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收入分配：影响渠道分析和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收入分配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启示论文,渠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金融危机与收入分配：经济渠道分析
1.劳动需求的减少。作为危机的政策反应，紧缩的宏观政策将导致总需求、进而劳动需求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存在两类调整：一是劳动时间缩短、失业率上升的数量调整；另一是劳动工资下降的价格调整。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Manuelyan和Michael(1998)的研究发现，泰国的失业率由1997年4月的2.1％，增至1998年5月的5.3％；韩国则由1997年7月的2％，升至1999年4月的8％[1]。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与工资水平大幅下降相伴的是，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工资水平较低的非正式部门就业。显然，上述调整对所有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对不同素质和技能的劳动者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Agénor(2001)的劳动力贮藏(labor hoarding)理论，因为存在较高的周转成本，高素质与技能的劳动者将被正式部门贮藏起来；相反，那些低素质与技能的劳动者(通常是穷人)将被解雇，只有进入工资水平较低的非正式部门工作[2]。面临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低素质与技能的穷人因为无法利用信贷市场的消费信贷以缓解家庭收入的减少，最终陷入绝对贫困状态。
2.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危机期间，本币贬值、税收与补贴政策的变化、贸易自由化改革等政策反应会造成国内商品相对价格变化。Lipton和Ravallion(1995)指出，因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不足、商品价格刚性等因素的存在，上述相对价格变化对一国贫困与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比较复杂；但是，一般规律与总体特征仍然是存在的[3]。在这方面，Sahn et al.(1997)认为[4]，在本币贬值的作用下，相对于非贸易品，贸易品的价格将大幅上涨；所以，非贸易品的净供给的部门将受损，贸易品的净供给的部门将获益。其次，本币贬值、贸易自由化改革意味着出口的大幅扩张，进而使生产出口商品部门的劳动就业和收入增加，而低素质与技能的穷人却难以进入这些部门。最后，本币贬值也将提高进口粮食的价格，受其影响及国内粮食补贴的削减或取消，国内粮食的价格会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贫民家庭将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是粮食净消费者；相反，作为粮食的净供给者，乡村的农民家庭则可能由此获益。
3.公共支出的削减。作为紧缩政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支出的削减直接导致了财政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的下降，进一步对依赖公共支出增加福利的穷人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例如，Bourguignon和Morrisson(1992)的研究发现，1981—1986年，危机期间智利的人均公共支出下降了20％，穷人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占社会40％人口的穷人家庭，虽然收入累计只占社会总收入12％左右的份额，但是他们接受了20％以上的转移支付，和超过50％的卫生与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5]。
4.实物与金融资产价格变化。在危机期间，实物与金融资产价格变化产生的财富效应，也会影响一国的贫困与收入分配状况。Datt和Ravallion(1998)认为，因为穷人没有能力购买债券、股票和房地产，危机发生时债券、股票和房地产投资泡沫的破裂，只涉及国内富人、国外投资者之间收入再分配[6]。但是，作为危机的另一伴随物——奔腾式的通货膨胀对穷人的打击却是非常猛烈。原因在于，通货膨胀本质上是对货币资产的强制征税，而穷人无法跨越进入非货币金融资产市场的门槛，货币资产成为穷人财富持有的主要形式，难以进行金融资产的组合投资以规避通货膨胀风险。此外，因为名义工资没有紧跟物价指数快速调整，通货膨胀导致了实际工资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富人而言，穷人的实际收入会出现更大幅度下降，因为他们除劳动工资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形式(如投资收益、闲置房屋出租收入等)的收入来源。
5.社会环境的恶化。在危机期间，除了个人或家庭外，整个社会也会受到巨大冲击。Ferreira et al.(1999)认为，危机引发的经济苦难(收入减少、贫困率上升、失业率上升)，以及由此产生的种族冲突、宗教和移民问题，严重破坏了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进而引起社会动荡或暴乱[7]。1997年的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案例。与此同时，在公共卫生、环境治理和其他方面政府支出的减少，造成了公共卫生与健康条件的恶化。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霍乱流行，与危机期间政府在健康与公共卫生的支出减少密切相关。显然，在危机期间，社会环境的恶化使穷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实证研究方面，对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政策反应对一国贫困程度和收入分配影响的评估，国外学者主要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宏观层面的研究，运用跨国时间序列数据估计金融危机与贫困、收入分配之间的经验关系。作为跨国方法的重要补充，利用个人与家庭特征的调查数据(如成员数量、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理分布等)，微观层面的研究考察金融危机影响贫困与收入分配的主要渠道及其深度。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Baldacci et al.(2002)选择1960—1998年发展中国家的65次金融危机作为研究样本[8]。他们初步的统计分析表明，样本涉及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危机期间通货膨胀率为62％，人均GDP减少了1.6％，正式部门失业率以1.1％的速度递增，在教育与健康方面的政府支出也大幅减少。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以14.76％的速度递增，基尼系数则上升了0.22％。进一步，运用样本国家的跨年度数据，建立模型对金融危机与贫困、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OLS估计，他们发现：在金融危机期间，人均GDP的下降，正式部门失业率的上升，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在教育、健康方面政府支出的下降，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大约60—70％的贫困与不平等指数的变化。
进一步，运用代表性家庭(涉及14042个家庭)的详实调查数据，Baldacci et al.(2002)对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造成的贫困、收入分配影响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危机过后贫困发生率大幅攀升，贫困的缺口也加大了；中等贫困人口(从支出角度定义)从总人口的36％增加到48％，极端贫困人口也从11％增加到17％。并且，相对于危机前贫困家庭的特征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在农民或自营家庭，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生活在农村地区、南方各州和尤卡坦半岛(Yucatan)的家庭，成员数量较多或单亲家庭中，贫困率较高且在贫困线以下较远。
二、金融危机与收入分配：金融渠道分析
如前所述，在对整体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冲击的背景下，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渠道，金融危机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程度，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面临金融危机及其严重的经济后果，一国政府通常采取紧急金融援助，如对问题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给予银行存款不同程度的隐性保险，免除债务人的部分贷款，以避免金融崩溃、减轻危机的负面冲击和恢复经济增长。然而，需要使用大量财政支出的金融援助，在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分配是不均等的，由此产生的金融转移对一国的收入分配造成影响。在这里，我们以拉美国家为例①，通过金融转移渠道，我们对金融危机及其治理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探讨。
1.从非参与者到参与者的金融转移。对金融领域发生的危机的治理，意味着大量的财政支出；所以，不仅是参与者，金融系统的非参与者也受到严重影响。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对储户的隐性存款保险、对债务人的免除贷款计划和充实银行资本金，从而减轻了金融系统参与者——储户、债务人和金融机构的潜在损失。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则由全社会(参与者和非参与者)共同负担，政府主要通过增加税收、减少公共支出为这些支出筹集资金。从这个意义上讲，危机治理存在一个从非参与者到金融系统参与者的金融转移。
(1)向储户的金融转移。中央银行主要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和其他手段，帮助金融机构解决面临的流动性问题，以满足储户的提款需要。因为金融机构不会完全地替政府买单(受资助的银行最后倒闭或被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接管)，在危机期间支持银行流动性的财政支出，最终代表着对储户的金融转移。例如，在厄瓜多尔1998.8—1999.12期间，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给总计23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持。同样地，在乌拉圭2002.1—2002.8期间，为应付储蓄外流的严重冲击，3家银行从中央银行获得总计21亿美元的紧急流动性支持。其次，在拉美国家，因为事前没有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危机期间事实上的存款保障实质上是财政支出对储户的一种金融转移。在1981年银行危机发生后，智利政府为所有储户建立显性存款保险来恢复存款人信心，1982—1986年，为赔付16个倒闭银行的储户存款，智利额外财政支出达到1983年GDP的10％。1998年在金融系统面临崩溃之际，通过紧急立法厄瓜多尔成立了AGD(the Deposit Guarantee Agency)。在危机期间，AGD为储户赔付了16.4亿美元；而截止2003年5月，AGD从其接管的银行获得的不良资产的变现值只有区区0.43亿美元。
(2)向债务人的金融转移。在拉美金融危机期间，银行不良贷款通常由中央银行或者资产管理公司接管和处理。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债务人会发现拖欠贷款是很容易的事。由此产生的向债务人的金融转移是巨大的，因为不管自身的偿债能力如何，债务人都停止偿还到期贷款，并从政府的紧急金融援助中获利。向债务人的金融转移在厄瓜多尔颇为典型，1998年12月以后，被政府或AGD接管的银行债务人投机性地停止偿还他们的债务，指望政府来承受部分或全部损失，并认为拖欠行为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事实上，其后政府的债务解除计划的实施使债务人“梦想成真”。例如，1984年智利出台的一项计划让银行对公司、抵押和消费贷款进行重新安排，使债权人从延期付款和较低的补贴利率中受益。1995—1998年，墨西哥共颁布了7个计划来帮助债务人；其中1998年颁布的最后1个计划，旨在给抵押贷款、小额信贷和农业贷款者以适当的补助。
向债务人金融转移的另一措施是，减轻本币贬值对外币债务人的负面冲击。在智利，为了减少比索贬值对外币债务人造成的巨大损失，中央银行给予其极其优惠的兑换汇率。这项计划构成了智利中央银行治理危机一笔最大的开支。在阿根廷，2002年1月比索大幅贬值，意味着许多美元债务人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当局颁布了1∶1的美元债务对比索债务的转换比例，即贬值前的汇率。截止2002年11月美元贷款约460亿美元，并且2002年美元对比索的平均汇率是1∶3.21，因此，美元债务人实际得到了近320亿美元的金融转移。
(3)向金融机构的金融转移。金融机构也可以在危机期间得到金融转移。贷款购买计划，是治理危机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这项计划给银行带来了大量的金融转移。在该计划的指导下，中央银行或者资产管理公司从金融机构购买风险贷款，由此给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和注入资本。通过向政府转移未清偿债务，银行避免了大量的潜在损失。贷款的低清偿率，可能因为前面提及的债务人拖欠的投机行为，但是根本原因在于银行持有的不良债权的劣等性。并且，政府接受不良债权的价格一般都高于市场价格，有时甚至与贷款的账面价值持平。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机构获得了大量的金融转移。这种金融转移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支出。在智利，贷款购买计划的财政支出高达到1983年GDP的6.7％，因为中央银行接受了8.9％GDP的不良贷款，最后只有2.2％得到清偿。
2.金融转移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拉美金融危机及其治理过程中，存在从非参与者到金融系统参与者的金融转移，那么，金融转移对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或者说，谁为金融转移买单，又是谁得到了金融转移，是富人，还是穷人?
(1)谁为金融转移买单。政府为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并对储户实行隐性存款保险，金融转移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金融转移的财政支出，主要通过增加税收和削减其他方面的政府支出来实现。那么，谁最后承担了这些支出，并为金融转移买单呢?从两方面综合来看，在拉美国家危机治理过程中，金融转移的财政支出主要由穷人买单。
一方面，在拉美国家，增值税是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以墨西哥为例，最穷的20％家庭交纳了3.8％的增值税，而最富的20％家庭为45％。从绝对数看，富人比穷人承担了更多的财政支出。但是，从增值税占家庭收入的比重看，最穷的20％家庭交纳的增值税占到收入的4.2％，而最富的20％家庭为4.6％，两者比较接近。这意味着，穷人与富人共同为金融转移买单。再看其他税种，在拉美国家，因为税务管理技术的落后、税务人员的受贿腐化问题严重，以及对逃税的惩罚过于轻微，具有累进性、主要由富人交纳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对总税收的贡献比较小，尚不具备承担金融转移的能力。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通过削减其他方面的支出(如转移支付、教育和公共卫生支出)来维系金融转移，那么依赖公共支出增加福利的穷人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如前所述，Bourguignon和Morrisson(1992)的研究发现，1981—1986年，危机期间智利的人均公共支出下降了20％，穷人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占社会40％人口的穷人家庭，虽然收入累计只占社会总收入12％左右的份额，但是他们接受了20％以上的转移支付，和超过50％的卫生与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最终主要还是穷人为金融转移买单。
(2)谁得到了金融转移。在拉美国家危机治理过程中，金融转移的财政支出主要由穷人买单。如果这些金融转移也由穷人得到，金融转移对一国的收入分配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那么，究竟是穷人，还是富人得到了金融转移呢?
在拉美国家，只有高收入的家庭能参与到金融系统，拥有银行存款或者得到贷款，穷人则难以得到金融服务的机会。例如，世界银行(2003)对墨西哥最大的3个城市的调查显示，2000年只有14％的高收入家庭拥有储蓄或贷款账户[9]。进一步，运用5个拉美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Halac和Schmukle(2004)的研究发现，社会收入分配中后50％的家庭，仅占所有银行储蓄账户的25％，占所有银行贷款账户的23％[10]；并且，因为穷人与富人储蓄或贷款账户金额的巨大悬殊，上述数据大大低估了富人在金融系统的地位和参与能力。因为没有拉美国家储蓄或贷款账户金额的具体数据，作为一种参考，Kennickell et al.(2000)对1998年美国的银行账户调查数据表明，收入分配在前10％的家庭所持金融账户的平均金额，是收入分配在后25％的家庭的38倍多[11]。在拉美国家，因为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这种金融账户的金额上的差异会更加显著。储蓄或贷款账户及其金额在穷人与富人之间极不平等，表明在拉美危机期间的金融转移主要由富人得到，并使高收入家庭受益。
除了储户外，金融系统参与者债务人和金融机构也得到大量的金融转移。不管是储户，还是债务人及银行股东，无疑都站在社会收入分配金字塔“上层”，金融转移也由这些上层群体独享。相反，在拉美国家危机治理过程中，金融转移的财政支出主要由穷人买单。所以，在拉美国家，金融转移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加重了贫困程度。实证研究方面，Lustig(2000)的研究发现，拉美国家先后发生的20次金融危机，全部造成了贫困范围与缺口的迅速扩大，其中有15次导致了基尼系数的上升[12]。
三、结论和中国的启示
在对整体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冲击的背景下，通过劳动需求的减少、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公共支出的削减、实物与金融资产价格变化和社会环境的恶化等多种经济渠道，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政策反应对一国的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产生影响。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政策选择加重了一国的贫困广度与深度，恶化了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从金融渠道的角度看，治理危机的金融援助涉及一个由非参与者到金融系统参与者(包括储户、债务人和金融机构)的金融转移；并且，主要是富人得到金融转移，而金融转移的财政支出主要由穷人买单。所以，在拉美金融危机及其治理过程中，金融转移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加重了贫困程度。
通过经济、金融渠道，金融危机加重了一国的贫困广度与深度，恶化了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更严重的是，面临这一不利冲击，家庭会做出一系列的行为反应。例如，据Ferreira(1995)的观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作为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家庭的消费结构做出了适应性调整；受正式部门劳动需求减少的影响，一些工人转入非正式部门就业，妇女也增加了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为了基本的生存需要，许多学龄儿童过早地离开了校园进入劳动市场，很多家庭不得不廉价变卖生产性资产渡过难关[13]。
上述行为反应在短期内可能有利于缓解家庭贫困状况，但是，在长期内一些行为反应则削弱了贫困家庭的脱贫能力，加大了一国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难度。譬如，学龄儿童的辍学使贫困家庭无法形成人力资本，严重影响了他们未来的收入能力；廉价变卖生产性资产使贫困家庭在危机过后也难以恢复生产，增加收入。Lustig(1995)对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的研究发现，危机期间贫困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放弃，大大降低了初等教育入学率、高等教育的普及率；由此产生的贫困家庭受教育程度的下降，很大程度解释了为何在相当长时间墨西哥严重的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4]。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金融危机及其治理对贫困家庭沉重且持久的打击?
从经济渠道的角度看，当金融危机发生后，发展中国家会做出一系列的政策反应。有些政策反应(如政府支出的减少)，可能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升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是，在短期却对穷人造成更大的伤害，恶化了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为有效保护穷人的利益，改善贫困与收入分配状况，应该充分考虑这些政策对贫困家庭的福利影响。所以，面临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一般会削减政府支出；但是，不同的支出项目需要区别对待。例如，在教育、健康和卫生方面的支出，非但不能减少，反而应该增加。此外，作为危机的政策反应，紧缩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是，Sahn et al.(1997)认为，一旦经济调整到位，基本实现了内外部平衡，控制住了通货膨胀；政府就应该采取宽松的宏观政策，下调利率，重新点燃经济增长，刺激劳动需求，进而增加贫困家庭的收入，缓解贫困与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15]。
从金融渠道的角度看，主要源于增值税、削减政府支出，金融转移对金融体系外部的低收入者造成净损失。所以，在危机及其治理期间，政府应该选择其他渠道为金融援助筹措资金。例如，提高所得税、财产税的税率，并加强征管力度，也可以向储蓄存款开征一定比例的税收，从而将金融援助的财政负担向金融系统内部的高收入者转嫁，进而减少从非参与者到金融系统参与者的金融转移。
从本质上讲，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失败的副产品，是对宏观经济严重扭曲的强制调整。除了金融危机这一极端情况外，在宏观经济相对稳定时期，发展中国家以自由化为趋向的金融改革受益者，也仅限于“内部人”——社会精英、富人，以及具有政治背景的大企业，从而恶化了收入分配，扩大了贫困人口比例[16]。
就我国而言，在金融改革过程中，城乡、地区之间的金融发展极不平等，国有银行股改上市之前的国家财政巨额注资行为，以及旨在为国有大型企业解困的股票市场发展，无疑涉及到大量的金融转移，并对社会收入分配状况产生重要的影响。进一步，温涛等(2005)运用1952—2003年的实际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17]。实证结果清楚地显示，中国的金融发展不仅没有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相反，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抑制作用，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和“二元结构”的强化。根据世界银行(2004)的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320，升至2001年的0.44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18]。所以，面临金融改革以来城乡、区域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以及加入WTO后中国金融开放可能带来的金融危机隐患，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对我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选择拉美的主要原因是，该地区的金融系统以银行为基础，并且具有频繁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历史。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其《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道：如果对国际银行家或经济学家说出“金融危机”，他们头脑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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