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废除不平等条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条约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战争威胁或政治讹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注：据研究者统计，从1840—1949年的108年中，中国同21个国家签订了745个不平等条约。这在世界殖民主义历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怪事。参见高放：《近现代中国不平等条约透视》。）这数百计的不平等条约，几如重重枷锁，紧紧地束缚着中国，使其失去了独立和统一。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修改或废除奴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下简称“废约”），成为中国走向国家统一和独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一项重要任务。
孙中山毕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富强而奋斗，他始终强烈反对不平等条约，并把它视为谋求祖国独立和统一斗争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活动。但是，在“废约”问题上呈现的是一个颇为曲折、复杂和矛盾的逐渐推移过程，有着明显的演进阶段。
本文拟就孙中山与“废约”问题的发展变化轨迹及其影响作一探讨。
一
孙中山生活的1866至1925年间，正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酷烈的年代。从1884年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订《中法新约》，到1901年八国联军践踏北京，订《辛丑条约》，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犹如台风掀起的割地、赔款的狂潮，将中华民族推向苦难的深渊，同时也唤醒了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先进的爱国志士，投身到反抗斗争中。
面临着国家权益被列强分割、祖国陷于危亡的局面，孙中山在十九世纪末酝酿民族斗争时，就了解中国是受着“五洲列强”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国在国际上是处于“奴隶”的不平等地位。正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屈辱和苦难、国家的贫弱和残破的激发下，促使他走上了挽救祖国危亡的道路。所以在他革命活动一开始，他就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的侵略及其危害。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指出：“我中华受外国侵凌，已非一日”，大声惊呼：“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页，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祖国的独立富强为出发点，他提出了“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页，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组织起革命团体兴中会，以求摆脱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半独立国”的不平等地位，从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
甲午中日战后，帝国主义侵略一步步加紧的现实，使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识更加明确，他揭露和谴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活动，驳斥帝国主义的侵略论调，警告帝国主义者如胆敢瓜分中国，中国人民定会“同仇敌忾”，奋起“自卫其乡族，自保其身家”，使他们“无安枕之时”。（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223页。）他联络爱国志士，“合成大团”，要立志“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孙中山的炽热爱国热忱和坚决反侵略思想，为他以后的“废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最直接的主观条件。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用以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革命的主要工具，指出：“数十年来，中国与外国所结条约，皆陷于侵害中国主权及利益之厄境”。（注：《中国国民党对中俄协定宣言》，《国父全集》第二册，第151页，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基于对不平等条约的切肤之痛，他明确地表示对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愤慨和批判。他说：“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使其能“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4页。）使中华民族陷于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 孙中山称不平等条约为“卖身契”、“铁锁链”。他在探析国家民族危机严重的原因时，与不平等条约联系起来，认识到是各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落到“半独立国”、“次殖民地”的境地。因此，他将“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二者，并列为欲实行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8页。）的内容。可以看出， 孙中山甫踏上民主革命的征途，即对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危害性具有一定的认识，表示出要求国家独立自主的愿望，对不平等条约甚为不满，欲以去之而后快。
孙中山的“废约”反帝思想究竟始于何时？
往昔论者多认为它产生在二十年代，即1923年以后。从现有史料来考察，我认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已具有“废约”思想是符合实际的。
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曾相继发表了一些反对不平等条约和列强在华特权的言论。他痛切地指出：“中国向来与外人所订条约不良，丧失主权”（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8页。），致使其“外交之棘手，系因条约”（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49页。）。基于国家独立自主的原则，孙中山提出了反对不平等条约和“除去”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并宣称将要求各国同意重订海关税则，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以“得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谊”。迨辛亥革命既起，孙中山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前途，怀着十分乐观的希望。国家过去屈辱既因清廷的腐败积弱自招其祸，推翻清廷后一个新的中华民国自然要独立自主于世界之林。他在辛亥年返国前，即11月23日，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栽谈话中，明确指出：要“重新掌握海关及其税收”，实现近代中国“早想抹掉的屈辱历史。”（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4页。 ）中华民国甫告成立，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务要“一洗而去”“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2页。）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曾对“废约”问题进行了研讨，商议如何进行的对策。它在发布的《中华民国对于租界应守的规则》中，针对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租界内强行设立审判机关会审公堂一事，提出了要求收回管理权，以维护司法主权独立的主张。（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10—1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1912年1月6日，孙中山在答复南京《大陆报》记者问及“领事裁判权其将撤废乎？”时，毫不犹豫地指出：“自当撤弃，一俟改革既定，即须实行此事。”（注：《孙中山集外集》第1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他已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至今仍为“半独立国”，“盖以中国现在尚未收回领事裁判权也”（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第499页。），提出在“各种改革完成时，政府当立即取消领事裁判权”。（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92页。）他还强调要裁去通商口岸、 收回租界，严词拒绝了外国在上海扩张租界的企图，认为“此乃华人之意志，谓吾人必要独立者，更不愿在中国而归洋人统辖也。……洋人欲拓上海租界，惟吾人不允，此乃当然之理也。”（注：《国父全集》第二册，第805页。）
值得提出的是，1912年3月， 孙中山又以“力谋国际平等”作为《同盟会总章》中政纲之一，积极地谋求摆脱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还多次要求废除侵略者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一再强调：“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340页。）；“中国政府将取消各口岸（之租界）”；“吾人将取法日本。日本所有之外国人，皆受日本管辖。”（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68页。）
与此同时，孙中山1911年冬在上海与外报记者谈话，1912年8月9日在北京与报馆记者谈话，同年9月29日在济南与报馆记者谈话时， 均有类似争取国家权益的主张。
从总体上看，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有了初步认识，对修改、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是作了考虑，打算俟革命成功之后进行“废约”之事。当时，尽管他尚未明确提出“废约”这一概念，但是他萌发了除掉不平等条约的初步设想，并提出了收回国家权益的一些具体主张，冀求逐步砸碎列强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铁锁链”。这虽然只能说是孙中山“废约”思想的萌芽阶段，却已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废约”思想初露端倪，从而为后来提出成熟的“废约”主张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在二十世纪初年，随着民族危机的更加深重，孙中山对不平等条约危害的认识日渐深刻，政治态度日趋明朗。照常理推论，他在南京登上中华民国的权力舞台后，本应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带来希望，有所作为，但是，当时政局极不稳定，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列强都未承认中华民国，在清帝退位后他们也仍只与袁世凯发生事实上的外交关系，孙中山所预期的借款和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自然无法进行。客观形势使他也无暇顾及“改约”和“废约”的设想。
不仅如此，孙中山不但未能再提出反帝“废约”口号，却反其道而行之，出现言行差距甚大，认识与行动相互矛盾的情况。
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书》中公开声明：革命前清政府与各国“缔结的条约”、“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的赔款”、“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均认为有效”，“亦照旧尊重之”，并“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0页。）实际上，早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他便明确宣布：“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的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律保护。”（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10—311页。）迨辛亥革命爆发后，又通过《通告全国书》等方式，表示：“满政府于我军起事以前与各国所有之条约，皆作为有效”；“所借外债，一概承认偿还”；“各国租界，一律保全……”。（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45页。）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 他不过是重申前议而已。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上，思想仍是矛盾的，具有着两面性。1912年5月，他曾提出取消各通商口岸的租界， 这自然是中国主权独立完整的合理要求。然而，6 月他在提出废除通商口岸制度时，又表示愿以“开放中国各方”为代价实现这一要求。他说：废除通商口岸制度，“此乃华人之志意，谓吾人必要独立者，更不愿在中国而归洋人统辖也，然吾人必将开放中国各方，以为酬偿。”并说：“此事非欲即行，吾人将必先行自立妥善，使欧洲诸国满意，然后请其裁去口岸。”（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89页。）这里， 虽仅只涉及不平等条约的一个局部问题，孙中山的态度也是软弱无力，未显示出坚强的原则的立场。与此同时，在公开的宣言和讲演中，再也见不到孙中山反帝“废约”的激烈文字，代之的是妥协退让的言论。
对于孙中山出现的这种苍黄反复，认识与行动相互矛盾的现象应该怎样理解？
过去，许多论者指出是由于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本质缺乏认识，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使然。毋庸讳言，孙中山承认不平等条约，固然包含有他的妥协软弱和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但仅此笼统地解释，既不够全面，也难以对事实的原委阐释清楚。我认为，若将这一矛盾变化过程，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上进行考察，对辨析孙中山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真正动机是有帮助的。
检阅孙中山一生的革命奋斗史，可以看出：他在相当长时间的革命活动中，一直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动和组织国内人民的斗争上，同时也找不到怎样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唤醒并组织起来的方法，而是过于重视列强诸国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所以，从他革命活动一开始，就不断想方设法地寻求和争取外国朋友和组织的支持及援助，并确曾得到过日、英、美等国进步势力和人士的较大援助，但他不能把这些进步势力同这些国家的反动政府及其实行的反动政策区别开来，甚至对待后者还寄予着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期盼凭借帝国主义的支援和谅解来取得革命的胜利和民国的建立，以完成自己拯救祖国的重任。事实上，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与反革命力量极为悬殊，特别是对待帝国主义列强，革命势力根本不能与之抗衡。因此，孙中山不能不担忧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同时又不能不幻想外援，以及争取各国的支持和承认。特别是民国初年的政局，是特殊复杂和极端不稳定，亟需千方百计地去谋求自立。在这一历史的具体情况下，孙中山面对现实，思绪纷繁，既要“维持国体”，保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又要使“艰难顿挫”的革命能够成功，如此双管齐下显然力所不逮，难以兼顾。在这种形势下，他认为，只有先清内自立，再图御外“废约”，待“内治一定，则以一中华亦足以衡天下矣”。（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2页。）所以， 孙中山权衡利弊，便作出了先自立再“废约”的抉择，使用克制的态度，在制定政策时采取了应变方策和措施。他企图在“各种改革完成时”，“俟大局底定”，再着手“废约”的计划。因此，他不敢与帝国主义列强公开抗争，不仅没有在收复主权方面采取积极行动，而且也不敢明确提出“废约”口号，以避免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敌意。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在商议“废约”问题时的态度，可以从一个方面佐证孙中山采用妥协措施的缘由。外交部官员们指出：“查自海禁开后，始与各国互订条约，……各种失败，日久变成例案，言之殊可痛心。新政府兴，自当亟图挽救。”（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9—10页。）但又认为，新政府刚成立， 各国没有承认，他们通过不平等条约夺取的权利“我们倘宣布取消，它就完全帮助清方，我们恐怕就站不住了。”并明智地认识到：“对于废约或修正，总须国家完全统一，国内有相当办法。”所以，只有打倒清廷建立统一政府后，“合力建设，再谋对外”。当前“对于各国外交，不得不容忍迁就。”（注：《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第146页。）
当然，孙中山用承认不平等条约及列强既得权利的妥协，以求达到自立目的行为，与他自己倡言的维护祖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和“维持国体”的愿望相去甚远，它既偏离了拯救祖国的伟大奋斗目标，也同当时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枷锁下迅速解放出来的迫切愿望相违悖，不利于调动而且可能挫伤人民的积极性。但是，这种具有明显的策略意义的妥协和退让，是孙中山在没有找到可靠支持力量情况下所产生的一些迷误、幻想和不适当的策略运用，是受当时历史条件所制约的。众所周知，历史发展本身就充满着矛盾，经常呈现着多样性和复杂性，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一人一身同时就包含着互相排斥的对立面，因而人们当处于客观形势复杂多变之时，他们的思想行动一时间出现了复杂多变——特别是具有复杂革命经历的孙中山，在思想上呈现出多元性和矛盾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依据具体的历史背景，阐明矛盾变化的原委及其内心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实际上，孙中山的这种妥协和退让，也是有条件、有限度的。他宣布承认不平等条约，是以列强放弃支持清廷、不干涉中国革命为前提的。在同盟会《对外宣言》中声明：“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各国权利与各国所借外债，其事件成立于此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311页。）1908年孙中山发动云南河口起义，革命军向各国发表宣言，表示承认已有的条约，但同时声明：“外国人若有援助清政府妨害革命军者，革命军即将其认作敌国。”（注：《革命文献》第67辑，第63页，台北1974年版。）起义爆发后，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通告各国书》，在表示条约有效的同时，宣布清政府于革命军起义以后与各国所订之条约、租界及借款，“一概永不承认”；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攻革命军者，“即视同敌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发表的《对外宣言书》中，孙中山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申明条约“认为有效，至于条件期满为止”，以及其他诸条“都含有不是完全承认的意旨”。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出，孙中山虽然出于策略需要而承认了不平等条约，但他却根据形势发展灵活应变，既有妥协又有斗争，防止外人与清廷的勾结，以尽量减少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概而言之，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废约”思想和行动，在认识上是正确与失误并存，坚强性与软弱性并有的两重性，而尤以失误与软弱占主导。他这样做，尽管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企图用“忍让”、“妥协”的办法，作为摆脱当前困境的出路，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一策略明显地具有严重的缺陷。孙中山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与列强相抗衡，但却意识不到若宣布代表人民心声的“废约”主张，将会激起多么巨大的一股反帝力量。“妥协”、“忍让”的结果，自然事与愿违，使他的美好愿望始终不能成为现实。
三
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年中，孙中山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斗争、苦闷和探索的坎坷旅程。他的“废约”思想也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
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斗争，孙中山在承受挫折和极大痛苦中，曾不遗余力为争取列强的外援而多方活动。然而，对于他争取外援的呼吁，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反应十分冷淡，孙中山所得到的只是一次次的嘲弄、轻侮和吃亏上当。相反，列强还支持袁世凯篡权和极力扶持南北军阀。正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共同绞杀下，辛亥革命的果实丧失贻尽，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长期混战的局面。随着痛苦教训的积多，和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或者说时代的变化）的助力，诸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1919年中国“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给了孙中山以积极的影响，促使他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他对列强和人民的认识与态度逐渐明朗，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看到了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从而对敌友我三方面力量对比的认识逐步提高，开始改变过去对列强不敢抗衡，对群众不信任、不依靠的态度，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和态度逐步提高后，孙中山随之转变了对“废约”的态度，最终形成和提出了自己的“废约”主张。
早在1918年夏季，孙中山开始对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事提高了认识，流露出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意向。他曾断然宣称：“救国，须救到无条件收回青岛及其他一切领土主权为止”（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第7页，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并于翌年初嘱告参加巴黎和会的国民党人说：在和会上“宜提出取消中国与列强所订之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被侵掠之各地。”（注：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232页。 ）同年5月的《护法宣言》中， 孙中山就明确提出了要解除“一切有损主权危及国脉之条约”。1920年12月，孙中山再次严正宣告：“对外必须使卖国条件悉行废弃”（注：《国父全集》第一册，第841页。）。 在中共党人积极帮助和人民运动的推动下，1923年1 月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他第一次公开以宣言的形式提出“废约”的主张，宣布对外要“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注：《民国日报》，1923年1月1日增刊。）“废约”这一振奋人心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孙中山对“废约”问题的认识和态度的重大转折。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里， 以纲领形式重申坚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认为“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注：《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5 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在通过制定的七条《对外政策》中，主要的前五条都与“废约”有关，明确宣布要废弃列强在华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这表明孙中山“顺应时代潮流，适乎人群需要”，对帝国主义本质和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已达到一个光辉的高度。他的“废约”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概念，至此已经正式形成。
孙中山的“废约”活动，不仅于言论上的一般理论批判和道义上的谴责、反对，以及积极地提出“废约”的要求，而且又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废约”的口号，坚决地将其作为政纲之一列入国民党“一大”宣言之中。与此同时，他还勇敢地转入了采取斗争的实际行动，并以此为中心组织和发动千百万人民群众掀起了广泛的“废约”运动的高潮。
在实际行动中，孙中山先是积极地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他在1920年8 月的一次谈话中说：“我已经看出了如何才能够停止中国现在的混乱。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废除二十一条款。”并坚定表示：“我们革命党，一定要打到一个人也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注：《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96—300页。）。之后，他又多次深入人民群众之中，号召群起参加“废约”的斗争。孙中山号召工人组成一个“大团体”，“和外国交涉，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注：《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40、835页。）；号召学生“我们要以后不做各国人的奴隶，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强调：“这就是做人的、做学生的和做一般国民的，对于民族主义应该有的责任。”（注：《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91—892页。）1923年冬的“关余事件”，则是孙中山“废约”斗争实践中的一件最为突出的事例。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不仅不承认广东政府，而且也不容许它留用西南各省应得的“关余”。孙中山面对北京外交使团扬言将以强硬手段对付，甚至还派出20余艘外国军舰集结广州威胁恫吓而毫不动摇，他针锋相对地宣告：“中国海关始终为中国国家机关，本政府辖境内各海关，自应遵守本政府命令”；截留关余的行动，“乃完全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注：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第37页，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由于孙中山毅然给予坚决回击，以及全国人民的合力抗争，终于使外交使团被迫作出将海关关余拨给广东政府的决定，打击了美、英、法、意、日、葡等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斗争实践进而促使孙中山懂得了只有坚决进行“废约”斗争，才可能“除去”帝国主义横加给中国人民的“卖身契”，清算历史的旧帐，挽救中国的危亡。
孙中山为完成自己的“废约”夙愿，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斗争，堪称殚思竭虑，鞠躬尽瘁；直到他生命弥留之际，还特别将其作为政治遗训，语重心长地嘱告国人；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注：《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640页。）
怎样认识孙中山的“废约”思想与实践的作用，它对当时及后来的影响如何？
过去，在一段时期中，我们对于孙中山思想的科学性和实践的先进性，欠缺恰如其份的评价，以致未能充分认识到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孙中山与“废约”之事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实事求是地考察，斯事的主要作用和影响是清楚的：
首先，孙中山的“废约”思想和实践，超过了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早期改良派，对于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往往都停留在感性阶段，所作的批判缺乏理论高度，较为肤浅或存有谬误。如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曾将领事裁判权说成是“时势所逼，未尝不可”（注：王韬：《韬园文录外编》。）。何启等则称赞英人把持控制下的中国海关“颇有成效”，“无可疵议”，甚至还说“未有洋人，虚耗实多；既用洋人，虚耗则少”。（注：何启、胡礼垣：《曾论书后》。）维新派梁启超曾提出：愿“将全国之地尽为通商口岸”，“即与各国订约通商”，并“保护西人洋行教堂”，（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等等。并且，他们对于不平等条约，企图以和平方式或寄希望于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解决问题，对“废约”之事并无高明对策，很少甚至没有采取过任何“废约”的具体行动。就是孙中山同时代的某些人，如邓泽如、胡汉民等，也竟提出对收回租界、海关和“废约”等内容，不要“太明显的提出来”，不列入国民党的政纲，免得影响国民党自身的地位。孙中山的“废约”主张和态度，则是大大高明于早期改良派和他同时代的民主革命派人物，达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最高水平。
其次，孙中山的“废约”思想与实践，经过曲折演进臻于完整成熟，不仅留给了后人一份值得认真继承的珍贵遗产，而且它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废约”斗争的第一页，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废约”斗争的开端，并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人民的“废约”反帝斗争有着很大的影响。
孙中山晚年对“废约”的主张和行动，益发坚定和勇敢，他果决地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改变了以往的软弱态度，敢于和西方列强进行面对面的坚决斗争。他明确提出要尽一切力量收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之飞扬跋扈。”（注：《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9日。）1924年11月，他在《北上宣言》中郑重宣布，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自己到北京去的主要任务。这一主张，表达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因而得到包括中共党人在内的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响应。正是在他的号召之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废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以后，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北伐战争。
孙中山的“废约”思想与实践，为中国人民艰辛的“废约”斗争开了一个好头，提供了经验及教训的警策和启迪，促进和推动了以后“废约”斗争的发展。近代中国的“废约”斗争，经历着一个艰难坎坷且又长期、渐进的过程，是随中国人民和国家力量的愈益强大而逐步完成的。孙中山辞世后的长达70余年的时间中，他“废约”的“未竟之业”，在中华民国时期，不论是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具有更大妥协性的北京政府，都对“废约”工作进行过不断努力，逐渐收回了一些丧失的国家主权；最终，是孙中山事业名符其实的继承者、以坚决反帝著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担当起了彻底扫除近代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历史重任。1997年和1999年两年内，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标志着毕其全功，圆满地实现了长期以来几代中国人收回领土、挣脱全部枷锁的共同愿望，湔雪百年国耻，最终圆了国家民族统一的跨世纪美梦。