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份清理与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文本论文,方法论文,再省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文本问题开始受到国内一部分学者的关注。目前 关于文本研究方法引发了人们较为热烈的讨论和争议，据北京大学哲学系网站“哲学论 坛”栏中提供的统计数据，近两年来国内哲学界关涉此类问题的文章已有49篇之多。( 注：田毅松：《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引发讨论》(资料辑录)，参见
http://www.phil.pku.edu.cn/forum/welcome。)我估计这可能也是一种并不完全的统 计，但至少说明它已构成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我本人部分地参与了 这场讨论，在零星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注：近年我发表的关于文本问题研究的文章有 ：1.《哲学“文体”问题：现状反思与图景勾勒》，《哲学动态》2000年第12期；2.《 “逝去的不会是空白”——前苏联的<共产党宣言>研究状况概观》，《<共产党宣言>与 全球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3.《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五种类型》，《首都 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4.《马克思文本研究史的初步清理与方法论省思》，《 哲学研究》2002年第6期；5.《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省思》，《哲学动态 》2002年第9期；6.《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逻辑路向：一种文本学的考察与探析》，《 求是学刊》2002年第6期；7.《如何体现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的当代水准》，《学术月 刊》2003年第1期；8.《重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和界域》，《北京大学学报》2003 年第1期。)我本着“在相同的学术选择和价值取向内讨论问题”的初衷，不可避免地涉 及到对国内近年文本研究状况的评论；而我的评论引发了被评论者及其同道的再评论， (注：参看张一兵、胡大平《从本真性到中国特色：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解释学”转 向》，《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胡大平：《也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与学术 规范——与聂锦芳商榷》，《哲学动态》2003年第2期；胡大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 究的学术创新与方法自觉》，《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此外，有的论者对我提 出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要回到学术层面”的观点也提出疑议，见马拥军《论马克思主义 哲学创新的原则》，《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3期。)在我看来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甚至把这看作检视和省思自己见解的好机会。作为一个还在成长着的学人，我深知自 己学术积累的薄弱和视域方面的偏狭，我也不会把自己某一时期的观点凝固化；我遵从 的只有事实、逻辑和理性。但纵观有的论者对我的评论，并不是在真正准确地了解和把 握了我的观点的基础上作出的，毋宁说带有很大的误解成分；当从文章中摘录一句话便 进行随意演绎与发挥的时候，所指称的观点往往也就离开了我原本的含义，或者把并不 属于我自己的观点加诸我头上。比如，认定强调历史性就必然回避现实性，重视版本考 证就必然无视方法论自觉，坚信本真状态就必然忽视“视界融合”，强调公度性就必然 否定个性化，等等。怎么会遭致这种误解呢?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错的不是我 的看法和观点，而是我已经作出的这种评论行为本身；二是囿于篇幅、视角或针对性等 原因，我本人在已发表的文章中确实没有把自己的见解阐释得很清晰和完整。对于前一 种情形，我能再说什么呢?我只感到失望和悲哀；而如果是后者，我倒是有再作些申说 的必要。
首先想说明的是，我是近年在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注：关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成立的缘起、过程、工作与目标，参看金海民、丰子义、聂锦 芳《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意义与方法——马克思文本研究三人谈》中丰子义 教授的介绍；关于该中心所收藏的资料，参看该文中聂锦芳的介绍，见《哲学动态》20 03年4期。)(2000年5月5日成立)系统收集、购买资料和清理已有学术积累的情况下才开 始实际介入文本研究的。作为一名后学，自然会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得失功过 和几代研究者之间的“代际差别”。我感到困惑的是，我们有这么庞大的研究群体，但 却没有形成一支马克思文本研究专家队伍；我们出版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大浪淘沙，经 得起检验的、几十年仍能站得住的学术成果寥寥，更不用说出现有世界影响的文本研究 论著了；一段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甚至成了“国家行为”，但大规模的“群 众运动”过后，除了几部成型的著述，大多数文本并没有纳入研究视野，留下太多的研 究空白；(注：在《重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和界域》一文中我对马克思文本研究中 需要填补的空白做过初步的梳理，见《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1期。)新时期以来从域外 引入的思潮与方法异彩纷呈，但多数情况下是不加分析地直接套用，所以对文本研究水 平的真正提高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反而由于其新潮而独特，吸引了好多人的注意力 ，再加上社会旨趣的转向，对马克思文本的悉心研读在不少人眼里成了落伍的表现。在 与国外同行的接触中，我们发现他们对中国的马克思研究状况几乎没有什么了解。过去 认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现在最可能的一种解释是，他们之中很少有懂中文者。后 一方面的因素的确有，但这不是惟一的理由。事实上如果他们知道中国也有颇有学术价 值的成果，是会不遗余力地搞到手的。给我感受最深的有一件事，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 究所的埃斯纳尔教授在北京大学出席会议期间，通过金海民教授了解到中央党校侯才教 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结构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在他回国后向MEGA2《德意志 意识形态》工作小组的英格·陶贝特教授谈及中国之行的感受时顺便提及此事，陶贝特 教授立即给我们来函索要侯教授的论文，并且花高薪请人译成德文。这些学者都不是马 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为学术献身的精神，令我们起敬甚至汗颜。我想到鲁迅当年慨叹， 中国并没有“俄国式”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应该说，这种状况迄今未有改观。 回味20世纪中国学术之路，我们不乏振臂一呼的思想斗士，却少有潜心治学的耆宿硕儒 ，重思想而轻学术是我们的宿命吗?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反思与考量，特别是在有可能将马克思相当数量的原始文献与我们 的研究状况进行比照而深刻地感受到二者强烈的反差的情形下，我形成了自己对马克思 研究“当代方式”的理解。即时序推进到21世纪，在与过去不同的际遇与氛围中，作为 一名学者，我们应该带着怎样的态度和规范去对待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具体说，在 马克思研究中，应该怎样处理“文本研究”、“比较研究”与“现实研究”的关系?如 何在历史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思想性、本真性与主体性、公度性与个性化等矛盾之间 既保持融同与提升，又保持合理的区分与“必要的张力”?(注：之所以强调保持合理的 区分与“必要的张力”，原因在于我们在处理这些成对出现的矛盾时，往往先是把矛盾 的前后两极不自觉地混同在一起，最后以后者包容甚至替代前者，以致对前者没有给予 足够的重视。)关于前一个问题我在新近完成的一篇文章中做了明确阐述，(注：参看我 新近完成的论文《关于马克思哲学历史定位的三种观点及其论证思路——兼论“比较研 究”与“文本研究”、“现实研究”的关系》(未刊稿)，见http://www.phil.pku.edu.cn/forum/welcome。)限于篇幅，不再赘述，这里只讨论后 者所涉及到的问题。
一、历史性与现实性
马克思研究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研究?应当遵循的是以历史性为基础再延伸出其现实意义的路径，还是要以现实问题与观点为坐标去观照和定位其历史镜像和思想体系?马 克思研究与对其他历史人物的研究(譬如亚里士多德研究、海德格尔研究、孔子研究、 朱熹研究等)有着怎样的共性和特殊之处?宽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能不能替代 狭义的“马克思研究”?这些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问题，现在却极有甄别的必要。在过去 ，不同职业的研究者在面对同一对象时往往采取相同的、超职业的研究视角、规则和路 向，由于强烈的现实关注和意识形态色彩，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已经远远超出19世纪中 、下叶一个德国思想家思考的界域，而赋予其过多的当代考量；“马克思”如影随形地 参与甚至主宰着对当代世界的建构，它的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超越时空的绝 对意义，可以解释并且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而每一个重大事件的出现甚至 时代的变迁都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是如此，巴黎红色风暴也是如此 。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时代可以发生变化，甚至相互之间构成一种反拨、纠偏和否定， 而作为这些政策出台、时代变化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却具有统摄、包容一切的性 质。结果怎么样?现实报复了我们，正如在政治生活中需要拨乱反正一样，对马克思研 究的思想也必须正本清源。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对国内学术界在新时期重提“回到马克思”(注：我查找到的资 料，李达在1921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马克思还原》，文中针对对马 克思学说理解上的混乱，曾明确提出要“回到马克思”，这可能在国内是最早的了；至 于国外的情况，有的论者认为是晚年卢卡奇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最早使用的，我表 示存疑。希望以后有机会考证一下这一提法的嬗变。)是非常赞赏的，寄希望于这一学 术意向及其伴随着的数年埋头治学、扎实努力，有助于廓清笼罩在马克思身上的迷雾， 还原他以及他的学说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的真实。这一口号的提出就其动 机、意旨来说，其实并没有太过复杂的、容易产生歧异的涵义。但我注意到，有的论者 在受到不同路向和角度的质疑后，对这一口号的实质作了前后自我矛盾的解释：起初基 于对马克思哲学实质的理解远离了其文本的特定语境，而主张回到“原点”，回到文本 ，“努力呈现马克思文本和其思想发展历程的原像”，突出强调文本研究在马克思总体 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而现在又认为提出“回到马克思”，“关心”的却是“‘马克思 如何走向当代’这个问题”。我希望这种转变只是个别论者的行为，而不会是多数学人 的选择，因为学术成就是在长期坚守某种意向和旨趣基础上日积月累而建树的，对于中 国的马克思研究来说不能再经历一个新的“轮回”。
事实上，国际马克思研究界近年也一直在反思过去对待马克思的态度，形成了“马克 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共产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等多种新的概念和提法。比如，美 国Duquesne大学的汤姆·洛克莫尔教授就认为，如果说过去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经历了 一个“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阶段的话，那么现在需要“由‘马克 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回复到‘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阶段。(注：Tom Rockmore,On recovering Marx after Marxism,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vol 26 no4·pp.95-106.)“马克思一直以来都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的”，由于各种复杂的原 因，过去“歪曲了马克思的本来思想”，造成多种现实的、“离谱”的马克思主义，而 实际上“马克思作为一位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革命者所取得的成果在今天 仍然得到学术界的尊重”。(注：参看《共产主义之后的马克思》，英国《经济周刊》2 002年12月21日，《参考消息》2003年1月6日转载。)
因此，在我看来，把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马克思及其文本还原为一种历史性存在，把 马克思的学说视为人类思想进程和图景中的一个派别、一个阶段，世界哲学家族中的一 员，并不是降低或贬抑它的历史地位与当代影响，特别是不意味着我主张马克思研究要 回避现实性问题。意在表明专业研究者的研究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考量应当作出适当的区 分，从历史性研究中延伸出现实意义，与从现实出发去寻找历史性佐证，是不同的路径 ；对于学者来说，马克思研究首先是历史研究、人物研究、学派研究，其次才是现实研 究、实践研究和时代研究。
二、学术性与思想性
我对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状况的评论最初是从“学术性与思想性”相关联的角度切入 的，(注：我在2003年9月《哲学动态》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标题原为《学术性与思想性 ：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史论关系问题省思》，刊出时把标题的前半部分以及文本相关 涉的内容删去了。)我认为，基于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发展状况的深刻反思而提出 的“思想淡出，学术凸现”这一口号，迄今为止并没有触动马克思主义研究这块园地。 我们的思想始终处于井喷、勃发状态，宏论新见迭现，哲学原理的研究远比哲学史研究 要热闹；适逢新世纪的起点，关于哲学发展宏观走向与前景展望的文章是许多专业刊物 的头条；常常会发现一篇不足万字的论文，古今中外广泛涉猎，随便拉出哲学史上的一 个人物或一个派别以己度意，妄下断言，常常弄得几十年致力于这一题目研究的专家莫 明所以。相形之下，我们特别不屑做那些资料积累、细节考证、条分缕析的爬梳工作， 把这斥为“博士卖驴”、“掉书袋”、“烦琐哲学”等等。在与国外马克思研究界的接 触及其成果的引进方面，我们的选择也反映出这种治学特点。我们熟悉“西方马克思主 义”，不熟悉“西方马克思学”，了解卢卡奇、哈贝马斯、弗罗洛夫，不了解吕贝尔、 陶贝特和阿达那绍夫。有的学者说，我们“亲近”哈贝马斯，是因为“他决不是一位只 满足于在故纸堆中纵横驰骋或只陶醉于概念分析之技巧”的学者，而是一个“做出了开 拓性贡献”的思想家；(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哈贝马斯在华讲演集》，人 民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但是，我们不知道或不愿知道，国外马克思文献专家对 哈贝马斯的评价是：“他从来就没有对马克思的作品进行过认真的分析，他也不想弄懂 卡尔·马克思的‘我思’”!(注：赫勒：《论重构的含义》，转引自乔治·莱尔因：《 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3页。)
就学者个体而言，有的偏好文献积累与专题研究，有的长于理论思考与思想建树，这 不奇怪。问题在于，当这两种情形中的一种成为群体性的选择，要么造成无主题的思想 资料的堆积和文人面壁自娱，要么将是无学术根基的思想的泛滥，特别是“满口震撼世 界的词句”的思想家的“呼风唤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后者 尤其值得警示。文学界前些年提出“作家需要学者化”，但这句话不能反过来，即认为 “学者可以作家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同于文学作品创作，学者写论著不同于作家 写随感，任何思想如果没有学术做奠基，就会沦为空论，一部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不管它 观点多么新颖，如果在学术积累方面没有进展，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不能极力张扬 了思想性，却损害了研究的学术性。
这里需要辨析的一个观点是，是不是注重文本研究、版本考证、概念梳理等学术性研 究就提不出“开拓性的思想”?我的认识恰恰相反。举个例子。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是这 些年我国马克思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学者们为建构体系做了许多努力，可谓殚精竭虑， 但应该说赢得多数人内心认同的成果并不多。与我们的这种研究路数不同，前苏联人学 学会负责人之一的阿达那绍夫是从文本出发来阐发观点，做出发展的。他出版过一部长 达713页的资料研究集《马克思著作中关于“人”的问题的论述辑录》，该书先从马克 思原始文本中提炼出他关于人的问题的24个命题，然后详实地考察了马克思一生不同阶 段的著述中对每个问题的论述。比如，“把人的世界还给人”这一句话，据其考证，在 马克思早年写给父亲的信、“博士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莱茵报》社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手稿、马克思众多的书 信甚至晚年“历史学笔记”摘录中都出现过，但伴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实际进程，这一句 话本身的内涵和意义发生了极其深刻的扩展、深化和变迁。阿达那绍夫以此为线索来探 究马克思的思想，辨析了这些命题内涵的演变，以及在马克思思想总体中的地位，从而 完成了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阐释。“以史出论”，“用材料说话”，读过这样的书，我 们领略到的马克思的形象是多么立体、真实和可信，书中所阐释的马克思的思想是多么 深邃、准确和到位!
其实马克思本人的研究方式正是学术性与思想性相结合的范例。不论持怎样的评论， 大概没有人会怀疑《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最重要的文本在思想方面的原创性意义，但《 资本论》的写作是怎样进行的呢?随着MEGA2第二部分即“《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对其 准备稿、过程稿、正式稿、修正稿及其相关资料的陆续刊印，我们知道，过去通行本中 作为“理论史”部分的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其实不是在前三卷写作之后才进行的， 而是与其同时甚至有的部分是超前写作的。在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中，许多问题的阐释都 分为“理论”与“理论史”两个部分，有的甚至在同一页码中也作了这样的划分。在马 克思看来，离开对理论史的梳理与分析，不可能形成现有的理论，二者紧密相关，理论 史是理论的基础与铺垫，理论是理论史的升华与提炼。特别是针对有的人对理论史的轻 视甚至非议，马克思指出，研究剩余价值理论如果不研究剩余价值学说史，就如同研究 “发育的身体”而不研究“身体的细胞”，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而不研究“劳 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商品的价值形式，这种经济的细胞形式”一样，“在浅薄的人看来 ，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解剖学所要做的 那种琐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23页。 )
因此，可以说，学术离开思想犹如躯干没有了灵魂，而脱离学术基础的思想则更是一 种虚妄。
三、本真性与主体性
把马克思及其文本作为一种对象来进行研究，暗含的一个理论预设与基本信念是：马 克思的思想是一个自在性、本真性、确定性的存在。试想，如果我们要研究的是一种虚 无缥缈的东西，是一种可以任意界定的存在，那么这种研究有没有必要进行?可能不可 能进行?在这方面，自然科学研究没有疑义，人文社会科学亦不例外。当然，思想存在 的自在性、本真性、确定性不意味着表述方式、展示过程的系统性、明确性；的确，由 于马克思的著述卷帙浩繁，写作跨度长达50余年，为解读者的概括与体悟增添了难度， 从而在对其思想的理解方面容易产生歧义。可以说，我们只能无限接近但很难说完全准 确地把握其本真状态。但这都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些情况的存在不能构成对其思想存在 的自在性、本真性与确定性的否定。解释学流行以来，我国学界引入“视界融合”的说 法，多数人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文本不单是由作者完成的，文本的解读者也参与 到写作情境之中，可以说是二者合作完成的作品；文本解读则是解读者与作者之间就相 同问题进行的一种对话。这种看法，如果是旨在提醒和警示解读者注意作者及其文本的 丰富内涵和多重意义，进而避免单一化、片面性的理解，那么它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 严格说来所谓“对话”云云却是说不上的。因为解读者与作者并不处于同一时空情境中 ；作者的写作时间在解读者介入阅读之前就已经结束了，过去了，这里显然有一个时间 距离差；作者与解读者又置身于不同的物理空间状态与精神文化氛围，又有一个空间距 离差。在通常的意义上，对话是一种交流，一种互动，但时空的距离把作者与解读者隔 开了，无法进行面对面的倾谈，只有解读者去接受作者的思想，作者怎么接受解读者的 反馈呢?我们不能把形象化的比喻与夸张奉为学术研究的原则甚至圭臬。
当然，强调作者思想的本真性不意味着否定解读者的主体性，甚至毋宁说，这种本真 性能把握到怎样的程度，与解读者主体性运用得是否适当、发挥得效果如何很有关系。 解读者是带着特有的解读模式去研究文本的。不过应当明白，文本其实也还是一种中介 ，解读者的目的在于通过文本把握作者的思想，进而作出自己的评价。这样，解读者的 研究就体现为这样一个前后相续的工作流程：1.文本表层结构的解读。解读者在根据自 己的意向与判断选择了某一文本之后，面对特定的文本体裁，首先要对构成文本的语码 、符号(字、词)、段落、篇章等进行认真释读。2.文本深层观念的把握。解读者要把此 前通过阅读而获得的文本中众多的信息进行思维的过滤、筛选，然后加以整理、综合， 经历一个“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和“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 再现”的复杂过程，对文本的主要意旨、总体意图、体系框架形成观念上的理解和把握 。3.文本的自洽性分析。文本本身其实只是作者表述其思想的一个载体，那么它的表述 是不是恰当、完备呢?按照“冰山理论”，作者的思想只有1/6露出水面(是其自觉意识 到的)，5/6则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或混沌状态的水下部分(自己也不明所以)，如此说来 ，文本只能是对其1/6部分的描摹和表达，那么它与这些确定性的思想之间是否达到了 自洽?作者的思想状态、写作心理与文本的表述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差池?等等。这些要求 解读者借助文本之外的佐证、作者同时代的文献研究以及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作出分析 、判断、推理和构想。这是文本分析极其重要的步骤。4.作者思想的理解、概括和阐述 。在此前工作的基础上，解读者形成了对作者思想的理解，上述解读与分析的客观程度 决定着解读者与作者思想“接近”的程度。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解读者还要对作者 的思想进行勾勒、提炼，并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表述出来。5.作者思想的评价与“重构 ”(reconstruction)。将此前所获得的作者及其文本中的思想置于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和 图景中，通过与其他流派、人物、文本的比较(也包括与同一作者思想演进的不同阶段 、不同文本的比较)，凸现其内涵与特点；放在历史变迁与当代社会的格局中，通过理 论与实践的比照，阐发其现实价值与意义。不用说，解读者的这一阅读历程，对其原有 思想也会产生程度不同的触动或影响，那么是将解读所得纳入自己的思想构架和解释系 统，还是在作者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建构，将表征文本与作者思想的最终命运。
解读模式是解读者主体性发挥的重要体现。我们看到，从文本的选择到表层结构的解 读直至作者深层思想的概括和把握，都有解读模式参与其中，在发挥作用。可以说，没 有它的参与，就没有现实的解读；但是它的作用又不是无限制的，毋宁说是需要制约的 ，否则就会曲解文本，远离客观，导致谬识。当文本呈现的面貌、发出的信息和显现的 思想，与解读者的解读模式相匹配的时候，解读者容易获得对文本的理解与把握；而当 二者发生龃龉，不完全匹配或者完全不能匹配(注：面对文本，人们有时会觉得“语言 晦涩”、“看不懂”，或者认识字、词，但“不知所云”，甚至有的情况下需要转换语 言，索解“典故”，廓清背景，才能有所理解，都属于这种情形。)的时候，要紧的是 解读者要变通、修正甚至转换自己的解读模式，而不能让文本削足适履地服从、顺应这 种模式。因此，解读者解读文本的过程，是其解读模式发挥作用与解读模式获得修正、 变更相结合、相统一的过程。
四、公度性与个性化
本真性与主体性关涉的是作者与解读者的关系。而面对同一文本，不同的解读者、研 究者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我的看法是，学术研究既然是一项探索性和创新性的 活动，那么当然会带有个性化特征；但同样有一种说法，即“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 说明研究者之间也要讲求公度性。个性化与公度性是相互关联的，没有个性化的公度性 ，会阻滞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程；但撇开公度性的个性化，既不能保证研究者之间的学 术积累与前后承续，甚至无法判断某项研究所达到的水准；严重的情况下，关于同一对 象的研究，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除了称谓相同外，完全风马牛不相及，陷入自说自话 、无法通约、交流的境地。
文本研究者之间的公度性，在我看来，起码体现在三个方面：1.态度。不同的研究者 面对同一个研究对象应该有一个公正、理性的态度，特别是不能在未进行认真研究之前 就作出武断的、情绪化的贬斥或褒扬。在某种意义说，学术研究需要拒斥激情、浪漫与 时尚，讲求节制、分寸与执著。马克思对待黑格尔就做到了这一点，在黑格尔哲学如日 中天、其“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马克思非常清醒地“批判过”其“神秘方面”； 到写作《资本论》第1卷的时候，德国知识界又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一样对 待，于是马克思毅然“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23页。)而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 发展谱系中，我认为较之其他流派和群体，西方马克思学对待马克思的态度相对来说要 更清醒和客观一些。时至今日国内还有不少论者把马克思学界定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概 念”，(注：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1页。)殊 不知，吕贝尔创立这一学派的时候其宗旨就是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意识形态看待。按照 他的理解，马克思的学说是在人类自我解放历史的漫长“启蒙”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马 克思不曾拒绝任何东西，相反，他对一切都仔细加以审察和改造。因此，“马克思学” 要求继续马克思的思想历险，追随马克思去探索他所接触过的一切问题，不抱意识形态 的偏见或学科上的局限性；但同时吕贝尔对把马克思的地位提到无以复加、终结真理的 地步的评价也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马克思的著述看其理论最多也只是对现存社会主 义运动及其发展条件的分析，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而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他的这些观点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觉得吕贝尔的态度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公正态度。
2.史实。学术成果不能“是‘内心冲动’的结果”，必须从“确切的、无可争辩”的 事实出发。(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3-345、349 页。)即使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虽说未必像自然科学研究那般精确和严格，但也不能 一味依赖想象和思辨，没有足够的史实同样不能随便做结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 质与称谓在国内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其实如果回到文本中去，结合概念、范畴的考证 再进行总体上的分析和提炼，是不难达成大体一致的判断的。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吕 贝尔就从文献考证的角度探讨过这一问题，他特别指出，通行本(39卷)德文版第1卷序 言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思想中的最重要的发现，科学、哲学和 世界认识中的真正革命”(注：Marx Engels werke,Dietz verlag Berlin 1957,band1,pⅨ.)和MEGA1第1卷导言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造合作中所制定的辩证唯物主义 哲学、同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一起，构成一个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 说的内在完整的体系。”(注：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Berlin 1929,ebste
abteilung band1 zweiter halbband,pⅣ.)“这些话都无法找到足够的佐证以证明其正 确性”。(注：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料》，1986年第3期，第24页。)另一位马 克思学学者卡弗也做过这样的考证，针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2版序言中所说的：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 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343-345、349页。)他详尽地考察了马克思的论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在 “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找不到，在他的普及性读物《工资、价格 和利润》中找不到，在他的大作《资本论》以及相关的手稿中找不到，在他晚年的理论 兴趣之作《关于阿道夫·瓦格纳的笔记》中找不到。”“保存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 也难以证明恩格斯在1885年《反杜林论》中所描绘的图景。”(注：Bob Jessop and Charlie Malcolm-Brown,Karl Marx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Critial Assessment (VolumeⅠ)，London,1990,p828\824.)
3.逻辑。这体现在不同研究者之间应当贯彻相同的原则、规程与方式。比如，不能把 文本中没有的思想加诸其身上；不能只依据文本中的只言片语就无限地提炼和演绎；不 能离开文本的整体思想孤立地突出其中的某个或某些观点；等等。而在操作规程上，应 当是以文本本身为基础、为本位来概括其思想，依据充足的材料按照一定的规则和严格 的逻辑进行抽象，做出判断。这样的规则和逻辑应当具有公理的性质和意义。社会科学 研究的过程和结论也应当是可反复检验的，这样才能为关于某一文本和思想的研究提供 扎实、可靠的积累，使后来者不必一切从头开始，几代人的研究构成一个前后相续、不 断提升和超越的过程。
与公度性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个性化。显然，公度性构成了对个性化某种程度的制 约，但不是对个性化的抹杀甚至否定；相反，毋宁说二者是可以而且需要相互融同与支 持的。公度性基础上的个性化研究将在对文本及其思想的表述、评价和重构等方面得到 体现。(1)表述。基于对文本的认真研读而获得的认识和理解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阐述、 表达出来。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陈述不同于对自然科学实验过程与研究结论的描绘，绝 大多数情况下无法用人工化的语言(比如字母与公式)表述，而且不容易发生歧解；相反 ，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语汇系统和表达习惯，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同一种思想的时候 ，不可避免地体现出阐述者的个性特征，为人们的多重理解留下广阔的回旋余地。(2) 评价。面对同一文本、同一思想可以生发出不同的评判。这是研究者的动机、目的、视 角、知识储备与理解程度不同所致，我们认为对文本及其作者的思想应当有大致相同的 理解与把握，但对这种思想本身却可以作出多样的评价，对它的定位、意义与优劣可以 有不同的看法，而不能定于一尊，以正统者自居。(3)重构。可以通过引入一种“严格 明晰的方法”消除散见于同一作者不同文本中的“论据的模糊性”；也可以基于原有思 想和“学说是以不系统、不集中的形式公布于世的”而尽力“完成使其更严密、更系统 的工作”；也可以“把一种理论拆开，然后把它们共同放到一种新的形式中，以便更充 分地达到理论本来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还可以“找到原有理论的断裂处，以便使它能 够或者更替原有理论中各种要素的平衡，或者排除不适合的原有结论”；(注：乔治· 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0、11、13页。) 等等。
总之，历史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思想性、本真性与主体性、公度性与个性化等是一 些相互缠绕、相互交叉的矛盾，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准 进一步提升的内在的心理阻障，在目前这些问题愈显突出和棘手，所以我们分开来做了 上面的讨论。本文并不是要阐发一种让所有人都接受的、“绝对”平衡而公允的见解；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原因很复杂，有些是我们专业研究者左 右不了，但我们应当明了自己在其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应起的作用。正因为如此， 我甚至不惮于也被指责为极端，把本文的宗旨概括为：当过分强调现实性、思想性、主 体性、个性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为矫正这种偏差，我们何妨呼唤对历史性、学 术性、本真性与公度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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