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并重”的理念与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语论文,基础教育论文,课程改革论文,语文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基础英语课程改革已有十余年，基础英语教育教学发生了很多变革，取得了众多成就。在英语课程标准修订稿颁布前后，学界对课程目标的关注、反思和讨论逐渐增多。龚亚夫倡导多元目标，认为英语作为学校基础教育的一门学科，其课程目标应区别于英语作为实用工具的课程，即前者不仅需要有明确的外在目标（如使用英语做事的目标），也要有清晰的内在目标。这些内在目标既要包括语言目标，也要包括社会文化、思维和认知的目标，使英语学习与发展学生思想品德、世界公民意识以及其他学科的学习之间建立起更切实的联系。多元目标对更好地实现基础英语课程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更好地平衡其人文性与工具性，更好地促进学生个体的长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对课程目标的讨论不应仅停留在理论的宏观层面，也不宜生硬地贯彻到一线教学的微观实践中去。从宏观目标到微观教学，需要有中观理念做衔接和贯穿。而在中观层面，学界对课程目标的讨论，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语”和“文”的关系问题，即作为外国语文的英语，其语言学习与文学学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重语轻文”，则会偏重语言本身的学习，往往也会更加强调语言的工具性；“重文轻语”，则会凸显语言学习对人本身发展的重要意义，即语言学习最终不单是为了掌握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隐含其后的文化熏陶与认知发展。笔者认为，立足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的实际情况，应给予“语”和“文”同等重要的地位，即“语文并重”，且尤其需要注意避免“重语轻文”的倾向。“语文并重”的理念应当更有助于实现外语教育的多元目标，既注重语言本身的学习和使用，同时兼顾人的全面发展。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上个世纪我国外语教育的传统和特色，重点梳理不同发展时期对如何处理“语”和“文”关系的探讨和实践，以此为鉴，在今天基础英语课程改革的语境下，阐述“语文并重”的基本内涵，并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估手段、教学材料和教师教育等五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一、从“重文轻语”到“重语轻文” 如何处理“语”和“文”的关系问题，贯穿20世纪我国外语教育不同时期的探索与尝试。从整体上看，上世纪我国的外语教育经历了从“重文轻语”到“重语轻文”的一个发展过程。这体现了我国外语教育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时期的一个基本转变。当然，“轻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是反映了不同时期外语教育中对语言学习和文学学习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含义。 从晚清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我国的外语教育以“重文轻语”为主要特征。“重文轻语”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民国时期，战事连年，政府无暇集中精力顾及教育的长远发展，这在客观上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使以教育家为主体的教育思想建构成为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高深学问”的思想在外语教育中得以确立。这使得外语教育的培养目标更倾向于与具体学科（如哲学、文学、历史，甚至是自然科学）相结合，即培养的并非外语专才，而是通晓外语的学术人才。例如，清华学堂即采用以外语教育为主，兼顾西学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接触到各个学科的专业外语词汇和专业知识，促进了当时社会复合型人才教育的发展。其他院校则更加注重通过外语教育培养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人才。例如，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的必修课包括英国文学史、英国名著选、近代英美诗选、欧洲文学史、欧美文学批评等，且很多此类课程从一年级就已开设。再如，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要求学生必修的也多为英国散文及作文、欧洲文学名著选读、欧洲文学史、西洋小说、莎士比亚研究之类的课程。“重文轻语”在具体教学中体现为如下基本特点：第一，非常注重基本功训练，强调语言实践而非语言知识体系，尤其强调读写能力；第二，注重学生通识知识的学习；第三，注重文学学习，强调语篇、文化和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急需大量外语人才，需要在短时间内突击培养一批骨干力量。恰逢我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而苏联的外语教学又非常强调语言，尤其重视精读课，这对我国当时外语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方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培养目标由民国时期的“教研结合，以文学、文化知识为主，重研究能力培养”，迅速转变为培养能熟练使用外语的应用型人才，尤其是翻译人才和技术人才。因此，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模式，引进了精读课，即通过少而精的语言学习，加之大量阅读实践，来盘活整体语言能力。这样一来，外语教学的重心就转向了语言本身，课程目标、教学内容、评价体系等都开始以语言作为中心参照，逐渐形成了“重语轻文”的局面。 由此可见，“重文轻语”与“重语轻文”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环境下，外语教育为培养社会所需人才所进行的自我调整，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密不可分。那么，批判地借鉴历史经验，不仅需要详尽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做法，还要充分考虑现阶段我国外语教育所处的历史时期，包括目前我们所拥有的条件和面临的挑战。当前，我国的基础英语教育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国际交往能力的高素质公民为目标，因此，沿袭已久的“重语轻文”的做法已经无法满足这一目标的内在要求。在学好语言本身的同时，通过语言学习提高文学、文化素养，最终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也应是基础英语课程的主要任务之一。与此同时，由于英语在我国是一门外语，即语言输入、互动、输出的环境均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学好英语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费时又费力。因此，保持对语言本身的关注和研究，不断优化语言知识的学习，强化语言技能的培养，仍是基础英语教育的一项长期任务，即也不宜完全回归到“重文轻语”的传统上去。因此，现阶段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应倡导“语文并重”的理念，尝试“语文并重”的路径。 二、“语文并重”的基本内涵 首先，需要明确本文所指的“语”和“文”本身的内涵。“语”主要指语言知识体系（包括和语言使用直接相关的语境知识）和语言技能构成。语言知识体系和语言技能构成大致对应英语课程标准中关于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描述，此处不再赘述。但需要特别说明三点：第一，语言知识体系的习得不等于语言知识体系本身。不能认为知道相关知识就等于学会了它们。即使是学会了，也应该有一个更为细致的界定。学会了什么？“会”到了哪一个层次上？语言形式的？意义的？功能的？还是语用的？一般来说，“会”的最低层次应当是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匹配，简单地说就是知道哪个词是什么意思；高一个层次的应当是形式、意义和语法特征的匹配，即知道哪个词是什么意思及其适用什么样的语法规则；最高层次则还应包括各个语言单位的功能和语用特征，即某一种表达在某一特定情境下（这自然就涉及语境知识）是什么意思，能用来做什么事。第二，虽然语言知识是语言技能的基础，但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语言知识是一个具有结构的体系。例如，从教学语法的角度看，语法知识分为词法和句法，词法又包括名词、代词、动词等，名词又包括所有格、单复数等问题。然而，语言技能却不大有这种结构性，而是具有很强的过程性，是具体的、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因此，对语言技能的考察，须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内进行。也就是说，断定学生是否具有通过听来理解大意的技能，必须要他成功地完成一个这样的过程才可以。因此，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具有不同的性质，且需要从语言学的角度详细界定学生在特定的学习阶段需要掌握到哪个层次。第三，“语”通常是以语篇的形式构成，而非以孤立的语言结构出现。总之，笔者认为，对于“语”来说，它所依托的应当是语言学理论和语言习得理论，语言学理论关照语言本体问题，而语言习得理论则着重解决学习问题（包括方式、频率、环境等）。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近些年所忽视的。 “文”则不应简单地理解为文学，它至少包括两个维度的内容。一个是语篇，一个是体验性与思想性。语篇是具有特定功能的语言单位。也就是说，是否具有特定功能才是界定语篇的主要标准。那么，语篇可长可短，可复杂可简单，长短和复杂度（主要指词汇和语法方面）都不是衡量它的标准。对语篇的探讨和教学，关键问题是把握好它能实现什么功能。例如，在一篇文章的论述中使用了一句谚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就是语篇功能之一；再如，一首短诗，韵律很美，就具有了审美的功能。而我们的英语教学，长期忽视这个问题，总是简单地把一个个完整的语篇分解成容易呈现、可供记忆、便于操练的语言片断（如词、短语等）来进行教学，这些语言片断进而又成了考试中的所谓考点。因此，重视外语教学中的“文”，首先应当从重视语篇入手。第二个维度是语言的体验性与思想性。外语教学绝不应当只是简单、机械地学些短语和表达法。这些内容固然是重要的基础，但不论把它们搞得多么熟练，用得多么流畅，也无法实现外语教育更高层次的目标——育人。而实际上，语言本身就是思想的载体，在语言教育中促进学生思想品质的发展，原本是一件既自然又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外语学习又和母语的语文学习不同，挖掘外语教学中的思想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对中小学生来说，语言知识很有限，阅读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困难很大，一来效果不佳，二来容易伤害学习积极性。因此，在强调思想性之前，首先需要关注“文”的体验性。例如，青少年文学阅读应当是一条非常值得尝试的路径。青少年文学与成人文学不同，后者往往具有超验性，需要读者基于丰富的生活经验进行抽象思考，而前者则重在为读者创造体验，即通过阅读感受、理解、欣赏他人（通常为同龄人）的生活经验，进而扩展自己的想象共同体，获得个人成长。基于这样的体验性，再逐步或同时发展“文”的思想性，即在学生可理解、可接受的层次上，引导他们关注社会、关心他人、反思自我。因此，外语教学中的“文”应基于语篇，同时贯通体验性与思想性。总之，对于“文”来说，它所依托的应当是语篇研究和青少年文学理论。 综上所述，“语”侧重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即强调外语教学的交际功能，“文”则侧重语篇（语篇同时也是“语”和“文”之间的有机衔接）及其体验性和思想性，即强调外语教学的教育功能，二者共同构成我国现阶段基础英语教育课程不同层次的目标（图1展示了“语”和“文”的内涵以及二者的关系）。因此“语”“文”应当并驾齐驱，即倡导“语文并重”的理念，不宜偏废其一，当前尤其应当注意避免“重语轻文”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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