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新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动向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显著趋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对话、会通，以探讨建构中国哲学的新形态。这主要体现为三种研究路向：一是厘清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观点，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方法（注：中共中央召开的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就是要着眼世界变化，立足新的实践，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理论诉求。(参见：《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人民日报》2004年4月29日第四版)）；二是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三是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合理成分，把它们有机地融入到当代中国哲学形态中去。这一哲学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实现“中西马哲学”“综合创新”。
新世纪以来，我国哲学界至少有三次规模和影响较大的研讨会与此主题紧密相关。一是2003年9月26-29日在广西桂林召开的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等单位举办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明冲突与哲学对话：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与会学者围绕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学科之间如何打破学科壁垒、开展哲学对话以创建当代形态的中国新哲学这一主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二是2004年3月20-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反思、中国哲学学科范式的创新以及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前提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并达成如下共识：目前中国哲学学科的范式基本上是“以西解中”的模式，虽然它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创立作出了贡献，但是未能有效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哲学的发展仍然无法回避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会通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2004年10月23日-24日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及其体系创新”学术研讨会，与会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生活世界的巨大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迫切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创新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创新必须正确处理它与中国哲学以及西方哲学的关系，必须注重史论结合，必须解决“如何理解哲学”、“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前提性问题。由此不难看出，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什么世纪之交以来会通“中西马”、探索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成为中国哲学界持续升温的话题？这既有来自哲学学科的内在要求，又有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要求，还有来自应对全球化和西方文化霸权、确立文化大国形象、实现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复兴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对民族文化未来命运的关切。
长期以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学科间缺乏交流、对话，甚至相互轻视，作为爱智的哲学被肢解和分裂成为各“分支学科哲学”，哲学家也成为片面化的、“专业化”的“哲学工作者”；学科体制和学术评价制度的不尽科学合理更强化了这种不正常现象。这样的哲学显然无法回应时代的挑战，更遑论肩负起指导人们改变客观世界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族解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辟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探索出了一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如何深入研究“三大理论成果”，从哲学的高度提升“中国经验”，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话语，是中国哲学界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时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而重大的课题。
方兴未艾的全球化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出现冲突与交融，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由此更加凸现。当代资本主义在资本输出的同时，客观上伴随着西方文化的扩张和霸权建构。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文化力量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面向世界的发展进程中弥足珍贵的资源。可以说，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全球化进程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张身份证，而哲学则是这张身份证的灵魂。当代中国哲学发展这一趋势的实质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觉醒和自觉建构。
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一直是中国哲学家们的矢志追求。张岱年先生早在1935年就在《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中主张“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注：转引自方克立：《张岱年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高清海先生指出，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1]。在2004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9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北大哲学系主任赵敦华先生代表北大“哲学人”表达了这样的心声：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作为中国哲学家摇篮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决心用反映我们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哲学，铸造中华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灵魂！这道出了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的强烈愿望。（注：赵敦华：《为中华民族的哲学腾飞》，http://ku.edu.cn/news/xiao_kan/,2004-05-10.）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都是不可阻挡的，全球化与民族性的矛盾必将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这也决定了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其实质是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中华民族新哲学的建构。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要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注：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上述观点，参见《人民日报》2004年5月29日相关报道。），胡锦涛同志的这一精辟论述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我以为，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有三大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下文分述之。
二、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要理解为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把唯物辩证法主要理解为对现实秩序的变革，把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思想主要理解为矛盾的斗争性，从理论上主要来源于苏联《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体系（注：有学者认为这一模式来源于列宁、普列汉诺夫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理解，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恩格斯解释，其间接来源是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而马克思哲学思想则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概括的“实践唯物主义”。(参见吴元梁：《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及若干理论问题的分析》，《东岳论丛》2004年第5期)）。随着实践发展和时代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传统解读模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忽视了实践观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意义，忽视了价值观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忽视了当代科技革命的新变化、新成果、新问题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的新挑战，这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理论实质的全面和整体的把握。在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如何体现“经典性”和“真精神”？我认为，最根本的是要正确认识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特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有机联系和马克思主义与其时代以及历史实践的内在联系中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首先，应当从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特征着眼来解读其哲学理念，才能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更真确的把握。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整体，它是关于历史生成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最初为寻求对“物质利益的苦恼”的解答而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其间对自己的哲学信仰进行了清算与批判(主要表现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发现了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与人类历史的密切联系并用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去解释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实践史观——唯物史观——这样一种新的世界观；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发展机制(主要表现为对资本统治逻辑的揭示与分析)进行深入系统的艰苦研究，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展示出在未来社会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可见，马克思思想是哲学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批判)、资本批判和社会批判的统一，并在对资本的批判分析中，达到了理论上的融合。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思想整体，因此仅从哲学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就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整体面貌和实质。
其次，应当从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之高度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理论特征的角度来把握马克思主义。
从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看，马克思主义具有如下指导意义：
(1)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特殊规律的揭示，是关于历史生成机制和社会发展机制的科学，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结构和运行发展机制的揭示在当代依然是具有解释力的，对分析和把握当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指导意义。
(2)马克思对商品社会中“资本统治人的逻辑”、商品拜物教、人的独立性通过对物的依赖而表现出来等现象的揭示和批判，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对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思想的阐述，对于我们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3)从人的发展尺度这一价值观维度来定义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 (p.273)未来社会将消灭阶级的统治，结束人受异己力量的统治的历史，公众的权力也失去政治的性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在扬弃了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中，“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人将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3] (pp.441，443)恩格斯把此前的人类历史指认为“史前史”，指导我们从“史前”社会进入未来“人类社会”的理论形态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4)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理具有一般性和普适性，对人类社会运行发展规律的解释至今仍是有效的。这方面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实践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等等。
(5)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
以上5个方面，无论是其思想的科学性还是其价值立场，无论是对当今世界的发展还是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都具有指导性的意义，甚至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来看，它是一种批判性和现实性、科学性和价值性、理论性和实践性有机结合，有着严密逻辑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奠定在历史科学基础上的理想建构，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正是马克思的科学批判使我们洞察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秘密；正是马克思提出的人从自然的统治和社会关系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以及个人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向我们展现了人类生活的光明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是“人间的普罗米修斯”，马克思主义就像一把“圣火”，照亮了人类前进的目标，给人类以前进的希望和奋斗的巨大动力。批判精神、理想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涵，对此我们应予张扬而不能缺失。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50多年前，为什么至今对世界仍然发生着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其“真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是实践逻辑的客观反映，具有严密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以其深刻的科学性和彻底的批判性，深刻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存在发展方式以及整个世界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所展现的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的科学求真精神及其伟大的人格力量，让后人包括他们思想的反对者都对他们产生由衷的敬意！在逝世一个多世纪之后，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和最伟大的哲学家，萨特提出马克思是一座不可被超越的思想高峰，德里达在新世纪初发出“向马克思致敬”的口号，这些都证明了马克思思想的巨大力量和魅力。
三、如何凸现民族哲学传统和“中国经验”
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当代价值，并不意味马克思主义不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的产物，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跨国资本主义阶段，其运行机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代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形态也与马克思当年的设想不尽一致；这些都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国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已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丰富和补充。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即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据时代变化和具体历史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尤其要探讨“中国道路”，总结“中国经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此指导中国的现代化。
当今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可能离开两大实践背景，这就是方兴未艾的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全球性和民族性的矛盾将是贯穿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之路的一个基本矛盾。当今世界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弱势民族的边缘化倾向。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发展，正在“创造流动的空间、电子空间，没有中心的空间，可以渗透疆界和世界的空间”[4] (p.156)；信息技术和全球媒介的发展，使文化传播突破了传统民族国家的疆域，制造出一种越来越一致的全球意识和全球文化。尽管我们不同意“文化全球化”这样的说法，但是经济全球化和媒介全球化使文化与领土的联系呈现断裂，民族文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国家的文化)的认同危机正越来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而有所增强，同时也遭遇新的重大挑战。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要承认并促使人们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多样化，进而使社会文化必然呈现出差异性和多元化的趋势。
在全球化日趋发展的今天，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高度重视民族文化，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途径，为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因此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质就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灵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可能脱离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中国的”，是中华民族的哲学，是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和中国特色现代化实践的哲学，它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建构起自己的民族性特质。
1.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予以新的阐发
从一般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既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是这个社会统治阶层的思想工具；也是这个社会中知识分子制约封建专制皇权的理论资源；同时，它还是普通民众的道德原则。它不仅是这个社会的哲学、政治、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文学艺术、社会心理以及民风民俗等有相当强劲、持久的渗透力。古典儒学中那些强化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的“天命”理论与“三纲”伦理，已不适合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需要而属于扬弃、淘汰之列；但儒学价值观系统中的一些基本观念，诸如仁爱、人本、太和、和谐、中庸、诚信等等，是经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具有普世性，如能正确引导并赋予时代精神，不但将使全民同心同德，产生强大无比的精神力量，形成持久不竭的文化源泉，而且也可以在当代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提升道德水准、裨益世道人心的实际作用[5]。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儒家根据伦理化了的天人关系，认为世界的整体价值高于人的价值，因此希望在天人之间保持和谐，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传统的儒者都有“为天地立心”和“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和人生理想，它使人产生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生命感受和精神境界。儒者从人参与到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流行中来感悟、体知和求证至上的天道。《中庸》有所谓“参赞化育”的说法，“参赞”指人在天地自然中的参与和调节作用，“化育”指自然万物本身的变化与发育。通过人的“参赞”作用，让自然万物按照天道自己“化育”，人类和自然界就会建立起一种协调关系，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态系统自然会达到优化平衡的状态，这是古代东方民族所特有的一种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这种生态理想虽然是以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为基础，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它的基本观念却具有恒久的意义，至今仍能给我们提供极有价值的启示。
在处理群体、社会乃至国家关系方面，儒家主张“仁者爱人”，以“和为贵”作为价值导向和处世原则，奉行中庸之道，讲求“和而不同”，求大同、存小异，反对因过度竞争和恶性对抗而导致两败俱伤或者一方吃掉另一方。在当代，随着全球经济与信息的一体化，世界各国文明的发展呈现出交流、对话、互渗、融合的大趋势，同时所谓的“文明冲突论”也喧嚣尘上，儒家“和而不同”与“立己立人”的观念和“协和万邦”、“天下和平”的理想目标，对于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和实现世界和平显然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方面，儒家希望二者是一种健康的互动关系。儒家从“仁者爱人”的思想基点出发，把人类视为群体，从同类共处来看人际关系，以“人我和合”、道德和谐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又具体展开为忠、恕、诚、信等许多方面。忠恕分别从正面和反面对“仁者爱人”加以引申和发挥，“忠”是一种为人着想的正直之心和成人之美的精神，“恕”是一种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宽以待人的精神。诚信分别从内在和外在说明交际中的真实无妄和诚实无欺，其目的是以道德观念为基础，使上下左右的人我之际实现心理上的互相沟通、思想上的互相理解、感情上的互相体谅，从而建立起一种协调、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家特别注重礼乐教化的作用。儒家认为礼乐是人类社会文明最突出的标志。“礼”的功能是确定人的社会身份与规范人的正当行为，“乐”的功能是陶冶人的心性与沟通人的感情。礼乐教化旨在使国家组织和社会关系达到一种有序和谐的状态，有助于缓和君主等级制度之下的种种对立与冲突，从而有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
在个人的道德教化和道德修养方面，儒家把“做人”、“成人”放在第一位。“做人”就是做一个有修养的文明人，“成人”就是造就文明人应有的完美人格。儒家文化以其切于人伦日用、培植人性善、导人性入精微致广大、善养浩然之气等特性，对传统中国社会的道德人伦规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儒家文化成为传统中国士人精神命脉之所寄和普通民众行为规范的道德依据。对于这些优秀的道德资源进行现代转化，充实新的内容，将非常有益于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传统美德、培养民族精神。
总之，儒家文化中蕴涵了诸多优秀的思想价值观念，此外，在佛家、道家等传统文化中也蕴涵着许多合理的思想资源，它们都应当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2.研究“三大理论成果”蕴涵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三次历史性飞跃的“三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创造性成果。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决不应该无视和撇开这“三大理论成果”，而应进行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总结和概括“三大理论成果”中存在和隐含的哲学思想并提升为哲学话语。
毛泽东思想不仅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作为文本基础，而且毛泽东的其他著作及其革命实践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如《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等著作。毛泽东所创立的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中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思想创造，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立足中国文化之根、正确反映中国实际和指导中国独立与解放之路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其中关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主张，不但在政治上探索着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解放之路”，而且也探索着中华民族精神世界、意义世界的重建之路。这对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加强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宝贵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都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它主张批判地吸收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它吸取了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树立了道德人格的楷模，展现了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承继性；它对民族性的强调，既是当时战争状态下民意的体现，也是以文化来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此外，毛泽东思想对科学理性精神(主客观相统一)的追求则延续了启蒙的精神；对“大众”的强调则意味着民主意识。只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依据，这是毛泽东思想具有无穷魅力并成为中华民族振兴之精神支柱的主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对认识根本规律(认识总路线)的阐发，对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论述；关于“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的思想；关于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矛盾问题的精髓之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创造性思考；关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关于“一般与个别相结合”、“解剖麻雀”、“学会‘弹钢琴’”、“波浪式前进”、“胸中有数”、“留有余地”和“多谋善断”、“当机立断”等一系列辨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的独创性发展，这些哲学思想理应在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中得到体现。
邓小平虽然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关于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相统一的强调；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关于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的思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关于“台阶式”和以重点带动全局的社会发展战略思想等等都是具有独创性的，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识论、辩证法思想的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同样也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人民群众利益”的进一步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新阐发，更加凸现了价值观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推进；关于建设先进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创新；关于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则是对人类现代化文明发展模式的新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新发展。
3.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
近来，一些国际人士提出并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进行正面肯定（注：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乔雷默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5月20日刊登的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英国《卫报》5月27日刊登的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墨西哥《每日报》5月24日刊登的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这些文章或隐或现地对中国软实力的增强及其对世界的积极影响表示赞许。(参见刘桂山：《综述：“北京共识”——当代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新华网，2004年5月25日)）。我认为，国际人士所提出的问题及其进行的探讨是有意义的，但尚不够深刻，更未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提炼。“中国发展模式”简要地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即通常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把外域的优秀文明成果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高度注重理论、方案与现实可能性、实践操作性的有机统一。放眼中外历史，这的确是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为什么会取得巨大成功？党的“十六大”已非常精辟地总结出了“十条基本经验”，在这里我则试图从哲学层面来把握“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经验。
(1)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方式。坚持实事求是和一切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不照搬任何外国发展的模式，不迷信任何既有的理论教条，不断进行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和理论探索，高度重视理论创新，同时坚持以实践为检验和修正理论和政策的标准，逐渐形成符合中国实际、指导中国成功发展的正确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实践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2)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幸福、国家的富强和文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制定政策和方针。这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价值观，使执政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使发展有了强大的支撑和源源不竭的活力。
(3)创造性地运用矛盾辩证法，坚持辩证统一的改革发展观。首先，准确把握发展的“度”，走渐进式改革发展道路。在“培育”和丰富事物“新质”的过程中实现事物的飞跃式发展；坚持“稳态发展”和“渐进发展”，在把握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推进事物的发展，而不是无视或忽略事物矛盾的另一面，搞“断裂式发展”和“突变式发展”，这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其次，坚持协调发展。一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协调关系，“发展”是基础和根本，“改革”是动力和手段，“稳定”是前提和目标，三者要兼顾；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的协调发展；三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四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总而言之，就是要实现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和谐发展”，经过20多年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我们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和新的理论升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中国传统哲学中“和”、“中庸”等思想的新发展。第三，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这既吸取了历史经验，又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原理。这一条既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国发展模式”取得巨大成效的主要经验。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及据此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架构需要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给予学理上的深入挖掘和“合法性论证”，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充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
四、如何把握和反思时代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和方法论特征决定了它必定是一个面向实践的、开放的思想体系。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现代西方哲学呈现出多样性的思潮与流派，其中不乏可资汲取的学术资源，这对于我们科学地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里，我主要谈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我们把握和反思时代性问题的启示。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进到国内学术界以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从过去的引进，经过重思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精神这个阶段，形成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总体把握的自觉意识（注：张一兵等在《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一文中，对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逻辑进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等进行了较为中肯的讨论，通过作者的评论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把握已经在学理的层面上逐渐展开。）。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中一个无法忽视的资源；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助于打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框架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进行反思，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在当代的历史语境中得到新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个开放的理论。在当前的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关系、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合理地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等问题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这一视角着眼，在认真鉴别和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误解与错解的基础上，深入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和最新进展，并将这些问题转化为我们正面研究的课题，对于我们把握和反思时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源自对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批判和继承，更源于对时代性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今天，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要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同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实践进行反思。
当前重大的时代性课题有：全球化和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形态发展问题，知识生产的作用和地位问题，文化的作用和多样性文明体系的关系问题，普世伦理和交往共识及规则问题，科技革命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方式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主权、职能和关系问题，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条件下的民族发展道路问题，现代性问题等等。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展开，只就社会形态问题谈谈我的看法（注：对这些时代性课题的进一步论述可参见拙作《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当代建构》，《哲学研究》2005年第7期。）。
在当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全球化浪潮导致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变革的背景下，如何认识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给当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及运作机制带来的新变化，如何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成为一个对唯物史观具有挑战意义的重大问题。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来看，全球化必然导致全球社会的出现，因此有学者提出，全球化给我们提出的最大而最直接的问题是“全球社会”作为社会历史哲学的分析单位是否可能？[6]“信息时代三部曲”的作者曼纽·卡斯特在其《认同的力量》一书中也指出，当今世界以及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与认同的冲突性趋势所塑造，信息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的重新构建已经诱发了社会的新形式——网络社会，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扩散至整个世界。就唯物史观之社会形态理论的发展创新而言，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究竟如何理解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是否使社会形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何评价西方各种社会形态理论(后工业社会论、信息社会论、知识社会论、全球社会论、消费社会论等)？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跨国资本主义)并呈现出新特点的情势下，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社会形态的关系？当代社会的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趋势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什么关系，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注：有研究者从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的角度指出，应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存在于同一时代，两种制度的发展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趋势，并且这种共处依存的状况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长期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制在逐渐走向和解与统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两制的对立都具有根本的意义。(参见：《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几个重大实际问题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9月26日)）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在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形态理论以及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对当代社会形态的性质、特征有新的概括，形成对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之新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范式，实现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发展。这无疑是一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课题；不仅如此，通过对当代社会形态的分析研究，正确认识社会形态的演变及发展趋势，可进一步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体系，科学地预测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为后发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而且将有利于我们研究和把握社会存在及其运动机制的复杂性和新特点，为科学、合理、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使我们的思维方式、实践方式和决策方式反映社会形态的新发展提供理论的支持。
上述诸多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哲学课题，都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时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研究和正确回答的。唯此，当代的哲学形态才会有新的内涵，才能表征我们的哲学思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此我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仅只有“文本学派”、“(中国)经验学派”、“传统学派”(会通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关系)，还应当有“问题学派”。这几种不同的研究路径都不能忘记这样的目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实践结合起来，立足传统，放眼世界，不断总结“中国经验”，进行综合创新，在变化着的实践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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