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生活的完整性：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何以必要与何以可为
徐海娇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4）
摘 要： 劳动教育不是生活以外的形式训练，人正是在劳动中实现生活的意义。人工智能时代在促进个体生活现代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私人生活公共化、个体意义碎片化和人际关系陌生化的危机和挑战。如何超越技术理性中物的尺度，实现生活活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就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劳动教育应通过彰显技术理性中人的双重尺度、深化对生活意义的体验和拓展职业交往中的人文内涵以及突出个体的内在情感和思维，使个体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冲击，真正实现完整的意义生活，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
关键词： 劳动教育；人工智能时代；意义生活；完整性
自1956年达特茅斯夏季研讨会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后，经过60多年的不懈探索，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引领下，加之经济社会发展强烈需求的双重驱动，人工智能呈现爆发式增长。阿尔法狗战胜人类顶尖围棋高手，写稿机器人和智能翻译机竞相上岗，“未来诊室”中人工智能精准诊断，智能家居走进千家万户……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频频亮相，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以及生活方式，人类社会正在加速进入一个人与人工智能共同生活和协同工作的时代，即人工智能时代。2017年，我国正式提出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发展人工智能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助力抢占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战略高地。人工智能在为这个时代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由此引发的技术理性过度膨胀和异化也对人们完整的意义生活提出了严峻挑战。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割裂与失衡不能通过将个体发展同技术文明发展对立起来加以解决，相反，只有深化智能生活作为人与自然的统一，在寻求建构人的完整意义、复归人类的本质中才能实现。劳动作为意义生活和人类本质复归的重要实现形式，如何看待进而解决好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问题，是新时代践行劳动教育的基础性前提和基本切入点。
一、人工智能时代对意义生活完整性的冲击
人与动物不同，动物的生存是一种无意识的本能的生命活动，它无法将其自身及其生命活动视为意识对象，因而无法建构丰富的意义世界；而人的生活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活动，世界是作为他的意识对象而存在的，因而能够感受和创生丰富的意义世界。由此，包含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在内的人的生活不是一种事实经验的自然积累，而是一种拥有完整意义的存在，是人作为类本质得以自我实现的活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广泛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深化了人们平面化的交往方式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人们生活意义的完整性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乃至重塑。
二是从试点到推广突出一个“全”字，汇聚了江岸食药监监管智慧。完成了两个试点的改造升级工作后，推广的问题随之而来，好啃的骨头已经啃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资金和场地成为横在推广路上的两座大山。为此，我们以大数据收集为突破口，为辖区36个农贸市场约10名检测人员下载APP，目前，与APP对接传输数据的新机器约为11台，存在25台新机器缺口，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在APP数据传输环节中灵活设置了机器上传与手动输入两种模式，解决数据全覆盖的问题。今年江岸食药监局将做好财政预算工作，争取多方支持，力求在明年完成辖区全部农贸市场蔬菜农残检测室升级改造工作。
1.私人生活的公共化
人工智能区别于一般信息网络技术，它不仅极大地突破了技术应用的时空局限，而且表现出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这种高度融合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往往对个体生活 “无孔不入”地渗入，从而带来私人生活公共化的风险。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流通和共享成为推动人工智能时代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然而，数据共享和私人生活之间却存在着先天矛盾和利益冲突。这是因为，人工智能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的加速融合在促进产业创新发展的同时，使个体无时无刻不暴露在全景式的监控下，侵占和挤压个体的私人生活。以个体消费为例，随着编码逻辑的活动越来越标准化和碎片化，自动算法系统作为新的认知层面，建构了个人的电子档案，能够实时地解读和编辑个人行为、筛查个人的心情、追踪个人的喜好，甚至能够抓取个人对信息的感知趋向，进行针对性地信息推送。[1]在这样一个全景式的智能化社会中，私人生活中人们消费需求的满足已不再是问题，“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才是问题。任何现实需求的产生与满足都可能成为生产决策智能化的一个环节。私人生活在越来越依赖社会化生产的同时，也将自己变为公共生活的组成部分。
公共化固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但被迫的公共化也会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带来紧张和焦虑，正如阿尔贝特·施韦泽指出的，“心灵也有其外衣，我们不应脱掉它”[2]。一个完整的生活必然是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必要的张力，人工智能不断加剧社会生活的不透明性和个人生活的透明性之间的反差，必然引发个体的焦灼不安和意义的失落。同时，当人工智能的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时，为谋求生活资料的活动尤其是家务劳动也必然逐渐淡出私人生活领域，甚至可能被公共服务业取代，这些活动表征的生活意义又该从何处弥补？这些都需要我们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公共化挑战，重新构筑个体的意义生活。
人工智能在强调高度的人机协同和信息技术的决策能力时，也向人寻求意义、掌握意义的理性能力发起挑战，这种挑战对生活意义的完整性造成强烈的冲击。相比较网络时代让人面对一个信息溢出的世界，智能时代更进一步提出人不仅面临信息无法抉择，甚至也难以抉择自身，人成了一个人机协同判断过程的逻辑环节。为此，如何超越技术理性中物的尺度，趋向人的内在尺度以实现人完整的意义生活，就成为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规定。
为此，劳动教育如果只是让学生训练某些遗忘的生活技能，那还不能使人摆脱片面技术理性的窠臼。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更应该让个体在家务劳动、校园劳动、校外劳动以及志愿服务中自觉认识到单纯的问题解决还是人某一种理性能力。人在生活实践中如何处理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关系反过来如何界定世界乃至人自身，才是人主体能动性的真正体现，正是这种主体性的实现蕴含着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特别提出，人工智能的全面发展不仅要强调技术服务的智能，更应将人工智能运用至拓展产业链条、升级产业结构的过程中。[12]这不仅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个体发展的需要。劳动教育一方面应充分发掘技术变革生活方式的价值和意义，尤其要关注人工智能的现实应用对法律与社会伦理的冲击，通过探索劳动与智能生活之间的关系，构筑更加符合社会发展、更具弹性的社会关系准则；另一方面，劳动教育应主动融入智能生活，通过深度学习、跨媒体协同处理等技术活动提升人改造环境的创造能力，拓展问题解决以外理性能力的意义向度，从而超越物的尺度，凸显智能生活中人的尺度，塑造人作为生活意义建构主体的地位和价值。
第一，关注亲子关系和家庭功能，提供以家庭为基础的干预。社会依靠家庭为慢性病患儿提供长期的护理，因此家庭需要更多更有效的支持。儿童疾病和医疗过程会引起或加剧家庭困难；反过来，家庭功能和环境也可以促进或阻碍医疗效果。针对慢性病患儿的心理社会的干预不仅要适用于患儿自身，也需要考虑到患儿父母乃至整个家庭系统。亲子关系和家庭凝聚力是患儿和父母的重要资源，既影响他们的心理社会功能，也影响他们对疾病的适应、接受以及管理。虽然注重加强亲子关系的干预措施主要在心理健康领域使用，但它们也适用于关注身体健康的医疗环境[28]。注重亲子关系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心理社会干预模式可以成为针对慢性病患儿干预的一个发展方向。
2.个体意义的碎片化
近年来，人工智能迎来质的飞跃，从学界、业界小圈子 “飞入寻常百姓家”，真切地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其中最为深刻的改变集中在思维方式上。人工智能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以信息参与决策实现深入的人机协同，知识信息不再单纯是个体寻求生活意义的分析对象，信息负载意义，知识负载判断，个体的意义分散于零散的信息中。
早在后喻文化的提出中，米德就指明了随着知识信息的激增和学习方式的更新，信息时代的知识传递将是一个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在世前辈的过程。[3]这种后喻文化现象告诉我们，知识信息的意义发生史同人的自然史并不是亦步亦趋的。但这种后喻文化还是着眼于知识传递的代际特征，针对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工智能尤其是混合增强智能则提出智能理论应突破人机协同中的瓶颈，通过对直觉推理、因果模型等研究与应用，实现机器的学习与思考接近甚至超越人类的智能水平。这样不仅在人与人之间，甚至在人机之间，针对某一具体情境，个体对事物意义的决断也可能不再处于价值链的高端。这就必然强化个体意义对信息的高度依赖，人类与生俱来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岌岌可危，从而颠覆了完整的意义生活。
传统在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中，我们往往仅将劳动看作经验活动的表象，将劳动中的价值实现看作对劳动成果的实际评价，从而将劳动过程在事实与价值的领域割裂开来。但是马克思有关两种尺度的论述则说明了劳动不是实现生活目的的外在手段，劳动本身就是真善美相统一的实现过程。只有这种过程才是马克思心目中属人的劳动。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的背景下为达到某一现实目的的合规律性活动总是试图使人成为某种人，即使在高度人机协同的场景也是如此，并不能真正将人从物的尺度中区别开来。劳动教育要实现的就是对这种片面技术理性的反省，在合规律的生存性活动中找到与生活目的的统一性，真正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这就是智能时代劳动教育通过劳动唤醒个体对完整生活意义的追求。
3.人际关系的陌生化
马克思将人的劳动同一般动物的生存活动区别开来，动物纯粹生物意义上的生存活动作为一种自在的过程，只是按照其所属的种的尺度进行生产的，人的劳动作为有目的的改造性活动，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生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价值级序与价值选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劳动中这种价值级序与选择区别于机器表征的计算理性在于，它不仅是一种合规律的建造，而且是一种合目的的建造，作为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表现就是人懂得处处把自己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9]，劳动过程中合规律性已经内在于目的性之中。
在对熟人社会的认识上，费孝通先生较早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在他看来，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构成一个关系由近及远展现影响的人际世界。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促使社会关系走向智能化和虚拟化，打破了传统交往的时空局限，却使个体过度沉湎于虚拟空间，久而久之，个体的社会交往能力与群体意识逐渐下降。
此外，人工智能对交往方式的改变不限于此，它超越了信息网络技术单纯作为沟通手段的中立性，使得人机关系、虚拟与现实的关系真正成为人际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时代的这种介入往往模糊了熟人社会交往中的人际准则，正如日本已有研究指出，人际交往中的宜人性和亲社会性在人机协同的环境中逐渐被淡漠了，人们不再是通过交往的体验形成对人际关系的认识，而是通过交往目的的实现与否判断人际关系。[6]传统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代之以越来越明显的功用性交往目的，这种交往的功用性正是人际关系陌生化的重要根源，进而引发人工智能时代个体归属感的匮乏、安全感的降低和自我认同的焦虑，大大地降低了个体的幸福感。
二、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何以必要
在信息网络、社交网络和价值网络组合效应之下，互联网内容创作模式主要演化为三种形式。主要包括PGC（精英生产内容）、UGC（用户生产内容）和OGC（机构生产内容）模式。PGC和OGC模式是融媒体内容生产的主流，但互联网平台鼓励UGC模式，这也是缩减平台内容生产成本、保持平台长久生命力的主要策略。融媒体中心内容体系建设需要有机组合三者，从中整合筛选出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内容。这就要求中心能够为内容生产者提供更具活力的创作环境，给予网民更多的包容。
1.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途径
我国劳动教育的实践是建立在马克思教劳结合思想基础上的，在马克思看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途径。然而，在对教劳结合思想的理解上，过去我们往往受制于经验化的认识，将劳动单纯看作现实活动的经验表象，以至于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出对劳动教育的认识疑惑，即劳动教育究竟是生活技能的形式训练还是专门的教育内容。其实，当我们超越形式化地将劳动教育看作教劳结合思想的现实演绎，便不难理解教劳结合思想的提出乃至劳动教育都是透过实践改造人自身的思考结果，而非片面的经验手段或抽象的形式前提。为此，马克思对劳动与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生动地描绘，“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7]。世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自在而同一的，我们是在不同的生产劳动中，在这些劳动表征的思维模式中形成对生活的不同体验。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劳动中人的双重尺度，“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8]。劳动作为一种改造现实的活动，它不仅要把理想转变为现实，也是对价值之善和人内在之美的实现，因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并且赋予其实现有意义和有尊严的生活能力是实施劳动教育的价值诉求。
2.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人作为社会性存在，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正如马克思强调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人工智能在深化人与人之间平面化的交往方式同时，更加强调人机关系对人际关系、虚拟场景和现实生活的介入。这种介入重塑了传统熟人社会中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建构起来的人际关系，为人际关系带来陌生化的新挑战。
1990年的《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关于公司核心竞争能力的文章，其中首次使用了核心竞争能力（core competence）的概念。他们围绕着“核心”、“稀缺”和“独特”等特质把核心竞争能力定义为技能和知识的集合，是企业关于知识的集体学习，特别是学习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及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他们对于核心竞争能力的理解包含三点关键内容：第一，核心能力更多与知识、技能相关联；第二，能力不只是卓有成效地利用资源，还与组织结构密切相关；第三，能力在使用过程中因得到应用和分享而增强。
正如康德在阐释知性时提出，如果说分析能力还是对已有经验的重组与改造，判断力则是人能动性的集中体现，一个满脑医学理论的医生不一定在病情的判断上表现卓越，判断力不能通过训练习得，只能在实践和应用中养成。[4]人工智能时代，个性化的 “算法+推荐”模式破坏了信息呈现的全面性和多样性，人的思维被算法规制，这不仅剥夺个体全面获取信息的权利，而且侵蚀个体的判断力，进而操控和控制个体的价值偏向和行为偏向。人工智能时代对人判断能力的挑战最为深刻地触及了人寻求意义的能动品格。如果说网络时代带来的是人在庞杂信息面前的无从选择，那么人工智能时代则以人这种能动判断的失落向个体意义提出碎片化的挑战。
3.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
劳动是一切美好幸福生活的基础和源泉，离开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和创造性劳动，所谓的美好幸福生活不过是镜中花和水中月。这是因为，一切美好幸福生活在本质上与人的需要以及需要的满足密不可分。人的第一个前提性需要是物质需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0]。人为了不断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不得不 “以学习求生存”，学习那些自然界和遗传没有赋予的生存劳动技能，在认识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同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11]
劳动不仅仅能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满足个体的物质需求，还能创造出绚烂的艺术与文化，满足个体的精神需求。动物与人不同，动物无法感知美和幸福的存在，而人却能够体悟和创造美和幸福，进而充盈丰富的精神世界。此外，劳动不仅是满足个体的生活需求和社会发展的生产手段，而且是凸显自身价值的基本途径，人通过劳动使其本质力量得到确证和肯定，这种确证和肯定在主体层面会带来一种深层的愉悦与体验，从而使个体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和深刻。由此可见，美好幸福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东西，无论物质的、精神文化的，皆为劳动付出和创造之结果，这也为劳动教育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提供了基本依据。学生在参与农业生产、工业体验、商业和服务业实践以及家务劳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不再是生活以外的形式训练，而是让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切实体会美好幸福生活基于需求的满足，劳动则为满足需求提供了现实路径，即使在人机高度协同的时代，幸福也是奋斗出来的。
三、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何以可为
人工智能时代将人引入人机协同的世界同时，也向人寻求生活意义、实现意义的理性能力发起挑战。劳动教育怎样超越将劳动单纯视为技能训练的认识局限，使人自觉认识到劳动是彰显生活意义的个体实现过程，这是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促进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可为空间。
1.彰显技术理性中人的双重尺度
人工智能时代在推进人机协同的智慧水平同时，也无形中将生活意义的尺度统一于合规律性，凸显了技术理性在生活意义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劳动教育应发掘技术理性中人的双重尺度，在寻求生活意义的过程中帮助个体重塑主体价值。
人工智能以数据的深度发掘和决策机制试图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乃至常规性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也向人寻求意义的理性能力提出深刻质疑，如果人生在世的意义都只是合规律的决策实现，那么当机器接近甚至取代人的判断力，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种质疑一方面架空了人的主体性，导致个体被迫公共化、被迫服从计算理性，从而引发个体主体性丧失的焦虑；另一方面，技术理性不断泛化和僭越，在人的价值级序中被极大提升乃至成为价值的顶端。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个体的发展不能脱离时代发展孤立地进行。智能时代在张扬技术理性的同时也揭示了不仅是自然界的一般运动，甚至人创造环境的生产劳动仅仅作为问题解决技术，实质都是在物的尺度下进行生产和建造。
在样品前处理过程中选择合适的固相萃取柱是实现净化的关键。目前针对地西泮及硝基咪唑类净化而使用的固相萃取柱主要有C18柱、HLB柱和混合阳离子交换柱(MCX)[19]。本试验比较了以上3种固相萃取柱的净化效果和回收率，发现C18固相萃取柱是由于溶液pH值较低，化合物普遍回收率偏低且平行性差，过小柱时容易堵塞；选用HLB固相萃取柱时过柱比较顺畅，样品平行性比较好，但是基质效应比较高，峰形偏胖且回收率都低于60%，而选用MCX柱固相萃取柱时，由于试剂的酸碱性使得对地西泮及5种硝基咪唑硝基咪唑类药物均有良好保留，基质效应比较低，峰形比较好，回收率高于85%，净化效果好。
2.深化对可能生活的意义体验
毛泽东同志在阐释实践时曾强调，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14]随着人工智能介入现实生活的程度不断加深，传统私人生活中的家庭劳动变成了社会公共服务，如何深化这种意义体验，是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为此，劳动教育应加强学生生活实践、劳动技能和职业体验教育，在劳动体验中不断发掘智能生活的鲜活素材的同时，要努力引导学生走向生活，全方位地展现日常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此外，劳动教育还应发掘日常劳动产品背后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内涵，引导学生热爱生活。在此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劳动教育最终应让学生自觉认识到技术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弱化生活技能，相反有创造力的劳动是比单纯的机械劳动更为艰苦的活动，个体只有更为主动地探索生活的意义、发掘这种意义可能的空间才能应对技术将生活单向化的挑战。
物的生存是一种走向确定性的过程，它的本质和它的存在是自在同一的，而人的本质不是固有的现存物，乃是人生在世的意义。人的本质需通过存在过程建构，“存在先于本质”，因此是一种 “可能的生活”。正是这种可能的生活规定了人的意义体验不是直接地满足需要，而是沉浸在这种满足承载的特定历史文化中。正如马克思提出的，“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13]。这种对生活意义的感知不能靠满足需要来积累，只能通过劳动在历史过程中获得。
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和因果模型极大地发挥机器参与生活和问题解决的能力。但是，单一的问题解决情境是一种确定性的生活，它把一切意义都扁平化为以满足需要为最终目的的单向生活。劳动教育应向个体揭示可能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个体对生活的意义体验，从而实现个体人格和精神的健全发展。
3.拓展交往世界的人文内涵
人工智能时代超越网络时代的重要表现就是技术不再是一种服务生活的中立性手段，机器与通过它表征的虚拟现实都成为人的世界的组成部分。这在极大拓展了人们生活空间的同时，也模糊了人际关系和人机关系之间的边界，乃至造成交往世界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为此劳动教育应重申交往的人文性并拓展其内涵。
智能时代使得共创分享成为社会生态的基本特征，这种共创分享不仅体现在知识和数据的跨时空流动中，更体现在人机之间、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对话中。这意味着不仅知识技术手段成为社会流动的要素，甚至人的生存技能以及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都成为智能化的一个环节。这在促进社会经济高效发展的同时，也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交往空间，在人际关系上引发了交往中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但同时，我们应当看到，智能生活生产出平面化交往的同时，也凸显出个人的社会性能力在交往中的价值。正如杰里米·里夫金强调的，由于社会分工的精细化，我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与之伴随的是我们愈加认识到生命的脆弱性和不可重复性，这种唯一的生命存在感更能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别人独一无二的人生旅程。[15]
选取2016年1月～2017年1月本院接收的异位妊娠大出血输血治疗患者40例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平均年龄（26.68±1.76）岁；平均孕周（8.99±1.06）周。根据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将其分为两组，各20例。无不良反应组为无输血不良反应或无感染的患者，不良反应组为有输血不良反应或感染者的患者。比对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在此基础上，劳动教育应实现个体能力的社会化，积极应对智能时代对交往世界陌生化的挑战。这种社会化的核心就是教育不仅要教会个体学会生活的基本技能，更要关注能力在社会中的可迁移性。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反思教育：向 “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中明确提出，仅凭教育不能解决所有的发展问题，为此应该着眼于全局的人文主义方法，努力实现新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增长必须遵从环境管理的指导，必须服从人们对于和平、包容与社会正义的关注。[16]而这种全局的人文发展模式，其实现核心就是学会学习，通过能力的迁移化实现交往的普遍性和人与人的共同理解。这就要求劳动教育必须将生活技能中的核心素养作为培养的重心，通过劳动提升个体的职业意识和协作意识，以劳动为契机深化对不同时空人群的文化理解。尤其在社会伦理的构建上，劳动教育不应将职业交往中的公正诚信、敬业爱业等精神仅看作个体私德来培养，更应当看作个体社会性品质的核心，以职业交往带动一般人际交往，丰富人们交往世界的人文内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将智能时代与平面化交往简单地等同起来，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交往世界的异化挑战。
4.突出个体的内在情感和思维
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不断重塑我们的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机械技术革命替代了手工劳动，重新定义了人力和物力资源；电子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替代了体力劳动，甚至替代了部分脑力劳动；业已到来的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实现了实体物理世界与虚拟网络世界的融合，将人们从体力劳动乃至常规性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增加了个体从事思考、审美等闲暇时间，更加专注于创新能力、思考能力、审美能力的提升，必然引发价值的再次转移。[17]这次会重点突出难以被机器学习和掌握的人类内在情感和思维——思考力、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从而坚守和体认个体日渐失落的内在价值、尊严和精神。
劳动教育的载体作为一种操作性的实践活动不同于理论沉思，是建立在劳动主体对劳动对象的否定性占有的基础之上的，包括对劳动对象的操作、运用和再创造，劳动中潜藏着劳动主体独特的心智模式和特有的思维方式，这有利于劳动主体形成新的认知习惯，即实践的推理。与科学不同，它不是一种 “在手”的活动，而是一种 “上手”的活动，这种 “上手”的活动对世界的存在做出了客观的、人们可以感知的改变。恰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劳动不只是铲子和犁，而且是一种思维。[18]在个体亲历的劳动教育实践中，需要个体通过劳动实践的推理 “联结”结构与功能的鸿沟，而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就必须经过整体性思维、分析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的综合，必须实现实体性思维向关系性思维的转换。由此看来，从过程论来认识劳动教育的本质，人工智能时代将使劳动教育在学习内容、学习方式方面实现新的突破，获得新的空间，达到新的高度，它不再仅仅着眼于动手操作技能的培养和训练，而是更加注重创造性思维、复杂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和系统方法论的培养，从而真正实现手脑并用，[19]转变长期以来唯分数、唯书本、唯训练、唯考试，追求 “纸面成长”的不良取向。
[42]央广网：《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柬埔寨文化旅游发展迎来新契机》，http://dl.cnr.cn/tnhb/20171031/t20171031_524007040.shtml，2017年10月26日。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榆林因气候酷寒、交通落后，导致当地冬季新鲜时蔬供应匮乏，城乡居民只得长期将酸菜作为冬季主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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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ity of Meaningful Life: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Xu Haijiao
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is not a formal training out of life,but in labor that people realize the meaning of life.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t not only promotes the modernization of individual life,but also brings the crisis and challenges of the publicity of private life,the fragmentation of individual meaning and the strangenes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How to transcend the scale of objects in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realize the unity of life activities with regularity and purpose have become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erefore labor education should enable human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ively through manifesting dual scales of human in technical rationality,deepening experience of the meaning of life,expanding humanistic connotation in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and highlighting the inner feelings and thinking of individuals.Only in this way can labor education help human realize a complete meaningful life,better promot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create a better and happy life.
Key words: Labor education；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Meaningful life；Integrity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2019）11-0088-08
来稿日期： 2019-09-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 （19YJC880107）
作者简介： 徐海娇，女，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东北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
（责任编辑 吴潇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