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性学研究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中国性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必须解救的危机，是否主要是理论研究方面或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很难用透悟的话语去评析，但可以认为大致属于人文学术研究能力、学术视界和洞察力以及理论深度的问题。不同的研究者控制了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并各持己见（包括各自的学科偏见），因而难以进行系统的基础理论构建工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过久的禁锢和压抑之后，性学研究较为仓促；另一方面是急功近利与肤浅浮躁的作风。在尚未弄清现代后的性学发展及基本概念、语义表达与性解释学知识之前就一味仿效古代人和西方人的研究方法，含混地冠以“××性文化”；同时，对性经典著作的译介、评点工作受到商业化干预，存在严重的媚俗倾向。文化应主要指人文文化或精神文化（即文化文化），首先应反映某一时代的人文精神和哲学成就；而“房中术”、“回春术”、“秘戏图”和“春画”一类除含有一部分性科学成分外，至多只能算是色情艺术，何况还夹杂着很多糟粕。对这类文物的收藏和整理只能算是性博物学工作，而决不能任其冲淡中国性学研究的主流。我们没有象弗洛依德、霭理士、福柯这样的性哲学大家，尚缺少像《性行为档案》、《性研究学报》这样高水平的专业杂志，对性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把握得不够；对性认识论、性本体论、性价值学以及性学方法学问题缺乏起码的研究，以致近年来陷入散乱无序、各自为政、泡沫学问以及无“学”可学的窘境。
性学实际包括性的自然科学、性的社会科学与性的人文学三个位格。但性学学术研究的危机在于被各个学科所肢解，使这本来具有完整体系和巨大包容的大性学失去了内在的逻辑结构，因此很难在短期内促成中国性学的研究的吉辛科隆效应。（注：吉辛科隆效应(Gerschenkron effect)。社会科学中的大量特征及研究中的困难，应归之为它们比其他学科起步晚，为了激发科学的严密性，社会科学可能会有意无意地运用更为先进的科学模式，即社会科学（本文中主要借以说明人文学）也存在一个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范式”，并加快其发展速度。详参见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115）真正的西方性学研究始于对人文精神的倡导，由于它属于人性，则将性的研究与人类的全部情感和问题结合在一起；人就是矛盾，就是困难，就是问题，因此性学研究长期处于危机。性学研究中存在着浓重的实证化、纯自然性和失人性，过于强调技术主义，机械地移用现代医学科学中的自然科学范式。我们的性学研究是采用一种沉沦的思维模式，放弃形而上学的思辨而使性被彻底物化，失去其人文性。因此，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而把人的“性”看作是目的而非手段，把人和性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如卡西尔指出的，人是整个哲学的核心而不是某一个环节或部分；弗洛依德是把人类的性问题当作人性和人生的现象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并灵肉合一地去审度性的价值；后结构主义代表福柯（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之一，西方学术界称之为本世纪最后的大师。其自命为尼采主义者；他研究疯癫、疾病、犯罪，考察性史，批判现代文明的理性霸权和资本主义权利关系。福柯有关性学的哲学思考，新锐深邃，对当代西方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他私生活云谲波诡，死于爱滋病，为此震惊世界。
福柯指出，把性转换为话语实际上是一种性欲的宣泄；修道院中的忏悔实际上是创造纵欲的通道；西方社会产生的女性身体的“癔病化”、儿童性欲的“教育化”、“生育的社会化和变态性快乐的“精神病化”这四大有关性策略体现了性欲中的权力结构；性自由实质上只是性欲使用策略的转变。福柯对于性学研究的独特视角和才智精到的分析以及其研究方法对中国性学界有重要参考价值。）主张：“所有真实性都只是特定框架、结构、系统内的真实性，…真实必定是该理论所属体系内部逻辑的产物”。（注：张宽。语词梳理。读书，1995,(4):113）弗氏在《性史》中再三强调“性和性态是历史文化概念，而不是自然概念和生物概念。”（注：刘北城。福柯的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256）这是对现代西方文化一个根深蒂固观念的挑战。福柯的研究其实正如他本人所述是关于性的权力—知识机制的研究，因此他把《性史》第一卷称作《求真意志》。
性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性之学，它的普遍性和开放气势主要是由于它的人文属性，因此性人文学的研究应是性学研究的中心。性人文学，首先是性哲学的研究远高于性科学，它对于性社会科学与性自然科学或技术的指导作用是决定性学学术研究和性学学科兴衰的关键。关于性人文学科的性质实际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它明显区别于性的自然科学部分或概念，又根本不同于性社会科学；第二，它具有深刻的哲学思想性质和属性。性人文学和大人文学一样并不是一个事实的世界，而是人类生存价值的世界和意义的世界（注：孙慕义。开放的医学开放的人，医学与哲学，1997,(10):519）。这个文化的世界并非外在于自然与社会，只是从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出发赋予自然与社会以意义；从人类的自由追求出发赋予性的自然与社会意义以评价。用人类自由追求的生存精神、欲望、生命和健康状态、种系繁衍和对于快乐、美、幸福的追逐与信仰方式使性学中的人的自然和社会关系“文化化”。就是说，性学人文学科在事实性的“性”之上为人类自身又建立一个性的人文世界，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从性的本体论的人性价值出发建立起来的世界，它是人为了自己的存在而由人建立起来的；性人文学科具有非科学性，因此，性人文学科不应误读为性人文科学。
性的真实性只是特定的科学框架、结构、系统的真实存在，而这个真实是人文性的理论体系内部逻辑的产物；其“科学”常常不是被发现而是被传播的，它是由话语建构的，这种真实只是话语的真实。而关于性和性的知识都是话语生产出来的，因此，性人文学的任务旨在于对这一话语系统产生过程的追溯，对其历史文化进行分析、研究，对性的知识系谱学不断地予以怀疑和批判，从而使性学的学术研究具有真正的革命性。性的知识的生产系统不间断地推出观念、价值、意义，并可能影响干预全社会，从而控制人的心灵和行为；如果性的主体观念“离开了关于性别、语言、文化、经济、心理学等学科知识，离开这些学科关于人的论述就是不可想象的”，（注：张宽。语词梳理。读书，1995,(4):113）同样，对于中国性学研究中的人文学论述进行清理与整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否则，将影响下一世纪中国性学学术研究的命运。
人文世界所具有的生存本体性、价值和意义决定了它不同于自然科学部分和社会科学部分。性人文学科和性科学区别明显，但当今它与性社会科学的界限模糊，常被混淆。性政策性、性法学、性社会学、性经济学、性管理学等是以性的社会现实、社会存在为对象的学科，它们有严格的科学性和事实性，为便于把握、辨别行为的是非、性质和取舍，必须予以明确划定，凡在具体事实世界为选择操作宗旨者一般作为性社会科学。但性哲学、性伦理学、性美学、性神学（性宗教学）等则是以本体性的人的生存价值、生存意义为对象的，“它们从本性上说并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对于事实性的认可或认同，而毋宁说是人类基于自身的生存自由追求所进行的价值创造和意义创造，或者说是从人类的自由生存的终极目的出发，赋予事实性的自然和社会以人学本体论的价值和目的。”（注：意指性学应分为“在”与“在者”两大学科体系，前者是意义和价值的世界，即性人文学领域；后者是事实的世界，即性社会科学和性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其有严格的科学性；详见拙文，同5）即性人文学是“在”的领域，性自然科学和性社会科学是“在者”的领域。可以说，性人文价值和意义的研究、评价与创造不是屈从于“在者”本身，不是囿赖于“在者”，性的人文世界所关注的、性人文精神所赖以选定的方向也不是“在者”本身。中国的所谓性文化研究一直过份依赖于“在者”，并过份地顾及科学或技术现实，如道家的房中术等。性人文学既然是人文学科，就必然对“媚俗的”自然和社会之“在者”具有一种超凡的批判态度，它关注现实是为了改变它，而改变它正是出于一种永恒的人类精神，并非是因一时的功利或实用使然。因此，对于现代中国性学语境和性学学术研究的取度和导向值得讨论和反思。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要杜撰一个自然和社会之外的第三个事实性的实体世界，也不否认性的人文价值和意义必须在实体世界中予以表述，它任何境遇下也不否认和无意取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地位，更不可或根本没有意义另外凭空创建一个“语词的乌托邦”来扰乱业已就序的中国性学学术研究；但不能因此就忽视或践踏性人文学科的尊严和纯洁，因为它着眼于人的生存和自由，着眼于人的本质属性。中国的性学学术研究如果不从哲学的根本问题去审视、审查，恐怕永远也解决不了性学和人的存在所需要的哲学理性和性的人文精神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是贴近“科学技术”的性研究越解决不了现代后的性文化问题，甚至会加重性学学术危机，因为，性的问题常常是由我们控制不了或我们并不了解的原因决定的，正如弗如伊德所说，这些原因并非是社会和经济的，“而它们是个人的和精神的”（注：莱斯利·斯蒂文森（英）。袁荣生译。人性七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