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能提升获得感吗？
——基于对城市低保受助者再就业情况的考察
侯 斌
摘 要 提升低保受助者的获得感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最后一公里。文章以劳动年龄阶段内城市低保受助者为研究对象，利用“完善社会救助制度”课题组2015年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就业对提升劳动年龄阶段内城市低保受助者获得感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1)再就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低保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就业相关福利没有有效满足城市低保受助者现在的需求；(2)就业救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市低保受助者的未来获得感，就业救助福利对促进个人发展及累计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明显；(3)社会救助福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市低保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反贫困兜底线功能得以发挥和体现；但社会救助福利对其未来获得感没有显著影响。基于此，文章提出：(1)明确发展型救助理念，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2)针对不同的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3)完善就业救助与低保救助的联动机制，预防福利依赖的出现；(4)合理安排救助制度，引导低保受助者自救。
关键词 就业救助；社会救助；获得感；福利依赖
一、问题的提出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背景下要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等方面取得不断进展，确保全体人民在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这就将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实现提升到了改革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对于不同群体而言，其获得感实现的方式和重点也可能存在差异。对于低保受助者等贫困人口而言，提升他们的获得感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最后一公里。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低保受助者来说，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专项救助可以维持其基本的生活需要，即这部分受助者通过社会救助的享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获得感的提升；但对于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内有全部劳动能力或者部分劳动能力的低保受助者来说，社会救助的享有可以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但其获得感的实现更重要的应是通过就业获得劳动报酬的方式来实现。201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首次对就业救助的相关内容做了规定，“国家对最低生活保障中有劳动能力并处于失业状态的成员通过贷款贴息、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办法，给予就业救助”。政府通过提供就业救助等就业福利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旨在提高受助者的劳动技能与素质，增强其自我获得劳动收入的能力。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16—60岁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内[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的规定：法定劳动年龄是指年满16周岁至退休年龄，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退休年龄一般指男60周岁，女55周岁。 有完全劳动能力或部分劳动能力的城市低保受助者，研究重点在于考察其就业状况和政府提供的就业救助福利能否对其获得感的提升产生显著影响。
此外，如何平衡就业与救助的关系是发展型救助视角下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分析劳动年龄阶段内城市低保受助者获得感实现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对就业与救助关系的探讨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即是福利提供过程中是否产生福利依赖的问题，尤其对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内的受助者而言更是如此。有关福利依赖的探讨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福利依赖，给予型的低保救助福利降低了低保受助者的再就业意愿，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救助依赖”现象，反福利依赖因素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新的救助依赖的可能性；[注] 兰剑、慈勤英：《“福利”与“反福利依赖”——基于城市低保群体的失业与再就业行为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11-119页。 城市低保受助者中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较低，“养懒汉”问题普遍存在，同时受助家庭受助时间长，救助项目叠加导致受助者不愿意退保；[注] 刘璐婵、林闽钢：《“养懒汉”是否存在？——城市低保制度中“福利依赖”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15年第10期，第37-42页。 另有学者通过质性研究发现城镇低保中遭遇了严重的福利依赖问题，处于就业年龄阶段的受助者福利依赖问题尤为突出，究其原因在于低保制度的运行空间中出现了模糊地带。[注] 郑婷、何健：《城镇低保福利依赖的制度性分析——以C市B区T社区为例》，《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0期，第6-11页。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还未具备形成福利依赖的条件。中国低保制度产生福利依赖的条件是不充分的，主要从低保救助水平较低、低保申请程序较为繁琐以及低保对就业要求各地有差异等方面进行展开；[注] 张浩淼：《救助、就业与福利依赖——兼论关于中国低保制度“养懒汉”的担忧》，《兰州学刊》2014年第5期，第163-169页。 城市低保金有重要的救助作用，低保受助者也有较强的就业与改善生活的意愿，目前城市低保制度中尚不存在“福利依赖”效应；[注] 韩克庆、郭瑜：《“福利依赖”是否存在？——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一个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149-167页。 对低保受助者而言依赖低保救助维持生计只是其工作收入太低时的“权宜之计”，而不是理性计算下的生存策略。[注] 彭宅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救助对象的劳动激励:“中国式福利依赖”及其调整》，《社会保障研究》2009年第12期，第163-174页。 基于此，本研究还想尝试回答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内的低保受助者在其获得感实现的过程中是否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福利依赖？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考察社会救助中救助与就业的关系问题，并且反思社会救助发展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
(一)获得感：检验福利获得的新视角
获得感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来学界关于它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学理层面的分析，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获得感是客观获得基础上的主观认同。获得感是指因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获得而产生的可以长久维持下来的满足感，它强调在为我基础上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得到。[注] 张品：《“获得感”的理论内涵及当代价值》，《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第4期，第402-407页。 它是多元利益主体(个体、群体、组织)在改革和发展客观过程中对自身实际所得的主观评价。[注] 王浦劬、季程远：《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人民获得感的意蕴和量度》，《中国行政管理》2018第1期，第6-12页。 它来源于人们对自身既得福利的主观认同。[注] 李锋：《新时代人民获得感再提升与民生政策调适》，《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53-58页。 二是主观认同基础上的多维度获得感。获得感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涵盖多方面内容，如住房、收入、医疗和教育等。所以它的实现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实现，还包括精神层面的追求。秦国文从理论获得感、现实获得感和预期获得感三个方面理解获得感；[注] 秦国文：《改革要致力于提高群众获得感》，《新湘评论》2016年第1期，第12-13页。 汪来喜将其分为收入获得感、公平的获得感以及预期获得感；[注] 汪来喜：《我国农民获得感的内涵及理论意义探究》，《经济研究导刊》2017年第1期，第30-31页。 王浦劬、季程远将其分为空间视角下的横向获得感以及时间视角下的纵向获得感。[注] 同上。 还可以将获得感分为物质获得感、社会获得感、心理获得感、政治获得感、生态获得感等多个维度。三是获得感的实现存在于社会比较的过程中，它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参照标准应当依照社会标准而非个体标准。这种社会比较既包括纵向比较，即与过去的社会状况相比，个体对当下社会状况的感知；又包括横向比较，即与其他人的比较得出自己的主观感知。[注] 吕小康、黄妍：《如何测量“获得感”？——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为例》，《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46-52页。
获得感提供了检验低保受助者福利获得的新视角，在此基础上可以分析影响获得感实现的具体因素。主观福利理论[注] Rojas M,Well-being and the Complexity of Poverty: a Subject Well-being Approach.unpanl.un.org,2007. 认为个人自我评价的福利水平更容易反映个人的福利状况，客观福利指标通常有专家或政策制定者来制定一样的指标，但主观福利指个人自我判断的福利，同时是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判断。一项公共福利政策的执行必然产生一定的效果。[注] 何植民：《农村低保政策实施效果评价与分析》，《行政论坛》2014年第1期，第37-41页。 政策效果即是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政策功能的发挥程度。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同样会产生一系列政策效果，包括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文化效果。这种效果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在了受助者身上，需要通过受助者的获得感来衡量，同时获得感实现的程度与哪些因素有关也是需要去关注和回应的。获得感精准定位了劳动就业报酬和社会救助享有对受助者带来的主观满足感，对劳动年龄阶段内的受助者而言，需要具体考察就业与救助对其获得感的提升作用。本研究在回顾学界对获得感探讨的基础上，对获得感的考察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即自评目前家庭经济能否有所保障，二是受助者的未来获得感，即对未来生活预期的获得，自评未来生活水平的发展变化。
(二)就业与救助：获得感提升的影响因素
目前有关就业对获得感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与之相关的研究主要是从与获得感相近但又不完全相同的主观幸福感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就业对人们主观心理认知的影响。获得感强调的是客观获得基础上的主观认同，而幸福感则重点强调人们内心的一种主观状态。国外研究就业与幸福感关系的相关理论包括潜在效用损失理论、个人限制理论和动机理论。潜在效用损失理论和个人限制理论认为来自心理和经济的压力会导致幸福感水平比较低；而动机理论则从工作搜寻理论出发认为失业者幸福感水平不会降低，因为对于寻找工作的失业者来说失业保险金是其失业期间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且比例很高。Tella的研究还发现失业保障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政府的失业保障支出可以显著提升社会平均幸福感。[注] Tella,D.R, MacCulloch,R.“Some Uses of Happiness Data in Economic”，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1).pp.25-46.国内研究主要从就业收入方面探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如在对农民工就业收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中就形成了两类观点，一种认为收入对农民工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社会支持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注] 王玉龙、彭运石、姚文佳：《农民工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社会支持和人格的作用》，《心理科学》2014年，第5期，第1220-1224页。 另一种观点认为要区分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会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注] 黄祖辉、朋文欢：《对“Easterlin悖论”的解读——基于农民工的视角》，《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58-173页。 而工作时间对农民工的幸福感会产生负向影响，过长的劳动时间会挤占其休闲和工作时间。[注] 卢海阳、杨龙、李宝植：《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3期，第57-71页。 就业质量的提高也是居民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原因。[注] 卢海阳、杨龙、李宝植：《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3期，第57-71页。 [注] 卿石松、郑加梅：《工作让生活更美好：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幸福感研究》，《财贸经济》2016年第3期，第134-148页。 还有学者认为非正规就业会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居民其主观幸福感会显著降低。[注] 丁述磊：《非正规就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年第4期，第57-67页。 [注] 王海成、郭敏：《非正规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正规化政策的合理性》，《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5期，第50-59页。 非正规就业对女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负面影响更大。不同区域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不同，从西到东，非正规就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造成的损失依次递增。[注] 丁述磊：《非正规就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年第4期，第57-67页。 在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上有学者发现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并且影响作用依次递增。[注] 丁述磊：《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医疗、住房、就业服务视角》，《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77-84页。 有学者以老年人心理健康以及情感方面的内容作为测量幸福感的指标，分析发现再就业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主要原因是经济收入上的满足。[注] 宋宝安、于天琪：《城镇老年人再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吉林省老年人口的调查研究》，《人口学刊》2011年第1期，第42-46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财务公司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成为各个财务公司关注的重点问题。财务公司建立外汇资金池具有三方面的作用：第一，可以加速资金融通，使财务公司和跨国集团公司收获更多的经济效益。第二，可以分开结汇和支付两个环节，减少财务公司的经济损失。第三，可以打破传统管理僵局，扩大资本运作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想要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财务公司必须提升外汇资金池的运营效果。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将通过进一步分析来验证就业对提升低保受助者获得感的影响作用，尝试回答在救助与就业的关系中是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福利依赖，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1)再就业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低保受助者的获得感，具有反福利依赖的特征。就业收入和工作年限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当下获得感和未来获得感；不同的就业类型其获得感实现程度不同；就业救助目前在就业激励机制方面存在不足且援助缺乏稳定性和制度性，未形成常态化和长效性的制度安排，[注] 王丽华、孟湘泓：《反贫困视觉下的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安排》，《甘肃社会科学 》2012年第2期，第46-49页。 所以对当下获得感影响方向不确定，但就业救助属于人力资源投资，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会提升其未来获得感。(2)社会救助福利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当下获得感，但由于社会救助的功能定位在于兜底线、救急难，其救助水平限定在维持满足最低生活需求层面，因此会对其未来生活预期无显著影响。但对于劳动年龄阶段内有完全劳动能力或部分劳动能力的城市低保受助者来说若仅仅依靠社会救助福利提升其获得感，就有可能预示着产生了福利依赖倾向。
组织TNF－α水平在2、6、12h与B组比较有显著升高（P＜0．05）；在2、6、12、24h，A组与C组、D组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肠组织TNF－α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建构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研究”课题组2015年收集的数据。本课题覆盖辽宁、湖北、江西、浙江、广东、山西等全国6个省，共有1503个样本。调查对象为领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低保受助者，以户为单位，每户随机抽取1名18岁以上的家庭成员进行调查。样本内容涵盖被访者及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工作状况、家庭经济状况、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状况以及社会交往与社会评价状况等。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为处于劳动年龄阶段(16—60岁)范围内的城市低保受助者，经过剔除漏答或部分填答不完整的变量后，最终样本量为651。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劳动年龄阶段内城市低保受助者的获得感。并将其操作化为当下获得感和未来获得感两个层面。(1)当下获得感。选取测量当下获得感的问题为“您觉得您现在的家庭经济是否有保障”，经过重新赋值，回答1=是，0=否，为二分类变量；(2)未来获得感。选取测量未来获得感的问题为“您感觉未来5年中生活水平将会怎样变化”，通过初步分析，原始回答为六分类变量，通过频率分析发现，“上升很多”和“下降很多”的回答比例很小，因此将“上升很多”和“略有上升”合并为“上升”，将“略有下降”和“下降很多”合并为“下降”，“不好说”选项作为缺失值处理。由此操作化为三分类变量，即1=下降，2=没变化，3=上升。
2.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受访者的就业及福利状况和社会救助福利状况。其中，就业及福利状况包括：(1)就业收入，进入模型时取对数，为连续型数值变量；(2)工作年限，为连续型数值变量；(3)工作类型，其中1=第二三产业，0=第一产业，为二分类变量；(4)是否享受过再就业扶持政策，为二分类变量；(5)政府有无介绍过工作，为二分类变量；(6)就业培训次数，为连续型数值变量。社会救助福利状况包括：(1)受访者月均低保金额，进入模型时取对数，为连续型数值变量；(2)低保领取时长，为连续型数值变量；(3)个人社会救助收入占比，为连续型数值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当下获得感是“0”或“1”的二分类变量，因此选择使用二元Logistic模型；未来获得感为三分类有序变量，在对主要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平行线假定检验之后，选择使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
(三)模型选择
3.控制变量。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和个体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人数、家庭教育支出比、家庭医疗支出比；个体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
其中，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
获奖论文将入选“多菌种纯种微生物应用技术论坛”会刊论文集，推选在“多菌种纯种微生物应用技术论坛”进行交流，并推荐在科技核心期刊《酿酒科技》公开发表。
P 表示因变量发生的几率，即受助者当下获得感的实现情况(当下家庭经济的保障情况)。X i 表示第i 个自变量，包括基本的人口学特征变量和与主题相关的变量等控制变量，以及就业及福利状况、社会救助福利状况享有等核心自变量。β 0是模型的截距，β 1为系数。
本研究用二元Logistic模型来探讨就业及福利状况以及社会救助福利状况对受助者当下获得感的影响，即受助者认为家庭经济状况能否有所保障。
简析：据奥维云网（AVC）零售监测数据显示，线下消毒柜市场监测销量2.7万台，同比下降26.4%，其中立式同比下降24.4%，嵌入式同比下降27.1%，卧式同比下降26.4%。
其中，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如下：
p j =p (y ≤j |x )，它表示y 取前j 个值的累积概率。X n 表示第i 个自变量，包括基本的人口学特征变量和与主题相关的变量等控制变量，以及就业及福利状况、社会救助福利状况享有等核心自变量。
本研究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来探讨就业及福利状况以及社会救助福利状况对受助者未来获得感的影响，即受助者对未来生活水平的评价。
有关社会救助的影响以往研究更多的是从社会救助对受助者客观经济水平的提升方面来分析社会救助的影响，较少从主观获得感层面去讨论，如有学者主要从社会救助的减贫作用来分析对贫困人口的改善作用，社会救助的享有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贫困人口的客观经济水平，作为社会救助制度基础的低保制度，其减贫作用不仅体现在帮助家庭摆脱贫困，更重要的是改善其贫困状况。[注] 文雯：《城市低保与家庭减贫——基于CHIPS数据的实证分析》，《人口与经济》2015年第2期，第108-118页。 目前有关社会救助对受助者获得感的影响形成了以下结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发挥了一定的降贫作用，对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会有显著影响。[注] 王延中、王俊霞：《更好发挥社会救助制度反贫困兜底作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67-71页。 物质贫困的缓解能够促进低保对象主观福利水平的提升。[注] 韩华为、高琴：《中国城市低保救助的主观福利效应——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第3期，第82-97页。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兜底作用还有助于提升贫困人口的安全获得感。[注] 李丹、杨璐、何泽川：《精准扶贫背景下西南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获得感调查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57-62页。 城市低保对象还通过获得与低保资格相关联的其他专项救助满足其生活需求，以此缓解物质层面的贫困状况。在专项救助方面，教育救助和医疗救助影响极为有限，临时救助能够显著提升经济的总体获得感。[注] 梁土坤：《环境因素、政策效应与低收入家庭经济获得感——基于2016年全国低收入家庭经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18第9期，第19-30页。 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受助者的总体获得感提升效果有限，但对相对获得感的影响是显著的。[注] 同上。 究其原因可能是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定位有关。它的实行满足了受助者最低生活水平的维持，无法满足其共享经济与经济发展成果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结果
1.就业、社会救助对城市低保受助者当下获得感的模型分析结果
表 1城市低保受助者的获得感描述情况
由表1可以看出，从当下获得感来看，东部沿海地区认为家庭经济有保障的比例最高，为56.4%，其次为中部地区，为35%，最后为东北地区，为16.5%；从未来获得感来看，东北地区认为未来生活提高的比例为64.88，东部沿海为59%，中部地区为48.3%，而且未来获得感的提升比例要比当下获得感的比例要高，这说明低保受助者对未来获得感的实现总体上呈现一种积极态度。
此外，就性别来看，男性的当下获得感要高于女性，其中男性比例为32.1%，女性比例为29%；未来获得感男女差异不大；就婚姻状况来看，未婚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最高，36.8%的未婚受助者认为家庭经济有保障，已婚有配偶的比例为30.8%，已婚无配偶的比例为25.4%；已婚群体的未来获得感要比未婚群体的高，其中59.6%的已婚有配偶受助者认为未来生活水平会提高，57.1%的已婚无配偶受助者认为未来生活水平会提高；就受教育程度来看，总体上来看受教育程度高的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和未来获得感比受教育程度低的要高。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很多学生对于写作的兴趣不高，而兴趣是学习的最大动力，从教学内容上看，学生往往更加喜欢阅读教学。有许多教师认为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是独立存在的，阅读与写作教学脱节，忽视了阅读与写作教学相辅相成的作用。当前小学语文阅读与写作教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教学流于形式，教师并没有很好地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不利于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语文教学存在用时长而收效微的问题，就阅读教学来说，教学内容多且杂，并没有给予学生足够的感悟时间，导致学生的学习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教师积极探索和创新阅读与写作教学的融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2.城市低保受助者就业收入和月均低保金额收入不高，就业救助福利受益范围较小。
表 2城市低保受助者就业及社会救助福利的描述情况
低保受助者个人年就业收入平均为6987.98元，工作年限平均为10年，月均低保金额为382.16元，低保领取时长平均为7年。其中76.3%的低保受助者还在从事第一产业相关工作，23.7%的从事第二三产业相关工作。在就业福利方面，受助者平均享受就业培训的次数为0.36次，32.6%的受助者享受过再就业扶持政策，政府有为19.5%的受助者介绍过工作。
另外从实地访谈内容中可以发现城市低保受助者中就业对象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作时间较长，技术含量低，工资较少。就业对象对自己所处的工作状态表现出一种较为失望和不太满意的态度。另外，还有就业对象会表现出自己工作没有目标和方向，与其辛苦工作还不如靠国家的救济金来生活。城市低保受助者中不同对象就业状态有差异，对社会救助的享有也有不同的想法。
(二)模型分析结果
1.城市低保受助者获得感存在地区差异，且内部存在分化。
总之，作为小学数学教师，我们要切实做好小学数学的教学工作，并且也要加强对学生的价值观教育，结合数学的自身特点，灵活开展价值观的渗透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表 3就业、社会救助对城市低保受助者当下获得感的模型分析结果
就业变量方面，就业收入对低保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有显著影响。就业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低保受助者认为家庭经济没有得到保障的概率就增加30.1%。工作年限对低保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也有显著负向影响。工作年限每增加一个单位，低保受助者认为家庭经济没有得到保障的概率就增加11%。这就部分否定了假设1的观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通过就业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未能有效提升城市低保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受助者比从事第一产业的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提升的可能性要高17.1%。与没有享受过再就业扶持政策的受助者相比，享受过再就业扶持政策的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提升的可能性更低。同样，与没有被政府介绍过工作的受助者相比，被政府介绍过工作的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提升的可能性也更低。就业培训次数对低保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有显著负向影响，就业培训次数每增加一个单位，低保受助者认为家庭经济没有得到保障的概率就增加13.3%。这说明目前政府提供的就业救助没有有效提升城市低保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回答了假设1中就业救助对当下获得感的影响方向。因此，总体来看，再就业没有提升城市低保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就业救助提供的工作岗位、劳动培训等措施无法有效满足目标群体的需求，从而导致政策目标功效有限，[注] 吴小芳：《我国城市就业救助政策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11年第4期，第67-77页。 另一方面在城市低保受助者一部分群体中可能出现了福利依赖的倾向，导致其习惯于长期依赖低保金生活而对就业激励措施产生了负相抵触，当得知一经就业就不能再享受低保福利，并且劳动所得报酬与低保金额相差无几时，就更不愿意接受就业救助了。[注] 陈亚琼：《我国就业救助制度的困境及路径优化》，《经济研究导刊》2018年第28期，第173-174页。
社会救助福利变量方面，月均低保金额对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有显著提升作用。月均低保金额每增加一个单位，受助者当下获得感提升的可能性就增加326.6%，同样低保领取时长也对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有显著提升作用。这也验证了假设2的部分观点，即说明了社会救助兜底线、反贫困的作用发挥。个人社会救助收入占个人总收入比重对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有显著负向影响，个人社会救助收入占比每提升一个单位，其当下获得感下降的概率就增加46.1%。
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家庭人口数对提升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当下获得感提升的概率就增加29%。家庭教育支出比和家庭医疗支出比对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都有显著负向影响。此外，男性比女性的当下获得感提升的可能性要高；教育程度较高的受助者相比较未上过学的受助者其当下获得感下降的可能性要更高；已婚有配偶的受助者相比较未婚的受助者其当下获得感下降的概率增加32.5%。
2.就业、社会救助对城市低保受助者未来获得感的模型分析结果
诚如上述，情绪教育可运用发展性书目疗法的理念，协助个体舒缓负面情绪。鉴于发展性书目疗法系情绪教育的有效方式，基隆市立暖暖高级中学图书馆遂规划名为“我读·故我在—我是元气王”的主题巡回书展系列活动，进行以发展性书目疗法应用于初中生情绪教育的实践工作。
我们所编的教育学可能就是人们所谓的“实践教育学”。但是，我们讲的实践教育学不是简单地强调或重视实践之重要，不是把它编成“实践规程、操作技术”之学，而是既要探索事实的尺度，又要检讨价值的尺度，并把二者结合起来，探讨教育的“战略思想”“策略”“实践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教育过程”“教育与教学方法”等，以便教育者自觉且具有创造性地用它解决与改进培养人的实践问题，促进受教育者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许多读者也积极向我们反映教材与中小学实际结合得比较紧密。
目前有关“一带一路”的传播研究仍然摆脱不了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方法论民族主义是社会理论研究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指的是对社会的思考脱离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来讨论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思维定式，也即把民族国家作为“最终的分析单位和定界社会科学中的现象和问题的边界”的方法论偏差。[10]对“一带一路”的思考，尤其要克服这种方法论上的局限，要把“一带一路”问题放在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中思考，找到坐标和准确定位。
因为因变量未来获得感是三分类变量，因此在使用有序多分类logit模型时先对进入模型的自变量和主要控制变量进行平行线假定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 4进入模型的变量平行线假定检验
由表4可以看出，平行线总体假定检验P值=0.56>0.05，因此各变量的平行线假定检验通过，可以将因变量未来获得感作为有序多分类变量进入ologit模型。
表 5就业、社会救助对城市低保受助者未来获得感的模型分析结果
就业变量方面，就业收入、工作年限依然对受助者的未来获得感有显著负向影响。就业收入和工作年限每提高一个单位，受助者认为未来生活水平处于更低等级的概率就会分别增加44.7%和1.4%，这也否定了假设1的部分观点，说明通过就业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未能有效提升城市低保受助者的未来获得感。与从事第一产业的受助者相比，从事二三产业的受助者认为未来生活水平处于更高等级的概率会增加42.6%。同样，与没有享受过再就业扶持的相比，享受过再就业扶持的受助者认为其未来生活水平处于更高等级的概率要增加28.5%。被政府介绍过工作的受助者与没有被政府介绍过工作的相比其未来生活水平提升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就业培训次数会对未来获得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就业培训次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受助者认为未来获得感提升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2%。这就验证了假设1的部分观点。就业对促进个人发展及累计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且就业救助保障的是受助者的发展权，通过就业救助促进其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自救自力，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未来获得感。[注] 杨德敏：《就业援助：社会救助立法的基本取向》，《江西社会科学》2012第12期，第159-164页。
社会救助福利变量方面，月均低保金额、低保领取时长以及个人社会救助收入占比对未来获得感没有显著影响。这也验证了假设2的部分观点，同时也说明了调查样本没有将社会救助收入作为未来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没有仅仅依靠社会救助收入提升其未来获得感，福利依赖事实没有形成。在控制变量方面，家庭人口数依然对未来获得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受助者认为其未来生活水平处于更高等级的概率会增加5%，家庭教育支出也会对未来获得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教育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未来获得感提升的概率就会增加371.8%。家庭医疗支出会对未来获得感的提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会对受助者未来获得感的提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处于初中的受助者与未上过学的受助者相比其未来获得感提升的概率会增加25.7%。已婚有配偶的受助者与未婚的受助者相比其未来获得感提升的概率会增加48.8%。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研究”课题组的数据，分析了就业对提升劳动年龄阶段内城市低保受助者获得感的影响，并尝试回答了救助与就业关系中的福利依赖问题，得出以下结论：(1)城市低保受助者获得感存在地区差异，且内部存在分化。东部沿海地区的当下获得感最高，东北地区的未来获得感最高；男性的获得感要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高的受助者获得感要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受助者。(2)城市低保受助者就业收入和月均低保金额收入不高，就业救助福利受益范围较小。多数受助者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作时间较长，技术含量低，工资较少，对目前工作状态表现出不满意的状态。还有个别受助者表现出明显希望依靠低保救助维持未来生活的想法。(3)再就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低保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其原因包括：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的劳动收入未能有效满足其收入预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就业救助提供的工作岗位、劳动培训等措施无法有效满足目标群体的需求，从而导致政策目标功效有限。同时还要警惕再就业措施产生的劳动激励负向效应，从而避免城市低保受助者中出现福利依赖的倾向。(4)就业救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市低保受助者的未来获得感。就业救助是基于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一种救助，它对促进个人发展及累计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且就业救助保障的是受助者的发展权，通过就业救助促进其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自救自力，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未来获得感。(5)社会救助福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市低保受助者的当下获得感，其反贫困兜底线的功能得以发挥和体现。但由于社会救助的功能定位在于满足其最低生活保障，因此其对低保受助者的未来获得感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同时也说明城市低保受助者所预期的收入不单一依靠社会救助获得的收入，福利依赖事实还没有形成。
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以更好地提升劳动年龄阶段内城市低保受助者的获得感：(1)明确发展型救助理念，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将教育、医疗、住房等专项救助的受益对象扩展到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不仅仅局限于低保受助者，同时延长低保受助者的就业减退时间长度，提供持续的就业指导。最后加大就业补贴的力度，让有劳动能力就业的低保受助者有所获得。(2)针对不同的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城市低保受助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针对其提供的就业服务应为个性化服务设计。可以尝试采取先就业后培训的测量，先为其提供就业岗位，然后再为其提供相应的技术培训，并且技术培训要满足其当下的需求。提供的就业岗位也要让其兼顾可以照顾家庭的责任。鼓励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受助者灵活多样就业。(3)完善就业救助与低保救助的联动机制，预防福利依赖的出现。坚持生存保障救助与就业促进联动的原则，加强就业的保护政策，同时与低保制度相衔接服务于有劳动能力的受助者。在预防福利依赖方面，就业救助应该加强其服务的针对性和强制性，对有劳动能力且能够就业的低保受助者给予强制性的岗位服务机会，避免出现福利依赖的倾向。(4)合理安排救助制度，引导低保受助者自救，使其树立自立自强的概念。要警惕社会成员对福利的依赖，增强对低保受助者工作伦理和义务教育的学习，通过他助和自助的方式使其重新就业回归社会。
Can Employment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 -employment of the Urban Subsistence Insurance Recipients
Hou Bin
Abstract ： Improving the sense of gain of low-income recipients is the last kilometer to improve people's sense of gai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working to improve the sense of gain of urban low-income recipients who are in the labor employment age within the city low income recipi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to perfect the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team examined,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re-employ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reduces the current gain of the urban low income recipients, employment related benefits have not effectively meet the needs of urban low income recipients; (2) employment assistance to some extent improves the future gain access of urban subsistence insurance recipients, and the employment assistance and welfare play an increasingly obvious role in promoting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accumulating human capital; (3) to some extent, social relief and welfare have improved the current gain of urban subsistence allowances recipients, and the function of anti-poverty line has been brought into play and reflected; However, social welfar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uture gain. Based on these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poses :(1)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oriented assistance and implement a positive employment policy. (2) provide targeted employment services for different needs. (3) improve the linkage mechanism between employment assistance and subsistence insurance assistance to prevent the emergence of welfare dependence. (4) reasonably arrange the rescue system and guide the recipients of subsistence allowance to save themselves.
Key words : employment assistance; social assistance; the sense of gain; welfare dependence
作者简介： 侯斌，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3JZD020)。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 2019) 04-0134-16
责任编辑： 刘旭挺
标签：就业救助论文; 社会救助论文; 获得感论文; 福利依赖论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