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海合作进程中的综合安全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进程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4月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于2000年加入的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共同开创的新型地区安全合作模式--上海合作组织(包括前期的“上海五国”阶段)已经进入了第七年。由于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和各国社会稳定的需要，在这个不长时间里，经过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上海合作进程已由原先的边境地区双边军事安全谈判发展成为今天多边、多领域的安全合作机制。从各国1996年签署的上海协定到2003年签署的《莫斯科宣言》等重要文件，无不体现着六国领导人在以维护各国稳定和保障地区安全为基本目标的国际合作中，对综合安全理论的探索。上海合作机制从初创到成熟的发展历程，恰恰也反映了冷战后欧亚地区各国对综合安全理论的认同、接受与创新的过程。
一
早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和全球化早期浪潮的冲击，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除传统安全因素之外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力正在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学术界开始对国家与国家集团的“综合安全保障”问题进行研究，并首次将应对诸如战争、破坏、颠覆、封锁等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与政治、经济、军事 、外交、文化以及资源、生态等多方面的问题和条件联系起来考察(注：J.S.Nye and R.O.Keohane:“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25,1971,pp.326～350.)。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冷战格 局下的旧式国际关系构架已经开始出现松动，这更为原处于两大军事集团对抗条件下的 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有机会产生相对独立的影响提供了机会。由此，各国政治家们也渐 渐形成了具有倾向性的认识：有可能作用于未来国家、地区乃至世界安全的因素，远不 止于此前被各国普遍认知的那些内容。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挪威前首相布伦 特兰夫人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在提出可持续发展这一重要概念的同时，还 重点强调了必须扩大关于安全的定义，使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广泛关联的理念被更多的 人所接受(注：廖辉芳：《试论国家综合安全》，载《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 2年第1期。)。冷战结束后，长期在国际关系领域居支配地位的政治、军事对抗关系的 影响明显下降，而原先处于非支配地位的诸如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恐怖主义、有组织 犯罪等问题对各国稳定和国际安全的威胁程度明显上升。这一突出的现实，强烈地冲击 着人们固有的安全观念和安全理论，也使包括将非传统安全因素接纳在思考范围内的综 合安全意识普遍强化。尤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受冷战结束影响直接冲击的欧亚地区，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水平原本相对低下、重建国家体系与改组经济模式使发展 成本大大提高，加之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宗教对抗、民族冲突、社会犯罪等诸多热点 ，亟待运用综合安全理论认识和解决的问题更显突出。在世界安全形势急剧变化的要求 下，在国际关系积极实践的推动下，各国学者不断完善和充实着综合安全的定义，使之 在理论上更加丰满，在实践中更具指导意义。集多数学者的观点，“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的定义可抽象地理解为一种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内容广泛 的安全(注：王逸舟：《论综合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4期。)；若就 安全问题的类别而言，综合安全的概念包括了传统安全(如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军事 、军备和军控裁军等安全领域)与非传统安全(如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信息 安全、文化安全等领域)的所有主要内容；就国际关系实践而言，综合安全是指通过政 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和方式维护国际政治主体免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安全 威胁的一种理想状态(注：唐永胜、程海南：《关于综合安全》，载《欧洲》1997年第3 期。)。从上述的概括和总结中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安全理论从传统安全观念到非传统 安全观念，从单一安全领域到综合安全领域，实际上是由安全概念的内涵向外延的扩展 。
以冷战结束为标志，国际社会对关系世界安全诸多领域的侧重点也随着政治格局的重 大变化而发生转移，各国政治家们对这一发展中理念的理解，开始更加强调非传统安全 的内容；在国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操作上，也更加注重系统与综合的意识。正是基于对 上述定义的理解，回顾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从中领会到各成员国谋求实 现本国和地区综合安全状态的思想与策略主线；也不难从这一营造国家及地区稳定构架 的合作过程中，评估各成员国具有创新意识的国际政治实践对综合安全理论发展的推动 。
二
早在冷战结束以前，随着世界科技迅猛发展，以国家和民族为划分单位的人类群体之间的距离已经被大大缩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多年间，全球经济充分市场化的发展进程使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明显地意识到独立的政治活动和经济发展空间变得日益狭小。当雅尔塔体系逐渐瓦解、东西方两大军事阵营的对峙终于结束时，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成为充分影响、甚至主导国际政治发展特性的强劲动力。在这股潮流冲击的影响下，国际关系出现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体现为军事、政治、经济等多元因素紧密相关的综合作用力上升；由于各国际政治主体之间在发展、把握和运用这些综合因素的过 程中，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大多数不同社会 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利益取向、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彼此间 寻求协调立场、平衡利益、依存发展的特殊共生关系，将这种关系模式以论坛化、机制 化、法制化的框架固定下来的，即是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国际性、地区性合作组织；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家间及国家集团间的战略利益争夺与国际地位竞争更多地体现为 综合国力的较量，竞争的方式也由以结盟对抗和军备竞赛为主的传统方式，转变为以全 方位发展综合国力为主的综合竞争(注：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 版社1996年版，第59页。)。
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发展综合国力的活动本身都超越了单纯发展 本国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的国内意义，而成为一种具有更广泛影响的国际行为。而且， 鉴于各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的多样性和途径的多向性，这一活动本身即属于一种多元 的过程。它大致包括四个主要方面：第一，建成强大的(以建立在现代科技基础上的国 民经济体系为主干的)国内发展体系；第二，形成保障国内发展体系正常运转的社会稳 定机制；第三，建立与国际市场保持广泛联系、并能适应其变化和参与其规则制定的高 效国际经贸平台；第四，运用军事、外交、经贸等多种渠道，开辟和经营综合发展的有 利外部空间。无论在冷战后处于国际社会中的什么地位，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加入和实现这一过程的需求与压力。正是由于这一趋势在被不断地强化，在世界范围里形成了探索与实践新安全理念的潮流。经过冷战后发生的几次地区性安全危机引起的理性思索， 人们开始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在国际政治发展的自身动力和各国对世界政治、经济新秩 序追求的双向推动下，新的安全理念将对当代国际关系特性带来以下两个方面的明显变 化：一方面，任何一个国际政治主体的国家安全与国力发展之间形成的既相互保障，又 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被大大强化；另一方面，各国际政治主体的基本国家利益，在越来 越大的程度上需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得到体现、发展和维护，它们之间原本可以在相对 独立的环境下维护与发展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将处于一种有条件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 的复杂关系制约之下(注：唐永胜、程海南：《关于综合安全》，载《欧洲》1997年第3 期。)。
冷战后欧亚地区安全格局的发展，恰恰迎合和推动了这样的国际关系进程。20世纪90年代末，原苏联地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的政治家们，从冷战结束带来的地缘裂变中冷静下来后的第一反应，是清楚地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以来一直可以仰仗的军事超级大国已经不复存在。而在当年大国军事强势背景下 ，因意识形态对抗和边界领土纠纷与中国持续了30多年的军事对峙局面，此时就如抽掉 钢筋的大厦一样，根本经不起一记稍有分量的冲击。继承了这份冷战遗产的原苏联国家 如何尽快解决与中国之间长达7000多公里的边界地区军事安全问题，无可置疑地被各国 视为独立建国初期维系主权独立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与此同时，经受了冷战结束洗 礼的中国正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积极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主动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 友好关系，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创造这样理想周边环境的惟一途径和可靠 方式，就是与有关邻国在睦邻友好关系基础上发展互信合作(注：Дмитрий Тр офимов：“Шанхайский процесс-от ‘Пятерк и ’к‘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итоги19 90 -х，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Ц ентралъ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2(20)，2002，Шве ц ия，с.98～105.)。历史进程中的机遇与欧亚各民族发展的要求，使中国与原苏联 的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之间在国家利益上出现重要的重合 。 1996年《中、俄、哈、吉、塔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1997 年 《中、俄、哈、吉、塔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的签署，不仅彻底 结 束了持续30多年的军事对峙状态，而且体现了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为 共 同的安全利益摈弃冷战积怨的高度理智，实现了谋求稳定与建设、安全与发展的成功 统 一，为进一步发展多国合作、深入解决地区内综合性安全隐患建立了权威的政治基础 。
三
在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毗邻各国间基本上解决了边境军事互信和裁减军事力量问题、原则上解决了边境和领土争议问题后，世界及地区形势的发展正处在多元化特点充分体现的阶段。这时已是冷战结束的第七个年头，原苏联地区内大国对抗时期留下的明显痕迹几乎荡然无存，沙俄征服和苏联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大国外交壁垒消失后，原处于受支配地位的国内和地区内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活动和毒品走私、军火贩运等有组织跨国犯罪问题，开始跃升为影响各国乃至地区安全局势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车臣非法武装的反政府活动一直威胁着俄罗斯社会的稳定；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极端主义分子制造的一起起企图颠覆世俗国家政权的活动，阿富汗战乱带来的毒品、难民、治安等问题威胁着这些年轻国家的发展；中亚各国之间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领土、人口、水源纠纷等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这些在原苏联政治家和外交家那里本属不屑一顾的事情，纷纷登上各国乃至地区的政治舞台，并演绎着一出出虽不至于天翻地覆、却也令人触目惊心的各类大小事变。世界安全格局在冷 战后显现出的特点在欧亚地区得到充分发挥，各国政府和领导人也从中及时地领略到了 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的决定性影响。在边境地区实现军事互信和裁减 军事力量两个协定签署之后，“上海五国”领导人意识到，仅仅解决各国之间的军事安 全信任问题，并不意味着解决了国家和地区安全形势所面临的主要难题。完全不同于以 往形式和内容的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刚 刚经历了历史性裂变和正在经历着重大社会转折的各国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宁，正产生着 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破坏力和震撼力。面对这一出现在各国及地区安全领域中的新情 况和新趋势，上海合作各参与国领导人及时将目光转向了上述非传统安全领域。首先， 各国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普遍认为，民族分裂和恐怖活动是日益威胁各国及地区安全 与稳定的首要问题。同时也逐步意识到，以传统的方式和手段已经难以应付这些新的挑 战。仅以车臣恐怖活动为例，这支非法武装正在形成一张覆盖欧亚地区的网络，其组织 、情报、资金系统不仅联接着中亚、高加索各国，而且已经伸向西欧(注：Сергей Маховиков：“Роман без привилегий”，《Пар ламентская газета》，09，10，2002.)。由于欧亚地区的特殊地理 位置、多元的历史进程和复杂人文结构，在跨国民族、宗教等因素作用下，在国际恐怖 活动、有组织犯罪势力的渗透下，仅仅依靠一国自身的能力或者双边国际合作都不可能 有效抵御、防范和消除这种威胁。于是，在各国间形成了重要共识：解决上述问题必须 基于多边国际合作，形成地区各国共同参与的协调与配合机制。
1998年7月的阿拉木图会议，使上海合作进程出现了重要转折。这不仅体现在五个成员国第一次将对话形式由双边改为多边，将会议法律文件中的主语由“双方”改为“各方 ”，而且也是第一次将安全合作的领域由单纯的军事安全合作扩展到了更多领域的综合 安全合作。这次会议的主要文件《阿拉木图联合声明》除了强调严格执行1996、1997年 签署的两个协定外，首次将地区内其他安全因素正式列入五国合作的视野。《阿拉木图 联合声明》明确指出，“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排斥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都是 不能接受的”，“不允许利用本国领土从事损害五国中任何一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社 会秩序”，“各方将采取措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偷运武器、贩卖毒品 和麻醉品以及其他跨国犯罪活动”。从此，由地区综合安全的高度，以多边合作的方式 ，使上海合作进程在欧亚地区这一特定空间里实现了重大的突破。不仅如此，这次五国 元首会晤还把推动经济发展、改善经贸环境等倡议作为地区合作的重要内容正式提出， 并把“油气管道建设，以及铁路、公路、水运和空运领域的大规模长期合作”，规定为 首先要大力加强和重点推动的主要领域(注：《解放军报》1998年7月4日。)。
世界和地区安全形势变化的迫切需要，在客观上促使上海合作组织将合作的重心由较单一的传统安全领域，及时地转向综合安全战略目标。鉴于主要综合安全因素的跨国、跨民族、跨地区特性，多边安全合作形式在更多的领域中替代了解决边界和领土争议阶段的双边磋商。随着上海合作进程的不断深入，主要体现为多边形式的综合安全合作正在构成专门化、多层化的体系。在协商解决地区总体安全与宏观发展战略的国家元首会晤机制的指导下，各国总理会晤、外交部长会晤、国防部长会晤、经贸部长会晤、安全与执法部门领导人会晤(“比什凯克小组”)、交通部长会晤、文化部长会晤以及紧急状态救灾等部门领导人的会晤，多边、多级、多部门的磋商机制灵活、周密地协调着每一个特定领域中互利合作的深入发展。近两年，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合作不断丰富的同时，各国在必要的领域中也继续推动着双边形式的有效合作。2002年11月，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两国间2003年军事合作协议》(注：Гулъжан Беге ева，Махамебет Ауезов：“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 в язей с террористами”，《Деловая Неделя》 ， 29，11，2002，№46(524).)；同年12月，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分别签 署 了《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注：新华社2002年12月1 2 日、23日电。)；2003年2月，俄罗斯也先后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关于经俄境出口哈石 油 、确定里海法律地位、继续租用拜科努尔航天基地等方面合作的协议(注：Влад и мир Путин и Н 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 обсу д ят вопросы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 в а иоткроют год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Росии，РИА “ Новости”，18，02，2003.)；与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极 端主义和毒品贸易的条约》(注：Султан Жум агулов：“Мед о вый месяц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и России”，《Нави т атор》，19，02，2003.)；同年3月，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同签署了两 国 关于水电交换、商贸发展和交通合作的协定(注：Узбекистан и Та д жикистан договорилисъ о водно-знергет и ческом обмене，《Интерфакс》，04，03，2003.)。各成员 国 之间双边合作的活跃展开，构成了支撑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形成的必要基础和互补条件 。
四
冷战结束给欧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带来的冲击既是有形的，也是潜在的；随之而来的 国际政治主体(主要是大国及国家集团之间)关系变化不仅表现为突发性，而且还体现着 持续性。多少理想主义者希望人类能够从此记取教训，因势利导，借助于上世纪一系列 重大历史事件产生的积极影响，对国际社会原有不合理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进行改造，为 新世纪的人类社会造就一个更公正、更稳定、更理想的共同发展环境。2001年“9·11 ”事件的爆发，使各国政治家充分意识到了国际恐怖主义对世界安全与稳定的严重威胁 ，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或正在逐步认识到，旧式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在国际社会 延续了多年，而由此长期积累下来的不同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 ，并没有因为大国对抗和冷战时代的结束而随之化解。各国际政治主体之间因不同的文 化传统、不同的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处境而产生的差异、对立和冲突，反而正在不断 地积累着极端主义情绪。在国际主流社会中曾盛极一时的单边主义政治导向，仍然因循 着冷战时打击、压制对手的强权逻辑；用战争手段对付急剧蔓延的国际恐怖主义，固然 体现了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有效性，但从根本上铲除极端主义的普遍社会基础的意义上看 ，这种破坏性方式对地区乃至世界安全构成的冲突和暴力、播下的仇恨，却又是需要经 过更多的努力、更长的时间才能消除和弥合。“正在全面展开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 不仅使一些在国际关系与世界安全中多年存在的痼疾得到揭示，而且还为国际社会中各 国际政治主体在谋求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有效活动提出了更加迫切的需求。”(注：То липов Фарход：“Боръба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и д илемм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Централъ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6(24)，2002，Швеция，с.69.)
在新的世纪里，世界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秩序，在对抗的历史中曾扮演过不同角色的国家集团、国家、民族及其他国际政治主体分别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对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施加着不同性质和作用的影响。随着科索沃战争、“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发生，在国际关系领域中逐渐分化组合成两条日见清晰的基本线索。划分这两个阵营的不是国家条约和军事协定，而是对国家利益和世界安全的不同理解。一种是与冷战时代一脉相承的传统安全理念；一种是体现着全球化要求的综合安全理念。两者追求的，虽然都是以获得国家利益作为安全保障的最基本内涵，但其区别在于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和实现安全保障的途径(注：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由于在上个世纪持续了近50年的冷战结束时的不对称性，以胜利者自居的美国及西方集团习惯性地保持着冷战的思维逻辑，把这种将本国或本集团安全保障建立在对别国或世界安全威胁前提下的传统安全观，在新的世纪里无休止地沿用、推广和演绎着。这种旧式的安全理念，使美国为首的当今最强大的政治集团依然坚持着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原则，发挥着冷战时期的作用。在这种旧式的思维指导下，美国的政治家们将其当今国家利益做了新时期的定位：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防止在欧亚大陆上出现敌对的强大霸权国家；防止在美国周边出现敌对力量，或出现有能力掌握制海权的力量；防止世界金融、贸易、能源和环境体系发生崩溃；确保美国盟国的生存与安全(注：亨廷顿：《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美国《外交》杂志1997年10月号。)。由此人们可以看出，这里勾画出的国家利益重心，仍然是偏重于传统的军事安全。诚然，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军事安全威胁并未消失，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偏废自己的国防力量而单纯发展经济。然而，近年来几个大国利用历史一时赋予它们的强大，将自己对未来世界的理解以单边主义的形式规范着这个蓬勃地表现着多样性的星球。从持 续的北约东扩到科索沃干预战争，从阿富汗“持久自由”到伊拉克“震慑”行动，冷战 后一次次由美国主导的重大军事、政治举措，越来越明显地体现着以经济主导地位和军 事优势力量消除敌对势力、打击“邪恶轴心”、改造伊斯兰世界、建立单边秩序的目的 。姑且不论这一厢情愿的目标最终能否达到，单是伴随这一进程并不断深化和加剧的动 荡与冲突就越来越清晰地证明着延续这种旧式逻辑的悖论所在。在新的世纪里，出现在 全球化背景下的将是什么样的秩序和规则体系，各国际政治主体将为此付出怎样的成本 和代价，国际社会和有关各国已经表示出深切的担忧和关注(注：Трофимов Дмитрий：“Россия и США в Централъной Аз ии：проблемы，перспективыинтересы”，《Цент ралънаяАзия и Кавказ》，2003，№1(25)，Швеция，с. 93.)。
同样是出于对基本国家利益的合理考虑，但由于冷战时期完全不同的经历和冷战结束 后所处的特殊地位，一些国家从20世纪的对抗历史中获得了另外一种遗产，对世界的未 来做出了完全不一样的预期。作为在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建国历史等都不尽相同的各 国际政治主体，这些国家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形成了几方面共同的需求：首先，他 们或经受了冷战的严重消耗而无力承受新的对抗，或处在社会经济、政治转型阶段而渴 望发展的机遇；其次，他们珍视冷战后排除了大战威胁的和平时期，迫切希望能够在本 地区形成一种良好、宽松的局部安全环境；第三，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际恐怖主义 、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将非传统安全问题视为关系主权独立、领土完 整等国家基本利益要素。正是基于上述具有广泛共性需求的前提，在以谈判结束冷战时 期遗留下来的边境军事对峙的成功实践之后，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政治家们将平等协商、协调解决共同面临问题的方法和思路，纳入了 进一步合作的议程之中，并通过不断的机制化和法规化，使之成为上海合作进程的基本 动力和核心精神，这就是在2001年被写进《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中的重要宗旨-- “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注：《人民日报》2001 年6 月16日。)。就现实而言，“上海精神”体现了综合安全的实效性。在这一理念的倡 导 下，原本在社会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发展阶段、国力水平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的不 同 国度，摒弃历史包袱、消除冷战隔阂、直面共同困难、打造和平空间，卓有成效地抵 制 了连年作乱的国际恐怖主义公害，并为进一步的经贸合作发展奠定了政治与安全基础 。 就长远而言，“上海精神”示范着合作安全的创新性。人类历史上已经有充分的例证 足 以说明，体现为结盟对抗、以邻为壑、军备竞赛、先发制人等方式的陈旧安全观并不 能 给多数国家带来安全，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人类战争灾难都经历了这种旧式安全逻辑 的 极端化演绎过程。以广博的包容态度承认当今世界多元化的合理性，以理智的务实精 神 扩大共同实现基本国家利益的可能性，以平等的互利合作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的持续 性 ，这些基本理念不仅成为上海合作进程的重要精髓，而且也将成为人类探索新世纪以 确 立综合安全为前提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当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有益尝试，以合作安全的形式追求综合安全的目标，其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确尚未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不久就经历了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和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带来的冲击，尤其是美国借阿富汗反恐军事行动在中亚多国建立军事基地以来，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不可避免地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内部变化。然而，地区政治格局多元化的趋势已经形成，各国要求稳定与发展的愿望不可逆转，以多领域、多主体、多渠道实现综合安全的理念正在逐渐为更多的国际政治主体所接受，以传统安全合作为基础、 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动力的上海合作进程正在成为实践这一理念的积极载体。作为一个 正在趋于成熟的地区性综合安全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正在被更多的国家视为化解全 球化压力、应对国际重大突发事件冲击和解决本国、本地区威胁安全与稳定隐患的可信 赖平台，并正在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 施会议以及东亚国家联盟等组织建立起促进信任、消除冲突的良性互动关系，探索更加 广泛、更加长远的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道路(注：Кущкумбаев：“Геоп олическ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а ШОС”，Агенство по 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APR”，19，08，2002，www.caa pr.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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