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际共运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贡献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并为这一路线的贯彻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保证。它不仅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而且为国际共运作出了贡献。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新的活力
1980年新年伊始，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谈到了80年代的三件大事，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三是加紧经济建设。他指出：“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在这篇讲话中，他也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他说：“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251页。）
邓小平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国际共运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指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第 261页、320页、306页、118页）“坦率地说， 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260页、第261页、320页、306页、118 页）各国要发展本国经济，就必须走自己的路。为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就把打破僵化，解放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提到了全党的面前，要求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定要转变思想观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又指导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使全党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口号下，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促进了全国思想的大解放，出现了勇于实践、大胆探索的新局面。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用崭新的观点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为国际共运重新迎来社会主义信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应当“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恩格斯又指出：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结果之一，就是要“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3页。）列宁更为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产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86页。）只有从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出发，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体现。然而，在国际共运的实践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观点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斯大林时代，把阶级斗争的理论搬到了世界舞台上。他认为：“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取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注：《斯大林文选》上卷，128页。）诚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深受苏联的影响。我党逐步地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1957年，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页。）就这样又主观地把阶级斗争从社会上扩大到党内，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而形成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基本路线。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开始，直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其间20年，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实践上愈演愈烈，在理论上也愈加荒谬。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不仅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而且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和追求。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时深刻指出：“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
为了挽回社会主义的声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进行新的长征。全会的这一决策和号召，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们的根本利益。邓小平一直坚持并反复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一条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他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他反复强调这样一条政治路线是大局，是中心，是最大的政治，是长期的任务，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条路线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之林立于不败之地。
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为国际共运提供了新的经验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了现实，在国际舞台上建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二战后社会主义革命突破了一国的范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和世界的政治面貌。
但是，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本世纪80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
我国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十多年的建设，面对1989年的国际形势，邓小平说：“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代，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第261页、320页、306页、118页）我国的冷静，完全缘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这也像小平同志指出的：“党的十三大概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第 261页、320页、306页、118页）“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第261页、320页、306页、118页）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部动力，也是一条强国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中国的改革开始启动。改革，就是要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中国原是依照苏联模式构造的经济体制。这种僵化的体制由于压抑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以及整个经济生活缺乏活力，致使几十年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迟缓，不断重复着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的粗放式的发展方式，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要求得生存，必须开辟一条新路，结论只能是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然后波及全国城市，向纵深发展。20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正在从事的改革确实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我国的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单一的公有制被国有、集体、个体和“三资”企业等多种所有制所代替。经济生活活跃，各项建设事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它正在改变着僵化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开始取得惊人的成效。它还带来了意识形态、特别是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开放、竞争、积极进取的观念深入人心，精神第一的价值取向被追求物质的更加务实的价值观念所取代。社会生活色彩缤纷。这为世界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全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第 261页、320页、306页、118页）
新时期，同改革同步发展的另一件大事是对外开放，它与改革相辅相成。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发达国家、“后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历史启示我们：开放则兴，封闭则衰，“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因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提出改革的同时，又提出了对外开放的设想。从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到利用外国的智力，从建设开放的基地和窗口到全方位的开放，从经济开放到文化开放，多层次的开放，随着国际交往联系合作日益广泛深入，中国有了较多学习、借鉴、利用国外资金、经验的机会，中国正在努力缩小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中国正在与开放的世界融为一体。
我党正是把这两个基本点及其相互依存、渗透的关系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才有效地避免了实践中的片面性，保证了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和地。
四、党际交往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促进了国际共运的大团结
党际关系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立时期起，就十分强调各国革命运动的独立自主和完全平等。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国际共运一方面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国际性的事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又十分尊重各国工人阶级的自主权。第一国际允许各支部在不违背协会总方向的情况下自由地制定它的理论纲领。第二国际坚持“自由联合”、“自愿联系”的原则，反对干涉他党内部事务。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世界性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国际，列宁在世时还比较注意倾听各国党的意见。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则成了发号施令的总机关，对各国党进行粗暴干涉，损害了国际共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共产党虽独立自主倾向增强，逐步打破了国际领导中心和大国控制。但在国际共运的实践中，由于当时苏共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它长期以来被奉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无产阶级的“祖国”、革命人民的“靠山”和“避难所”，苏共也常常以此自诩，从而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导致兄弟党之间存在着大党压小党、老党压新党的老子党作风。
国际共运的教训清楚地表明，各国党之间如果不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则会严重阻碍国际共运正常的健康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这一思想的提出， 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处理党与党之间关系的新时期。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又把发展与各国党之间关系的独立自主、互相尊重的原则写进了自己的决议。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即著名的发展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党际关系理论的发挥和发展。
我党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具有丰富的理论内容和实践基础。它是一个有机整体，各条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独立自主是处理党际关系的核心，就是对本国人民负责，而不是对外国党负责；就是根据本国实际选择发展道路，而不是照搬他党模式；就是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外交立场，而不是服从他党的外交政策。完全平等是发展党际关系的基础，各党无论大小、强弱、历史长短、执政与否都是平等的，不应有领导、被领导之分。各党应互相尊重，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增加于人，各党之间的意见分歧不应影响到党与党之间的正常关系。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保证，没有这一条，其他三条无从谈起。
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党确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对于增进各党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对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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