讨论中拿来作为大众文化对立面的高雅文化或者说精英文化，本不应该是指央视春晚这样有着巨大收视率的、为大众媒体所广泛关注的、营造温馨社会现实的文化现象，而是只能被少数人所拥有的乌托邦式的天地，比如严肃文学、交响乐、世界名著等，它注重对现实进行严肃的思考与批判，又不肯在一片萧瑟与灰暗中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它引导人们超越现实的禁锢，向往一个更好的世界。
事实上，就历史来看，大众文化常常是短暂的过眼云烟，因为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并不关心大众真正的精神世界和心灵所需，他们只是在利润的驱动下不断寻找能够吸引大众的噱头而已。因而大众从大众文化产品当中所能获得的，只是表面上的短暂满足。他们在这种短暂的满足消失之后，又会马上陷入空虚，因而需要不断寻找新的替代产品来进行填补。在大众喜新厌旧心理的支配下，文化产品只能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大众明星们也只能是“各领风骚数月尔”。而来自于民间的草根文化，却因为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体现了人们的创造，因而可能经历历史的淘洗，成为文化史上的经典。
在山寨文化风行的同时，互联网和传统媒体对于这一文化现象，表现出了截然有别的态度。在现实世界中居于传播优势地位的传统媒体，对于山寨文化更多是攻击和招安的态度。前者有众多专家对于山寨文化的批评，后者有贵州电视台向山寨春晚伸出的“橄榄枝”。而众多草根盘踞的互联网，则对山寨文化表现出更多追捧与呵护的热情。山寨春晚的一呼百应和在短暂犹豫之后对于贵州卫视的拒绝，体现了草根们对“自己的文化”的珍惜与护卫。
二、山寨文化流行的技术和社会基础
互联网是山寨文化的技术基础。民间文化古已有之，但囿于表达渠道的局限，其传播范围和效果一直乏善可陈。而互联网的低门槛、高参与、开放性、自主性，为民间文化提供了天然的表现舞台，草根创新一时蔚为大观。可以说，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从“恶搞”到山寨的一系列草根狂欢。
山寨文化是一种“DIY”文化，和web2.0的精神相一致。互联网的web1.0时代，仍然是精英把关、传者言说的时代。只有到了2.0时代，博客、播客、拍客、维科等一系列应用，才使文化创作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民言说的时代。自下而上的，由全体参与者共同创造内容的传播方式，给草根创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现平台，民间文化得以通过草根自己的认可与追捧而发扬光大。而互联网上的大量素材和方便的数字化创作与修改手段，则大大降低了创作的难度和成本，甚至模糊了模仿与创新之间的界限。
精英对表达的垄断和草根表达意识的觉醒是山寨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虽然新闻和传媒改革进行了多年，精英阶层对传播资源的垄断局面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无论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还是经济上的逐利，都使传统媒体的表达拉开了和真实大众的距离。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以间接和直接的方式掌握着传统媒体，对信息进行着符合他们价值观的把关。而与此同时，改革所带来的变化促使了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层与调整，互联网所带来的多元化观念冲击着人们的头脑，草根阶层的思考能力、行动能力被不断唤醒，“表达你自己”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网络上以草根面孔出现的网民，正通过力挺山寨文化，来争夺和扩大自己的文化发言权。
现代社会压力的巨大和宣泄需要的客观存在是山寨文化走红的社会背景。今天我们正在进入的消费社会，文化产品以娱乐的方式满足着大众的宣泄需要。而山寨文化通过对主流文化的“戏仿”和“反讽”，达到了某种戏谑和幽默的情致。“草根看客们也借此尽情地娱乐自我，其夸张而热烈的笑声正好参与了集体的颠覆和解构，随时给予的慷慨互动和关注，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和认同是给创作者最高的礼赞。”③
三、山寨文化的政治学解读——弱势者的偷袭和强势者的收编
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米歇尔·德塞都在其著作《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发展出一套理论框架，用来分析弱势者如何利用强势者，并为自身创造出一个领域，一个在施加到他们身上的种种限制当中仍会拥有自足行动与自我决定之可能的领域。在他看来，被统治者倘若试图颠覆统治者，那么其行动方式将不是直接的抵抗、拒绝或变革，而是采用间接、迂回、偷袭式的“权且利用”的战术。
用这种视角来看待山寨文化，就便于理解那些相对粗糙甚至是仿制的文化产品为何在短时间内就赢得了巨大的喝彩。企业家使用山寨明星代言山寨产品，是对真明星们高昂的代言成本和产品苛刻的市场准入的反抗；年轻人们追捧山寨产品，是对金融海啸下微薄的经济收入和跨国巨头昂贵的品牌产品的反抗；寒江雪和蒋方舟们的山寨版“百家讲坛”，是对央视百家讲坛单一的霸权式的文化解读与传播方式的反抗；发端于网络的山寨版春晚，是对耗资巨大、占据国人巨大注意力但却日益陈旧老化、不思进取的央视春晚的反抗……草根们通过一系列不断变换的动作，实现着对于强势者的策略抵抗和战术偷袭。在众多围观者的喝彩声中，偷袭者得以宣泄压力并体验“胜利”的感觉。草根每一次从博弈中体验到的快感和刺激，就是一种暂时性的胜利，而精英文本在此则付出了被亵渎和玩弄的代价。陈凯歌对于“馒头”的暴怒和后来的不了了之，就成了网络时代的一个笑话。
有意思的是，弱势者对于强势者的战术偷袭常常是在强势者的权利结构内部，并借助于强势者的资源来完成的。如果没有新闻联播的关注，山寨文化的传播范围将远不及现在这么广。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持续报道，山寨春晚也难以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度。“被支配者能够从宰制性体制所提供的资源和商品中，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这正是大众文化（此处含义等同于本文所指的‘民间文化’）的关键，因为在工业社会里，被支配者所能利用的唯一源泉，便由支配体制所提供。”④
也正因为此，强势者断然不肯放弃自己的支配地位，对弱势文化的收编或者是招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发端于“榕树下”和天涯“舞文弄墨”的一大批网络写手转投传统媒体，成了作家；凭借一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出名的雪村成了电视剧制作人；以“馒头”起家的胡戈有了自己的专业创作团队；贵州卫视向山寨春晚递来了“橄榄枝”……强势者对于弱势文化的收编通常通过商业和意识形态两种方式进行。强势者以金钱、地位、名誉、传播平台为诱饵，对草根文化不断进行收编，使其成为谋取商业利润和巩固意识形态的工具。在此过程中也潜移默化地消解了草根文化的自主抗争力，使其内在的颠覆性、创造力、抗争性消失殆尽。因此，注意主流文化对于山寨文化的收编，应该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山寨文化的走向
作为一阵文化风潮，山寨文化因为其粗糙性、流行性、仿制性，也许难逃迅速风行又迅速衰落的命运。但如果我们不计较文化现象本身的名字究竟是“恶搞”还是“山寨”还是其他，而把它看作是web2.0时代草根创造力的喷涌勃发的话，这种来自于民间、有着深厚生活基础并借助于现代技术手段传播的文化现象仍然有着持久的生命力。
工业社会里主流的文化是消费文化。也就是把受众看作是消费者从而为他们创造出来的一些短暂流行、不断变换的文化产品，其目的是为了追逐利润，而消费者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从来都并不一致。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统治者的利益和被统治者的利益也不可能一致。利用文化产品对被统治者进行文化收编，向来就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社会的手段之一。
但“文化”原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积极的过程，它产生于一个群体长期的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只能从内部发展出来，而不能无中生有或从上面强加而成。无论是高雅文化居高临下的“为了你好”的赐予，还是大众文化“为了利润”的别有用心的诱惑，都无法替代植根于民间生活、在漫长的时间和宽广的空间中形成的文化本身。“一种同质性的、外部生成的文化并不能现成地卖给群众。”文化来自拥有它的那些人本身，它产生于内部或底层，而不是来自上方。它不是被动的吸纳和消费，而是主动创造并流通意义与快感的积极过程。
从广义的含义来说，人类的文化发展史就是一个山寨文化蓬勃兴起的过程，远的如《诗经》古诗、乐府诗歌，最初都是诞生于民间，属于自发形成，后来才由政府采集、文人加工，从而成为经典流传下来。近的有1987年，王扶林拍《红楼梦》，当时招致批评无数，很多人认为是对经典的亵渎，而二十年后电视剧本身被人们视为经典。山寨文化的流行，有时代发展必然性藏身其中，以草根对抗权威，以大众对抗精英，是其闪光点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尊重山寨文化、重视山寨文化，其实是在尊重客观现实本身。
草根是这个社会的构成基础，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欲望、思考和表达，当强势的传播渠道被精英所垄断时，草根有理由通过自己的方式发出声音。而在互联网所展示给我们的公平参与体制之下，“谁最后能够成为主流”成为一个值得期待的命题。因为在草根的生机与活力中，潜藏着社会进步与变革的潜能。因此，任何主流文化凭借传播资源的强势对于民间文化的轻慢和围剿，都将被历史证明是可笑和无用的。而在山寨文化的冲击之下，我们的“居庙堂之高”的正统文化确实应该多一点危机意识，多一点重心下移的意识。只有深入到生活中去，下到民间中，才能真正创作出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构建起“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注释：
①韩皓月：《警惕山寨文化被山寨产品山寨了》，《中国青年报》，2008年12月9日。
②转引自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1年，第5页。
③张文娟：《网络恶搞 精英与草根的博弈之战》，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4110/113772/7880868.html。
④转引自［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56页。
⑤［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