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先锋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1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2(2001)04-29-03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禅与文艺密切相关。然而，若将禅与当代先锋写作联系起来，很多人会不以为然。这是因为我国80年代兴起并盛极一时的先锋写作，主要是学习西方现代派或后现代派写作的结果，与禅宗自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阅读的直觉不断提醒我们：禅与先锋写作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本文借此论述禅与先锋写作的关系，以期能对自己的直觉感悟作一次客观而理性的把握。
一、呵佛骂祖与先锋的智性反叛
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其反叛性格是突出而鲜明的，特别是六祖七宗时期，更是表现出一种独立思考、大胆怀疑、否定权威、破除偶像的自由意志，以至形成了呵佛骂祖的狂禅之风。呵佛骂祖最有名声的应是德山宣鉴禅师，他全然不把佛祖放在眼里，指名道姓——呵骂：“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注：普济编：《五灯会元》卷七、卷十五、卷五，中华出局1984年版。）骂得痛快淋漓。云门文偃禅师名声也与之相若，他对初生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宣告“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世尊佛祖，非但没有丝毫敬畏，反而口吐狂言，轻蔑地说：“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贵图天下太平”。（注：普济编：《五灯会元》卷七、卷十五、卷五，中华出局1984年版。）临济义玄禅师也毫不逊色，公然大叫要：“逢佛杀佛，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注：道原编《景德传灯录》，上海书店1985年版。）俨然一位目无尊长的“忤逆”之徒。
禅宗的反叛精神不仅表现在语言上的呵佛骂祖，而且表现为行动上的恣意妄为，那位大叫要“杀佛”的义玄禅师，曾去谒访达摩始祖塔，塔主问他，是先拜佛还是先拜祖，他却出人意料傲然曰：“佛和祖我都不拜”。随后竟拂袖而去。其对佛祖的狂悖与藐视是不言而喻的。有位丹霞禅师，也是一位狂放不羁的叛逆者。一日过慧林寺恰遇天寒难耐，他便公然烧木佛取暖。院主面露愠色责问他：“何得烧我木佛？”他却以杖子拨着灰火，神情悠然地说：“吾烧取舍利。”院主愤然质问：“木佛何有舍利？”他居然说：“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注：普济编：《五灯会元》卷七、卷十五、卷五，中华出局1984年版。）其反叛精神溢于言表，形于举动。
我认为，禅宗的呵佛骂祖与我国当代先锋写作的叛逆精神是相通的。
我国的先锋文学取义于西方先锋派，主要指80年代以马原、洪峰、格非、苏童、余华、孙甘露、残雪等一批中青年作家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他们之所以获得先锋之名，其根本原因正在于他们的反叛。他们是传统话语的异端，是权威中心的叛逆，是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出现在当代文坛上的“呵佛骂祖”者，他们体现的分明就是禅宗的狂禅遗风。
在观念层次上，先锋写作是对文学中当代意识形态的一种疏离，其直接目的是颠覆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传统。他们“将人道主义视为过的东西，将作家创作中所体现的人间情怀视为多余”（注：杨杨：《月光下的追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2页。），消解了传统的人道价值取向，宣布了“正常”人的死亡，揭去了人道理性的面纱，极力展示人的“反常”本相。充溢于先锋写作的是对人的质疑与放逐和对非理性的崇拜。暴力、欲望、灾难、死亡、梦幻等成为先锋作家们所热衷的新主题。于是，新时期之初由人性、人的价值、个性解放等构成的“人的神话”和“大写的人”的权威被一一瓦解。于是“在先锋小说中，人物的身份发生了转变，土匪、疯子、白痴、精神病患者、‘外乡人’、算命先生神出鬼没”，“先锋作家试图让我们相信，这样的‘人’，才是本真的‘人’”。（注：李仰智：《从正常中逃逸 到反常中舞蹈》，《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82页。）先锋写作强调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本质是虚构，淡化情节、消解典型，采用“反叙述”策略，使“人物缺乏可以辨认的面目、身份与性格，情节丧失了时间、地点、现实、历史以至神话的提示与参照，环境则逃离现实的记忆而躲藏在梦境的深处”。（注：方克强：《孙甘露与小说文体实验》，《文艺理论》（沪），1994年第4期第6页。）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一次“暴动”。
在文本形式上，先锋写作显现出一种鲜明的文本颠覆特色和极强的形式创新面貌。他们挑战文学传统体载的限制，不断制造新体裁或无体裁，实现了传统文学体裁的突破。他们颠覆小说的传统情节结构，不断创造出新结构或无结构，往往无所谓开头、发展，也无所谓高潮与结局，完成了对传统情节结构的彻底解构。他们还扼杀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不断以“我”插入叙述、中断叙述，主动暴露和揭示叙述行为，但叙述者不断变化，“我”不断分裂，实现了对传统叙述的有力反叛。
可见，先锋们反叛文学的神圣人道与权威经典，禅师们反叛佛教的神圣教义与至尊佛祖，二者都表现出极强的否定传统、颠覆神圣的自由意志与叛逆精神。不过，先锋们的反叛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中，更具策略意识，更显智慧光芒，是一种智性反叛。
禅宗的反叛源自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先锋的反叛源自对文学本体的理解。在本源观上，禅与先锋写作也有相通之处。
中国禅宗将“自性”、“本心”视为世界本源、万物本体，“于自性中，万法皆现；一切法自性。”（注：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自性就是佛性，自心就是佛心，这实质上是对佛教原有教义的反叛，以人的主体性取代了神的虚幻性。于是，“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成佛就是一个追求自我自由本性的过程，不需向外在的圣人、佛祖、经典去讨教。这正是呵佛骂祖狂禅之风兴起的思想根源。
先锋作家们将文学中的审美自律性视为文学的本体、本源，特别重视技巧、规范、语言、形式等审美自律因素。这种重自律性轻他律性的文学观，与禅宗以自性本心为万物本源，重“自力”轻“他力”的宗教观无疑是旨趣相投的。皮朝纲先生对此有所洞察，他指出：禅、艺相通的核心在于都出于同一本源之心的“妙悟”。惟有禅宗心的“妙悟”之说才把人们对文艺外部规律的认识引向对审美活动内部规律的探讨，把人们对文艺的伦理价值的重视引向审美价值的追求。（注：参见皮朝纲、董运庭《静默的美学》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禅与当代先锋审美自律追求的相通性，我们由此也可窥其一斑。
二、梵我合一与先锋的超越
由于确立了自性、本心的本体地位，禅宗抛弃了传统佛教通过渐修苦炼以达彼岸极乐世界的追求，转而在现世人生中通过顿悟直指本心，以达一种“梵我合一”的自由解脱之境。这是随缘任运、自然适意、宁静淡远而又生机勃勃的心灵自由境界。其最大的特征是超越性：超脱功利欲望、现实束缚，以求精神自由、灵魂安顿。而先锋写作由于把审美自律性作为文学的本原、本体，放弃了传统文学对时代精神、社会现实进行再现的“宏大叙事”努力，转而追求一种超时代、超现实、超功利的自由写作，这与禅宗的境界追求显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梵我合一”境界追求的超越性反映到禅宗对事物真实性的看法上，他们不拘泥于俗人俗眼中事实的真实，强调以法眼观之，凸显一种心灵的真实。宋代慧洪禅师对“雪中芭蕉图”的品评，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真实观。他超越了以事实为真伪的俗人之见，曰：“王维作画雪中芭蕉，自法眼观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且明确主张：“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注：慧洪：《冷斋夜话》卷四。）在此，他强调了禅与诗艺的真实观：越超寒暑事实真实的“绳墨”之限，追求“妙观逸想”的心灵之真“神情”；强调突破外在于人的自然物理时空局限，追求内在于人的心灵精神空间。这种真实观才有利于达到一种“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的禅境，也才有利于达到一种心灵自由、生机盎然、道与艺合的审美境界。
先锋作家将审美自律性视为文学的本体，在文学真实观上与禅宗一致，也追求一种超越自然物理时空的自由精神时空，追求一种超越客观事实真实的内在心灵真实。余华说他喜欢使用的是“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的接近了真实”。（注：余华：《虚伪的作品》《我能否想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京）1998年，第161页。）马原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一丝不苟地还原现实，现在我不那么相信了，我像一个局外人一样更相信我虚构的那些远离所谓真实的幻想故事”。（注：马原：《上下都很平坦》，《收获》 1987年，第5期。）显然，他们都不相信那种“一丝不苟地还原现实”的真实，而以一种“背离了现状世界”的方式，去更加“自由地接近真实”。这种真实自然是一种心灵的精神的真实，以传统与俗眼观之，自然“是一种虚伪的形式”。但这正是先锋作家们对“虚构”情有独钟，对“梦幻”天然亲和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先锋写作才超越了想象与真实、现实与幻觉的界限，充溢着一种似是而非、亦真亦幻的神秘色彩，极具审美性、文学性。
为达“梵我合一”之境，禅宗强调“顿悟”，在刹那间领悟自心佛性，顿现真如本性。换句话说，即通过直觉体验，迅速而准确地把握自性本心，以达对生命体验的瞬间升华、对宇宙本体的豁然开悟。先锋写作也表现出禅宗这种对现实苦难与困境的超越性。陈村的《死》洋溢着一种由死亡迸发而出的激情，“表达的正是对日常生活的空虚、对一个经验世界、现象世界的一种超越性渴念”。（注：徐芳：《形而上主题：先锋文学的一种总结和一种终结意义》《文学评论》（京），1995年第4期第188、190、184页。）余华的《世事如烟》，对沦丧、压抑、摧残和伤害保持着彻底的冷峻与超然，体现出一种流畅的、一泻为快的语言操作节奏，“显示出一种越超，对人肉体的、自然存在的一种超越”（注：徐芳：《形而上主题：先锋文学的一种总结和一种终结意义》《文学评论》（京），1995年第4期第188、190、184页。）。先锋作家笔下的诸多人物，对死亡、苦难与暴力等。也同样具有一种极端的冷漠与超然。仅以格非的《风琴》为例，小说以一个受日本鬼子欺压的男人的视角，叙述其妻子被鬼子污辱的经过。那兴致勃勃、浮想联翩的描写，将其赏玩、超然的心态暴露无遗。这种超然，简直可以与那位为老虎所困而悬在半山崖却悠然吃草莓的禅师媲美。
三、直觉顿悟的思维与非理性的叙述
“真如”、“自性”是一种神秘的精神本体，“梵我合一”是一种神妙的超然境界，所谓“犹如水中月，可见不可取”（注：普济编：《五灯会元》卷七、卷十五、卷五，中华出局1984年版。），不能依靠感觉器官去认识，也能依靠理性思维去理解，只有采用同样神奇的思维方式才能加以把握，那就是禅宗非理性、超逻辑的直觉顿悟思维。先锋作家们为了反叛传统文学的整体性、有序性，为了颠覆人道主义的宏大理性，为了追求心灵自由与文学的审美自律，在思维方式上也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非理性、非逻辑之路。
顿悟本是禅宗的修行方式，强调在直觉体验中直指人心，见性见佛。它要求打破传统逻辑性的思维框架，具有鲜明的非理性思维特征。这种直觉顿悟思维很好地体现在禅宗“不可思议”的话头上。“不可思议”是禅家惯用的否定式表达，往往以之形容最高义理、真相本体，常常在澄明的状态中保持自身不可思议的神秘，运用逻辑理性是“不可道破”的，只有通过超逻辑的直觉顿悟思维才可领会、把握。这给禅宗渲染上浓郁的迷幻与神秘色彩。如井底尘、山头浪、火里莲，根本不存在；“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的确“不可思议”；至于禅师们的“机锋”与“棒唱”简直就是难以揣摹的大谜团了，这种理性逻辑无法参透的神秘性和迷幻性，在先锋写作中同样明显。梦境、幻觉、想象、虚构充斥于先锋文本，酿成一种似梦似幻、亦真亦假的神秘魅力。余华习惯于把现实与幻觉、与梦境混为一体，格非痴迷于将幻觉与想象转化为“真实”，苏童执着于荒诞奇异的诗性想象，孙甘露常作精神漫游去“访问梦境”，残雪干脆就是梦的精灵，在梦幻与现实间自由往来……单从《冈底斯的诱惑》、《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褐色鸟群》、《迷舟》、《请女人猜谜》、《苍老的浮云》、《嘴唇里的阳光》等小说题目上，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神奇、古怪、梦幻与“不可思议”。这固然是先锋作家们学习博尔赫斯“迷宫结构”追求迷宫效果的结果，但在“迷宫”文本背后潜隐的，无疑正是先锋们反理性、非逻辑的思维方式——禅宗般的直觉顿悟思维。
禅的直觉顿悟思维也很好地体现在对偶然性、随意性的重视上。那些日常的、世俗的、微不足道的东西都被赋予了禅道，任何偶然与随意都是引发“顿悟”达于禅境的重要契机。禅师们不避尘俗，任运自然，饥来吃饭、寒来着衣、困来即卧，常在“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屙屎送尿，着衣吃饭”等日常琐事中开悟得道。从偶然见佛性，由随意得本心，于瞬间获永恒。这自然源于“立处即真”、“触类是道”等禅门理念，但的确也是直觉顿悟思维方式的表征。先锋写作也以关注偶然性与随意性而著名，这突出地表现在其历史叙述上。在先锋作家眼中，“历史不仅仅本身是充满随意性和偶然性的，历史还在这随意性和偶然性中显出整体把握上的混沌性，甚至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通过文字，通过口、耳相传或其它媒体所接触到的历史，它也是充满随意性和偶然性”。（注：徐芳：《形而上主题：先锋文学的一种总结和一种终结意义》《文学评论》（京），1995年第4期第188、190、184页。）为了展示历史的这种双重偶然与随意，先锋作家们大胆采用了非理性、超逻辑的思维方式进行历史叙述。历史的变异、无序与碎片缀满于先锋文本。这种对历史偶然与随意的极大兴趣，体现了先锋们对传统历史的审视、质疑与颠覆，企图“将历史以一种文学结构和语言，还原为一种混沌状态，一种原生态的生动”（注：徐芳：《形而上主题：先锋文学的一种总结和一种终结意义》《文学评论》（京），1995年第4期第188、190、184页。）。
先锋写作的非理性思维还体现在其“空白意识”上。他们常以双关、互文、隐喻、反讽等修辞手法制造语义空白；常以对习惯语言的破坏与反叛造成句法空白；常以插入、中断、转换、穿插等叙述技巧产生情节结构空白；还常以虚构、梦境、幻象等描写手段营造文本意境空白……这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能指可能，使之具有一种似与不似、真与不真的朦胧空灵美。禅宗非理性的直觉顿悟思维使诸多禅门语录与禅诗都有一种冲然而淡、倏然而远的“空无”美。这种“空无”与先锋空白意识造成的空灵，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妙。（注：可参见赵忠山、赵爱菊《禅与文学创作和审美中的空白意识》，载《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第49页。其实，空白意识在我国古典文学创作中就大量存在，早有学者指出：古典文学的“空白艺术同禅宗的思想内涵有着一定的渊源，在观念上和心理上都受禅宗思想的影响”。）
四、反思与前瞻
综上所述，禅宗与先锋写作都表现出强烈的自由意志与叛逆精神，这渗透到并体现在他们的本体观念、境界理想、思维方式等各方面，使他们在诸多维面都表现出某种惊人的相似性来。这无疑具有一种反讽意味。我们的先锋作家们一心效法欧美、崇尚西洋，冥冥中却回归了本土传统；他们标榜新潮，追“新”逐“后”，无意间却拥抱了“古老”与“陈旧”。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们哪是什么先锋？不过是一群披着时尚西洋外衣、蓄着当代新潮发型、操着流行“后现代”话语的中国“古久先生”而已。他们热衷荒诞、痴迷反讽、好玩悖论，一不小心，自己也掉入其中，被彻底地荒诞、反讽、悖论了一回。
不过，经济大潮的涛声已将先锋们从虚构与游戏的迷宫中惊醒，他们争相背叛先锋，快乐地大逃亡，“理智”地投身于文学的“媚俗”大狂欢中。苏童、格非等联袂出击，为影视媒体“作秀”，热衷于作品的影视改编；余华十分容易地从先锋路途往后撤，沿大众文化的方向奔去；陈村对“先锋小说家”的名号似乎毫不珍视，干脆不再写小说，操练起了“短、平、快”时尚小品文，成为小品文专栏“快枪手”；那位喜欢天马行空虚构故事的叫马原的汉子，更显“豪迈”，挥挥手，竟从当今文坛销声匿迹……难怪不断会有人出来宣告先锋文学的终结。
葛兆光先生曾指出：“即心即佛”的主张为禅宗的世俗化大开了方便之门，但过分强调人心与佛性的无差别却导致了禅宗过分的世俗化追求。这实际消解了宗教的神圣，取消了禅宗作为宗教存在的意义，为禅宗的衰微埋下了直接隐患。（注：参见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8页。）葛先生的见解是极为深刻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禅宗式微的主要根源：媚俗。我们媚俗的先锋、媚俗的文学难道不能从中得到一些启迪吗？其实早就有学者将我国文学的未来与禅宗联系在一起了。金丹元先生强调：“未来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时空表现态，升华了的禅意有助于完成未来艺术时空观的转换”，（注：金丹元：《升华了禅意与未来艺术的时空观》，载《思想战线》（昆明）1993年第2期，第42页。“禅的渐悟与顿悟的方法论，对我们都将大有启发”。（注：金丹元：《升华了禅意与未来艺术的时空观》，载《思想战线》（昆明）1993年第2期，第47页。）
实质上，中国禅宗的勃兴既非印度佛教的横移；也非儒、道传统的承继，它是古人立足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既借用佛教又超越其局限，既否定传统又取其精义，是中西贯通、古今融合的一种时代创新。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先锋应是立足于现实需要的理性反叛者。他们反叛传统但决不是历史虚无者，他们学习西方但决不是中国洋教徒。一切有助于解决时代前沿需要的东西，他们都理智地批判、合理地借鉴、大胆地拿来、不懈地创造。这才是真正的永远的先锋，这才是媚俗的文学的希望和出路。
我以守望者的姿态站在新世纪的“麦田”里，期盼着这样的先锋的出现。但愿这不是永远的守望、永远的期盼。
收稿日期：2001-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