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西域边塞诗之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塞诗论文,西域论文,清代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以后，边塞诗虽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社会的、文学的诸多因素，自宋至明六、七百年间一直呈不景气状态，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清王朝的建立终于改变这一现实，边塞诗如枯木逢春，又一次生机勃发，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景象。有清近三百年，实可谓我国古代边塞诗之中兴时期，不仅诗作之多远轶唐代，诗歌质量也有了新的提高。作为清代边塞诗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域边塞诗，与前代（特别是唐代）相比，有着不少独特之处，本文即对此略加论述。
特色之一是作者的广泛性。唐代远赴西域的诗人寥寥可数，有行迹可考者不过区区十数人而已，而其身份，几乎都是赴边入幕文士。唐代边塞诗人的代表岑参即先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中掌书记，后在封常清军中任节度判官。清代西域边塞诗作者队伍不仅在人数上大大扩大，多至上百人，而且在身份上远远突破了幕僚这一单一角色。除幕友外，有镇边将帅，更有遣戌流贬之士，甚至还有贵为天子的帝王。如岳钟琪即康熙、雍正间率重兵征西平叛大将；鄂尔泰在雍正间以总督、军机大臣身份，曾奉旨督巡西北事务；景廉于咸丰时为伊犁参赞大臣、叶尔羌参赞大臣、哈密帮办大臣；左宗棠为督办新疆事务大员，曾进军西域，收复失地，平定阿古柏叛乱；王树枬机能曾任清末新疆布政司；俞明震为甘肃提学使。这些人都曾写过不少边塞诗，为清代西域边塞诗人中镇边将帅之代表。他们的身份和经历决定了他们的诗大多激昂慷慨，颇有气势。再如施补华、肖雄等均曾随湘军入疆，在左宗棠、张曜等人幕府任职，戊戌变法时遇难的谭嗣同年轻时也曾赴边做过湘军刘锦棠幕僚，易寿崧亦于光绪间投效新疆幕府，他们都可视为幕僚诗人之代表。当然，构成清代西域边塞诗人队伍主体的，还应是那些流贬遣戌之士。自乾隆元年（1736）清廷停止发遣流人去东北以后，遣戌西域者渐众，其中多有能诗之士，现存西域边塞诗，大多出于这批文士之手。这些流贬之士中，有的原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如林则徐曾任巡抚、总督、钦差大臣，邓廷桢亦为总督、李銮宣曾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有的乃学问渊博的饱学之士，如纪昀为翰林院侍读学士，遇赦东归后主持编《四库全书》。洪亮吉为进士“一甲二名”，曾授翰林院编修。他们被流贬到西域之原因，除少部分有过失（如纪昀因“漏言”，与儿女亲家暗通声息，史善长因“失察”，裴景福因贪污）外，大多是因莫须有之罪，甚至是功过颠倒、是非混淆所致。抗英御侮功绩卓著的林则徐，邓廷桢反被革职流放西域便是显例。正因如此，这批诗人的边塞之作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艺术上也颇具魅力，无疑是最值得人们注意的。上述几类诗人之外，清代有几位皇帝也参预了西域边塞诗的写作，其代表便是康熙和乾隆，其中康熙曾率大军西行三次亲征噶尔丹平定叛乱。他们的诗雍容徐缓，亦有足以值得称道之处。就作者的广泛性而言，清西域边塞诗确是前代同类诗作所难以比拟的。
特色之二是题材的丰富性。唐代边塞诗虽然也涉及到了军旅征战、边地风光、民族关系、相思怀远等方面内容，但是因诗人主体和描写客体的种种限制，内容上显然未能深入发掘，而清代西域边塞诗则在前人基础上加以开发拓展，使其内容题材呈现空前的丰富。
首先是在写军旅生活平叛御侮题材时，歌颂统一的一面大大加强了，诗作中洋溢着高昂的爱国热情。如玄烨（康熙）的《瀚海》，真实地记述了“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的清军浩荡声势，写出“积沙流绝塞，落日度连营”的征战艰辛，表现了他亲征噶尔丹叛乱务求全胜的决心。弘历（乾隆）《西师底定伊犁捷音至诗以述事》以“无战有征安绝域，壶浆箪食迎王师”之诗句，欢呼1755年平定准噶尔部之役胜利，1771年又作《伊犁将军奏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全部归顺诗以志事》，对冲破沙俄重重阻挡不远万里返回祖国大家庭的土尔扈特人民表示热烈欢迎。他还作诗赞扬了在统一新疆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屡建奇功的健锐营部队：“八旗子弟兵，健锐此居营。聚处无他诱，勤操自致精。一时看斫阵，异日待干城。亦已收明效，西师颇著名”（《阅武》）。康熙间施何牧的《效诸将》，对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也有精彩的反映：“天山八月朔风吹，两道飞符并出师。突骑全凭白马将，弯弓已毙射雕儿。金城旧日屯充国，潮海今朝斩郅支。蠢尔西戒稽颡后，还祈干羽格诸夷”。不仅展示了清大军的胜利和声威，也提出了以强大的军力为威慑力量，尽量争取不动用武力便可确保和平和统一的看法。乾隆二十年（1755），叛军头目巴雅尔逃遁入北疆塔尔巴哈台山中，名将海兰察奋力追击，一箭飞射，贼酋坠马，生获以归，功绩卓著。张问陶在《西征曲》之六中以“更闻猛将趋康卫，神箭人人说海侯”的诗句歌颂之。施补华的诗“铁盖山头月色死，雪片横飞三十里。老人犹说胡将军，跃马生擒张格尔”（《马上闲吟》），以形象的语言，生动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初西域军民协同作战，奋力活抓流窜作乱的叛匪张格尔的史实。他的《重定新疆纪功诗》长达二百八十句，记述了平定阿古柏叛乱的全过程，举凡朝廷决策、练兵筹粮、进攻歼敌、善后经营都一一写来，写我军将士勇猛为“万怒莫当，一凶不漏”，述敌人末日为“大夷哀啼，如鹰缚鸡；小夷骇窜，如狸捕鼷”，可谓微妙微肖，毫发毕现。西域边塞诗中也展示了分裂活动被镇压后边地的和平安宁情景。乾隆间魏元枢诗云：“长城尽日此经行，谁挽天河洗五兵。碛外风高飞鸟没，回中沙软马蹄轻。烽烟已靖千秋色，旌旆空悬万里情。瓯脱遍沾新雨露，不妨专夸到儒生”。“连天阡陌新畴拓，卧草牛羊野性闲。王化祗今敷海外，何须亭堠出云间”（《查勘关隘遍历大关内外纪事》），讴歌了天下一统的太平盛况。然而，这类诗的基调不全是轻快的。鄂尔泰在雍正年间奉旨处理西北军务时曾作《经略北军吊战殁诸将佐》诗：“虫沙猿鹤总堪哀，持节筹边塞上来。闻道将军期马革，几人真个裹尸回！”即沉痛地哀悼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中牺牲殉国的将领。清中叶以后，沙俄一直在边境上屯有重兵，时刻觊觎我西域大好河山，成为新疆边患之根源，一些边塞诗人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作诗加以揭露警告。施补华的《秋感》云：“闻道乌孙国，俄夷尚驻兵。甘言求互市，妄意占名城。和好盟犹重，侵欺衅亦轻。请从空壁上，看灭贼纵横”。谴责的是沙俄同治年间入侵新疆，侵占边城伊犁的罪行。到清末光绪年间，俄罗斯的威胁愈趋严重，王树枬作《闻俄罗斯沿途益兵二首》，表示了担心和忧虑：“闻说天骄子，边城夜点兵。忧时一溅泪，去国若为情？湿火矛头出，飞沙帐外惊。将军不好武，歌吹自升平”。面对虎视耽耽的外敌增兵添将，而我守边将军却沉溺于歌舞之中不加戒备的现状，作者不禁为之“溅泪”。毫无疑问，在这些边塞诗中有一条红线贯穿着，这就是爱国主义，就是要求统一，反对分裂。况且，这些诗都有明确的现实指向，从这些诗歌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清代数百年来，分裂势力和外国侵略者的种种倒行逆施以及西域军民为维护祖国西部边境安全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其次是在描写西域风光时跳出了唐人的原有套数，表现的面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唐诗在描写西域风光时内容和题材都是比较单一的，从虞世南到岑参、王昌龄在自然景物上往往都是偏重于冰天雪地、狂风大漠，诗中显示的西域边地，固然风光奇特，却是一派荒无人烟、苍茫孤寂。至于人文景观，亦不外乎孤城、古塞、戌营、危楼，诗中之人或登楼远眺，或城关送别，或听笛思乡。而清代边塞诗人决不仅仅重复唐人已经描写过的意境，在他们笔下出现了许多唐诗中未曾见到的景致，举凡青山、翠柳、花红、瀑泉、禾麦、市井都频繁地出现在诗篇中。“如写天山：“天空地阔容横恣，巨灵醉倒腰身肆。划断白云不得行，羲和到此应回辔”（史善长《望天山》），“地脉至此断，天山已包天”（洪亮吉《天山歌》）；咏飞瀑：“瀑泉飞下碧陇丛”（宋伯鲁《果子沟》），“界破山光一片青，温暾流水碧泠泠”（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写树木：“千骑桃花万行柳，春风吹度玉门关”（邓廷桢《回疆凯歌》），“夭桃才红柳初绿，梨花照水明如玉”（施补华《库尔勒旧城纪游》），“杨柳青随一湾水，桃花红入三家村”（《托和奈作》），“看花还是果林边，十里花光远接天”（肖雄《花卉》）；写庄稼：“麦秀宜禾绿似铺”（裴景福《哈密二首》），“秋禾春麦陇相连，绿到晶河路几千”（纪昀《乌鲁木齐杂诗》）。都是前人诗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总体上看，清代西域边塞诗中多了些青色、绿色、花色，少了些黄色、白色、灰色，也就是多了些暖色调，少了些冷色调。特别是在对城市风光的描写上，清诗更显示了全新的面貌，唐诗人笔下的西域城堡，不仅冷清孤单，总体形象也是模糊不清的。清代西域边塞诗人却化冷清为热闹，变抽象为具体。在他们诗中，西域小城是如此的热闹、繁荣、美丽、可爱：“山围芳草翠烟平，迢递新城接旧城”，“廛肆鳞鳞两面分，门前宫柳绿如云”，“到处歌楼到处花，塞垣此地擅繁花”，“山城到处有弦歌，锦帙牙签市上多”（纪昀《乌鲁木齐杂诗》），“酒肆错茶园，不异中华里”（史善长《到乌鲁木齐》），“荒徼忽变丰乐乡，天时地气应蕃昌”（《轮台歌》）。与唐诗中的边地城市，真不啻天壤！当然，清诗人不是魔术师，也并非幻想家，诗歌来源于生活，他们诗中西域风光的变化和描写对象的扩大，正是由唐至清千百年来人们对大自然征服和开发的结果，从中，我们也可以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
再次是在反映边地风土人情、民族关系上有了重大的深化。西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自然条件与内地有很大不同，历史发展也有其固有特点，所以形成了独特的风土人情，在前代边塞诗中，对此已有所涉及，但多语焉而不详，清代西域边塞诗对此作了深入细致的记述和反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纪昀、林则徐，肖雄的几组诗。纪昀在乌鲁木齐遣戌两年，东返途中写下《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其自叙云作诗乃为“追述风土”。诗中，写了清中叶西域得到初步开发后的新气象，“古来声教不及者，今已为耕凿弦诵之乡，歌舞游冶之地”（《自叙》），更记述了大量西域特有的风土习俗。其《杂诗》共分“风土”（二十三首）、“典制”（十首）、“民俗”（三十八首）、“物产”（六十七首）、“游览”（十七首）、“神异”（五首）六个部分。举凡西域市镇建筑、地形气候、农事习俗、水利灌溉、典章制度、歌舞婚嫁、茶艺饮食、民族相处、瓜果花卉、开矿冶炼、水产狩猎诸方面，诗中均有述及，实可称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诗歌形式写就的有关西域风情的微型百科全书，真实地展现了十八世纪中后期西域生活画面。林则徐在西域作有《回疆竹枝词》二十四首，对西域宗教、文字、历法、医药、建筑等作了重点反映。也涉及边地居室、民食、耕作、衣饰等方面。较之纪昀所作，更趋细致，如写维吾尔建筑：“亦有高楼百尺夸，四围多被白杨遮。圆形爱学穹庐样，石粉团成满壁花”，“厦屋虽成片瓦无，两头榱角总平铺。天窗开处名通溜，穴洞偏工作壁橱”。不仅写式样、外形，且深入描摹其内在装饰、图案，真是跃然纸上，逼真具体。再如记兄弟民族饮食：“豚彘由来不入筵，割牲须见血毛鲜。稻梁蔬果成抓饭，和入羊脂味总膻。”“桑葚才肥杏又黄，甜瓜沙枣亦餱粮。村村绝少炊烟起，冷饼盈怀唤作饟。”其色香鲜美宛在人口。稍后的肖雄在西域幕府逾十载，所作《西疆杂述诗》以“衣服”、“妇女”、“幼稚”、“屋宇”、“教宗”、“文字”、“风化”、“刑法”、“伦理”、“婚嫁”、“生子”、“丧葬”、“历法”、“耕种”、“纺织”、“蚕桑”、“牧养”、“艺术”、“歌舞”、“乐器”、“嬉乐”、“饮食”、“瓜果”、“园蔬”、“花卉”、“气候”、“戈壁”、“雷雨”、“风雷”、“鸟兽”、“草木”、“土产”等为题，且每首诗下加详细的自注，林林总总，洋洋洒洒，可谓写尽西域风物人情各个方面，不仅有浓郁的文学意味，更具民俗学，历史学的重要价值。为清代西域边塞诗中述风土人情之集大成者，描述之全面详尽，时人无出其右。至于写西域各民族关系之诗，前人早已有之，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笔下即有“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胡歌》），“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与独孤渐道别》），“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时封公兼鸿胪》）等名篇佳句。清代西域边塞诗中大量出现了歌颂各族团结合作，赞美少数民族兄弟才能技艺，塑造保卫边疆的少数民族将士形象的诗歌，在前人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如纪昀诗中曰：“吐蕃部落久相新，卖果时时到市闉。恰似春深梁上燕，自来自去不关人”（《乌鲁木齐杂诗》），洪亮吉诗云：“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年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伊犁纪事诗》），生动描绘了当时西域各少数族与汉族通商贸易，互通有无的密切交往。而施补华的《轮台歌》：“秧歌杂沓携巴郎，怀中饼饵牛酥香。巴郎汉语音琅琅，中庸论语吟篇章”，更写出维吾尔同胞学习汉语汉字，在文化上与汉人渐趋融合的新气象。肖雄诗中还尽情赞美了少数民族中才能出众之人为“亦有飘然器宇清，腥膻队里迥超群”，“聪明不亚青莲士”（《才能》），甚至将其比作唐代天才大诗人李白。在《蚕桑》中更以“织出天孙云锦裳”的诗句把维吾尔姑娘比作巧夺天工的天孙织女，溢美之情，力透纸背。这些诗人还满怀激情地歌唱了兄弟民族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和向往，施补华诗云：“椎冰凿雪谒官人，圣代重逢日月新。万里一心依北极，乾隆皇帝子孙民”（《马上闲吟》），艺术地再现了乾隆年间西域阿拉依库人不避艰险严寒，重新归国的动人一幕。在纪昀笔下，还塑造了一位重视农业生产，在边疆推广内地先进农业技术的满族将领形象：“辛勤十指将烟薰，带月何曾解荷锄。怪底将军求手铲，吏人只道旧时无”（《乌鲁木齐杂诗》），诗后纪昀原注：“田惟拔草，不知锄治，伊犁将军牒取手铲，一时不知何物，转于内地取之”。也在《杂诗》中，纪昀写下“惊飙相戒避三泉，人马轻如一叶旋。记得移营千戌卒，阻风港汊似江船”之句，歌颂了移防各族将士在新疆奇台三泉与狂风巨飙搏斗的英勇无畏。而李銮宣的“云中健儿一矢发，手殪黄獐饮其血”（《乌兰乌素》）更表现了少数民族战士的矫健英武。
再次是在这些诗中出现了不少前代所无的新生活新事物。如屯田，虽然自西汉已有之，但清代发展成大规模大面积大范围的屯垦，在诗中对此加以表现，还是首次。顺治年间严允肇诗云：“大开屯种刈蓬蒿”、“戴牛佩犊经营苦，画井分疆部署劳”（《诸将杂感》），写清初天下初定后驻西北边防将领奉旨由战争转入生产，规划组织屯种之情景。沈廷扬《送友人屯田塞上》：“经国千年计，凭君此日行。官非汉司马，人是赵营平。时雨兼兵洗，边春带雪耕。人看成沃壤，胜筑受降城”，表现了康熙、雍正年间西域屯垦戌边气象。到乾隆年间，经过百多年屯垦，清西域兵屯已有大发展，纪昀诗中“三十四屯如绣错，何劳转粟上青天”，“烽燧全消大漠清，弓刀闲挂只春耕”（《乌鲁木齐杂诗》）之句，展示了一派屯田相连，陇亩锦绣的丰收景象。再如流贬之士的生活，他们或著书立说，吟诗写文，或传诵经籍，培养人才，或荷锄耕种，垦土拓荒，或留心边事，参与筹划，在诗中都有表现。可以说清代西域边塞诗内容题材之丰富是空前的，这也是当时西域丰富多彩生活的艺术表现。
特色之三是主题的复杂性。如前所述，西域边塞诗的作者身份、经历、思想各异，而他们在西域的遭遇、境况也各不相同，甚至各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感受，所以他们的边塞诗中，自然也呈现了相当复杂的思想感情。首先是这些诗中，爱国激情的抒发和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对个人身世遭遇的感叹并存。赴边诗人绝大多数是爱国、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他们在诗中不遗余力地抒发这崇高而激昂的真挚之情，史善长的《望天山》诗中，“于今六合混车书，伊犁和阗尽版图。从教插地撑天绵亘千万里，只得嘘云布雨随从岱、华、衡、嵩拱一隅”的诗句把雄伟的天山与内地五岳并提，足可代表当时进步诗人的看法。但是，这些诗人，特别是其中占主体的遣戌诗人毕竟是以获罪之身万里西行，诗中仍不时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个人身世的感叹。如洪亮吉诗“人欲出山云不许”（《天山歌》），“千峰万峰迷所向”（《下天山口大雪》），即隐隐透出其无奈和迷茫。李銮宣的“生还岂偶然，年光逐飞电”（《由奇台县至东城口》），更为大好时光于流贬中飞逝而伤感。史善长的“咫尺异炎凉，咄咄事称怪”（《过达板》），借天山南北冷热剧变，抒蒙冤之痛，更感世态炎凉。对在边地遭遇，他惊叹是“九死一生耳”（《到乌鲁木齐》），而他的“丹心死国原无恨，白发留边亦可怜”（《玉门有怀班定远》），集中反映了报国和赴边的矛盾。对因爱国而获罪的林则徐和邓廷桢来说，更是难以解脱心头的不平，邓廷桢诗“七年磨蝎宫中坐”，“尘海惊心驿路分”（《喜徐星伯入关以诗迓之二首》），“浮生宠辱公能忘，世味咸酸我亦谙”，“万口褒讥舆论在，千秋功过史臣编”，“消沉壮志摩长剑，荏苒余光付逝川”（《少穆尚书将出玉关先以诗二章见寄次韵奉和二首》）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惆怅。林公更以“青史凭谁定是非”（《送嶰筠赐环东归》）之句表达了愤激之情。从宋伯鲁的“贫贱生死在俄顷”（《阜康道中望天山》），我们可体会到诗人对人生无常的叹息，因为郁积既深，所以只要一有触发，他们便会借题发挥，一泻胸中块垒。施补华在听音乐时会发出“知含万古无穷怨”（《库尔勒旧城纪游》）的感慨，经过哈密境内苦水驿站时，会题上“苦水非苦水，征人泪化成。往来倾一勺，世味自分明”（《苦水题壁》）的诗句，真是写不尽心中怨，流不完眼中泪。这些诗人在流贬生活中，确如施补华诗所称是“愁恨偏多欢乐少”（《鸯歌行》）。
其次是这些诗作的主题既表现了远大抱负和理想，也有着浓重的思乡叹远之情。诗中往往是希冀安边卫国立功的昂扬奋发与思念家园亲人的孤单姜清交织在一起。裴景福的《天山》诗：“会当绝顶观初日，五岳中原小眼前”可作前者的代表。而体现后者的诗句亦很多，宋伯鲁有“独怜灯影瘦，夜夜伴吟魂”（《奎屯道中二首》），那虽消瘦犹夜吟不辍的诗人忍受了多少个孤独夜晚的熬煎。每到佳节良宵，这种对家人的思念便会愈发强烈，施补华在南疆小城过中秋，写下“心中一明月，乍出东海隅”、“人事百不遂，清霜团鬓须”（《疏勒中秋》）的诗句，确是人在边关，魂回中土，百事不遂，白发顿生。他的“红闺昨夜春风暖，梦到君边君未知”（《鸯歌行》）则写尽他欲归不得，只能以梦相托的相思。邓廷桢面对伊犁河深秋美景，归思顿生，诗云：“河梁终古意，古剑一长歌”，以伪苏李别诗“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和战国时孟尝君食客冯煖三弹“长铗归来乎”之事抒发乡思。这些诗句今人读来，仍会激起深深的同情和共鸣。
再次是在清代西域边塞诗中，对西域大好河山、美好风光的歌颂和对边地荒凉僻远景色的描绘也同时出现。前一部分内容我们在文中已作大量论述，但是西域毕竟地僻土荒，更何况他们中多数人又并无良好的心理状态，所以笔下仍有不少叙写边地风光另一面的诗句。洪亮吉的诗句“伊犁三月三，哈密六月六。风日固自佳，其奈客幽独”（《宿沙枣泉》），可以作为这类诗的一个代表，即便边地风光美好，在流人眼中，也往往会无心观赏，甚至会引出愁怨之情。宋伯鲁在行经赛里木湖时作诗云：“尘暗伊江路，烽寒赛里营。渚蒲无限绿，物候暗相惊”（《赛里木淖尔》），高山湖泊赛里木湖的迷人风光，在诗人看来，却是蒙上了一层暗淡的寒色，令人为之心惊。美景尚且常会引起如此效果，那些荒凉景色，就理所当然会让人感到害怕惊悸了，李銮宣诗“莽莽轮台路，茫茫塞草春”（《古城》），“地远天难尽，沙明海不枯。举头飞鸟没，回首片云孤”（《哈密》），“硬雨霾风别样愁，寒烟无际草如秋”，“铁马无声战骨寒，荒原日落乌啼残”，“山是鸣沙掩夕曛，茫茫戈壁浩无垠”，“倦枕髑髅眠不醒，风吹鬼火上枯杨”（《塞上六首》），便可作为这类诗的代表。当然，我们指出清代西域边塞诗主题的复杂性，并非是说两方面主题平分秋色，无疑，奋发的、向上的、积极的一面是其主导方面。
特色之四是表达上的写实性。清代西域边塞诗与前代，特别是与唐代边塞诗相比，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异便是唐诗主情，多主观感情的抒发，而清诗重理，偏于事实的叙述和义理的探究。唐诗风格浪漫，清诗则较为务实，清代西域边塞诗中那些记述介绍边地风土人情之诗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纪昀《乌鲁木齐杂诗》、林则徐《回疆竹枝词》、洪亮吉《伊犁纪事诗》以及肖雄的诗更几乎全为实事实物实景之摹写。如林则徐诗“八城外有回城处，哈密伊犁吐鲁番”，将地名一一列出，“字名哈特势横斜，点画虽成尚可加。廿九字头都解识，便矜文雅号毛喇”，不仅指出维吾尔文字形状，还将其字母数目也写了出来。再如纪昀诗写鱼：“凯渡河鱼八尺长，分明风味似鲟鳇”，记炼铁：“只怪红炉三度炼，十分才剩一分零”，述粮价：“谁知十斛新收麦，才换青蚨两贯余”，都有比较精确的数量，与唐诗的夸张，约略写法迥然有异。而那些写景叙事之作，虽不是斤斤于实事，也重在精描细绘，雕刻逼真。如同样写大风，唐人是“平沙莽莽黄入天”，“一川碎石大如斗”（岑参句），清人为“风力飞人复飞马”，“人落山头马半山”（洪亮吉句），“惊沙扑面来，铦利若刀剑”（宋伯鲁句）；同为写大雪，唐人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句），清人则为“几家房廊陷成井，百丈青松没松顶”，“风定雪已埋全村”（洪亮吉句），“白雪如掌落我肩”（李鉴宣句）；同是写吐鲁番火焰山，唐人为“赤焰烧虏云，炎气蒸塞空”、“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炎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岑参句），清人则是“日藏地窖夜出作，三伏暍死常百个”，“冬无堕指与皴肤，夏不焦头也烂额”（史善长句）。两相比较，一神似，一形似、一虚写、一实摹，一粗犷，一细腻，一奔放飞动，一平实凝重，其间之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唐代边塞诗体现着个性的张扬，惯用大笔泼墨，常用惊人的夸张，形象的比喻，大开大合的笔法来表现诗人的精神和胸怀。清代西域边塞诗则体现出个性的内敛，惯用工笔摹写，常以务实的态度，精细的笔法，深入探奥地传达诗人的内心感受。他们的诗，少了一些唐诗为理想而歌唱的气概，多了一些平和冷静的叙述，主观情感的抒发较少，但更趋世俗化，有更多人情味和生活气息。较之唐代边塞诗人，他们的热情和幻想减少了，却更擅长于理性思考和精密考据，他们也更注重现实、留心实务。与此相关联，唐代边塞诗中的西域地理概念相对还较为模糊，瀚海、大漠、荒碛等泛称自然还缺乏明确的指向，即便如轮台、楼兰、疏勒等地名也未必全为实指，而清代西域边塞诗中的地理地名就比较明确，从乌鲁木齐、哈密、伊犁等名城重镇到名不见经传的边站小驿，都一一入诗，从一些纪行之作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诗人在西域的行踪经历。也与此相联系，清代西域塞诗显示出明显的非乐府性和组合性。从总体看，古代边塞诗是逐渐与乐府体拉开距离的。魏晋南北朝的边塞诗，其诗体基本全为乐府，诗题几乎全为乐府旧题，这当然也与当时边塞诗作题材的历史性（多用汉代边事），描述的虚拟性（作者多无边塞经历，赖想象虚构成篇）有关（关于这点，可参阅拙作《略论唐以前的边塞诗》，载《上海师大学报》92年第3期）。在唐代，边塞诗开始摆脱乐府体桎梏， 虽然《塞下曲》、《出塞》、《入塞》、《凉州词》、《关山月》、《燕歌行》等乐府诗题仍不时出现于边塞诗中，但多数诗作都已是自拟诗题。而清代西域边塞诗更已基本与乐府旧题无缘，诗题不仅是即事而命，且紧紧切合诗作内容。不少诗作题目颇长，有的甚至近乎一篇小序，远远超出诗歌本身。而且这些诗大多有长序和自注，如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自序即达四百字，每首诗后都有详尽的自注，对诗中所述或作补充，或加说明，洪亮吉《伊犁纪事诗》也都每首有注，特别是肖雄所作，每首诗自注都有数十上百字，最长者居然达四、五百字之多，从字数看，为原诗正文的二十来倍，简直可视为一篇考据说明文。所谓组合性是指清代西域边塞诗常采用成组形式，尤其是那些绝句，往往数首、十数首、数十首，甚至百余首在一个诗题下组合在一起，前述纪昀《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林则徐《回疆竹枝词》二十四首、洪亮吉《伊犁纪事诗》四十二首外，王树枬有《哈密道中》七首、《迪化道中》八首、《杂兴》十首、邓廷桢有《回疆凯歌》十首、施补华有《秋感》十二首、《纪行》十四首、王芑孙有《西陬牧唱词》六十首。有的组诗因篇什太多，遂按所述内容分成若干小题，如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即分成“风土”、“典制”、“民俗”、“物产”等六部分。这些无不表现了清代西域边塞诗偏重写实的特点。导致这一特色产生的原因，与时代精神、审美趣味、诗潮风气、现实环境等当然有密切联系。唐人特有的乐观、奋发、激昂、理想到清代已所剩无几，清代迫于无奈孤单凄凉流贬西域的诗人更与唐代满腔热血纷纷赴边从军入幕的文士在生活态度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况且，清人的艺术创造活力在清廷的高压下已大大窒息，清代诗坛更多宗法求实求真的宋诗，清代文人深深浸淫于“无一字无来处”的考据学风之中。浪漫飘逸挥洒清空之风已让位于求实拘泥雕琢滞重之习，并不是清诗一概地比不上唐诗，应该说，清代西域边塞诗在不少方面对唐代边塞诗有突破、有发展、有创新，但在诗歌的风格和表达上，彼此确实存在着明显的重大的不同，从清代西域边塞之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清诗那种“学人之诗”、“学者之诗”的鲜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