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健飞[1]2001年在《论萧红小说的文化批判意识》文中认为本文通过萧红的生平经历和对其作品的解读，从中发掘萧红继承“五四”传统和鲁迅直面现实的精神，对于中国民众的悲惨生活、对于国民的病态性格后面的文化因素的思考，并对这种文化上的反思进行梳理和归类。 萧红小说的文化批判的立足点在于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思考：叁十年代走上文坛的萧红深受“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其小说大都可列入“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之列。她着眼于善良而又卑微的小人物，关注他们非人的生活、不幸的命运，诅咒践踏人的黑暗势力。不仅如此，萧红更多地是关注他们的生存形态与生命价值。 这种思考首先表现在对于辛苦麻木的、不觉悟的民众的悲惨生活与生存状态的关注上。萧红的小说向我们指出：是贫困文化导致了广大农村一幕幕的人间悲剧。蛮荒的生存环境、小农经济的原始闭塞使得人们思想愚昧、目光短浅，生活的艰辛使他们只关注维持生命的外在物质，而对生命本身却忽略了。他们对土地与牲口非常重视，而对生命本身却极其漠然；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自我意识的缺乏，这些贫穷、善良的人们，极易为封建思想和习惯势力所左右而行成一套统一的行为模式和人生哲学，组成“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集团”，扼杀那些人性健全者。 相对于前一类默默生长、枯死的无知无觉者，那些已有了自我意识的清醒者他们对现有的处境开始怀疑并试图逃离平庸的生活轨道而追求新的生活，但他们身上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封建伦理道德却时时在拖他们的后腿，最终他们都以失败而告终，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幕幕悲喜剧。不仅如此，萧红的小说在进行文化反思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我们民族性格中闪光的、有价值的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一批民族“脊梁”式的人物形象，为古老中国的复苏、为民族的进步指出了方向，萧红小说读来令人压抑却并不让人感到绝望的原因也正于此。 本文最后论述了萧红小说文化批判的意义：它在当时继承了“五四”精神并有所超越；突破了叁四十年代抗战文学创作的格局；丰富了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创作实绩；萧红小说的批判精神至今在许多方面仍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郭秀琴[2]2007年在《论萧红小说的文化批判意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萧红从现代文化视点出发,对源于农业文明的传统文化作了深刻的透视。她揭示其扼杀人性的残酷性、污染童心的腐蚀性、鬼神文化的荒谬性以及落后于时代的陈滞性,从而呈现出深刻而独特的文化批判意识。
马严丽[3]2017年在《论萧红的贫困书写》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以萧红文学创作前后期最具代表性的两篇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为分析对象,结合萧红自身经历,以叙事学相关理论为分析方法,重点剖析萧红贫困书写对"人"基本生存境遇与生命价值的关注与思考。第一章分析萧红独特的贫困人生遭遇使其文学创作不自觉地渗透着自我对贫困的感受,同时身为女性的她深知女性之苦,所以她的贫困书写尤为突出女性贫困的独特性:"女体"的自我局限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第二章探究萧红贫困书写对东北乡村物质贫困的再现与精神贫困的隐喻,通过淡化叙事时间而强化叙事空间等叙事策略,萧红不仅描绘出贫困乡民基本生存资料严重缺失的悲惨,更为突出的是他们因物质匮乏致使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缺失的悲哀。第叁章说明萧红的贫困书写继承与发扬了"五四"以来对"人"的关注,展现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并重新审视了呼兰河当地民俗文化,还原了民间的复杂,思考贫困民众觉醒的可能性。通过对贫困民众的关注,萧红既揭示了贫困农民在阶级反抗中取胜的艰难,又挖掘出了农民身上那种强烈的生命意志和主体意识觉醒的可能性,表明了萧红"启蒙"的另一个面向。
易惠霞[4]2003年在《论萧红小说的童年母题叙事》文中认为谭桂林先生曾经论述了中国现代童年母题这一文学史现象的独立品格和整体意义，高度肯定了萧红小说对现代童年母题文学这一历史现象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为萧红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为什么说萧红是现代童年母题文学的“集大成者”。本文试图运用比较的方法，将萧红的童年母题文学创作同鲁迅、骆宾基等作家的同类作品进行对照研究，说明萧红在现代文学史的特殊意义。 本文从两个大方面进行阐述： 上篇着眼于萧红与鲁迅的比较。众所周知，萧红是鲁迅的师承者，但鲁迅的童年叙事焦点大多集聚在对封建传统教育方式的批判与挖苦，和对儿童所接受的与儿童身心发展极不相宜的陈旧观念的讽刺与揭露；萧红则聚焦于个体的生命体验，她从人类学的角度，去关注人，探求人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生命本相与生存状态。 下篇着眼于萧红与骆宾基的比较。他们同是东北作家，同样十分重视地域文化的描写，同样使童年叙事走向成熟。然而，骆宾基作为一个男性作家，更多地表现出了东北作家群的刚强骠悍的一面；萧红则体现出来的足一种女性的细腻与温情，甚至有点柔弱。前者为我们吹奏了一曲东北生命强力之劲歌，后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东北生命沉睡图。 总之，一方面，萧红继承与发扬了由鲁迅开创的自我人格反思精神与国民性批判意识，同时她又超越了单一的文化思考，将现代童年母题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意义境界。另一方面，萧红以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关注，突破了东北作家群的群体风格与总体主题，在对东北生存状态的描写上独辟蹊径，显示出了萧红对东北这个地域文化生态的独特的理解。
王艺[5]2012年在《萧红研究综论》文中研究表明从上世纪30年代起,萧红的研究历程已经走过近八十个年头。鲁迅、胡风、茅盾的经典评论奠定了萧红研究的基调。从40年代后期直到新时期,以作家作品为本体的研究出现了很长时间的中断和停滞,这不仅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审美心理的变易、小说艺术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选择等因素。1985年以后,随着整个社会与民族的文化意识和文学意识的不断更新,以及思维空间的更为开放和理论构架的更为齐全,文学研究的重心由文学与政治及社会的关系转变为文学自身,对作家主体性的研究也开始盛行,这大大推动了萧红研究的深入发展。进入新世纪,文学研究模式更加多元化,但是真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实现研究范式的突破,是萧红研究面临的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对萧红作品的整体透视,不独对认识她个人创作的变异和复杂状貌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展示其创作实绩及其为我国现代文学所做的贡献也是有益的。小说是萧红文学创作的主体部分,因而对小说的研究历来是萧红研究的中心和焦点。萧红小说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印象式批评到专题探讨,由对作品本身的评述到对作家创作风格、精神气质、人格理想综合研究的发展历程。但是文学本体研究,始终是我们研究的基础。通过对萧红研究历史的梳理、分析、归纳和总结,扫描萧红研究的得失,公平地议定是非曲直,以推动萧红小说研究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萧红研究及其发展走势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研究的重要参照系,它的历史进程及深刻变动显示着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真正水平和发展趋向。对历史问题的深刻总结和对新问题的敏锐发掘,从整体上和实质上揭示萧红和她以前以及她同时代作家的区别,揭示萧红小说和她所处时代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凸显萧红小说创作的革新性和独创性,是我们梳理萧红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
李会[6]2014年在《论萧红创作中的动物叙事》文中认为萧红的文学世界形象而真实地向我们展示了中华大地上尤其是东北闭塞乡村里的民性、民情、民俗和民魂，同时又刻画了一个异常丰富奇特的“动物世界”。大量描写动物,将动物纳入叙事，以动物为参照来表现人的生存境遇，是萧红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在她的文学世界中,“人”的生存与命运，常常是在与动物的对比和映衬中进行的，“人”与“动物”往往不可分离,相互交织，纠缠在一起。萧红笔下的动物世界,已有学者注意到,但至今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与探讨，本论文有意深入挖掘萧红将动物纳入叙事的原因、表现及其承载的文化意义，从而进一步挖掘萧红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全文主体共分四章,另附引言、结语。第一章深入分析萧红偏爱动物，选择借动物来表达情感的原因。这一部分主要从她的个人经历谈起，童年是一个人认识世界、思考世界的起点，童年的后花园使她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魅力，体会到了生命的灵动与生机，动物第一次进入了她的视野。而村庄中与农人的相处，尤其是福昌号屯“软禁式”的生活使她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动物，更加近距离地了解和观察底层人民的生活，这不仅开拓了她的视野，也在不期然中引导她思考生存与生命的意义。另外，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的无意渗透加之生活、学习中对生命的思考彻底打开了她走向动物世界的大门。叁者合一，共同影响了她对动物的偏爱与选择。第二章，在理清萧红偏爱动物，以动物为媒介表达思想的原因之后，细致地分析了萧红笔下的动物具有的深层内涵。一方面，以生命主体形式而存在的动物表达了她对自在生命状态的追求和赞美。另一方面，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承载着她对中国普通民众生存境遇的批判与悲悯，“家养动物”寄托着她对故乡的深切眷恋与怀念，同时将动物放入文学是她释放焦虑的渠道。第叁章，选取了“羊”、“猫”、“爬虫”叁个典型的动物意象进行分析，更加深入地剖析了她笔下“羊”与顺民，“猫”与女性，“爬虫”与阴暗角落里被忽视的“边缘人”的密切关系，对萧红的文本价值有了更深的发现与体味。最后一章，将萧红的动物叙事放入东北作家群的横向比较中，着重论述她对东北精神中“惰力”的发现与描述；同时将她的动物叙事放入现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的纵向比较中，着重阐述了她笔下的动物在“生命主体”与“象征符号”的双重变奏中对传统的继承和超越。
李军[7]2005年在《漂泊意识与萧红小说再探》文中提出纵观萧红的一生，漂泊是她无法逃脱的命运，漂泊感成了她终生挣不脱的情结。由此产生的漂泊意识浸润在她众多的作品中，成为她表现生活的独特视角。本人认为，漂泊意识在萧红的小说创作中最具特色。 本文试图以漂泊意识为切入口，以萧红的全部小说为研究基础，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并从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视角，观照萧红的全部创作及其人生道路，力求动态地、准确地把握漂泊意识的内涵，从漂泊意识与小说文本互动的联系中，再探萧红小说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质。本文从叁个方面具体阐释漂泊意识与萧红小说的内在联系。首先从童年的孤独与无家者的忧愁，性别尴尬与早醒者的忧郁以及民族危机与流亡者的忧思叁方面，分别以萧红童年的生活环境、所处时代的文化环境以及她所生存的动乱的社会环境叁个不同视角，揭示萧红漂泊意识产生的复杂动因。其次，以萧红小说的文本形态为研究的基础，从无根的漂泊与生存困境的叙事，精神的漂泊与荒凉人生的抒写以及自我的漂泊与文化批判的内涵叁个方面对漂泊意识内涵的演进过程进行逐一展现，以凸显萧红小说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再次，从漂泊者形象系列、意象描摹和荒凉氛围的营造以及情绪化的写作方式叁个方面具体呈现萧红小说的“诗化”风格，阐释漂泊意识对萧红小说独特的形式创造的影响。 本文正是在动态、细致、深入、全面地把握隐藏在作品深处浓重的个人漂泊意识的同时，呈现了萧红小说在女性文学史乃至现代文学史上无可取代的独特地位和恒久的艺术魅力。
李向辉[8]2007年在《“生死场”的现代书写—萧红新论》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现代文学的星空，群星璀璨。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无疑是这星空中光彩夺目的一颗。但最为一个年仅31岁就过早去世的年青女作家，长久以来围绕在萧红身上的各种目光是纷繁和复杂的。一度她不是依靠作品的成就而只是因为自身坎坷曲折的命运打动着普通读者和研究者。当然，这对萧红来说是相当不公平的。不到十年的文学历程，萧红创作了近百万字作品，尤其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贡献了《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这样不可重复的珍贵文本。其他更有《家族以外的人》、《小城叁月》、《牛车上》、《后花园》、《马伯乐》、《商市街》等文学精品，流传后世。相对于五四一代作家，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代作家。1933年在哈尔滨登上文坛，次年即完成了成名作《生死场》的写作。1935年《生死场》在上海出版，萧红一跃成为当时文坛知名的女作家。《生死场》的出版和萧红的成名在很大程度上都倚赖了鲁迅先生的帮助和大力推荐，萧红也因而在现实中和精神上成为鲁迅先生的忠实弟子。《生死场》在当时被誉为“打响了抗战文学先声”，奠定了萧红在文坛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但也正是这一定位造成了日后长达数十年对萧红其后的作品和整体创作评价的失误。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和深入，面对愈亦明确的文坛形势，对东北沦陷区抗日活动的正面描写却再也没有出现在萧红的笔下。主动退出时代潮流的萧红开始回望故土和童年，旅日期间创作的《牛车上》和《家族以外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萧红的转型之作。但日益恶化的时局却不允许萧红平静的写作，从1937年9月萧红离开上海踏上自己生命中最后五年的逃难生涯。在一切服从抗日救亡的呼声下，萧红对个体写作的坚守在今天看来既独具勇气又相当智慧。遵循着自己的眼睛所观察到的生活去创作，萧红这一时期的众多作品既没有无视抗日这一大的背景，又有自己的关注重心，展现了战争给普通百姓的生活造成的影响，以及普通个体所遭受的心灵创伤。也正是这一时期萧红的文学思想愈益成熟，在“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感情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等有限的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萧红在那个趋同性要求极高的时代难得的清醒。1940年萧红来到了自己最后的憩息地香港，在这里完成了文学史的“奇书”《呼兰河传》和讽刺杰作《马伯乐》的写作。《呼兰河传》标示出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萧红之美。萧红整体的创作倾向无疑是隶属现实主义的，并且继承了五四“改造民族灵魂”这一优秀文学传统。作品形成了两个明显的系列，一是仰仗对他人痛苦的极度敏感、对普通人生命价值的密切关注，关注弱者，呼唤幸福：《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小城叁月》；一是，本着“作家的创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创作理念，彰显文化批判的力量，意在“改造民族灵魂”：《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从上世纪30年代算起，萧红的研究历程已走过近八十个年头。鲁迅、胡风和茅盾等在萧红的评价历史上均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对《生死场》意蕴的曲解一度严重压抑了对萧红后期创作的重视对萧红本身价值的开掘。新时期海外学者葛浩文(Howardc Goldblatt)以一部《萧红评传》揭开了兴起于八十年代的“萧红热”，也掀起了《生死场》再评价的热潮。随着对《生死场》意蕴的多角度挖掘，对萧红整体创作面貌的描述发生了很大变化，萧红不仅仅是以一个抗日作家名世，而因为作品内容和风格上的独特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愈来愈重要的位置。但在具体的研究上，萧红研究还呼唤摆脱旧有的套路，通过对作品更细致的阅读和更贴心的感受，来展现萧红的独特价值。在萧红的创作心理中，极其醒目的一点是她对“他人”痛苦的极度敏感。因为童年被父母排斥的痛苦体验，形成了萧红表面倔强刚强而内心敏感脆弱的个性特征，从小就表现出对周围人内心痛苦具有超常的感应能力，而这些对痛苦的记忆成年后成为萧红不竭的创作源泉。对他人痛苦的细致感受和体察，使萧红在创作中特别关注不幸者，正是穷人、老人、女人、孩子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弱者在社会中遭遇着各式各样的痛苦和不幸。这种对“他人”痛苦的敏感和关注表现在创作上，就是被概括在俄罗斯优秀作家契诃夫身上的所谓的“人的才能”，赋予萧红作品以深厚的人道主义底蕴。从文学作品的形式因素来看，萧红在小说文体上的建树已得到普遍的认可。在代表作《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萧红都明显舍弃了小说的时间要素，而以空间形式来结构作品，通过对场景的展现和场景与场景的并置，力图表现出“城”的历史和较长时间段内一种生存的状态。另外，出色的景物描写、生动的人物对话以及简洁细腻的文字都是萧红小说魅力的构成要素。以叙述学的眼光考察萧红的作品，在叙述声音的层面上萧红作品中存在一个“无处不在的叙述人”，她通过讲述别人的故事来倾诉自己的感情，既曲折幽隐，又亲切自然。萧红的很多短篇小说，从叙述学角度看都是精美的叙述学文本。萧红作品的魅力在于，让读者透过她的眼睛“看”世界，凭借她对生活非凡的观察力，用充满感情意味的文字将她对生活的“发现”生动地再现出来。而在更高层次上，通过个人身世的悲剧感受传达出对生命意义层次的思考和对苦难人间的深切关怀。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些卓尔不群，其创作的特色既与她所天然隶属的左翼文学存在一定距离，又与她必然隶属的女作家群体不相混同，太多的个人化的东西使她成为现代文学不太可能重复的书写。
吴慧理[9]2018年在《论萧红作品的审美意蕴》文中研究表明萧红被称为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她是一位天才型的女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富有传奇性与悲剧性的女性。自萧红初登文坛以来,人们对这位女作家就颇多争议。对萧红的研究从最初的左翼意识形态抒写到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悲剧意识等研究方向的开掘,逐渐使学界掀起一股“萧红热”。但对于萧红作品的审美意蕴的发掘,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与深入研究。因此,本论文尝试从审美意蕴方面对萧红作品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深入剖析。绪论部分,介绍本论文的缘起、研究现状、价值创新等内容,概括出萧红为人为文的整体风貌与思想形成,牵引出萧红作品的整体美学品格。第一章:从作品内涵看萧红创作的审美意蕴,主要从日神与酒神相交织下的审美映现和生命活力与自由之美的彰显两个方面来探讨萧红作品的审美意蕴。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通过对萧红小说、散文文本内涵的细致分析,运用希腊悲剧的日神冲动与酒神冲动的美学理论,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等美学理论对萧红作品内涵进行解读。第二章:从表达方式看萧红作品的审美意蕴,主要从萧红作品的讽刺艺术,萧红小说结构模式与人的存在模式,萧红创作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沟通叁个方面来探讨萧红作品的语言文字美与结构之美。第叁章:从创作主体看萧红审美化的人生态度,主要从追寻女性的自由与萧红文学无阶级性的美学追求两方面来具体探讨萧红作品的美学品格。以萧红的人生经历为经线,探讨作品中反映出的作家主体的美学观念。
曹运才[10]2009年在《雪舞芭蕉》文中研究说明萧红是20世纪中国文坛颇具创作个性与浓浓女性意识的一流女作家。她的文学命运不足十年,却留下了100万余字的传世之作,也留给后人无限想象、思考与探索的空间,这就是萧红真正的魅力与耐人寻味的地方。萧红小说视野开阔,意蕴丰富深刻。她始终深藏着对社会底层关怀的情愫和对女性命题的坚守,大大提高了乡土文学的人性深度与女性文学的中国风味。萧红的身上承载了太多作为男权社会中的女人、作为战争中的弱势民族、作为个体生命的苦难。萧红通过对苦难生命的体验与感性化书写,把自身浓浓的悲剧意识投射到了小说创作之中,形成一条红线贯穿她的全部创作,那就是悲剧意识与以反抗为核心的悲剧精神。萧红把自身的寂寞苦难之旅以及故乡人民的欢悲离合与生死轮回,化作浓浓的情感投射到作品中,构建了现代文学史上一流的传世之作。早逝的萧红与经典的小说,成为中国文学史的奇观。萧红小说的现实性、此岸性、此岸的真理性力量,堪称绝响,可以叫做“生命华章”,“此岸人生”……如果你要问什么叫做人生的话。萧红表现的悲剧意识是一种卓然独立的文学史姿态。无论是“抗战文学”、“左翼文学”,还是“乡土文学”、“女性文学”,似乎都难以准确描述萧红及其创作。不管是创作风格、选材,还是主题与叙述语言,萧红是文学史上独特的“这一个”。当我们细读文本,就会发现“苦难”一词是对萧红的最好概括。本文试图从悲剧意识入手,从内容到形式整体性观照萧红及其作品,期待获得从“点”到“面”的萧红研究的突破,也期待科学抓住萧红作品的神韵——悲剧意识问题。本文第一章,考察萧红的生命经历对创作的影响。第二章,对萧红的悲剧意识进行了叁个层面的解读。第叁章,从艺术形式与审美表达方面阐述萧红独特的创作个性与文学业绩。通过以上论述,本文试图重新评价萧红的文学史地位,还萧红作品以本真的面目。应该说,萧红高于很多左翼作家和同时期大部分五四女作家,与张爱玲并举,同步飘扬于现代文学的枝头。
参考文献：
[1]. 论萧红小说的文化批判意识[D]. 冯健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2]. 论萧红小说的文化批判意识[J]. 郭秀琴. 语文学刊. 2007
[3]. 论萧红的贫困书写[D]. 马严丽.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4]. 论萧红小说的童年母题叙事[D]. 易惠霞.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5]. 萧红研究综论[D]. 王艺. 兰州大学. 2012
[6]. 论萧红创作中的动物叙事[D]. 李会. 河北师范大学. 2014
[7]. 漂泊意识与萧红小说再探[D]. 李军.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8]. “生死场”的现代书写—萧红新论[D]. 李向辉. 兰州大学. 2007
[9]. 论萧红作品的审美意蕴[D]. 吴慧理. 淮北师范大学. 2018
[10]. 雪舞芭蕉[D]. 曹运才. 湖南师范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