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应邀北上参加新政协述略
邵 雍
1949年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是个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其政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周恩来两次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联名致信宋庆龄，邀请其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新中国予以指导。”当天，周恩来就设法帮助在上海的宋庆龄经香港北上事，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方方、潘汉年、刘晓电：“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2月间，此信辗转由香港送达宋庆龄手上。2月20日，她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地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同时又致信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共产党员廖梦醒，进一步感谢共产党的盛情邀请，对不能即时北上表示非常遗憾，特请廖夫人从香港到达解放区后，代她再次向中共中央致意。
1.7 数据处理 （1）检出率（occurrence frequency，OF）=（某个种出现的土样数∕总土样数）×100%〔13〕。
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宋庆龄告诉史良：“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并说过去香港曾送来毛、周致电，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协。将在6月初离开上海去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史良听后力主宋“应参加新政协，即使因病体不能天天到会，亦应至平参加开幕”。宋“为之动容，要史由平回沪后与之商决”。
5月29日民革主席李济深、6月2日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东荪、周新民等先后致电宋庆龄，恳请其北上，但均被宋庆龄在6月4日以“养疴沪滨”“病躯急需疗养”为由婉拒，“暂缓北上”。
宋庆龄到达北平后，中共中央首先与她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名义。众所周知，1948年元旦民革成立时曾经推戴宋庆龄担任主席，但她没有接受，民革后来请宋担任名誉主席。前已述及，李济深曾来函，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上海解放，曾上一电，请命驾北上，共商国是。……新政协正积极筹备，近期可望召开，济深已提请先生为本届出席代表，咸表钦慰。开会之前，待教之事尚多，伫盼旆旌，有如望岁。”这次宋庆龄没有回电，也就是说她没有接受代表民革参加新政协的名义。
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刚刚结束，中共中央便决定由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为代表，专程前往上海迎接宋庆龄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当天毛泽东致信宋庆龄：“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6月21日，周恩来也写信给宋庆龄：“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陪同邓颖超南下的有廖梦醒、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生产事业部部长罗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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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半月，宋庆龄告知邓颖超，“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意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21日，邓颖超致电周恩来、李维汉，建议由特别邀请单位推选宋庆龄为代表，请中央决定。
邓颖超是宋庆龄的老朋友之一。早在1926年1月邓颖超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便和宋庆龄、何香凝一起起草了妇女运动决议案。1938年8月初，邓颖超受中共中央长江局委派专程到香港会见宋庆龄，并于9月14日一起到广州推动广东以及华南妇女运动。9月19日晚，在广州迎宾馆正式成立了以宋庆龄为名誉会长的广东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会。在广州期间，宋庆龄为邓颖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宋庆龄在会上致词说，邓颖超来广州是旧地重临，前次来广州是为了革命，这次来广州是为了抗战。邓颖超在答词中对宋庆龄给她的赞许表示谦逊，然后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指出抗战必胜的前景，希望到会的人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踊跃参加抗战，争取最后胜利。1943年，宋庆龄出席了在重庆化龙桥报馆的操场上举行的《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庆祝活动，在邓颖超的陪同下观看了秧歌剧《兄妹开荒》等演出，特别高兴。1947年2月，周恩来指示中国劳动协会秘书俞志英去宋庆龄身边工作，介绍信是由邓颖超亲自用毛笔写的。俞志英与宋庆龄见面后，宋曾告诉俞，她最好的朋友就是周恩来，还有邓颖超。
邓颖超专程抵沪后与宋庆龄的反复沟通
6月25日，邓颖超一行抵达上海后，邓颖超请廖梦醒先去看望宋庆龄。当廖谈及请宋北上时，宋庆龄说：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廖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宋庆龄表示要考虑考虑。当晚邓颖超前往宋庆龄寓所与之会面，宋庆龄“情绪很兴奋”，但邓表示盼宋“一定来平”时，宋答“因病体不克长途旅行，拟暂缓”。考虑到时机尚未成熟，邓颖超没有出示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6月27日晚，邓颖超向毛泽东发电，汇报了抵达上海后的情况，并请求答复“如孙夫人坚持此次暂不来平，则在我返平前，是否将请其参加政协及政府事，征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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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血清样本采集 取患者空腹肘静脉全血5 ml，置于未加抗凝剂试管中，标本采集后在室温下静置1 h，3 000 r/min 离心后取上清液，保存于-80 ℃冰箱待查。
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所乘的2252次专列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蔡畅等人齐集前门车站，热烈欢迎她的到来。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先下了火车。毛泽东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宋庆龄说：“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随后毛泽东在晚上设宴招待宋庆龄。
7月1日，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要求“邓应向其（宋）直说请其参加新政协，至参加新政府事可候孙到平后再说”。考虑到长途旅行，宋庆龄病体难支，“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淮河铁桥已直通）”。
宋庆龄从邓颖超处获悉中央来电后心情非常愉快，她写信告诉即将赴北平工作的王安娜：“因为我无法在北平呆上几个月。所以我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会议就行。但是，此事要绝对保密。”
不过宋庆龄7月5日以后又告知邓颖超，“她须在八月六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于是两人商定将北上行期推迟到8月6日以后。7月6日邓颖超再发电报，向中央汇报。
7月9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致电邓颖超，告诉她“新政协八月半后方能开”，要求邓与宋商量，请宋先来平，“八月初南返”，八月中再由回沪一行的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史良陪伴“北来”，参加会议。若宋不同意则照原定计划将行期推至8月6日以后。“颖超在沪如能养病，可留候夫人同来。”经过沟通，宋还是不愿先行北上，坚持8月6日以后北上。
当天，周恩来致信邓颖超：“接着你的来信，很高兴，盼望得很久了。你除了与夫人联络外，就安心静养吧，完成两个月计划，会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利。”
7月19日，宋庆龄给即将赴北平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会员大会翻译编辑材料的王安娜写信，信中涉及自己最近的去向：“真遗憾，若不是太忙的话，我早就想你和俞小姐来吃饭。不过我在北平请你们吃饭也许更合适。”
8月3日，邓颖超函告宋庆龄，新政协会议可能推迟到20日以后，与宋商定北上行期。宋回信表示，八月底又有事，必须赶回上海。当天邓颖超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观其意，是她不愿在北平多留。她曾说过，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为孙中山先生死于北平。”
湖北是鱼米之乡，水产丰富，水产品如何保鲜的问题吸引了众多科研工作者的关注，以单一因子或通过栅栏技术对水产品进行防腐保鲜的研究报道不断涌现，其保鲜效果的评判指标主要有感官品质、菌落总数、pH值、水分活度、挥发性盐基氮等。而少见以抑菌圈直径为评判指标进行研究。但在微生物学上，抑菌圈大小是评判药剂抑杀菌效果的重要依据。因此，试验选取乳酸链球菌素、柠檬酸、魔芋葡甘聚糖、生姜汁、海藻酸钠、甘氨酸6种生物保鲜剂对鲫鱼进行保鲜处理，获得各保鲜剂合适的质量浓度，再进行抑菌圈试验，比较抑菌作用效果，以期为鲫鱼保鲜提供安全有效的生物保鲜剂。
9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林伯渠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宣布，“特邀单位，到现在经筹备会常委会已决定的有74位，其中包括孙夫人领导的救济单位。”周恩来、林伯渠所指的“孙夫人领导的救济单位”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原名“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 6月在香港成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往上海，改名“中国福利基金会”。抗日战争胜利后，主持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宋庆龄认为“要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其他半官方团体所提供的国际救济资金和物资中，为在战争中出力最大、损失也最大的解放区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为了能得到更多的捐款和衣物，特别是药品和医疗器材，宋庆龄“有时亲自写信向熟识的外国朋友和团体募捐，有时她要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外籍朋友们用她的名义募捐”。宋庆龄以中国福利基金会所属儿童福利站及其他儿童福利机构的名义，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要求救济物资。这些物资，除去用于接济贫苦少年儿童的部分外，一些解放区急需的物资，便转交地下党组织。为了救济解放区的儿童，中国福利基金会还设立一个“中国儿童义养会”，呼吁美进步朋友义养中国孤儿。由于中国福利基金会运往解放区的衣物数量大，次数多，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宋庆龄叮嘱在福利基金工作的俞志英将衣物的一部分交给佛教界著名人士赵朴初居士主办的“上海少年村”（收容贫苦孤儿的救济组织），然后再分批交地下党组织运往解放区。
8月18日，宋庆龄写信给正在北平等待见她的王安娜表示：“我为计划不得不改变而大失所望，虽然我已作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D小姐通知我会议改在下月举行，我们的行期也须改变。此外，由于台风带来的暴雨冲垮了路面，好几百人困在途中，因此她认为改期是明智的。”从此信可以看出，当时宋庆龄是希望早日前往北平参加新政协的。
1949年8月28日，到达北平火车站的宋庆龄受到热烈欢迎
宋庆龄到北平后参加新政协的名义确定
8月25日下午5时，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罗叔章等陪同，乘专列北上。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专门派交际处长管易文、秘书科副科长杨逸陪同北上，并配有50余人的警卫队武装护卫。此时正值邓颖超来沪两个月。专列经过南京时，邓颖超问宋庆龄是否去谒中山陵，宋庆龄回答不去。车到天津暂停一两天，由黄敬安排食住，同时打电话报告毛泽东，等北平方面的安排。毛泽东说，他要亲自到车站去接宋庆龄。
宋庆龄本人一路上百感交集。白天她极其兴奋地一路眺望车窗外的大好景色。宋庆龄回忆说：“当田野在火车的窗外飞掠而过，那些新种植的田地，那些最近收割的田地，当它们在我的眼前滑过，消失在遥远的天边，当沿途的城市、市镇和乡村飞驶过去，当我看到标明出地形的、无数大小的河流，有些是涓涓的细流，有些是急浪翻腾的大河，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是可以成为富饶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条件都具备了。当我看到这些景色时，我觉得生产和发展可能性，似已近在眼前了。”但当夜幕降临，月色浓重时，她又久久不能入睡。据随同北上的罗叔章回忆：宋庆龄“在来京的途中，她一夜未安睡，表现心情不如离沪时愉快。我问她后才知道，北京是我们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地方，她回忆起当年同中山先生并肩战斗的情景怎能不伤感呢？”照宋庆龄自己的话来说，北平是1925年孙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那时候，这历史的古城是各国帝国主义的基地。”
6月30日，邓颖超在与宋庆龄的会谈时，递交了毛、周亲笔邀请函。这时宋庆龄明确答应北上赴平，“行期大约定在七月十日以后”，“但只拟在北平住半月到一个月即返沪”。邓颖超邀请宋庆龄和她一起参加中共中央华东局暨上海市委举行的七一纪念晚会。会上宋庆龄抱病请邓颖超代她宣读祝词：“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1949年9月，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
另外，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在上海解放当天给宋庆龄发来慰问电，6月4日，宋庆龄复电：“感电祗悉，上海解放，辱承慰问，特电申谢。”6月6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领导人何香凝、蔡畅、邓颖超等电宋庆龄，称：“我们曾被迫分离两地，同为自由民主奋斗，我们对你的钦佩与怀念，无时或已。现在上海已为人民所有，全国胜利即将到来，我们共同的希望不久即可完全实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是中共直接领导的。早在1949年春，宋庆龄就推荐俞志英作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代表，出席3月24日至4月3日在北平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俞志英是1947年2月经周恩来、邓颖超推荐，参加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任儿童工作组组长历时十个月，参与向解放区输送医药、物资的事务。上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电文中并未提及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之事。因为此事事关重大，仅仅由全国妇联出面，级别还不够。
廖梦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周恩来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宋对廖的进步身份心知肚明，并直言“当共产党是件好事”。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从重庆迁回上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除了继续募捐款项与医疗器材给解放区外，还办了儿童剧团、儿童图书馆和识字班、妇幼保健站等。廖梦醒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赶来上海，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直到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后经周恩来同意，宋庆龄通过一个外国朋友为廖购了船票，把她送到香港。
关于“特别邀请单位”，最早见于1949年6月19日时任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兼第一小组组长李维汉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李维汉建议参加新政协“除四十五个单位外，另设一个特别邀请单位，为的是吸收不属于上述各单位的民主人士参加”。
8月7日，邓颖超在致中央并周恩来电中说，宋庆龄对被选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一事，最初有以下意见：“一、仍以旁听身份列席。二、对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没有什么意见。三、对担任妇联代表颇为顾虑，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经邓多方解释说明，宋庆龄不再坚持己见，并说：“请你们替我考虑，你们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办。”8月13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电邓：“未虞电悉。孙夫人究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等孙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
9月2日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九次常务委员会上，宋庆龄被选为该会名誉主席。9月7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做的报告中论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有四十五个单位，“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其中有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事业方面的，如孙夫人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根据邓颖超8月间与宋庆龄的约定以及周恩来的办事风格，上述人事安排应该是与宋庆龄本人协商后的结果。在宋庆龄看来，自己亲手创立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远比全国妇联重要得多。
学生成绩的好坏，跟他的听课效率是密不可分的。而听课也要讲究方法。教师要引导学生明确听课的重要性，听课要专心致志，边听边思考，前后联系，不懂就问。同时还要将自己所听到的信息加以分析、归纳、整理、记录，这样才能更好地记忆与复习。
8月6日，周恩来再电邓颖超，告之“新政协须九月上旬始能开会”，并建议“孙夫人以迟至八月下旬或九月五日以前来平为好”。他要求邓颖超和已回沪的史良一起“分别推动”。
九娘年轻貌美，又多才多艺，自然不乏求爱之人，其中有个绰号“百里香”的最为殷切。此人本名田桂贤，因在家里排行老五，人称田五哥，乃蕲州东长街“百里香肠铺”掌柜，年过三十仍是单身。百里香白天打点店铺生意，晚上去闹春楼听九娘弹唱，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久而久之听唱入迷，便拜琵琶仙为师，极尽模仿之事，竟也唱得有板有眼，字正腔圆，常登台与琵琶仙唱和，大受票友喝彩，一时传为佳话。琵琶仙每遇坏人袭扰，田氏莫不倾力相救。
张清元如今高大硕实的身材，无疑是传承了他父亲的某些特点。张满春进沈府做帮工时，沈家大小姐沈小小刚满十五岁。不过，那时的张满春也才十七岁。张满春与沈小小第一次对眼，就让他心里一跳。沈小小娇艳饱满，脖颈白得像起了一层藕粉。张满春当时就想，自己要是能娶上这样的女人做老婆，也算是没有白变一回人。于是，张满春的眼睛在沈府里没事就找沈小小的背影。
四是水资源管理不断加强。《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即将正式颁布施行。首次确立了水资源控制指标体系，各项控制指标已全部分解到各省辖市，2013年年底前将全部分解到各县市区，该项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省、市、县水资源系统平台建设和水资源信息管理软件研究开发工作。突出抓好节水型社会和水生态文明试点建设，试点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宋庆龄在新政协会议上受到的高度礼遇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高度评价宋庆龄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949年1月底，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前来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会谈。毛泽东在会谈中提出，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由宋庆龄担任，因为遭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致反对后才作罢。1952年10月，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入党要求，毛泽东对她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上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情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那种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得多。”
刘少奇也对妻子王光美说过：“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
周恩来曾称宋庆龄为“国之瑰宝”。1927年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全面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走上反动道路后，只有宋庆龄与何香凝一直在努力维护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后来周恩来说：“国民党还有什么人？只剩了两个女人！”1949年9月7日，他在人民政协会议上指出，孙夫人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事业方面的”。
对宋庆龄的高度评价就是对她政治地位的确认，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发言顺序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名次安排中均可以明显看到。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后，接着中国共产党代表刘少奇、特别邀请代表宋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中国人民解放区代表高岗、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陈毅、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新疆代表赛福鼎、特别邀请代表张治中、特别邀请代表程潜、华侨代表司徒美堂共12人相继在会上发表讲演。宋庆龄的发言名列第二，仅在刘少奇之后。
宋庆龄在大会发言中说：“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今天参加这个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就包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民主进步人士的代表。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个广大代表性的人民的集会，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以执行共同纲领和组织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政府。”“中国人民的成就，已经把整个世界形势改变了。……同志们，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9月30日下午在选举中央政府领导人时，宋庆龄被选为副主席，而且在六个副主席中排名第三，位于朱德、刘少奇之后，李济深、张澜、高岗之前。
宋庆龄本人后来回忆此次北京之行时说：北京已经变成“人民的讲坛，……它是新中国的诞生地”。“我亲眼看到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真正革命精神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北京的整个空气，使每个人离开以后，都带了决心，要献出他的每一分力量，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
（责任编辑：贾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