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从教学形态到理论本体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本体论文,形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2)04-0076-04
就某种意义而言，文学理论是一门存在于大学讲坛上的特殊的理论学科。当然，在社会文化活动中，文学理论也会频频亮相，具有异常活跃的形态，甚至会处于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成为重要的文化话语方式。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一般已化为观念、方法，以及各式各样的具体论述，沉入或者转化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而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理论，似乎只有在大学课程结构中才体现出其学科体系的完整性。
大学的主要文学理论课程——我们习惯于称之为文学概论或文学原理——必须具有作为“理论”的体系性与基本功能，具有“理论”的本体性与自治性，从而形成相对完整的教学形态。这一形态提供给学生的，应该主要是关于文学的理论思维、理论方法。理论不是“知识”，“知识”是死的，理论必须具有活性；能够产生活性的文学理论，才是真正具有“理论”质地的文学理论。基于这一点，从现行大学文学理论教学形态研究入手，进一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本体范畴问题，对于建设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现行文学理论的教学形态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一直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改变中国古代以文学批评见长而无显在、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的状态。应该说，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至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原理》、《文学通论》、《文学导论》、《文艺学概论》、《文学的基本原理》等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已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这众多的文学理论著作，其实并没有建立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重建文学理论学科，正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界越来越迫切的重任。
现行文学理论的教学形态的主要弱点，较明显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就课程体系看，我们的大学文艺学学科中，学科概念、范畴所指历来存在着一些习惯性的理解错误，文艺学（狭义）这个本来以文学理论、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作为三个基本子系统的学科，被简单地等同于文学理论，文艺学专业也就成了文学理论专业。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文学理论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更重要的是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及文学批评相分离。即便现行文学理论强制性地将文学批评纳入它的体系之中成为一个收尾部分，也不能改变这种本质的分离状况。久之，就产生了消极的结果：文学理论既脱离了文学活动实际，又不能与以批评为特长的古代文论相融合，更不用说实现其现代转换了。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必然。处于这种状态的文学理论，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靠政治等外在文化力量作为支撑才得以延续发展的。
就内在性质看，文学理论课程的理论活力减弱，逐渐成为知识汇编。知识化的文学理论失去了“理论”自身的规定性，必然会在体系、范畴、内容、形式等方面失去科学依据与约束力。因此，它要么依凭文化强势话语，使自身体系更为封闭僵化；要么无限趋近各种新理论，搬用其观点材料，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使体系不断扩张，而理论的有机性和阐释的适应性却大幅度减少。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这两种倾向十分明显。20世纪初的文学变革文化变革由思想性质向政治性质的转化，如果说是一种历史必然，那么，它的不可选择性投影于文学理论，便是对苏联那种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理论方式的借鉴与套用。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做法逐渐定型，文学理论学科的自治性和学理选择被不同程度消解。到了六七十年代，文学理论特别是文学批评进入意识形态领域中心位置，所谓文学理论话语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偏离了文学的基本规律，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已很难进行。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的编写方式和“体系”其实是一种非文学化的封闭的方式和体系，许多文学本体问题都成为禁区，被排除在文学理论范围之外。80年代以来，另一种现象出现。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学、文化思潮涌入国门，解除了禁锢的中国文艺界尚未来得及（实际上也不可能）进行中国化的文学理论的自省与自觉，便被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学理论流派、观点所吸引，甚至淹没。文化转型时期的借鉴与学习这一必然趋势又再次剥夺了中国文学理论的自主思考。一时间，西方文学理论、批评话语充塞了我们的理论与批评言说，使我们难于发出独立的声音。体现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便是在以前那种苏联模式的封闭状态之中不断塞进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的观点、论述甚至个案分析。应该说，这首先是一种进步，它丰富和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封闭的单一的文学理论模式，使它有了参照，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自己的非学理的理论误区与盲点，从而开始了文学观念的变化。但是，由于缺少关于文学理论本体范畴的思考作为基础，这种借鉴与学习从根本上看是一种旧瓶装新酒方式，结果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看到的便是这种延续至今的不规则、不和谐，也可以说是并不具有严谨学理意义的缺少消化能力的理论补充与移植。它会使文学理论的某些部分无端膨胀，章节不断增多，新概念与新术语堆积，理论的有机性却大大减弱，与文学实践和中国古代文论的联系在新的意义上再次大幅度脱离。结果，它的应用价值即理论活性变得十分有限，而对它的理解掌握也变得十分困难。这样的文学理论，其重心已经更大程度地从思维和方法层面移向了知识层面。作为知识的文学理论，其实是难以承担中文专业基础理论学科的重任的。所以，重建中国文学理论学科，探讨新的研究方法与教学方法这个话题才被迫切地提出来。
二、重建文学理论学科的思想基点
重建文学理论学科，改进其教学形态，方式方法多种多样。目前，众多文学理论专家学者正在进行不同的思考研究，已经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譬如：钱中文主张在中西、古今交往与对话中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1](P274-278)；董学文主张在三大文论系统的基础上，由分析走向综合，在融汇中创立自己的新学派[2]；王一川主张面向文化寻求文学理论的新转变[3]；孙绍振、陈良运、南帆主张以文学本体特性为立足点，通过对传播体系、多元文论话语和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来完成文学理论的创造性转换和转换的创造性[4]；陆贵山主张文艺理论的学科建构应以深化和优化“文”和“史”、“人”、“美”的关系为宗旨，以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所构成的审美关系为基础，着重解决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民族性、世界性、当代性问题[5](P3)。这些探讨，立足于文学理论的具体内容和发展方向，富有启示性。但在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中，还有一些更为潜在的、无形的因素，同样应该得到重视，那就是如何使理论成为理论而不是知识，从而体现出其在思维与方法上的特色，最终化为一种话语能力。无论是在大学讲坛，还是在社会文化的言说现场，这都是尤为重要的。也就是说，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到文学理论的思维与方法特性，以此作为立足点，才可能产生理论活力。从而，无论在面对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还是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之时，都能产生出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自治性，有效吸纳它们，而不是被它们所支配、笼罩和消解。
文学理论要作为理论思维与方法存在，从而在根本上保持与其他知识性文学学科的差距，它的依据和可能在哪里？从来就没有空泛的思维与方法存在，文学理论靠什么来支撑它的思维与方法？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滑入另一个极端，“倘文学理论仅仅只是一种方法时，那就意味着它可能面临两种结局，一是不断地泛化，成为无所不能的无能；一是不断地工具化，在事物的表面摩擦，而无法抵达本体之根。”[6](P289)结果，学科重构也就成为空谈。在此意义上，思考文学理论作为思维与方法的特性，探讨这种特性的理论依据，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还会带有对文学理论学科进行本体探究的色彩。有意思的是，这种思考和探究，将把我们带向两个最根本最常识化，但也最易被忽视的方面，那就是文学理论赖以生存的哲学美学资源和文学构成本身。
先看哲学美学。它们是文学理论的理论基础，是文学理论的思维与方法之源。在中外文论史上，凡有理论特点、阐释活力的文学理论，无不是由特定哲学美学意蕴滋育的结果。源自先秦的儒道哲学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化、抵砺、磨合的结果，便是造就了中国古代文论富有特色的观念和阐述方式。当人们神往于中国传统文论的内在魅力，将其视为现代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资源时，谁能否认那种文论包容着的关于社会、人生以及艺术精神的哲学美所指呢？西方也如此，从来没有离开哲学美学资源而能产生、存活的文学理论，人们倒是可以不断看到，因为思想变革、社会转型而催生的新的哲学美学观念又不断催生出形形色色的新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流派。当我们在重建中国文学理论学科的时候，能否有效地借鉴、融汇这些既成理论，就必然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建构一个能够促成我们独特思维方法的哲学美学体系。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构的困难正在于此。我们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本体性资源。这样说可能会引起误解，文学理论的本体怎么还要依赖于理论之外的哲学美学来确定呢？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文学理论并不是要搬用哲学美学的概念和体系，而是要从中汲取促成自身思维特性的方法性因素，以及认识社会人生及人类精神的基点。任何文化、理论和艺术的建构，都无法不在思维、意识与精神的王国里寻找搭建自身本体世界的基本元素，文化的整一性正是这样体现出来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建构中，哲学美学的缺席是显而易见的。支撑古代文论的哲学美学观念只属于过去那个历史时代，因而无论它多么富有文论的催生之力，也很难成为当代文艺理论的理论资源。这也是我们天天谈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而实际上难以实现难以完成的主要原因。文学、文化在发展，对古代的东西，我们最多只能借鉴它，而借鉴是需要新的理论基点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理论不正是现代文论建构最有效的理论资源吗？当然应该是这样。但是，长期以来有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甚至庸俗化、实用化，而把它的精髓、它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活性因素抛弃。如何科学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把这种原本也属于西方话语的理论，真正化为具有中国特色、能够更科学地阐释中国文学、文化现象、规律的理论，这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完成的理论课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探索不尽的课题。
再看文学构成本身。文学是文学理论的起点和归宿。但纯粹从文学出发而又为了文学的文学理论却十分罕见。人们观察文学的基点往往是文学之外的种种社会文化因素，阐述的结果也往往将文学引向这些社会文化因素本身。即使所谓“文学的内部研究”，其实也不过就是这种外在视点的内在透视而已。因此，文学理论的直观形态，诚如董学文教授所概括那样，是作为科学的文学理论，作为思想史的文学理论，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方法的文学理论，等等。文学理论与它的对象——文学之间，似乎永远也无法摆脱这种既要依存又只能分离的悖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在于文学自身对世界对生活的天然的介入与涉及，或者说，它就是这个世界的一种产物，骨子里融汇着世界与生活的诸多原在因素和多样化色彩，当人们专注于它时，视线自然会不知不觉扩展到它的外部。其次，如上所述，文学理论本身必须从哲学美学中索取合理成份，特别是它们的方法论因素，这种索取的尺度极难把握，越界行为常常发生，结果，哲学美学的简单介入，会使文学理论成为哲学的翻版、另一种似是而非的教条。第三，“理论”具有巨大的可操纵性，它极易受政治、道德、宗教乃至时尚的话语霸权所左右，逐渐地成为这些强力因素的代言者。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情形经常出现。在一个漫长时期内，文学理论与批评甚至步入主流意识形态中心，不仅为政治话语所左右，而且成为它的组成部分。结果，相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文学理论与批评热衷于观念规范与方向引导，常常以政治化理论倡导君临作家作品及一切文学活动，满足于为创作划定走向、方法甚至基本程序与模式，而不是从文学创作的个性特征、复杂过程与多样化出发，从文本的具体感受与解读出发。这样，不把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这个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和存在基础放在第一位，不充分尊重作家的创造活动及成果，迫使作家对“理论”只能服从而没有突破与创新的余地与可能，久之必然导致扭曲的文学状态。文学理论与文学的这种关系，表面看结合得十分紧密，但实际上却十分疏远，它严重脱离了文学的规律性。这样的文学理论，必然要失去本应具有的本体范畴，却充满芜杂的外在话语。由于违背文学自身的有机性，理论当然也就不会具有活力。自下而上的文学诗学式的文学理论，因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三、文学理论本体探讨
从上述思想基点出发，我们认为，对于文学理论本体的探讨，虽然充满了困难，但方法和理路却是明了的。
文学理论首先是一种理论，它无法离开理论所固有的思维与方法特性，无论这种方法与思维来自于什么样的哲学美学领域。理论是什么？美国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在对不同文学理论家的理论思维、话语方式作了大量比较分析之后，得出如下结论“1、理论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的话语。2、理论是分析和话语——它试图找出我们称为性，或语言，或文字，或意义，或主体中包含了些什么。3、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4、理论具有反射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识的范畴提出质疑。”[7](P16)可见，无论以什么作为具体内容，思维与方法正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质地，甚至是其活的灵魂、本体中的重要因素。在文学理论学科建构中，如果我们不能使文学理论体现出这种质地，它便不能产生出自治性与自主性，结果，纳入其学科体系的一切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论、西方古今文论以及文学作品自身），都将化为一些死的知识。这种文学理论，实际上已经成为理论所要批评的常识。
作为思维与方法的文学理论，必须体现出辩证精神。它把一切回复到规律与原理中，而不作绝对化极端化的简单肯定和否定，因此，它是与集权文化和话语霸权相对立的。在面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时，它重在提供阐释方法而不是阐释的结果，因此个案分析不再具有重要地位，更不能成为理论框架的主要填充物。它力求在文学的个别性与整体性普泛性之间寻找恰当的构成关系，既避免原理的空泛笼统而又不为具体特殊的现象所困扰。在面对学派化既成理论（包括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时，它重在融会贯通、消化吸收，以自己的体系转化其有价值的因素，而不是为其所左右、挤兑，使体系蜕变为文论常识的汇编，以此体现出选择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在自身体系构成和论述方法上，始终追求严密的逻辑和有机性，使整个体系显得完整而谨严。这样的文学理论进入到教学形态中，自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理论素质与能力。
其次，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它必须紧扣文学本身进行言说，改变以往那种疏离文学规律、扭曲文学本体与形态的做法。所谓从文学实际出发，始终不脱离文学实践，并不是要文学理论成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否则理论将再次知识化。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中，个案分析是主要的构成内容，这有违于文学理论的理论旨归。在规律和普遍意义上切入文学才应是文学理论的学科建构方式。因此，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只能产生于最具普遍意义的文学范畴之中。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把它概括为四个要素，即作品、宇宙、作家、读者。[8](P6)这是合乎规律的，但将它们对等套用于文学理论体系中，又有其简单化弊病。在普遍规律层面上，文学理论要对文学构成状态作较为清晰而完整的阐述，这就有五个问题应该说是最基本的，它们是：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样写，文学什么样，文学有何用。将它们联系起来具体考察，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呼应的体系，即文学的本体与形态，文学的客体与对象，文学的主体与创造，文学的文本与解读，文学的价值与影响。这些范畴，特别是这些范畴的相互联系，在完整勾勒文学世界的整体轮廓的同时，还将产生出理论的生长点与扩张力。那么，这是不是文学理论学科建构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启示呢？就教学形态而言，学习这样的文学理论，将使思维与能力受到有益训练与强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收稿日期：2002-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