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的性情与其山水诗的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性情论文,谢灵运论文,山水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成就代表了中国山水诗歌产生、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研究谢灵运文学创作抑或中国山水诗的发展，探讨其山水诗的成因是很有必要的。
一
谢灵运生长在“百年望族”的谢家，由于其祖父谢玄的功业，谢客很早就承袭了康乐公的爵位。谢家是一个素重文学之事的世家，加之聪颖的天资，谢灵运“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以谢玄之孙的声望，又有如此资质，谢灵运要求用世、有大作为的愿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正当谢客欲一展宏图之时，也正是晋室极其衰微、刘裕篡夺之心路人皆知之日，然而，身为晋室名臣之后的谢灵运对即将代晋的刘裕并无仇视之意。刘裕伐长安，灵运奉使慰劳刘裕于彭城，作《撰征赋》，又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一诗，居然对尚未代晋作皇帝的刘裕说：“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可见，谢客是不以事二姓为耻的。刘裕代晋之后，采取了抑制豪强的政策，限制士族特权，谢灵运就由公爵降为侯，由原先的食邑二千户降为食邑五百户。朝廷对谢灵运“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这对“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又隐然欲绍其祖功业的灵运来说，无疑是极其失望的一件事，因此，他“常怀愤愤”。而灵运又性格倔强，喜好臧否人物。仅从《宋书》本传有限的记载中便可得知，灵运为自己的信口开河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这是一。灵运东还始宁别墅后，“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灵运并不因此有所内疚，“又要琇更进，琇不肯”，灵运又以诗讥嘲王琇曰：“邦君难地嶮，旅客易山行。”此其二。会稽太守孟
事佛精恳，灵运自以为精通佛典，就嘲讽孟说：“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当在灵运后。”使得孟深恨此言。后来，灵运求朝廷决会稽东郊回踵湖以为田时，孟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守岯崲湖为田，又固执。灵运谓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毁伤之，与遂构仇隙。”孟也因此毫不相让：“因灵运横恣，百姓惊忧，乃表其异志，发兵自防，露板上言。”此其言论构祸者三。
文帝诛杀徐羡之等人后，征灵运为秘书监，再召不起，后来是光禄大夫范泰写信敦奖灵运之后，他才出任的。究其原因，大概是灵运嫌秘书监一职为清闲文职，不能借此实现他的用世之志。那么，究竟谢灵运有没有才干参时政呢？倘若说灵运平时言论放纵的原因是因为心中有不遇之忿的话，那么，倘若灵运被委以要职，果真能端庄凝重地处理军国之事了么？也未必。我们可以从灵运结交的朋友来考察灵运本身的脾性。
按《宋书》灵运本传，灵运东还始宁别墅之后，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璇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惠连是灵运族叔谢方明之子。灵运从始宁至会稽探访谢方明时，遇见惠连，一见如故，大相知赏。惠连十岁能属文，与灵运结识后，灵运曾说：“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据说灵运曾于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忽梦见惠连，即得佳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以为如有神助。惠连也善诗赋，其作《雪赋》以高丽见赏于人。而惠连却是方明看不顺眼的儿子。也在这一次，灵运遇何长瑜，当时何长瑜正作方明家西席，教惠连读书，灵运亦以为人物绝伦，对方明说：“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何长瑜当今仲宣，而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礼贤，宜以长瑜还灵运。”竟载之而去。长瑜曾参临川王义庆幕，也是一位善于嘲讽的文人，曾因言语招过祸，与灵运可谓趣味相投。由惠连、何长瑜、荀雍、羊璇之与灵运的相交，可见他们在文学上气味相合，处世上玩世不恭。
灵运文学上的朋友是如此，政治上的朋友又如何呢？据《宋书》谢灵运本传，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灵运有《庐陵王墓下作》诗：“晓月发云阳，落日次朱方。含凄泛广川，洒泪眺连冈。眷言怀君子，沈痛切中肠。道消结愤懑，运开申悲凉。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解剑竟何及，抚坟徒自伤……举声泣已沥，长叹不成章。”《文选》李善注此诗云：“……后有谗灵运欲立庐陵王，遂迁出之。后知其无罪，追还。至曲阿，过丹阳。文帝问曰：‘自南行来，何所制作？’对曰：‘过庐陵王墓下作一篇。’”兀傲、倔强的灵运毫不讳言对被杀的庐陵王的感情，观其诗，“含凄”、“洒泪”、“沈痛”、“愤懑”、“泣沥”、“长叹”等词，层见叠出，在灵运集中绝无仅有，可见灵运对庐陵王义真之死哀悼之切，也可见素怀用世之志的灵运曾经对义真予以多少的政治上的期望！然而，庐陵王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据《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本传：义真美仪貌，神情秀彻。刘裕平定关中时，年仅十二岁的义真随北征大军进长安。刘裕欲东还，留义真于长安，托付给王修。王修一死，人情离骇，不能统一。此义真少年昏愦者一。刘裕遣将军朱龄石接替义真镇关中，让义真轻兵疾归。而诸将竟敛财货，多载子女，方轨徐行，速度缓慢。至时，建威将军傅弘之曰：“公处分亟进，恐虏追击人也。今多将辎重，一日行不过十里，虏骑追至，何以待之？宜弃车轻行，乃可以免。”而义真不从。果然虏骑追至，义真之军大败，诸将及府功曹王赐悉被俘虏。幸好义真行在前，故得与数百人奔散，日暮，虏骑不复穷追，义真得以保全性命。此义真刚愎无识者二。高祖崩后，少帝失德，徐羡之等密谋废之，按次第应立义真，但嫌义真轻躁，不能主社稷，奏废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羡之使使杀之于徙所，年仅十八。按《宋书》义真本传除详述义真留镇长安及从长安逃归之事外，无一言述及其有经国之才，唯言其“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琊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由此可见，义真轻薄确属无疑。尚未登帝基而轻许人以宰相之职，轻狂也可想见；义真既如此倚重灵运，则灵运欲立义真，也属情理中事。只可惜灵运所期非人，庐陵王义真确实不是能主社稷之辈。
再看谢灵运本人在关键时刻的举动。当司徒遣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羁灵运之时，灵运竟执录望生，兴兵叛逸，并作诗云：“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向来对刘宋政权并无敌意、当了这么多年刘宋王朝的官的灵运忽然以张良等人自期，耻臣二姓起来，这种叛逸的“理论根据”本不牢固；再者，灵运手下有多少军事力量？竟不顾后果，兴兵反抗，这无异于以卵击石，太自不量力了。灵运被擒、后徙付广州时，又阴与先前所识薛道双谋，欲请薛道双邀合徒众半路劫夺之，事败，太祖诏于广州行弃市刑。这又是一件冒险、愚蠢的事。从此二事中可以看出，灵运并无任何军事才能，与乃祖谢玄的赫赫战功相较，不啻天壤之别。
二
性爱山水的人大约有两种，一为尝尽仕途坎坷滋味而转向于静退，一为天性澹泊，与世不争者。灵运却很难被归入到这两类中的任何一类，何则？厌倦世事纷繁而乐山水者，多能看淡名利，天性澹泊者则本身就与世无争。
然而，灵运却是一位本性豪奢之辈。《宋书》灵运本传云：“性豪奢，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灵运称疾东归始宁后，“游娱宴集，以夜继昼”。可见其对现世物质生活的迷恋和享受，这也正与其轻躁的性格相一致。游山水时“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连在观赏山水之时尚且不忘铺排豪奢，那么，其对山水的赏会程度就大可考究。灵运不像渊明遇物成景，不假搜寻，不免松下喝道，非真正欣赏山水者所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灵运自始至终没有忘情于用世，没有忘怀过得失。在宦途也好，在隐居也好，谢客汲汲于功名之心始终没有消泯过。他的游历山水，是作为不遇的郁闷的宣泄形式表现出来的。也正因此，灵运很难真正体会山水美的韵味。
灵运的《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作于少帝即位、出灵运为永嘉郡守之时，对于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惋，因而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的灵运来说，被诏远至偏僻小郡任郡守，无疑是太失望了。这首诗就写出了灵运的失望、怨望和伤心：“辛苦谁为情，游子值颓暮。爱似庄念昔，久敬曾存故。如何怀土心，持此谢远度……曰余亦支离，依方早有慕。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空班赵氏璧，徒乖魏王瓠。从来渐二纪，始得傍归路。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晤。”黄节注谢灵运诗引刘坦之语云：“大概为与庐陵分异，而寓其感恩怀旧之情焉。”上文我们已经讨论过，灵运与庐陵王情款异常，除了文义之事外，主要出于政治观点上的同一。与庐陵王的惜别就是对自己的政治前程的忧虑。此诗末二句写得失望、伤心至极，灵运对仕途的看重于此可见。在将发永嘉之时，灵运又作有《邻里相送至方山》一诗，中有句云：“积疴谢生虑，寡欲罕所阙。资此永幽栖，岂伊年岁别。”声言将因多病而谢去生虑，由寡欲而少所阙失，将永为幽栖之计。然而这无非是灵运一时悲绝、愤懑之语，实则他对仕途上的期望何曾有半点忘怀！在赴永嘉途中，灵运经过父祖旧业始宁别墅，写了《过始宁墅》一诗：“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缁磷谢清旷，疲尔惭贞坚。拙疾相倚属，还得静者便。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且为树枌檟，无令孤愿言。”读这首诗，很容易使人想起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来，然而，渊明对“误落尘网中”的悔悟是真诚的，他也从此走上了躬耕田里之路。而灵运此诗则不免心口相违，是因为仕途不得志而生出的牢骚之语。当然，不能否认此诗中灵运的悔悟之情，但悔悟归悔悟，以灵运兀傲、轻躁之性格，是决不愿就此终老于山水之间的。
作为在山水诗的创作上卓有成就的诗人，灵运在面对山水美景时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事实上，经过宦海险恶的灵运，也确乎在山水之美中得到了心理上暂时的平衡，相对而言，灵运也因此涤去不少世俗的烦忧。饶有意味的是，这种平衡并不是灵运率数百徒众门生凿山浚湖这种热闹喧哗的山水观赏中获得的，而是他独自一人沉浸在山水之中时获得到的，至少，体现在现存的他的诗歌中是这种情况。在赴永嘉途中、经富春江观赏山水清景之后，他说：“平生协幽期，沦踬困微弱。久露干禄请，始果远游诺。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他对自己以前热衷名利的行为进行了反省。但这里仍然透出一种怨望，黄节注灵运诗集引方虚谷语曰：“万事俱零落，怨辞也。”只是比先前因强烈的失望而发出的怨望之语就要微弱得多了。这不得不归功于山水的陶冶。至任永嘉郡后，灵运恣意遨游名山胜水，虽然他仍时时系念于自己的仕宦前程，然而，山水之美毕竟或多或少地冲淡了他的这种怀禄之情。他的《过白岸亭》一诗可证，诗曰：“拂衣遵沙垣，缓步入蓬屋。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空翠难强名，渔钓易为曲……伤彼人百哀，嘉尔承筐乐。荣悴迭去来，穷通成休戚。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灵运面对的是清涧古石、远山疏木，弋钓者悠然，采樵者泰然，不免想到自己为干禄而愁思而苦闷而劳心费神。荣华富贵本不能长保，转瞬间便会陵替，不如抱朴疏散，无思无虑。也只有有了这样一种赏会和醒悟，谢灵运才能写出比较成功的山水诗来。事实证明，正是在永嘉的一年里，灵运创作的山水诗代表了他最高的艺术水平。这一时期中，灵运作诗好用一个“赏”字，也说明他是较任何一个时期都要用心地观赏、体味山水之美的。
然而，山水对灵运的陶冶毕竟是暂时的，灵运没有、也不可能从此高蹈出世、终老泉石之间。他的死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他的倔强不羁，进一步说，还是由于其用世心切、怀才不遇而产生的愤懑。这种愤懑一直陪伴着灵运，从来没有真正分离过。
三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谢灵运对待山水的态度，也必然受到其复杂思想的影响。他对山水的态度就远不如蔑弃轩冕的渊明来得诚挚和纯洁。简而言之，灵运是试图在山水中求得解脱或者一时的陶醉，山水与其人远未融为一体，甚至可以说，灵运对山水的态度本来是冷漠的，因为心中有了郁闷，无处发泄，而转到山水中来。这不是说灵运不能体认山水之美，灵运对山川之美的抒写基本上是准确的。但在他身上，“我”的意志太强烈了，功利的目的太明显了，山水和灵运之间就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山水的脉搏与灵运的心灵不是一起跳动的，后人说灵运的山水诗缺乏真情即源于此。我们试将他的《山居赋序》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作一粗浅的比较。
《山居赋序》曰：“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村野曰丘园，在敦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所乐，而以作赋。扬子云云：‘诗人之赋丽以则。’文体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去素，倘值其心耳。意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灵运虽然说“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于市廛”即只要心有隐逸之志，身处庙堂之上亦犹山泽之中，但灵运其实对此是很在乎的。倘若真能做到“朝隐”，灵运也不必经营这处虽不乏野趣、实则满含人工的地方作为隐逸之所。这可从此赋所写看出来，灵运当初选址之时，“入涧水涉，登岭山行。陵顶不息，穷泉不停。栉风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浅思，罄其短规。非龟非筮，择良选奇。翦榛开径，寻石觅崖。四山周回，双流逶迤。面南岭，建经台；倚北阜，筑讲堂。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对百年之高木，纳万代之芬芳。抱终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长。谢丽塔于郊郭，殊世间于城傍。欣见素以抱朴，果甘露于道场。”这样的经营是煞费苦心的，灵运到底脱不了富家子弟铺排的习气。灵运所谓的“抱朴”，仅仅相对于他平时豪奢的行为而言，倘与真正的隐者的隐处相较，这里当然仍是华屋。因此，谢序所云，不妨改作“言心也，黄屋良有异于汾阳；即事也，山居实不殊于市廛”，反而贴切一些。这绝对不是对谢客的讽刺，我们只要看看渊明归居田园之后，对寻常之物、寻常之景那份由衷的喜悦，就可见出灵运的矜持和费力。渊明说：“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在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对几间草屋，渊明倾注了这么多感情；对僮仆稚子，又有那么多爱心。庭中之树可使渊明开颜；斜倚南窗可让渊明思接古人。来往之人中，没有名流学士高僧道士，不过是乡间农人而已；乡间的景致无非是“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但在渊明心中，这是一片多么纯净、安宁的风景！不待高山大川而自足，不倚深松幽涧而自美，哪里像灵运那般寻寻觅觅、苦心经营！
事实上，灵运或大兴土木或穷搜精奇之所的行为不止一次。灵运还始宁别墅时，居石壁，既而又卜室田南，并有石门新营，灵运为此作三诗纪之：《田南树园激流植楥》、《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石壁立招提精舍》。此外，灵运虽说“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但正好逗出灵运之心迹来：他其实念念不忘于京都宫观游猎声色，总是系心于文章之“求丽”。在渊明那里，一切纯任自然；而在灵运这里，则时时考虑的是与世俗繁华相比较，作文也斤斤乎拘泥于世俗之人的评说。那么，显见得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是灵运无可奈何的暂时归宿，是宣泄郁闷情志的载体。他要“览者废张、左之艳辞”既不可能，体现在他这篇序中、乃至灵运的全部诗文中的，就是他费力的雕饰。
要而言之，灵运的游山玩水，并非出于他的天性，而是曲折的仕途经历使然。既然他不像渊明那样“性本爱丘山”而自觉自愿自得地写田园之乐，那么，他的不得已而游放于山水的行为只能是为他的高士风度作装饰，他的山水诗也只能作为他的不遇于世的象征。从这种角度去理解谢灵运的诗歌，应当说是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