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政府论文,转移支付论文,财政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更好发挥地方政府作用，是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的核心命题。为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中国不仅建立了财政分权体制，而且通过相对绩效考核机制，在地方政府间引入竞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实，分权体制和竞争机制对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不对称财政分权体制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在中国其他一系列制度的共同作用下，竞争机制造成了扭曲的政府行为，对粗放增长方式和地区经济失衡的延续有很大影响。在财政分权体制框架内，如何通过机制设计，矫正地方政府间的无序粗放竞争行为？回答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充分认识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两面性，更要了解形成地方政府粗放低效竞争的激励结构及其机制。 Weingast①认为，政府间竞争并不必然产生提高公共品供给能力的Tiebout②效率，关键在于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激励，后者可以通过一个非线性转移支付机制予以实现。在中国，1994年的分税体制改革不仅重构了地方政府激励结构，而且也通过转移支付机制，提高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影响能力，至2013年，地方财政支出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存度平均达40.28%。如此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对政府间财政竞争策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经验证据还非常有限。对中国转移支付激励效应研究的大量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影响，如乔宝云等、③袁飞等④以及付文林和沈坤荣⑤的研究。二是转移支付的制度效率，如范子英和张军⑥的研究。相比较，贾俊雪等⑦给出的证据最为直接，该文运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中央转移支付对地区间财政支出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返还对省份间财政支出竞争有显著强化作用，财力性和专项转移支付对省份间财政总支出、经济性支出和维持性支出竞争有显著弱化作用。但该文并没有研究地方政府同时运用税收和支出两种工具时，转移支付对竞争的影响。此外，该文对转移支付激励效应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转移支付分配机制，然而分配机制仅是转移支付影响的一个层面，转移支付融资机制对竞争产生的激励同样很重要。 实际上，转移支付作为财政分权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其激励效应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在第二代财政联邦理论中，转移支付激励机制更是其讨论的核心话题。早期研究集中于转移支付内部化外部成本的作用，认为转移支付能够改善资源跨区域配置效率。这类研究后来被扩展到税收竞争或支出竞争环境。在税收竞争方面，Kothenburger⑧的研究较为综合，他在Smart⑨等研究的基础上，比较不同转移支付机制对横向税收竞争的影响。研究表明，税基均等化能够激励地方政府采取弱化竞争的课税行为，但税收收入均等化因对地方税收隐含征税，至少在理论上不会激励地方政府改变低税竞争行为。其后Kotsogiannis⑩等研究了纵横向税收竞争同时存在时，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结果发现，转移支付会激励地方政府确定更高税率，但其激励效应会受到垂直外部性等因素影响。上述理论发现在Esteller-Moré和Solé-Ollé、Buettner、Egger等(11)的实证研究中获得了经验支持，即均等化转移支付能够激励地方政府确定更高税率，弱化税收竞争。在支出竞争方面，引入均等化转移支付的代表性文献有Hauptmeier、Yongzheng Liu(12)等的研究。前者扩展了Keen和Marchand(13)的辖区间财政竞争模型，分析边际贡献率外生变化对地方政府支出竞争的影响。后者扩展了Cai和Treisman(14)的财政竞争模型，分析转移支付对异质地区之间资本竞争约束效应的影响。二者都认为，提高转移支付均等化程度，会降低增加经济性投入的激励。 上述文献都假定地方政府只使用单一财政竞争工具，而Koethenbuerger(15)指出，在转移支付机制下，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工具最优化决策是内生的。Hauptmeier等(16)进一步认为，税收工具和支出工具都影响流动资本的配置，地方政府会同时策略性地运用两种工具。Hindriks等(17)曾针对转移支付激励效应的两种冲突性观点，建立包含税收和公共投入竞争的理论模型，探讨税收和公共投资的交互作用。但与Hauptmeier等不同，他们使用的是两阶段博弈，地方政府在确定税率之前先确定公共投资。两篇文献都认为，因共同池效应(common pool effects)，均等化转移支付会降低地方政府公共投入的激励。 总结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关系的研究，有三个明显特征。第一，理论研究比经验研究丰富，仅有的几篇实证文献都是基于德国、加拿大等地方政府自治程度较高的发达经济体。第二，虽有研究讨论过转移支付对政府间内生性财政竞争行为的影响，但主要集中于对称地区或转移支付净值效应，这在以横向转移支付为主的经济体是适当的。但中国转移支付特殊之处在于，所有地区既是转移支付的贡献者，又是转移支付的受益者，贡献和收益对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激励，不区分这种差异，不可能准确识别转移支付激励效应。第三，已有文献在讨论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影响时，假定地方政府可以使用的财政竞争工具为税收和公共投入。但在平衡预算约束下，公共投入是不可被灵活使用的竞争工具，能够被地方政府灵活使用的支出竞争手段是调整支出结构。后者已被许多文献所识别，但它们很少研究转移支付对财政竞争的影响。此外，在有限的实证文献中，很少有研究通过转移支付与财政竞争工具交叉项，呈现转移支付影响财政竞争强度的直接证据。因此需要结合中国体制机制特征，研究税收工具和支出结构工具联合同期决定时，转移支付融资和分配机制对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策略的影响。全文以下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提出理论框架，第三部分介绍实证策略，第四部分分析实证结果，第五部分为全文总结。 二、理论框架 揭示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激励效应，理论模型借鉴Hindriks等和Hauptmeier等的研究框架，并根据中国制度结构做了两点修正。一是地方政府只能运用税收和支出结构两种工具。受平衡预算约束，支出总量或公共投入水平对地方政府来说，不可灵活运用。根据Wildasin(18)的研究，在面临预算约束时，财政竞争均衡的关键在于策略性地确定依赖哪一种工具；只有在不受预算约束时，税收和公共投入两种工具方可同时运用。上述两篇文献都没有讨论预算平衡的这个约束条件，而为了在不增加额外工具变量的同时，确保税收和公共投入两种工具都能被策略性地运用，在政府目标函数中需增加公共投入成本项。引入公共投入成本使地方政府在确定公共投入时，需要权衡公共投入成本和收益；但预算平衡约束的引入则需要地方政府在确定税收和支出结构时，权衡两种竞争工具的竞争效应和收入效应。(19)二是中国转移支付机制的最显著特征，在于大规模融资和分配。这与上述两篇文献针对横向转移支付，集中讨论转移支付净值效应和对称均衡下转移支付影响，在机制上明显不同。中国的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对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影响，会因融资效应和分配效应产生不同的激励，需引入标准财政竞争模型，研究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激励效应。
其次，遵循Hindriks等做法，将i地区政府目标函数设定为(2)式结构。(21)这种设定既不同于仁慈政府目标函数，也有别于Hauptmeier等，后者将拥挤效应引入政府目标函数。(22)(2)式包括三部分。右边前两项表示本地净产出，即支付了资本报酬后留在本地财富。中间项为i地区所获财政收入，包括本地财政初始分配留成收入和二次分配所获转移支付。(23)最后一项为经济性支出成本，即i地区政府如果将太多公共资源投资经济性公共品产生的成本，包括本地居民抱怨，以及社会发展滞后对本地经济增长产生的拖累效应等。(2)式中的
为转移支付贡献率(contribution rate)，设定
为转移支付收益率(benefit rate)。在转移支付机制下，平衡预算约束要求
。均衡时，i地区政府财政竞争的纳什均衡策略，暗含于一阶条件(3)—(4)式。
这一结论虽然与Hindriks等两阶段博弈结果相似，但机制和条件却明显不同。本文结论主要源于工具策略运用对税收收入和竞争能力的双重影响，所需条件是税率较高，或资本边际效率递减速度较低。而当
小于
时，面对相邻地区的财政竞争，i地区政府会同向操作两种财政竞争工具。税率水平或资本边际效率递减速度，之所以会影响两种财政竞争工具策略的交互作用特征，主要与财政竞争工具运用产生的收入效应有关。在税率较低或资本边际效率递减速度较高时，税基和支出规模对财政竞争策略变化的边际反应较大。当i地区政府运用增税策略对相邻地区财政竞争做出反应时，增税引致的资本流出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速度较高时，会造成税基下降的收入效应高出税率上升的收入效应，从而导致税收收入进而政府支出规模的下降。此时为保持相对竞争优势，调高
对i地区政府显然是占优策略。二是在竞争均衡时，两种财政竞争工具因收入效应产生的相互作用明显不对称。当
时，
变化对
的影响要大于
变化对
的影响。因为在税率较低或者资本边际效率递减速度较高时，税率变化产生的收入效应对
的影响，不仅有很大的税基效应，而且有税率效应，所以
的调整必须足够大，才能抵消
变化对竞争以及经济性支出成本的影响。相反，
变化对
的影响只有税基效应。
将(5)式代入(3)—(4)式并利用预算平衡等式稍作化简，可以获得竞争均衡状态时，i地区政府
的隐函数(6)式。基于(6)式，分两步考察转移支付融资和分配机制对i地区政府财政竞争策略的影响。第一步对(6)式求
关于
和
的一阶导数，以考察转移支付融资和分配机制的直接影响。先将隐函数定义为
。
至此可以推断
和
，即中央政府如果提高转移支付融资强度，i地区政府会调低
；中央政府如果加大转移支付分配力度，i地区政府会调高
。如果按照Keen和Marchand所说的政府间竞争会导致公共支出偏向，那么转移支付融资就可成为中央政府弱化地区政府经济性支出竞争激励的可选机制。面对中央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分配力度，i地区政府调高
主要源于转移支付分配机制产生的收入效应。因为收入效应降低了调高
对社会性支出挤压产生的社会成本，同时在平衡预算约束下，也降低了调高
产生的课税压力。可见，转移支付分配机制有强化相邻地区财政竞争的效应。 第二步同样基于(6)式，考察转移支付融资和分配机制对i地区政府财政竞争的间接影响，即通过影响财政竞争工具反应函数，间接作用i地区政府财政竞争策略。对隐函数(6)式求
关于
和
的一阶导数，得到(7)—(8)式：
为了避免交互作用机制所造成的复杂性，一阶导数没有考虑相邻地区间财政竞争工具变化的税基效应，也没有考虑两种财政竞争工具同期决定的互反馈机制，可将(7)—(8)式的一阶导数看成是一种静态反应。从(7)—(8)式可以看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特征，即面对相邻地区两种财政竞争工具变化，i地区政府支出结构会做出相反反应。因为(7)式和(8)式的分母符号相反，而分子符号相同。如果根据前述分析，当相邻地区提高税率，i地区政府会相应调低经济性支出，增加社会性支出。那么当相邻地区增加经济性支出，i地区政府会采取追随策略，避免相对竞争能力下降。(7)—(8)式隐含着，即使没有转移支付机制，即
、
都等于0，相邻地区财政竞争依然存在。既然转移支付机制不会改变相邻地区间财政竞争，那么转移支付作用就只能表现在弱化或者强化竞争上。为此，对(7)—(8)式求关于
和
的一阶导数，得到(9)—(10)式，其中
。
依据(9)—(10)式可以看出，面对相邻地区财政竞争工具
和
的变化，转移支付机制对i地区政府财政支出工具
反应的影响存在工具间差异。税率较低时，有
，即转移支付融资机制会降低i地区政府
对相邻地区
变化的反应强度，提高对相邻地区
变化的反应强度。转移支付融资机制的上述影响意味着，如果相邻政府通过降低
或增加
提高竞争力，转移支付会减弱i地区政府的追随激励，从而发挥弱化政府间竞争的作用，这一结论支持了Jin等(24)的研究。这主要在于，转移支付融资机制使得相邻地区竞争的外部性不再单纯是资本流动，还包括地区间税基和税率变化引致的财政收入跨区域流动，后者主要源于平衡预算约束效应和共同池效应。三类影响交互在一起，对竞争工具运用形成了较强替代效应，降低了i地区政府运用低税和高经济性支出吸引资本的内在激励。就转移支付分配机制而言，从(9)—(10)式可看出，税率较低时，必然有
这意味着，转移支付分配机制具有强化政府间竞争的效应。即如果相邻地区政府运用低税或高经济性支出，提高资本竞争能力，转移支付分配机制会激励i地区政府提高
，以做出反应。这主要源于转移支付分配机制产生的收入效应。由于流入本地的收入增加，一方面财政能力增强，从而支持了本地政府提高经济性支出的融资需求，在平衡预算约束下，减弱了经济性支出提高产生的课税压力；另一方面减弱了经济性支出提高对社会性支出的挤压，从而降低了经济性支出提高产生的社会成本。对比转移支付融资和分配机制的影响，可以看出，两种机制对政府间支出结构工具策略性互动的影响，存在方向上的对立，综合效应取决于两种机制影响程度的相对大小。 最后，采取上述相同方法和步骤，对转移支付机制影响i地区政府税收工具运用的情况进行分析。受篇幅所限，这里仅给出结果。在税率较低或资本边际效率递减速度较高时，转移支付对税收竞争工具不仅有直接影响
，而且还会通过影响税收反应函数斜率，间接影响i地区政府税收工具运用，影响方向有
三、实证策略
联立方程系统(11)-(12)式存在空间自相关，为此设定两个方程扰动项空间自相关为
其中
和
满足均值为0独立同分布条件，j为i县的相邻县。由于两种财政工具同一截面单元存在相关性，所以
和
并不相互独立。这意味着，已有文献对两种财政工具所采用的单方程估计，并不能获得有效结果。从联立系统中的税率和支出结构方程看，不仅因空间效应产生内生性，而且因方程之间交互影响产生内生性。面对这种方程结构，Kelejian和Prucha(26)提出了空间系统估计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可以解决联立方程系统中两个财政工具的联立决定问题，而且以较为简单的方式解决县际同期竞争效应，从而可以获得有效估计。该方法包含四步，前三步就是单方程估计中考虑潜在空间相关性采用的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第四步考虑到方程间扰动项潜在相关性，采用系统工具变量估计，即将GS2SLS扩展到GS3SLS。 实证分析选择县级行政单位2003年、2007年和2010年三年截面数据，为避免中国2007年财政收支科目调整，对数据结构进而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对联立方程系统(11)-(12)式采用分年估计。对于核心解释变量转移支付融资和分配机制，本文的定义与Hauptmeier等有所不同，后者采用边际贡献率(marginal contribution rate)刻画转移支付激励效应，边际贡献率被定义为税基增加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本地所接受的转移支付，这种定义类似于Baretti等(27)对转移支付激励效应的理解。即均等化机制下，转移支付等于变相向税收征税，故采用边际贡献率估计转移支付激励效应有其合理性。但在实证中，准确计算边际贡献率并不容易，这须要求转移支付融资方式和分配方式完全对应，否则很难确定税基变化与转移支付变化的对应关系。因此，边际贡献率适合应用于横向转移支付。但在中国，转移支付机制与前者差异很大，转移支付融资方式和分配方式不具有对应性。本文将中国转移支付机制分成两个阶段——融资阶段和分配阶段，分别考察其对财政竞争的影响。其优点是能够区别融资机制和分配机制的影响差异，缺点在于只能识别转移支付的均值效应，而非边际影响。其中，用留成率
刻画转移支付融资机制，用收益率
刻画转移支付分配机制，前者定义为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除以县财政总收入(即一般预算收入加上根据增值税返还和所得税返还，倒推出的县通过分税体制流入中央的收入，消费税因不容易估算未予考虑，此外也没有考虑对口支援支出与体制上解，因为后两种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都很小)，后者定义为县从上级获得的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以及专项转移支付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 对于支出结构工具，本文采用社会性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
表示，社会性支出包括科教文卫与社会保障支出。考虑到中国税权集中这一事实，本文采用企业综合税负率刻画县级政府税收工具。即同一个县(市、旗)内所有企业应交所得税、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增值税之和，除以所有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数据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整理计算得到。(28)区虽然在行政级别上和县一样，但在财政体制上与县存在较大差异，研究样本仅限于县和县级市(包括旗)。在具体统计企业税收信息时，剔除一些数据不甚可靠的企业和县级单位，同时剔除上海、北京、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所辖县，以及西藏地区所辖县，得到2003年、2007年和2010年的县级单位数分别为1128个、1367个和1341个。从四个关键变量简单统计分析和核密度图看，县际差异非常大。所统计的样本县中，企业综合税负率最高达40%左右，最低的为0%，社会性支出占比最高超过70%，最低不到10%，财政留成率最高接近100%，最低稍高于10%，转移支付收益率最高超过200%，最低只有10%左右。
图1 县企业综合税负率、支出结构核密度 关于相邻县区位的确定，本文采用了三种方法，一种是和i县位于同一个省的县都被确定为相邻县，一种是和i县接壤的县被定义为相邻县，第三种是地理上接壤并位于同一个省的县被定义为相邻县。(29)为简便起见，相邻县j权重有两种计算方法，一是平均权重法，即
=1/n，其中n为相邻县数量；另一种是经济权重法，即
根据已有文献和数据获取情况，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密度(人口除以县域面积)、人口结构(乡村人口除以年末总人口)、产业结构(工业增加值除以GDP)、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财政供养人口、所属区域、(30)是否为国家级贫困县、工业企业外向化程度(县域内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除以销售产值)。为剔除省区对所辖县市旗的系统性影响，控制变量还包括i县所在省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流转税负(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再加应缴增值税，除以主营业务收入)和所在省本级社会性支出占本级总支出的比重。(31)上述所有变量赋值根据《中国县域经济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国财政年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以及2011年各省区统计年鉴和财政年鉴，整理计算得到。(32)
图2 县财政留成率与转移支付收益率核密度 最后，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之前，还需要保证所有参数可识别，这是进行参数估计的前提条件。为此需要对结构式参数进行约束，通过排斥约束，从简化式参数得到结构式参数唯一解。对税率方程(11)式，一个排斥约束就是省本级支出结构变量。因为省本级支出结构对县(市、旗)政府而言，是一种政策导向，会对其支出配置策略产生示范效应，但对其税率确定的影响很小。对支出结构方程(12)式，一个排斥约束就是工业企业外向化程度。因为对一个县(市、旗)而言，工业企业外向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因出口退税按照上述方法定义的企业综合税负率会受到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会对县级政府支出结构策略产生直接影响。 四、结果分析 按照前述四步估计法，利用stata12分步进行估计，表1报告了最终估计结果和相关统计量，以及第三步2SLS第一阶段回归中F统计量。首先，从空间相关性看，Moran I统计量z值都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检验结果证实相邻县财政竞争策略存在空间相关性。其次，考察GS2SLS回归获得的F统计量，这是判断施加排斥约束所获工具变量质量的重要指标，可以判断空间效应识别方法没有受弱工具变量影响。最后，根据F统计量对内生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有效性进行弱识别检验，检验结果驳斥了原假设，从而支持本文使用的识别方法。 为节省篇幅，下面只对核心变量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根据表1报告的结果和财政竞争实证文献的标准解释，财政工具一次项系数显示，相邻县之间财政工具的运用存在溢出效应和相互依赖关系。就税收工具而言，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相邻县之间税收竞争特征呈策略性互补，相邻县降低税率1个百分点，i县税率就会随之降低约0.169—0.201个百分点。就支出结构工具而言，相邻县之间支出结构变化的外溢效应和相互依赖关系，在三年中有所差异，2003年相邻县支出结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2010年却显著为正。前一种情况说明，相邻县之间支出竞争特征呈策略性替代，即相邻县提高社会性支出占比，本县相应降低社会性支出占比。后一种情况说明，相邻县之间支出竞争呈策略性互补，即相邻县提高社会性支出占比，本县也会相应提高社会性支出占比。支出竞争特征变化可能与如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财政收入扩张放松了预算平衡约束，以及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社会性公共品不足产生的社会成本更高。二是竞争环境发生了变化。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以及决策者对技术进步重要性认识的变化，政府间财政竞争正在从有利于物质资本的低税和公共投入，调整为兼顾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需要的低税和社会性公共品供给。Borck的研究证实，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结合正在改变政府支出的竞争模式。(33) 从两种财政竞争工具交叉影响的一次项系数看，税率对相邻县支出结构变化的反应不显著，而支出结构对相邻县税率变化在2007年和2010年的反应却较为显著。即相邻县提高税率，本县会相应提高社会性支出比重。这种交叉反应的不对称特征与第二部分理论预期一致，主要源于资本竞争力和社会成本之间的权衡。当相邻县提高税率，i县政府竞争压力会下降，税收融资成本也下降。竞争压力下降为i县政府提高社会性支出比重提供了空间，而税收融资成本下降则为其增加社会性支出提供了融资激励。随着社会性支出增加，原来因经济性支出比重过高产生的社会成本压力也会随之下降。在面对相邻县提高社会性支出比重，i县政府采取提高社会性支出比重跟进的情况下，保持税率不变是其占优策略，因为这不仅可以降低经济性支出的社会成本压力，而且还可以使其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当然，这种反应模式也可能不是竞争力和社会成本权衡的结果，因为相邻县社会性支出比重的变化，可能是因为限定用途的转移支付增加。具体何种原因导致上述反应模式，还需更深入的研究。除了相邻县之间财政工具存在交叉影响，表1还显示，同一个县两种财政工具之间不仅存在交互作用，而且税率变化对支出结构的影响与支出结构变化对税率的影响是不对称的。这种交互作用模式与预算平衡约束，以及支出结构调整成本与竞争力之间的权衡有关。当经济性支出过高产生的社会成本过大，为保持竞争力，在不降低经济性支出的同时，为提高社会性支出比重，i县政府需要通过提高税率满足预算平衡，虽然提高税率会降低其竞争力，但相对于过高的社会成本，依然是值得的。而当i县政府出于某种原因需要提高税率时，竞争力下降又必然驱使其提高经济性支出比重，尽管这时可能因经济性支出过多而产生较大的社会成本，但通过税率上升，提高支出规模，进而在确保社会性支出不变情况下，提高经济性支出比重，可因此抵消税率上升对竞争力的不利影响。
就转移支付直接效应而言，留成率变化对i县政府财政竞争工具影响的整体显著程度要高于收益率。从系数符号看，留成率变化对i县政府两种财政竞争工具影响是不对称的，对税率影响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支出结构影响却最多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如果留成率上升，i县政府将会提高税率和降低社会性支出比重。这种不对称反应说明，留成率变化对i县政府财政竞争工具的运用产生了替代效应。因为对i县政府来说，这时的融资相对成本下降了，从而产生了增税激励。同样，留成率上升增强了税基扩大的收入效应，从而激励i县政府增加经济性支出的比重。如果将此处的反应，与前述支出结构工具对税率变化的同期交互反应结合在一起考量，面对留成率上升引起的增税激励，i县政府也会通过提高经济性支出比重，对增税做出反应。这种反应也说明，在竞争力提高产生的收入效应，与支出结构调整产生的社会成本效应之权衡中，留成率上升对i县政府产生的收入效应，超过了支出结构调整的社会成本效应。所以综合地看，留成率上升对i县政府产生的直接效应，就是激励其增税和降低社会性支出比重。不同于留成率影响，收益率变化对i县政府支出结构不产生显著影响，但至少在2003年和2007年对i县政府税率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即收益率上升，i县政府减税。收益率变化的上述直接效应，与第二部分理论分析并不完全一致，收益率变化对支出结构的收入效应不显著，对税率产生的收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对i县政府的税率工具运用产生了替代效应。综合地看，如果仅有直接效应，转移支付融资机制对i县政府有增税和公共投入激励，分配机制对i县政府有减税激励。 就转移支付间接效应而言，表1的交互项系数说明，转移支付也会影响i县政府两种财政工具对相邻县财政工具变化的反应强度。表1的第5至第8行显示，留成率变化会显著增强i县政府税率对相邻县税率变化的反应，虽然在2003年与2010年显著影响i县政府支出结构对相邻县支出结构变化的反应，但这种影响不稳定，2003年有弱化效应，而2010年则表现出强化效应。相比较，留成率变化对相邻县之间财政竞争工具的交互作用不产生显著影响。与留成率变化的间接效应不同，收益率变化除了对相邻县之间税收竞争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对相邻县之间支出竞争以及竞争工具交互作用的间接效应不显著。仅从间接效应看，与理论预期一样，转移支付融资和分配机制都有强化相邻县之间税收竞争的作用，但中间机理却有很大不同。转移支付融资机制间接效应主要源于财政竞争相对成本的变化，转移支付分配机制间接效应则更多源于收入效应和共同池效应。相比较，转移支付分配机制没有像理论预期那样，对相邻县之间支出竞争产生显著影响。这种情况说明，在转移支付分配机制下，相邻县支出结构调整对本县产生的外部性不明显，从而i县政府没必要在支出结构上为此做出调整。实际上，在转移支付机制下，相邻县提高社会性支出比重对本县产生两种形式的外部性。一是资本流动的正外部性，二是共同池效应导致所获转移支付下降的负外部性。此外，较未有转移支付分配机制，转移支付资金的流入，会因收入效应自动提高本县社会性支出水平，更何况调整支出结构本身也蕴含着成本调整。 由于在(11)—(12)式中，既有转移支付一次项，又有其与相邻县两种财政竞争工具交互项，所以单纯地考量直接效应或间接效应，并不能对转移支付激励效应做出整体评估。进一步对税率方程和支出结构方程分别利用F统计量，检验一次项和交互项的联合显著性，其中(
，
×
)的系数联合显著性F统计量p值，在三年的税率方程中都小于0.1，(
，
×
)仅在2003年和2010年的联合显著性小于0.1。基于上述联合显著性检验和均值估计系数，以2003年、2007年和2010年三年企业综合税负率均值22%计算，留成率对i县政府税率的边际影响约为0.062。基于上述联合显著性检验，得到如下两个结论。一是中国转移支付融资机制，对相邻县之间税收竞争有整体上的强化效应，虽然对相邻县之间支出竞争在部分年份有整体上的显著影响，但年度间影响存在差异。二是中国转移支付分配机制，虽然对相邻县之间税收竞争有直接和间接效应，但整体效应不显著。如果将上述结论与中央政府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激励地方政府增加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结合在一起，可以发现，大规模转移支付对矫正地方政府支出偏向、提高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转移支付的上述影响，与中国财政体制激励和约束失衡有关。中国1994年确立的财政体制，主要立足于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对政府间支出责任和范围缺乏明确界定。这种体制安排一方面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形成有效激励，但另一方面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又缺乏严格约束。所以无论是留成率变化，还是收益率变化，地方政府只会在财政工具运用上重视工具运用的收入效应和竞争力效应，工具运用的成本约束很弱。本文结论与已有基于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研究的实证发现明显不同。一个可能的推测是，中国转移支付机制不是追求税基均等化，而是追求财政能力均等化和其他非均等化目标。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结论基于均值估计，但地区间无论是留成率还是收益率，在中国都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均值效应不一定反映转移支付对所有地区财政竞争行为都有相同影响。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考察了转移支付一次项和交互项估计系数的置信区间，即在90%置信水平上，置信区间包含了0。这说明，转移支付对财政竞争工具的影响，有可能落入与均值估计系数符号相反的区域，即在相同转移支付机制下，转移支付机制对不同地区财政竞争工具的影响，可能存在地区差异。(34) 作为稳健性分析，首先考察关于相邻县的确定方法和权重构造方法的变化，是否会对转移支付估计结果产生影响。结果表明，如果采用地理相邻和经济权重刻画空间效应，相邻县财政工具变化对本县财政工具影响会更加显著。但改变权重方法，除了收益率影响变得更加显著，留成率变化影响与表1基本一致。之所以经济上越接近的相邻县之间，转移支付分配机制对竞争工具影响更显著，与Allers(35)所说的机制有关。即经济上相近，地理上又相邻，则地区间差异就越小，这时转移支付分配机制，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相邻县任何财力差异产生的信息偏误，对本县政府财政行为形成更强的约束。受篇幅所限，这里不再报告上述两步稳健性估计结果。
注：为节省篇幅，表中仅报告考察变量估计结果，其他变量未予报告；***为1%水平上显著，**为5%水平上显著，*为10%水平上显著；表中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表中收益率小口径定义，在2010年为均衡性财力补助，2003年和2007年为一般性转移支付。根据各年年鉴中指标说明，2003年和2007年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与2010年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统计口径有所不同。2010年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均衡性财力补助，这部分与2003年和2007年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口径一致。收益率大口径定义为税收返还和所有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其次，采用国外同类研究使用的均等化转移支付测算，将收益率定义为仅限于均等化目的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考察收益率定义变化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表2报告了经济权重下小口径收益率对i县政府财政工具影响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就直接效应而言，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i县政府税率也会提高，但支出结构调整除了2010年都不显著。就间接效应而言，获得一般性转移支付相较于没有获得一般性转移支付，i县政府财政工具对相邻县税收工具变化的反应减弱，但除极个别模型，i县政府财政工具对相邻县支出结构调整的反应都不显著。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合在一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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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显著性检验F统计量p值小于0.05，说明一般性转移支付对相邻县之间税收竞争有整体上的显著影响。按照均值估计系数和相邻县税率均值，一般性转移支付对i县政府税率的边际影响约为0.010。对照Egger等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一般性转移支付对相邻县之间税收竞争有弱化作用。最后考虑到样本考察期内一些省实施了省直接管理县改革，这种改革是否可能影响转移支付对县级政府财政竞争工具的作用？将样本缩小到被纳入“省管县”改革的县(市、旗)，重新估计表1的所有模型，表3报告了关键变量的估计结果。除了个别模型收益率的估计系数有所不同，其他关键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与表1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我们采取虚拟变量方法控制住“省管县”这一因素，重新估计表3所有模型，结果也是没有太大变化。(36)“省管县”改革没有改变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与其改革内容有关。中国一些地区(除浙江、海南省等)自2002年推进的这一改革，在财政方面主要是财政资金往来和转移支付拨付等，很少涉及财政收入在政府间的分配关系、支出责任以及转移支付机制等核心体制问题。所以对改革县政府而言，改革的收入效应会相对更强。
注：表3是对表1对应模型基于省直接管理县样本的重新估计。为节省篇幅，表中仅报告考察变量的估计结果，其他变量未报告；***为1%水平上显著，**为5%水平上显著，*为10%水平上显著。根据在2002-2009年期间各省区政府出台的正式文件，确定被纳入省直管县改革的县。在这之前，浙江、海南较早地全面实施了省直接管理县体制模式。 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实现中央地方协同激励的同时，也激励了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后者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缺乏秩序和约束的地方竞争也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成本。在分权体制框架下，如何矫正地方政府的恶性税收竞争和经济性投入偏向？本文在已有文献基础上，通过在标准财政竞争模型中引入中国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研究平衡预算约束下，转移支付机制对相邻县之间财政竞争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基于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实证发现不同，中国相邻县财政竞争不仅受到工具间同期交互效应的影响，而且受到转移支付机制的影响。这些影响并不是弱化相邻县的财政竞争，而是有所强化。面对相邻县出于竞争目的的减税行为，本县政府在降低税率的同时，也会降低社会性支出比重，并增加经济性支出，提高本县竞争能力。但如果相邻县政府调高社会性支出比重，本县政府追随的激励较弱，因为追随行为必然要求提高税率，以满足支出增加的融资需要，从而降低本县竞争力。出现相邻县之间的上述竞争行为，与经济性支出的社会成本没有受到重视有关。就转移支付作用而言，转移支付融资机制对相邻县财政竞争有整体上的显著影响。财政留成率提高，不仅对本县政府税率运用有直接激励效应，而且通过影响本县政府对相邻县政府财政竞争工具变化的反应，对本县政府税率运用有间接激励效应。转移支付分配机制尽管对本县政府税率运用有直接效应，但结合间接效应，对相邻县税收竞争的整体影响不显著。综合地看，中国转移支付有强化相邻县之间税收竞争的作用。 本文实证结果说明：一方面，中国相邻县间财政竞争的方式，不仅有税收工具，而且有支出结构工具，其中税收竞争一直非常显著，运用支出结构工具的支出竞争也开始出现；另一方面，中国转移支付整体上没能成为相邻县财政竞争的协调机制，未发挥弱化政府间财政竞争的作用，转移支付融资机制对相邻县之间税收竞争甚至还有整体上显著强化的效应。虽然目标在于均等化财力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对相邻县之间税收竞争有整体上的弱化效果，但因在整个转移支付中所占比重较低，所以未能逆转转移支付整体上对税收竞争的强化效应。 当然，本文研究也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包括转移支付结构的设计，截面数据和估计方法的使用，均值估计结果的解释，等等。尽管如此，本文的实证发现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转移支付存在的问题，以及重构转移支付激励结构的重要性。作为大国分权治理的重要机制，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效应非常重要，不同的转移支付机制形成不同的激励结构，进而塑造不同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 ①R.Weingast,"Second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The Implications of Fiscal Incentiv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65,2009,pp.279-293. ②C.Tiebout,"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64,1956,pp.416-424. ③乔宝云、范剑勇、彭骥鸣：《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努力》，《管理世界》2006年第3期。 ④袁飞等：《财政集权过程中的转移支付和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 ⑤付文林、沈坤荣：《均等化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经济研究》2012年第5期。 ⑥范子英、张军：《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国内市场整合》，《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中国如何在平衡中牺牲了效率：转移支付的视角》，《世界经济》2010年第11期。 ⑦贾俊雪、郭庆旺、高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激励效应与地区间财政支出竞争》，《财贸经济》2010年第11期。 ⑧M.Kothenburger,"Tax Competition and Fiscal Equalization,"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vol.9,2002,pp.391-408. ⑨M.Smart,"Taxation and Deadweight Loss in a System of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1,1998,pp.189-206. ⑩C.Kotsogiannis,"Federal Tax Competition and the Efficiency Consequences for Local Taxation of Revenue Equalization,"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vol.17,2010,pp.1-14. (11)A.Esteller-Moré and A.Solé-Ollé,"Tax Setting in a Federal System:The Case of Personal Income Taxation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vol.9,2002,pp.235-257; T.Buettner,"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Fiscal Equalization Transfers on Tax Polic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90,2006,pp.477-497; P.Egger,M.Koethenbuerger and M.Smart,"Do Fiscal Transfers Alleviate Business Tax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German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94,2010,pp.235-246. (12)S.Hauptmeier,"The Impact of Fiscal Equalization on Local Expenditure Policie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Germany,"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s,2009; Yongzheng Liu,"Does Competition for Capital Discipline Governments? The Role of Fiscal Equalization,"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vol.21,2014,pp.345-374. (13)M.Keen and M.Marchand,"Fiscal Competition and the Pattern of Public Spend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66,1997,pp.33-53. (14)H.Cai and D.Treisman,"Does Competition for Capital Discipline Governments? Decentralization,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Polic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5,2005,pp.817-830. (15)M.Koethenbuerger,"How Do Local Governments Decide on Public Policy in Fiscal Federalism? Tax vs.Expenditure Optimiz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95,2011,pp.1516-1522. (16)S.Hauptmeier,F.Mittermaier and J.Rincke,"Fiscal Competition over Taxes and Public Input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vol.42,2012,pp.407-419. (17)J.Hindriks,S.Peralta and S.Weber,"Competing in Taxes and Investment under Fiscal Equaliz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92,2008,pp.2392-2402. (18)D.Wildasin,"Some Rudimentary 'Duopolity' Theory,"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vol.21,1991,pp.393-421. (19)这种差异与税率变化的收入效应密切相关，取决于公共投资成本与平衡竞争能力之间的权衡。Bayindir-Upmann曾在平衡预算约束下讨论辖区间财政竞争特征，对平衡预算约束下税率或公共支出影响做比较分析。(参见Thorsten Bayindir-Upmann,"Two Games of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When Local Governments Provide Industri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vol.5,1998,pp.471-487) (20)调整支出结构和调整公共投入并不完全一致。在平衡预算约束下，税率和税基变化的净效应可能是支出总量增加，这时在既定结构下，公共投入也会自然增加，从而部分或全部抵消税率增加产生的融资成本。所以地方政府为保持资本竞争力不变，会向下调整公共投入比重，但公共投入规模依然是上升的。 (21)效用函数三个部分对地方政府而言，可能权重有所不同，本文为分析便利，未予以考虑。 (22)表面上看本文与Hauptmeier等文中的(3)式一样，在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中都引入了成本项，但成本效应对地方政府支出竞争的影响机制明显不同。后者是通过公共支出拥挤效应产生的权衡，本文则是通过公共支出结构选择的社会成本效应产生的权衡。 (23)这里遵循财政竞争文献通用做法，不考虑中央政府对转移支付资金池的影响。这较符合中国实际，因为中国的中央政府本级支出基本由本级收入满足，在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下，地方通过体制流入中央的财政资金，基本上经中央之手转移给了地方。这样，一个地区所获转移支付净值，可近似为所有其他地区流入流出的转移支付资金池净值。 (24)H.Jin,Y.Qian and B.Weingast,"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9,2005,pp.1719-1742. (25)考虑到实证分析的数据支持，对理论部分使用的两个变量做了调整，并为区别起见，相应改变了变量符号。一是理论部分使用的经济性支出比重
，在联立方程系统中替换为社会性支出比重
。二是理论部分使用的贡献率
，在联立方程系统中替换为留成率
。 (26)H.Kelejian and I.Prucha,"Estimation of Simultaneous Systems of Spatially Interrelated Cross Sectional Equation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vol.104,2004,pp.219-257. (27)C.Baretti,B.Huber and K.Lichtblau,"A Tax on Tax Revenue: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Equalizing Transfers:Evidence from Germany,"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vol.9,2002,pp.631-649. (28)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国家统计局建立，对数据库的详细介绍参见聂辉华、江艇、杨汝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和潜在问题》，《世界经济》2012年第5期。 (29)后两种定义方法的使用发现，样本县中有些没有地理直接接壤的县、市、旗。为避免有些县、市、旗因没有符合定义的相邻县，产生估计中相邻县税率或支出结构项为0，需变通地理相邻定义法，将与i县相邻或地理上各个方向最近的县定义为相邻县。 (30)按照现行东中西划分标准，确定i县所属区域，构造0—1虚拟变量。这一虚拟变量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地区异质性产生的异方差问题。 (31)采用《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各省五类支出数据，减去《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和各省统计年鉴或财政年鉴中对应年份的地市县总计数据，获得省本级五类支出数据和总支出数据。 (32)其中，《中国县域经济年鉴》为中国县域经济研究所和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联合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008年和2011年版；《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为国家统计局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2008年和2011年版；《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国财政年鉴》和《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为财政部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至2009年版。 (33)Rainald Borck,"Fiscal Competition,Capital-Skill Complementarity and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Spending," FinanzArchiv,vol.61,2005,pp.488-499. (34)感谢两位审稿人对交互项实证结果解释提出的质疑和改进建议。 (35)Maarten A.Allers,"Yardstick Competition,Fiscal Disparities and Equalization," Economics Letters,vol.117,2012,pp.4-6. (36)本文采用的两种方法只能间接推断省直接管理县改革对转移支付激励效应的影响，真正识别省直接管理县改革的影响，应设置虚拟变量与所考察变量的交互项，如果样本县(市、旗)被省直接管理，虚拟变量取值1，否则取值0。但这种方法会面临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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