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美国发展的动力与问题的根源_个人主义论文

个人主义:美国发展的动力与问题的根源_个人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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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新制度主义将文化纳入“制度”的范畴,并认为它是制度中最深层、最稳定的部分,决定着制度的产生、执行与演进过程。文化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深层基础与外在表象的关系。美国,这个立国于18世纪下半叶的国家,为什么成为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第一强国,是什么样的文化特征,筑就了美国的成长逻辑?思考美国最深层和最根本的文化根基,追踪其形成历史与演变轨迹,探讨其在制度方面的外在表现及其与美国发展进程之间的关系,可为正在寻求和平崛起的中国改革和文化建设寻得他山之石。

美国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主义

文化,是为一个社会共同体成员所公认和共同遵循的信仰、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一般而言,当人们提及美国文化的时候,会想起基督教信仰、崇尚自由、机会均等、个人至上、公平竞争、开拓进取、有限政府、分权制衡,等等。但是,如果要以一个词来归结美国文化的核心,那就是个人主义。美国文化中其他方面的内容,都是围绕个人主义这个核心而展开。如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所说:个人主义是美国人最深刻的民族特性,是美国文化的核心,美国文化特质中带根本性的东西都来自于它。[1]

1.追溯个人主义的根源可以看到,个人主义主要来自美国的新教传统

新教是美国文化所根植的深层土壤。美国“清教思想研究之父”佩里·米勒认为,清教在美国思想中一直起着主导性的角色,清教徒的后代们把先辈们的思维习惯贯彻到各式各样的追求之中并将其影响扩大到整个国家范围之内。[2]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持同样见解,认为美国国家特性的来源就是新教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3]。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与新教文化是分不开的。

经过18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宗教“大觉醒”,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北美大陆深入人心,在之后的独立战争中,“平等”成为《独立宣言》的开篇之语,进一步获得了世俗的合法性。个人自由来自上帝的赐予这一观念推出三个逻辑结果:其一,个人行使自由的权利乃是对上帝的服从与尊重。其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引领与被引领、拯救与被拯救、支配与依附的关系,个人之间唯一符合神旨的关系是独立而平等的关系。这就是个人主义中的平等主义。其三,人生所要负责的唯一对象是上帝,人生要义的获得在于遵循上帝的指引,通过以上帝赞许的方式履行在尘世间的责任。在新教观念里,对财富的创造和累积乃是个人实现上帝荣耀的方式。勤勉、节俭、惜时、奋进等品格因而成为新教徒的自我要求。这是个人主义中关于个人责任的追求,它同时是美国文化的实用主义特征的来源。

2.新教同时孕育了其成员的公共责任意识

作为群体的清教徒,以建成“山巅之城”为共同实现上帝期许的方式,教派成员内部的联系与合作及公共美德由此得到重视。马克斯·韦伯认为,由于新教重视公共理想和美德,美国的个人主义超越了功利主义,成为一种市民社会导向的个人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日后成为民主制度之社会基础的市民社会。[4]

3.个人主义在美国历史的进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势和情境而变迁

第一,新教、洛克的政治自由主义和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都来自欧洲,但在这些思想生根于北美的过程中,个人主义与本土及时代的结合令美国的个人主义取得了不同于欧洲的特征。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的“西进运动”中,个人主义中的自立精神被充分发扬。艰苦的生活环境磨炼着拓荒者的意志,同时丰富的自然资源又给勤奋者以丰厚的回报,与守土重迁的人相比,西行者有更大的机会在社会阶梯上爬升。勇于开拓、不畏艰险、吃苦耐劳成为美国个人主义的第一层本土底色。

第二,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个人主义在延续前期勤奋节俭、自主创业的基础上,更为注重自由竞争的品质。在福特流水线生产成为主导工业生产方式,大规模企业和社会组织主导社会生活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个人主义发展为与之相适应的集体个人主义。集体个人主义在保障个人选择某个集体的、自由的基础之上,倡导个人通过集体达成自我实现。

第三,嗣后,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美国人认识到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不足以保障人们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以个人幸福的实现为核心导向的个人主义为自由主义的转型提供了观念依据,以自由竞争为核心内容的古典自由主义转向建立在经济平等和机会均等基础上的社会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个人主义而非自由主义传统为“罗斯福新政”和福利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源泉。

第四,再后,作为对资本主义垄断生产所形塑的统一生活模式的反叛,20世纪60年代之后,借校园左翼运动的东风,强调个性张扬的个人主义卷土重来,这个时代的个人主义以反主流为旗号,不再推崇克己自律,转向重视物质享受和自然欲望的满足、自我陶醉和自我表现。这种个人主义曾令保守人士忧心忡忡,称之为“失控的个人主义”。抛开“失控的个人主义”颓废和堕落的成分,这种表现型个人主义体现的是对原有的功利型个人主义以事业成功为人生单一评价标准的反叛,它更为注重人内心的真实感受和能力发展,是将人的价值复归到经济生产之上的尝试。90年代以后的信息化浪潮中,技术取代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源泉,掌握了科技知识并拥有创新潜质的白屋子弟创造了无数财富神话,以个人奋斗和自我实现为导向的个人主义再次回归。

个人主义的演变过程表明,它始终注重人的本体价值,以个人自由和发展为取向。同时,对个人的关注赋予它依据环境变化采取变革的合法性,使得它在面对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时具有很强的调适能力。从这个角度说,个人主义是美国能够持续保持活力的深层原因。

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美国契约文化、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1.个人主义文化所包含的自由与平等原则决定了要在社会中达成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其唯一的方式是平等立约

因此,个人主义造就了美国人的契约精神。[5]契约精神包括两方面:立约与守约。立约基于人性恶的假设,先兵后礼。守约是对约定的服从和信守。美国人对契约的态度是,不轻易立约,但一旦立约就要信守承诺。美国人的契约精神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美国本身就产生于契约。美国的诞生过程可以简略地用《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邦联条例》和《联邦宪法》四个契约来概括。宪法和法律是美国人最切身相关的契约。在日常生活中,美国人以“合法与否”而非“对错”作为行事的判断标准。

2.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美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设计,都尽量赋予个体自我发展的自由

这样不仅促使个体为自己及个人参与其中的团体负相应的责任为立足点,同时给予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个体以充分的回报,以此激励社会成员的自我奋斗,激发个人充分发挥其才能。

3.作为建立于契约基础之上的国度,美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民主代议制

1787年制宪会议期间,制宪代表们对于众议院是否应当由民众选举曾有过激烈的争论,部分代表认为民众易受蛊惑,或者不够关心公共事务,主张不由民众、而由各邦议会选举议员。但更多代表认为建立在民众的坚实基础之上的政府才能更稳定持久,以民众选举的方式来保障众议院与各个阶层的民众息息相通是共和的要义。最终会议以六个邦赞成由民众选举、两个邦赞成反对过半、两个邦反对决定众议院议员由民众选举产生。参政的权力既是权利,又是责任。民众参政是契约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体现,它保证了美国民主的政治性质和个人主义的社会性质。作为个人主义强化及其平等原则延伸的自然结果,1870年,美国的普选权延伸至所有种族;1913年,参议院议员由各州议会选举改为由各州民众直选;1920年,普选权扩展至女性,参政权在机会上的全民平等最终达成,它正是个人主义的自由原则、平等原则和责任原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普及化的结果。

4.在公民通过参政权行使政治权利、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个人自由是美国政治制度首要的保护对象

美国宪法的第一句即表明,宪法是公民为增进自己及后代的福利,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而制订。国父们设计美国宪法的时候,一个重大的考虑是如何防止少数人的权利受多数人共同意志的侵犯。为了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美国的开国者挖空心思限制政府各部门的权力,防止政府恣意而为。为了防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美国在欧洲的三权分立之外又加上了制衡原则。美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制衡机制,经常被批评为导致政府效率低下的罪魁祸首。

然而,如果认识到个人主义原则对美国人来说意味着政府仅仅是成就个人的途径,美国人对制衡的坚持就很好理解:宁愿让政府效率低下,也不能让政府获得侵犯个人基本自由的机会。美国刑事司法中的“被告沉默权利”和“一事不再审”原则,每每被指为纵容犯罪,但美国刑法的原则就是,宁愿出现漏网之鱼,也不能错杀无辜,更不能让公诉机关以发现新证据为由,持续干扰一个涉案公民的生活。

5.美国的经济制度也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

比较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的形态区分为“自由放任型资本主义”和“社团型资本主义”。美国属于典型的前者。从个人为自身负责的立场出发,美国强调自由竞争;从天赋自由和平等权利的观念出发,美国注重机会均等。

第一,在经济体系上,相较于法国、德国和日本,美国拥有更为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更为契约化的公司与职业经理人关系,更为松散的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关系,更为灵活的风险投资体系。以上制度特征深刻地形塑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特性。在社团资本主义国家,雇员与公司间的关系是终身指向的,雇员一旦被公司雇佣,就成为公司命运的共同体。公司不轻易解雇员工,员工也不轻易跳槽,公司为员工提供技能培训以提高生产率。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带一点等级社会中家长制的色彩。在美国,雇员与公司间的关系建立在纯粹契约的基础之上。与创造机会均等的公共教育体系相结合,高度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便于人们寻找自己真正喜欢和合适的工作,并及时获得经验积累和能力提升的回报。由于劳动契约临时和不确定的性质,公司不为员工提供技能培训,但是自己为自己负责的观念和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促使人们不断自我充电,提高劳动技能。对美国人来说,流动意味着自由,而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与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是分不开的。

第二,在金融体系方面,社团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间存在着交叉任职和持股,相互间结成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这种情形有利于原有产业的稳定发展,但创新性的、小规模的企业难以获得金融支持,新技术的市场化、新兴产业的培育比较困难。在美国,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互独立,金融资本“唯利是图”,与产业资本间的合作取决于利润前景,因此,美国风险投资业相当发达,并有助于创新性、高科技产业的成长。[6]与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的知识产权与专利制度相结合,美国的发明家很容易将发明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在短时期内获得巨大的财富,这充分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微软、苹果、脸谱网等科技和财富奇迹发生在美国,与美国的个人主义及其个人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经济制度特征是分不开的。

个人主义与美国的成长

1.美国建立在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充分挖掘了其社会成员的潜质,造就了相当多的个人传奇

究其原因,一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有利于个人天赋才能的发挥,二是鼓励竞争和个人奋斗的文化造就了勤奋的工作伦理,促使人们主动地将其个人潜能发挥出来。在尊重自由与机会均等的文化中,如果人们对自己当下的工作或生活状态不满意,只要个人足够努力,他总是有改变和调整的机会,因此,个人最终能够依据自己的天赋、特长和兴趣爱好选择职业,也就能取得最有价值的成就。个人主义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美国制度不仅解放了本土的人力资源,也在吸引全世界有梦想、有冲劲的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为美国这个原本地广人稀的国度带来科学技术和劳动力。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不久,就引发了一拨移民潮,移民们为美国带来了欧洲的科学技术,令美国在工业革命中奋起直追、后来居上。除了内战、经济萧条或美国对移民设限的时期,美国一直是移民涌入的大国。现在,美国也以其丰厚的奖学金制度和自由的科研环境,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国外优秀人才来到美国。一代代个人的努力和成就汇聚在一起,就是美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成长。

2.美国政治制度基本上是稳定、连贯的,这是契约文化的体现,其根源仍是个人主义

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两年一次的国会选举,立法、行政、司法的相互关系,媒体监督等等这些将民意转化为国家意志,确保政府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基本机制是稳定的。政治制度的稳定性造就了美国社会的稳定性。同时,美国政府的职能是变化、调适的。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主导的打击垄断和腐败,重塑工业道德和社会公正的“进步主义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的建立福利体系、扩大政府干预经济职能的“罗斯福新政”,再到80年代的里根精简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绩效的“重塑政府”运动,都是政府基于自身定位对社会系统性问题所作出的回应,符合民众的期求。在这几次大的政府职能转型中,美国面对的都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普遍面对的问题,它并非总是最早提出新思想应对危机的国家,但它总是能最快将新思想转化为行动的国家,这与它对民众个人权益的尊重是分不开的。

3.个人主义文化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还确定了美国对外战略的原则和方向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美国的对外战略,基于国内浓厚的个人主义文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民众对政府的期待,取决于其政治体制所决定的政府的原则、职责与权力界限。两次世界大战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成长的巨大契机。然而,美国能将战争的危险变为机会,固然离不开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但也缘于其对外战略。归根到底,是根植于其国内的文化基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参战的时间都较晚,最后成为战胜国。美国参加一战的直接原因是德国开展无限制潜艇战公然攻击美国船只,参加二战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这种在美国公民生命或领土安全受到侵犯的条件下,应对外来侵犯所做出的反应,把美国放在了道义的一方。

4.在每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都倡导建立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组织,这是美国契约文化在对外战略中的体现

一战后,威尔逊倡议建立国联;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联合国及规范国际金融与贸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与“一套套源于自身又属于世界的外交主张”[7],美国在二战后水到渠成地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量。美国凭借其国际优势地位操纵国际体系、向世界各国征收隐性铸币税的事实为世人所诟病,但美国在当今国际政治、金融体系中依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却是不争的一个事实。

现代个人主义的局限与美国当下的问题

1.个人主义支撑了美国的成长道路,然而,时至今日,美国个人主义中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成分在发扬光大,关于个人责任和公共美德的成分却在慢慢萎缩

第一,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说,在美国立国伊始,个人主义与《圣经》宗教、共和主义共同构成美国文化的主题,后两者意在建立某种道德社会体。然而,随着古典共和主义和《圣经》宗教的传统被日渐遗忘,个人主义从权利与责任并重退化为只注重权利而忽略责任的现代个人主义。

第二,现代个人主义与美国初期的个人主义方向性的不同,在美国上世纪后半叶以来流行的两种“新自由主义”思潮中有鲜明表现。这两种新自由主义中“政治新自由主义”,对个人特殊生活方式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同时要求政府对个人的经济自由和平等承担更多的责任,而“经济新自由主义”则反其道而行,要求政府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属于政治保守主义的阵营。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本是美国历史中互相纠偏的两种力量,美国各阶层通过在两者间的摇摆达成妥协,维护着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然而,由于“政治新自由主义”对个人责任的弱化和“经济新自由主义”对公共美德的忽视,如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间的冲突呈现激化的态势。这种激化在政治生活中导致了两党政治的极化,即人们在参与政治决策时,以党派利益的考虑取代公众利益的考虑。[8]在社会生活中,它导致了“公民成员资格危机”,即人们对他们在生活中与他人相互依赖的基本现实视而不见,刻意忽略其他社会群体。体现在权力精英身上,是对社会其他人责任感的丧失及掠夺态度;体现在下层阶级身上,是他们被经济和政治力量所排挤,在事实上被隔离于公共生活之外,被否定了公民成员资格。[9]危险的是,个人主义本身难以走出这个漩涡,因为现代个人主义教导美国人与社会疏离,教导美国人谄媚胜利者而轻蔑失败者,它将成败归因于个人从而诱导人们忽视社会思潮、结构和制度的问题。[10]

2.个人主义是一种令优胜者自负的文化,对国家来说同样如此

二战后,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符合国际社会需求的价值理念取得了国际领袖地位。然而,冷战后,随着新保守主义的兴起,美国凭借其实力优势,在国际事务中变得越来越骄傲和专断。《圣经》宗教中建立道德社会的传统已经淡化,“天定命运”的思想却被强化,美国人“上帝选民”的信念从自律的动力变成了自满的源泉。从温斯罗普《基督仁爱之典范》到小布什动辄将其对手称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美国人争当人类楷模的追求,变成了自封为人类楷模的自负。在当前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国家层面的“公民成员资格危机”同样存在,但美国恐怕难以担当主导以建立更为公正的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变革这一重任。

3.归根结底,个人主义与契约文化都是法大于情的文化,贫富分化、人际冷漠、社会分裂、国际对抗,凡此种种,都是责任与道德意识缺位状态下的个人主义所带来的恶果

现代个人主义的局限对美国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经济和政府表现均差强人意,人们已经从贸易逆差、消费习惯、房产政策、金融监管、政治制度等诸方面来寻找原因,然而其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现代个人主义的缺陷。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一直在强化。工薪阶层实际收入下降,美国的中产阶级和他们的美国梦正在消失。1971年到2007年,美国企业平均工资从每小时17.6美元降到了10美元,而同期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基尼系数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0.316上升到0.463。美国已经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与贫富分化加剧相伴随的是,美国的社会流动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下层阶级通过个人奋斗进入中产阶层的可能性越来越低。由于个人主义文化遮盖了贫富分化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美国学界主流和政府不仅没有对此做出纠偏努力,相反,20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都在右转。2000年小布什执政以来,过分信赖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导着政策取向。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分别削减了最高所得税税率和资本收益红利税,理由是减税能增进人们的工作和储蓄动机。由于减税涉及富人的份额要远远高于涉及穷人的份额,小布什政府的减税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分化,这两个政策因此被批评为“劫贫济富”的政策。小布什当政期间,美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6左右徘徊,2000年到2009年间,贫困人口的数量从3100万增加到4600万[11]。2011年9月从纽约开始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占领运动,深刻地体现了美国社会正在形成中的分裂,显示出以往的政治共识岌岌可危。

4.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及随后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与个人主义文化也是分不开的

个人主义要求社会和政府尽量满足个人的欲望,只讲究合法,而不讲究是否合理,更不讲究是否合德。克林顿政府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将房地产市场开放给不具备购买能力的人群,造成了房产市场的虚假繁荣,为次贷危机埋下了伏笔。美联储的政绩导向与华尔街对利润的追逐,令权贵精英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视而不见,抱着侥幸心理作末日狂欢。危机发生之后,公司忽视社会责任,利润分成、股票定价契约下的经理人员倾向于采取裁员方式提高公司报表业绩,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低迷,虽经政府一再刺激,经济复苏仍显乏力。

美国社会大的问题总是出在经济方面,其原因与个人主义可以借助民主体制下约束政治博弈,却无法借助市场机制约束越来越不平等的经济博弈有关。2008年的金融危机,本身就是市场的力量压倒民主力量的结果。“进步运动”和“罗斯福新政”的实质是依靠政治制度制约自发的经济博弈所带来的破坏性,然而,公民成员资格危机的出现表明,市场的力量已经入侵政治领域,正在蚕食民主的平等原则。今天,美国是否还能依靠前者约束后者,是一个令人生疑的问题。

5.公共道德的缺失体现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降低了世界对美国的认同

2004年,美国承认其据以发动伊战的“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有误,引来大片质疑。虽然白宫号情报部门互推责任,但这个错误的铸就,本身就反映了权力精英阶层在做出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策时,本能地倾向于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法外衣,而没有依据事实和公共利益的要求谨慎地行动。

6.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一意孤行,与个人主义倡导的竞争文化是分不开的

基督教文化、个人主义和竞争文化都相信“天救自救者”,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逻辑在美国总是比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更受青睐的原因。2011年10月,伊拉克撤军尚在进行之中,美国就迫不及待地宣称其战略重心东移,毫不掩饰地将中国作为其维持霸权的下一个对手。美国的国际事务中的双重标准一向为世人所诟病,究其原因,一是对本国的文化自负令其执意向其他文明灌输本国价值观;二是竞争和实用主义文化又令美国在具体事务中将经济和军事利益放在价值利益之上。在国内事务中,美国先民所立的契约是美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个人主义的竞争文化有其界限。而在国际事务中,契约不像国内的宪法这么完备有力,竞争就失去了界限,美国在国际社会上就失去了温文尔雅的面纱。

结语

个人主义文化对美国发展所起的作用及其对美国问题所应负的责任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强大离不开公民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发挥,也离不开公民、企业、政府的责任和道德意识。一个社会要发展,必须以个人天赋的发挥为基础。社会发展的巨浪,必须由个人智慧的涓涓细流凝聚而成。这要求制度的设置要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保护个人自由,为个人创造平等机会。然而,要使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达成一致,仅仅依靠契约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不够的。道德与责任感缺失的契约,归根到底仍然代表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文化。克林顿曾提醒美国人民:“没有责任感,任何自由社会都不会繁荣。没有责任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就盛行欺诈、内部交易、虐待雇员。没有责任感,社会精英的智力就只会创造出一种狭隘的利益集团政治,为自己的无能辩解,而不能为更大的公众利益服务。没有责任感,个人的自由就不过是自私自利。”[12]任何事物走向极端,都会带来危害。道德和责任,是个人主义走向极端的纠偏剂,社会分工越发达,相互依赖越深的社会,越需要强调这两者,因为契约无法穷尽所有的合作细节,更无法预见所有未来的可能性。即便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说,拥有道德自觉和责任意识,也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尊重个人,同时尊重道德,是健全社会的建成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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