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新维度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逻辑论文,资本主义社会论文,资本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5)02-0051-06 近些年来，资本、文化及其相互关系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是一个必然趋势，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与资本作为现代生活中的两个基本要素，其紧密程度越来越高，其重要地位越来越凸显，共同构成了人们现实生活的基本视域，它们之间的博弈与融合不仅关系到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而且关系到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 一、资本与文化：相辅相成 资本和文化均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缔造者。马克斯·韦伯、丹尼尔·贝尔等学者在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地联系起来时，就深刻洞见到现代文明形成的重要基因——文化。资本与文化共同推动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过程中，资本与文化不是两个不相干的并存力量，而是铸成为一股合力。尽管资本仍然是主要因素，但文化依然是辅佐着资本扩张的重要方式。具体地讲，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资本的文化逻辑与文化的资本逻辑。 (一)资本扩张在文化上的合理化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运动是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统一。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经济形式，既有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也有消亡的历史必然性；既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正能量”，也是限制乃至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负能量”(即“资本扩张悖论”)。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1]。如今，“资本扩张悖论”正日益显现，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以及由于资本吮吸“人的自然力”和“自然界的自然力”来实现的扩张，进而导致人的发展危机和文化危机，这些都体现出资本的“历史极限”。但资本的本性是不可更改的，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是它不变的誓言。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必须选择与文化合作，把文化作为自己扩张在观念领域里的证明。文化发展既为资本发展开拓空间，又为资本提供一种精神动力。这可以称之为“资本的文化逻辑”②。这种逻辑，以资本为核心，以文化为载体，是资本对文化的利用，或者说，文化只是资本扩张的手段或工具。 首先，资本创造商品交换市场，而商品交换市场又不能没有文化的规范和引导。就是说，文化影响着资本的走向。资本不仅创造了一个“文明”世界，而且也创造了一个“野蛮”世界。资本的“野蛮”，是指资本在逐利过程中不择手段，铤而走险。资本的“文明”，根据马克斯·韦伯以及丹尼尔·贝尔等人的意见，是指资本应该具有一种理性，即“宗教冲动力”控制或遏制“经济冲动力”，否则，其结果只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消亡”，并进而导致社会结构的断裂。在这个问题上，丹尼尔·贝尔的观点不失为一种历史洞见。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他指出：“这本书的一个主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对积累的强调中，使积累活动本身成了目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道德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到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将经济从一系列道德目标中拆分出来，或认为创造财富本身是个目的；相反，创造财富被视为实现德行、引导文明生活的一种手段。”因此，“最终指导经济的还是经济深植于内的文化价值体系。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是有效的；但只有在构塑它的文化价值体系内，它才合理”[2]2-3。尽管这是道德哲学家的道德理想，根本不可能改变资本逐利的疯狂本性，但这种理想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资本逻辑之中，对资本起着一种引导、制约作用，否则，资本世界恐怕早已“崩盘”。 其次，创新是资本的内在动力，而文化是资本创新的催化剂。前面说过，资本的逐利本性不可改变，它可以将一切能够赢利的要素和形式都容纳进自身，但资本总是随着世俗世界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获取利益的方式。在现代社会中，这通过两个基本的层面体现出来： 一是文化引导消费，消费助长资本扩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形式上越来越具有文化的特质，这种特质也呈现出一种令人不解的“悖谬”：文化成为资本扩张的工具。这可从当今的消费社会窥见一斑，即把消费文化解释为资本化或物化，这是社会普遍异化的真实体现。贝尔认为，享乐主义世界是时尚、色情、广告、电视和旅行的世界。的确，广告、影视以及书刊等等铺天盖地，与其说它们是文化的载体，倒不如说是资本的传媒。它们传播的是文化，壮大的是资本，因此，它们是文化与资本的结合体。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特征是人受到物的符号逻辑的包围。在消费社会里，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及个体的幻象和冲动，价值、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丧失换来的仅仅是日常性的享乐[3]。在人们的消费和享乐中，资本也享受着狂欢。 二是文化消费市场的形成与扩大，推动了资本创新场景的变化。随着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日趋多样与全面，但无论如何变化，物质性消费和精神性消费永远是人们消费的基本结构，只是这两种消费的比重在不同的条件下不同而已。资本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在于，它给人们的物质性消费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当今消费主义占主导的情形下，精神性消费便日益走上前台。这给资本创新提供了历史性的前提。资本的主导形态不断发生变化，从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今天的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等，总之，资本的战场已经从生产领域、交换领域、消费领域等转到了文化领域。早在19世纪，马克思便预言，在各国经济走向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文化生产也将获得世界历史性意义。马克思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4]417。今天，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化领域逐渐成为资本角逐的主要战场。 再次，作为一种权力，资本对世俗世界的控制从未停止，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等“硬”权力到文化的“软”权力，都一一纳入彀中。不言而喻，文化权力具有终极性。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在资本追逐的权力体系中，文化权力具有终极性，因为文化像血液一样渗透到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之中，并决定着一切权力的最终命运，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就是例证；二是对于资本权力而言，文化权力具有深入人心的趋势，导致人在心理上接受其统治，这可从弗洛姆的论述中得到确切证据。可以断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的“历史极限”将定格在文化权力上，也就是说，随着文化权力走到极端，资本权力也将终结，资本主义社会将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构成了整个社会的观念基础。或者说，文化处于社会结构的最深处，从而成为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思想的表达。布迪厄正确地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并取代政治和经济等传统因素跃居社会生活的首位；政治和经济都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只有文化的大规模介入，才或多或少形成对政治和经济的有效制约。因此，资本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宰制，最深刻、最彻底的，无疑是控制社会的文化权力。只有控制文化权力，资产阶级才能控制政治权力以及所有的社会活动，从而从根本上实现自己的目标。 (二)文化发展需要资本提供动力 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履行着资本的扩张与剥削职能。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的思考是辩证的。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马克思认定“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5]。在他看来，现代文明条件下的精神生产不具有物质生产的意义，精神生产的价值只存在于精神文化领域，资本扩张主要是通过物质生产来实现的。但在《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又讨论了“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表现”。马克思认为，在非物质生产中，甚至当这种生产纯粹为交换而进行，因而纯粹生产商品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生产的结果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它们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的形态，因而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存在，能在这段时间内作为可以出卖的商品而流通，如书、画，总之，所有与艺术家所进行的艺术活动相分离的艺术品”；第二，“产品同生产行为不可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师、医生、牧师等等的情况。”譬如，“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4]416-417。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尽管“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只能非常有限地被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而且按照事物的性质只能在某些部门内发生”，但至少说明马克思看到并承认，在现代市场机制中，文化与资本相勾连的情况是不可否认的。当然，随着资本在整个社会中的全面扩张，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普遍地运用和进行，包括精神生产。所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的发展也需要利用资本的力量，文化依然尊崇着资本的逻辑进行发展。 首先，文化是一个意义世界，具有超越性，但这种超越性必须以现实为根基，是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并向未来生长的树——意义树。离开现实，文化便失去生命力。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现实就是资本宰制着整个社会。文化一经产生，尽管具有相对独立性，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但它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现实，马克思不仅认为物质生产的掌控者往往也控制着精神生产，而且认为文化生产(即精神生产)反过来也掌控着物质生产，并产生经济社会价值。同时，文化越来越体现出资本的性质，即文化的商品化或工业化。文化产品的明码标价已不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普遍的、深入人心的，并正在改变传统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越来越充塞进世俗生活，人的意义世界越来越与世俗世界趋于等同。 其次，资本扩张推动着文化发展，成为文化繁衍的基本推动力。这有两个意思。一是资本扩张必然带动文化扩张。一个令文明蒙羞的事实是：随着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资本主义文化也在向全世界各个角落渗透。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它以文化的全球一体化为目标，是文化权力的野蛮运用，必将带来文化帝国主义。二是资本扩张给文化发展注入了活力。文化既然要立足于现实，就必须立足于一定的物质基础，而资本在这方面的功能是强大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591。唯物史观的这种洞见永远有效。同时，文化发展具有渐进性的特点，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面对资本的迅速扩张，文化如不改变现状，就只能“慢半拍”，如此，文化的超越性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在资本的“滋养”或“感召”下，文化也越来越具有资本扩张的野心，即文化需要利用资本扩张来迅速地扩张自己。 再次，文化扩张不仅表现在形式上，而且表现在内容上，文化与资本越来越具有同质性，即以价值增值为目标。虽然文化的繁衍主要在观念领域，但文化的资本基础是不可否认的，即资本扩张构成文化扩张的核心动力与强劲支持。这就是文化资本化。 布迪厄在其论文《资本的形式》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根据布迪厄的观点，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以一种具体化的状态而存在，如一个人的思想和肉体的长时间存在；以一种客观化的状态存在，当文化资本转变成像“图片、书、辞典、乐器、机器之类的东西的时候，那么文化资本就是以这客观化的状态而存在”；以工具化的形式存在，譬如学术认同感的形式。尽管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与经济学的人力资本这个概念非常接近，甚至有人将两者等同起来，但布迪厄理论对人们研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当代文化资本理论基本上是沿着布迪厄的思路演进的。1998年，戴维·思罗斯比教授基于布迪厄的理论，提出了第四种资本的观点，认为文化资本是继物质资本(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之后的第四种资本。他认为，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7]，并强调，可以将文化资本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可能有利于我们对可持续性的理解。应该说，这个定义更接近今天人们对文化资本的理解。 资本与文化的相互需要和相互支撑，决定了资本的文化逻辑与文化的资本逻辑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共生性。资本在文化的支持下不断拓展疆域，更新手段，获取利益的方式更加隐蔽。文化在资本的支撑下，以市场为导向，一改传统的发展模式，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大规模生产，实现自身的迅速扩张和全面覆盖。二是融合的趋势。所谓融合，不是一方战胜或消灭另一方，而是一种新质的东西的产生。这种新质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资本。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即资本，资本即文化。但在根本上，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样态。 二、资本与文化：不同的价值旨归 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文化为纲领不断地发展。恩格斯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8]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一方面，资本主义文化出现了异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人们对文化返璞归真的要求日益强烈，文化的地位日益凸显，因为只有真正的文化才或多或少给人以反思生命的可能，并有可能使资本在理性的道路上前进。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资本和文化如影随形，不可分割，但必须承认，资本与文化在本质上截然不同。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对资本的批判，就像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必须归结为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一样。所以，马克思的批判是以资本批判为主要维度或轴心原则展开的，“异化劳动”这个“核心立足点”只不过是资本批判的逻辑起点或“支架”。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在广阔的视域中进行的，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资本论》充分展示了这种广阔性、丰富性和复杂性。概括起来，这体现为层层递进的三个环节或三个层面：资本本质，资本特性，资本逻辑。首先，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理解为自然物质实体的观点，马克思就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9]878具体地说，就是资本家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榨取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关系，是一种剥削关系或压迫关系。“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至于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9]269。就是说，资本家是资本活动的主体，是一个有意识、有意志的资本运动的代表。资本家以资本的名义组织生产，以资本的力量统治社会，不仅具有致富欲，还有强烈的统治欲，因此，“资本家本身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是统治者”[4]393。其次，资本之所以是一种“社会关系”，是由其特性所决定的。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是积累起来的人的劳动力剩余价值的部分。因此，资本的本性就是无止境地追求价值增值或剩余价值。资本以异化劳动(抽象劳动)为手段，以价值增值为目的。“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9]269。再次，资本“是一种运动”，或者说，“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10]。只有在运动中，资本才能实现价值增值。这就体现了一种奇特的生产方式：人类生产活动的目的原本是为了对使用价值进行消费，而资本却把使用价值封闭在交换价值当中，并以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为目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被颠倒了。而且，这种运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殊历史规律。这就是资本逻辑。米歇尔·博德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既非人，亦非机构，既非出于意愿，亦非由于选择。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生产方式在起作用的逻辑，一种盲目发展而又顽强积累的逻辑。”“这是一种取决于商品生产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使用价值是必定返回到资本的剩余价值的支柱。而且，价值必须以现金体现，商品必须出售，否则，积累就会停滞，危机就会接踵而至。”[11]资本本性是资本逻辑的灵魂或核心驱动力，资本逻辑是资本本性的具体展开。 以资本为基础形成的资本逻辑，一方面，不断地加强资本的权力，使资本成为这个世界的“绝对理念”、神圣的“以太”和真正的主体，另一方面，又使社会财富这个“物”不断地占据人的心灵的领地，成为“世俗的上帝”。尽管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但这种“社会关系”是以物为媒介的。这个“物”表现为商品的大量堆积及其可交换性。可以说，资本的统治力及其秘密缘于这个“物”，又以这个“物”为表征。权力加财富，或权力与财富的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成为霸权——资本逻辑成为实质上的物化的社会关系的逻辑，即资本逻辑成为现实生活的主宰。 在资本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顽强地生长着另一个重要生命特征——文化的救赎。 文化以物或物化的符号为载体，以人心的滋养与塑造为旨归。人们常说，文以载道，以文化人。这里的“文”，既是指具体的文化符号或文化形式，也指文化。而文化的直接指向是人，核心是人心。海德格尔认为，现代世界的根本危机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现代人远离了自己诗意的生存根基，悬于无底的深渊之中而不自知[12]。也就是说，“离家”是现代人面临的最大困境。解决这个危机的途径不是别的，而是“归家”。在我们看来，所谓“诗意的生存根基”，实际上是一个意义世界，是超拔于世俗之上的精神领域，而“归家”也只能是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所谓精神家园，“就是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不能实现的理想安放在一个可能的意义世界，在这一世界之中，人的自由获得一种想象或者象征的解决，它并不是我们生活的现实，却是我们生存的一个真实的维度”[13]。只有在意义世界之中，马克思所推崇的人的自由解放才成为可能。那么，现代人如何才能抵达这个世界呢?毫无疑问，商品、资本、货币等物的因素与这个世界无涉，科学技术也不是通达这个世界的坦途，只有文化(当然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或先进文化)才是引领人们回到自己精神家园的“诺亚方舟”。可以说，根植于人的变革现实世界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文化才是使人从拜物教中摆脱出来的必要手段。只有超越资本逻辑的文化，才能实现人类自我的救赎。 从上述可知，资本和文化两者具有异质性，分别趋向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世俗世界，一个是意义世界。贪得无厌是资本的根本特点，它根植于世俗生活之中，追求的是剩余价值与世俗权力。“资本是一种现实性逻辑，资本所追求的就是现世的产品与现世的权力，资本与超越指向的理想、价值、意义无关，资本也就是世俗的生活与世俗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础条件，却不是人类发展、人类追求的目标。我们不能要求资本为人类生活提供目标、价值和意义，不能希望单纯发展资本逻辑来实现社会平等、政治公正、意义充实”[14]。而为人类提供目标、价值和意义正是文化的使命。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任何文化都根源于现实的物质生活，都是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都要受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文化结构的制约。因此，文化应立足于现实，但又超越现实，具有超越性。文化以自由为魂，以超越性为翅膀，通过一系列象征体现出一种自由精神，实现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从而展示出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文化的一般特征，也是文化区别于资本的根本之所在。贝尔认为：“文化想要富有意义，就必须超越现实，因为它是对一些根本问题的反复回应，而这些答案通过一系列象征，对存在之意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内在一致的解答。”[2]序言6“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是以想象的形式，通过艺术和仪式，特别是那些‘不可思议事件’来理解世界的努力。不可思议事件就是任何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在他一生中某些时刻都必须面对的源自生存困境的悲剧与死亡。”[2]序言11当然，贝尔所讲的文化是指文学、艺术等。其实，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看来，全部文化都具有超越性[15]。 这样，资本与文化的相互反制就理所当然。资本表现为占有：占有劳动资料，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力，占有劳动产品，占有剩余价值。占有是现世的，它紧紧地抓住眼前一切获利的机会。资本的这种占有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手段，在以消费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它提倡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只有消费和享乐才能使资本永远处于亢奋之中。尽管资本所创造的世界给人的自由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但人的自由和发展永远不是资本的出发点和目标。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资本是排斥文化的——排斥文化所拥有的高洁的精神。在现代社会，文化的任务则是要把人从物的统治或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唤起人的崇高精神生活，不做物的奴隶，而做自己的主人。文化不反对资本发展，但它反对资本把人当作工具而不是目的，反对人格的物化和物化的人格。在意义世界，人是目的，而资本只是手段或工具，是服务于人的。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 如此可见，文化发展一方面推动了资本创新，但另一方面，它也是资本逻辑的一种消解因素。进一步说，资本是通过文化工业来实现对人的宰制。通过控制文化来控制人，这是最残酷的，也是最彻底的，因为按照卡西尔的理解，人是文化的动物，控制了文化，就等于控制了人的灵魂。这种控制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是文化的物化。这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文化产品是人们生产出来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它具有和商品一样的属性。另一方面，文化的内容已被商品所充塞，高洁的精神被低俗的奴性所取代，文化的超越性让位于商品的世俗性。二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物化。在文化商品化的条件下，体现人的意义和价值的本真文化质变为压制人、奴役人的文化工业，意义世界在资本的魔掌中只能向隅而泣。因此，由资本本性所决定，资本必须对文化进行控制，并成文化的主宰，或者说，把文化纳入资本逻辑之中，使之成为夯实资本逻辑的力量。于是，资本的文化权力登峰造极。但在资本与文化的博弈中，资本主义的固有属性决定了，文化永远处于资本的下风，文化只能是资本的“奴仆”。倘若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从根本上破解这一文化与资本的矛盾，不能彻底变革资本逻辑所统治的社会制度，也就无法真正实现自我的救赎。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对资本主义审视和批判都将成为过眼云烟，而在文化层面来揭示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和“历史性”或许才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三、结语 随着市场机制的基本形成及其有效运行，当代中国已经走上了追赶现代化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之中，资本几乎在各个领域扎下根来并壮大自身。资本扎根中国并不会改变其追求价值增值的本性。事实证明，当资本目标与人们对物质生活追求的热望相一致时，资本逻辑释放出来的强大力量令人惊讶。短短3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用了几百年才能达到的水准，实现了一种巨变或飞跃。用马克思的话说，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然而，资本打开的是“潘多拉魔盒”，伴随着人们对“希望”的向往，释放出全部的“邪恶”——资本的邪恶。当人们的物质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资本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资本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以及物质享乐主义正在一定程度上腐蚀着整个社会的机体。在这一境遇下，超越资本逻辑的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显得更为重要。 有人说，文化建设就是搞产业化，而文化产业化有可能落入到资本的陷阱之中，即被资本逻辑所牵制，形之为商品化了的肤浅文化。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尽管我们把文化建设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但事实上，文化事业的背后依然闪动着资本的“影子”。在市场机制中，任何把文化事业与资本完全脱离开来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因此，文化与资本的矛盾在现阶段仍然是不可消除的，这正是讨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前提。在当代中国，建设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化事业，就必须正视资本与文化的博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可以是文化繁荣的条件，推动着文化自身不断开出丰富多彩的果实。但是，我们不能对资本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而必须加以管控。这就需要加强制度建设，既包括一些具体的制度，但更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规范、引导资本及其控制下的文化产业，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并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使用价值，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质。在每个生产部门中，它所关心的只是生产剩余价值，在劳动产品中占有一定量的无酬劳动”[16]。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就不能这样，它不仅要关心自己生产的文化产品具有什么样的使用价值，还要关心自己生产的文化产品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质，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文化生产的手段。在文化生产各部门中，它所关心的不能仅是利润，而更重要的是产品的文化价值。值得指出的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要真正超越资本的逻辑是依然艰难的甚至超乎想象的，但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者而言，这却是一次机遇，一次在超越资本的逻辑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由此开启人类新文明类型的契机。 注释： ①此文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5年第1期。 ②国内学者最早阐释了“资本的文化逻辑”问题。有学者认为，“所谓资本的文化逻辑意指资本关系在其发展中对文化形态的利用和对文化权利的角逐”；“资本的文化逻辑”即为“资本场景创新”；“文化的资本逻辑”本质上是“文化的资本化”(参见任平著《文化的资本逻辑与资本的文化逻辑：资本创新场景的辩证批判》载于《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庄友刚著《从资本的文化逻辑看文化产业的发展定位》载于《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标签：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剩余价值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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